作者：刘波，国际问题观察者

　　【编者按：6月17日，秦晖教授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题为《秦晖：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旋即遭到了激烈的批评。笔名为“北大飞”发表了一篇题为《错误信息导致错误结论——评秦晖老师《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同时，刘波也发表了一篇题为《秦晖《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一文的两大错误》的文章。两篇文章都尖锐地指出秦晖教授文中诸多事实错误。6月23日，秦晖教授发表文章《关于“欧穆问题”的再思考》回应批评意见。“北大飞”再度撰文《秦晖老师对穆斯林问题的几处误解》回应，再次指出秦晖教授的事实错误。本文系刘波先生第二篇回应文章，经作者授权首发于凤凰国际智库。】

　　秦晖先生近期就欧洲穆斯林问题发表了论述，并与批评者进行了互动。秦晖先生的大旨是，欧洲受左派“多元文化”主张影响，出于“政治正确”不敢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导致“极端清真寺”遍布德国，带来巨大安全隐患。虽然秦晖先生的表述可能更微妙一些，但这倒是中国知识界颇为流行的一种看法——尽管缺乏欧洲实地调研的支持。

　　包括笔者在内的批评者已经指出了秦晖先生文章的许多问题：研究方式错谬、信息源可疑、论证跳跃、引用证据不可信、从局部体验难以断言全体、逻辑错误等等。不过笔者此文不拟谈这些具体问题，而是谈秦晖先生对欧洲穆斯林问题的整体性误解。

　　在秦晖先生看来，欧洲左派出于“多元文化”主义、纵容极端穆斯林，这是问题的关键。根据他的分析，左派纵容穆斯林中的所谓“神权政治”倾向，导致右派对“异文化”感到不满，这又刺激穆斯林“极端化”。然而，笔者已经分析了，所谓左派就更宽容反自由的“神权政治”，只是秦晖先生的臆想。更重要的是，就算顺着他的逻辑，即所谓“政策纵容穆斯林”，我们来看看事实——欧洲各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右派政府执政，间或执政的左派其实也算中间派，政策都是他们定的，要说纵容也应该是他们纵容才对，怎么能把责任归给左派呢?除非你把所有非极右派都划为“左派”，这就导致一个荒谬的结果：不管其政治经济主张如何，只要不对秦晖先生所说的目前有“弊端”的“穆斯林政策”不满，就都要算成“左派”。照这么切割的话，欧洲恐怕就没多少“右派”了，几乎全是“左派”。

　　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对秦晖先生指出的“弊端”不满。比如说，近年来崛起的“德国选择党”算是“极右”了吧，但该党在伊斯兰问题上的主要诉求不过是限制一些中东国家对德国的资金投入、禁止公共场合的全身罩袍等服饰、以及对阿訇进行背景调查和资格审定等。再看看法国的情况：今年法国大选前夕，“极右”的“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公开表示，伊斯兰教和法兰西共和国是相容的，“国民阵线”只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秦晖先生的主张说白了其实就是德国应该大举取缔很多清真寺，然而，这些“极右派”都没提出这种主张。可见，即使是德国、法国的“极右派”，也要和秦晖先生的主张相去甚远。当然，德国也有一些更极右的、对“危险形势”的看法也许类似于秦晖先生的政党，但这些党派得不到多少支持。

　　那么问题来了：在秦晖先生看来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即欧洲纵容了太多需要关闭的清真寺，为什么在作为民主国家的德国，没有政党以此作为选举诉求呢?为什么德国绝大多数政党看不出来的问题，就被到德国转了一圈儿的秦晖先生给看出来了呢?

　　秦晖先生可能会说，这是人们被“政治正确”害了，被害得连对成天主张“暴力圣战”、谋划着要杀人的的人(要注意这只是秦晖先生对一些清真寺的指控而不是事实)，也容忍了。但把欧洲人的智商想得这么低也不是一种合理的估计。所谓“政治正确”也不是什么解释。一是，这个概念本身很模糊，坚持“政治正确”的人只是尊重少数族裔，不是说容忍任何少数族裔的任何主张、任何行为。二是，很多时候，反对者使用“政治正确”一词，是在他们在无法充分论证自身观点的合理性、让自身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主流时，对主流政策的一种诋毁。比如，一个反对男女平等的人也可以说男女平等不过是“政治正确”。所以，“政治正确”一词毫无证明力，使用该词通常除了把问题搞混外，毫无意义。笔者建议中国严肃学者少使用这个其实是西方俗语的词汇，以利于清晰论述。

　　事实上，作为世界三大主流宗教之一，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并不极端。在反对仇恨和暴力一事上，并不存在以信仰划线的边界，不是说穆斯林就更支持暴力活动。大多数穆斯林也很害怕那些成天谋划暴力袭击的犯罪分子(不仅限于穆斯林)，不会容忍他们。因为穆斯林也是暴恐活动的受害者，而且，暴恐袭击会加剧社会极化，加剧普通穆斯林面临的压力，对穆斯林的危害其实是更大的。欧洲国家的反恐、安保队伍里都有穆斯林成员，负责防范各种暴力袭击苗头。所以，绝不仅仅是左派，欧洲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容忍那些成天鼓吹对其他社会成员搞暴力袭击的人。

　　故而，秦晖先生描绘的一幅德国遍地都是策划暴力袭击的极端清真寺的说法，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根本就是低概率事件，是不大可信的。从证明原则上说，提出低概率事件者，应该负证明责任，秦晖先生没有充分做到这一点。就连他举例的几个所谓“极端清真寺”，都被证明是不实指控，有的还非常“开明”(liberal)，这进一步降低了他对事实描述的可信性。

　　事实上，欧洲穆斯林问题很复杂，不能简单化约为左、右对立。秦晖先生的“亲穆左派”、“反穆右派”之说很成问题。右派不一定反穆，左派不一定亲穆。比如说，法国“国民阵线”也重视争取穆斯林选民，也有穆斯林支持者，比如一些也主张限制外来移民的穆斯林，而遭遇恐怖袭击的《沙尔利周刊》则是一个激烈批判宗教的左派杂志，被视为反穆斯林。此外，在同性恋等社会价值观问题上，欧洲穆斯林保守派其实更接近基督教保守派，而不是左派。

　　当然，不同群体间不可能不存在张力，不可能没有隔阂，在暴恐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欧洲的确存在一定的对穆斯林的不安情绪和警惕心(要缓解不安情绪，只能靠欧洲内外部环境的改变)，但“反穆”要反到主张大范围关闭清真寺的人，在欧洲是极少数。看了秦晖先生的描述，好像“亲穆左派”和“反穆右派”是旗鼓相当的，其实不然，除了极右派之外，主流右派也是主张不要过度猜忌、和穆斯林和平共处的，比如德国的默克尔、英国的梅等，都是右派。欧洲人对穆斯林的态度，根本就不能简单地以“左”、“右”来划分。另外不要忘记，欧洲还有大量归信伊斯兰教的本土居民。

　　此外，秦晖先生的分析还遗漏了重要的外部变量，仿佛欧洲的事态发展只是单纯在内部演进似的。事实上，欧洲二战后就引入大量穆斯林移民，但在“冷战”结束前，相关争议相对较少，现在则出现一系列问题。在此期间，秦晖先生所说的“穆斯林政策”并未发生多大变化，欧洲一直实行法治下的宗教自由政策，而国际形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中东冲突加剧。通常，变化的原因应该被归因于已变条件，而不是未变条件。可见，要让“欧穆问题”缓解，可能还需要从内外环境等方面多找原因，而绝不能想当然地归因于“左派宽纵穆斯林”。这种说法也许能满足一些人已有的意识形态偏好，使其产生一种虚幻的“看穿真相”的愉悦感，但其实经受不住严格的检验。

　　作者：刘波，国际问题观察者

　　【编者按：6月17日，秦晖教授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题为《秦晖：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旋即遭到了激烈的批评。笔名为“北大飞”发表了一篇题为《错误信息导致错误结论——评秦晖老师《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同时，刘波也发表了一篇题为《秦晖《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一文的两大错误》的文章。两篇文章都尖锐地指出秦晖教授文中诸多事实错误。6月23日，秦晖教授发表文章《关于“欧穆问题”的再思考》回应批评意见。“北大飞”再度撰文《秦晖老师对穆斯林问题的几处误解》回应，再次指出秦晖教授的事实错误。本文系刘波先生第二篇回应文章，经作者授权首发于凤凰国际智库。】

　　秦晖先生近期就欧洲穆斯林问题发表了论述，并与批评者进行了互动。秦晖先生的大旨是，欧洲受左派“多元文化”主张影响，出于“政治正确”不敢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导致“极端清真寺”遍布德国，带来巨大安全隐患。虽然秦晖先生的表述可能更微妙一些，但这倒是中国知识界颇为流行的一种看法——尽管缺乏欧洲实地调研的支持。

　　包括笔者在内的批评者已经指出了秦晖先生文章的许多问题：研究方式错谬、信息源可疑、论证跳跃、引用证据不可信、从局部体验难以断言全体、逻辑错误等等。不过笔者此文不拟谈这些具体问题，而是谈秦晖先生对欧洲穆斯林问题的整体性误解。

　　在秦晖先生看来，欧洲左派出于“多元文化”主义、纵容极端穆斯林，这是问题的关键。根据他的分析，左派纵容穆斯林中的所谓“神权政治”倾向，导致右派对“异文化”感到不满，这又刺激穆斯林“极端化”。然而，笔者已经分析了，所谓左派就更宽容反自由的“神权政治”，只是秦晖先生的臆想。更重要的是，就算顺着他的逻辑，即所谓“政策纵容穆斯林”，我们来看看事实——欧洲各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右派政府执政，间或执政的左派其实也算中间派，政策都是他们定的，要说纵容也应该是他们纵容才对，怎么能把责任归给左派呢?除非你把所有非极右派都划为“左派”，这就导致一个荒谬的结果：不管其政治经济主张如何，只要不对秦晖先生所说的目前有“弊端”的“穆斯林政策”不满，就都要算成“左派”。照这么切割的话，欧洲恐怕就没多少“右派”了，几乎全是“左派”。

　　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对秦晖先生指出的“弊端”不满。比如说，近年来崛起的“德国选择党”算是“极右”了吧，但该党在伊斯兰问题上的主要诉求不过是限制一些中东国家对德国的资金投入、禁止公共场合的全身罩袍等服饰、以及对阿訇进行背景调查和资格审定等。再看看法国的情况：今年法国大选前夕，“极右”的“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公开表示，伊斯兰教和法兰西共和国是相容的，“国民阵线”只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秦晖先生的主张说白了其实就是德国应该大举取缔很多清真寺，然而，这些“极右派”都没提出这种主张。可见，即使是德国、法国的“极右派”，也要和秦晖先生的主张相去甚远。当然，德国也有一些更极右的、对“危险形势”的看法也许类似于秦晖先生的政党，但这些党派得不到多少支持。

　　那么问题来了：在秦晖先生看来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即欧洲纵容了太多需要关闭的清真寺，为什么在作为民主国家的德国，没有政党以此作为选举诉求呢?为什么德国绝大多数政党看不出来的问题，就被到德国转了一圈儿的秦晖先生给看出来了呢?

　　秦晖先生可能会说，这是人们被“政治正确”害了，被害得连对成天主张“暴力圣战”、谋划着要杀人的的人(要注意这只是秦晖先生对一些清真寺的指控而不是事实)，也容忍了。但把欧洲人的智商想得这么低也不是一种合理的估计。所谓“政治正确”也不是什么解释。一是，这个概念本身很模糊，坚持“政治正确”的人只是尊重少数族裔，不是说容忍任何少数族裔的任何主张、任何行为。二是，很多时候，反对者使用“政治正确”一词，是在他们在无法充分论证自身观点的合理性、让自身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主流时，对主流政策的一种诋毁。比如，一个反对男女平等的人也可以说男女平等不过是“政治正确”。所以，“政治正确”一词毫无证明力，使用该词通常除了把问题搞混外，毫无意义。笔者建议中国严肃学者少使用这个其实是西方俗语的词汇，以利于清晰论述。

　　事实上，作为世界三大主流宗教之一，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并不极端。在反对仇恨和暴力一事上，并不存在以信仰划线的边界，不是说穆斯林就更支持暴力活动。大多数穆斯林也很害怕那些成天谋划暴力袭击的犯罪分子(不仅限于穆斯林)，不会容忍他们。因为穆斯林也是暴恐活动的受害者，而且，暴恐袭击会加剧社会极化，加剧普通穆斯林面临的压力，对穆斯林的危害其实是更大的。欧洲国家的反恐、安保队伍里都有穆斯林成员，负责防范各种暴力袭击苗头。所以，绝不仅仅是左派，欧洲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容忍那些成天鼓吹对其他社会成员搞暴力袭击的人。

　　故而，秦晖先生描绘的一幅德国遍地都是策划暴力袭击的极端清真寺的说法，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根本就是低概率事件，是不大可信的。从证明原则上说，提出低概率事件者，应该负证明责任，秦晖先生没有充分做到这一点。就连他举例的几个所谓“极端清真寺”，都被证明是不实指控，有的还非常“开明”(liberal)，这进一步降低了他对事实描述的可信性。

　　事实上，欧洲穆斯林问题很复杂，不能简单化约为左、右对立。秦晖先生的“亲穆左派”、“反穆右派”之说很成问题。右派不一定反穆，左派不一定亲穆。比如说，法国“国民阵线”也重视争取穆斯林选民，也有穆斯林支持者，比如一些也主张限制外来移民的穆斯林，而遭遇恐怖袭击的《沙尔利周刊》则是一个激烈批判宗教的左派杂志，被视为反穆斯林。此外，在同性恋等社会价值观问题上，欧洲穆斯林保守派其实更接近基督教保守派，而不是左派。

　　当然，不同群体间不可能不存在张力，不可能没有隔阂，在暴恐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欧洲的确存在一定的对穆斯林的不安情绪和警惕心(要缓解不安情绪，只能靠欧洲内外部环境的改变)，但“反穆”要反到主张大范围关闭清真寺的人，在欧洲是极少数。看了秦晖先生的描述，好像“亲穆左派”和“反穆右派”是旗鼓相当的，其实不然，除了极右派之外，主流右派也是主张不要过度猜忌、和穆斯林和平共处的，比如德国的默克尔、英国的梅等，都是右派。欧洲人对穆斯林的态度，根本就不能简单地以“左”、“右”来划分。另外不要忘记，欧洲还有大量归信伊斯兰教的本土居民。

　　此外，秦晖先生的分析还遗漏了重要的外部变量，仿佛欧洲的事态发展只是单纯在内部演进似的。事实上，欧洲二战后就引入大量穆斯林移民，但在“冷战”结束前，相关争议相对较少，现在则出现一系列问题。在此期间，秦晖先生所说的“穆斯林政策”并未发生多大变化，欧洲一直实行法治下的宗教自由政策，而国际形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中东冲突加剧。通常，变化的原因应该被归因于已变条件，而不是未变条件。可见，要让“欧穆问题”缓解，可能还需要从内外环境等方面多找原因，而绝不能想当然地归因于“左派宽纵穆斯林”。这种说法也许能满足一些人已有的意识形态偏好，使其产生一种虚幻的“看穿真相”的愉悦感，但其实经受不住严格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