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先生是我最景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秦晖先生学识渊博，持论中正，观点独立，思辨性强，不附流俗，令人敬佩。他的著作和文章，仿佛思想的盛宴，一直能带给我无限的启发，从中受益良多。不过，近日秦晖先生的《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却引起了一些讨论，其中尤以“北大飞”先生《错误信息导致错误结论——评秦晖老师<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一文，影响最广。笔者不揣浅陋，也想对此文提出一些批评，以求教于秦晖先生及其他方家。

　　首先，我想对标题中的“穆斯林政策”一语提出批评。我是做媒体的，假设我要采访德国的一位政府高官，如果我询问对方“德国的穆斯林政策”，肯定是非常不专业的，对方也会质疑我的职业素质。假设我这么提问，估计对方也会回答我：“我国有宗教政策、移民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少数族裔权益政策等等，都可能和我国穆斯林公民或居住在我国境内的他国穆斯林发生关系，但我国没有专门的穆斯林政策。”只根据宗教信仰而把穆斯林单独拎出来对待，与这些公民的其他属性相剥离，这含有因信仰不同而区别对待的歧视意味，也不符合各国政策现实。中国的情况亦然：中国有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可能和穆斯林公民有关，但没有“穆斯林政策”。

　　接下来谈重点。我对秦晖先生文章的几乎每一段都有强烈的不同意见。但为简便起见，我只谈两项最主要的质疑(“沙利亚法”问题“北大飞”先生叙述详备，本文不深入)。我认为秦晖先生从一开始就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欧洲的宗教自由政策理解为无条件地允许一切极端主张、极端行为，二是认为“多元文化”的主张者就天然地倾向于接受非西方文化中的“神权政治取向”(秦晖先生使用的这个术语具体是指什么需要澄清，不过为叙述方便我们暂且沿用此语)。秦晖先生的这两个观点，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无凭无据的“政策纵容极端”指控

　　在《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一文中，秦晖先生用自己的“传闻证据”(anecdotalevidence)指称，欧洲对各种穆斯林“极端”团体无限纵容，包括那些主张“不择手段地消灭基督教”的清真寺，以及进行“强制传教”的穆斯林。(秦晖先生的叙述过程存在极为疏阔的逻辑跳跃，如从一地的见闻就跳跃到一国的“政策”，再跳跃到评论整个欧洲的“政策”，完全忽视各国差异，不过我暂时不详谈这一点。)

　　在笔者看来，秦晖先生描述的这些情况是不可想象的。任何欧洲国家的宗教自由都是法治之下的自由。如北大飞先生已经指出的，德国刑法禁止对任何特定群体进行仇恨性攻击或煽动暴力，宣传“不择手段地消灭基督教”的行为在德国肯定是违法的。同时，欧洲各国法律都禁止宗教强迫，即强迫他人接受某种宗教信仰，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包括在中国。(在此提前补充一句：父母为子女选择宗教信仰教育不是宗教强迫，这适用于所有宗教信仰，这是国际人权公约明文规定的。)强迫他人信教，在各国都是不受“政策”允许的。

　　秦晖先生或许会辩解说，在欧洲，像这样的清真寺和强制传教行为在现实中大量存在。那么，“谁主张、谁举证”，秦晖先生举的那些“传闻证据”显然不足为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指责，就属于对欧洲穆斯林状况的歪曲性表述。而且，秦晖先生谈的是“政策弊病”。德国的“政策”并不允许仇恨宣传和强制传教行为，所以，即使广泛存在这种现象，那也属于德国“正确的政策执行不力”，而不是“政策弊病”。所以，假设秦晖先生这样辩解，甚至给出证据，辩解也是无效的，他的说法从一开始就错了，无法补救。

　　秦晖先生也可以说，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欧洲就是存在法律允许、政府纵容的穆斯林“极端”派别。这时的问题是：首先，到底这些派别的主张是什么、发展状况如何，秦晖先生必须讲清楚，不能蜻蜓点水;其次，究竟是不是极端派别，需要经过公共讨论来认定。理论上而言，假如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周密的合法程序，把原来合法的派别改认定为极端，这也是可行的，不违反“多元文化”的主张。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有这样的做法，把一些派别认定为“极端”、“非法”，予以取缔，加以打击。但是，这不能由某个人说了算，同时，像这样的极端派别不应该只考察穆斯林，还应该考察其他宗教，以及反宗教的极端势力、非宗教性的极端势力等，一视同仁。

　　回到秦晖先生说的“强制传教”和要“消灭基督教”的清真寺，假如真的大量存在这种行为，那么，笔者作为一个主张“多元文化”的人，支持德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予以严厉打击，并支持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德国各界，揭露和打击这样的行为，维护族群和谐、宗教自由。而且我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主张“多元文化”的人，都会支持这么做。因为，反对那种“消灭某个宗教群体”的极端言论，反对搞信仰强制，维护族群和谐、宗教自由，这难道不正是“多元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吗?不正是“多元文化”的主张者要坚持的吗?

　　臆想的说法：“多元文化”主张者支持“神权专制”

　　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多元文化”的主张，自然和“神权专制”水火不容，绝大多数的“多元文化”论者都会这么看。为什么秦晖先生硬要认为倾向多元文化的人就倾向同情“神权专制”呢?秦晖先生指出，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不能“多元并存”的，这我举双手赞成。但有多少“多元文化”的主张者会犯这种错误呢?比如说，有哪个欧洲“多元文化”主张者会支持“伊斯兰国”(ISIS)，会对沙特的政体不持批判态度呢?秦晖先生能举例吗?反对欧洲极右翼，就必然意味着要同情“伊斯兰神权专制”吗?别人的头脑就都那么简单吗?通过把别人“幼稚化”来达到“批驳”的目的，这是一种“稻草人谬误”。

　　而且，某个东西是不是“神权专制”，这也要经过充分讨论，而不能由秦晖先生自己来判定。比如秦晖先生举的“沙利亚”的例子。北大飞先生已经详细说明，在符合法治的情况下，在某些民事案件中允许穆斯林选择这样的仲裁庭，不能简单等同于“神权专制”。秦晖先生不能先凭一己之见就认定这是“神权专制”，然后给别人戴这顶帽子。而且，是不是接受这种仲裁庭，这是政府决定的事，英国现在就有政府承认的“沙利亚仲裁庭”，我们能据此就认定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神权专制”国家吗?退一步说，即使我们顺着秦晖先生的逻辑，认定这是“神权专制”，那也应该说是英国政府选择了“神权专制”，而不能把棍子打在“多元文化”主张者身上。也不排除有反对设立“沙利亚仲裁庭”的多元文化论者，而他们只能去向政府表达质疑，通过政府审议和公共审议来解决争论。笔者认为，秦晖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武断论述，显示出他对伊斯兰法缺乏了解，也对自古以来就盛行于中东与欧洲习惯法中的法律、法庭选择传统缺乏了解。

　　此外，能不能说“多元文化”主张者，对“神权专制”的反对力度，就一定比欧美的极右翼要弱?因为秦晖先生并未准确说明欧洲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神权专制”，所以我们只能从其他地方找例子，作为比较的参照系。我们暂且把沙特作为一个“神权专制”的例子(注意：这一赋性不是没有争议，只是认同度可能相对较高而已)。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该比欧盟国家更倾向于反“多元文化”吧，但他到沙特访问时绝口不提人权问题，主要意图是拉沙特打造抗衡伊朗的联盟，然而，欧盟对沙特的政策却带有更多价值观因素，对沙特政体和制度的批评更多，批判性更强。所以，怎么能说“多元文化者”就更“宽容”非西方文化中的神权专制呢?这一说法既不受逻辑支持，也不受经验支持，无法成立。

　　事实上，多元文化的主张者在和各种单一化、控制思想、限制自由的力量作斗争。而且，不只是“左派”认同多元文化，不管是欧洲“右派”还是美国“右派”里，都同样存在和穆斯林毫无芥蒂的人。可以说，认同多元文化的人，在欧美是绝大多数，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是如此。而不宽容的极右翼和穆斯林群体中的少数从事暴力袭击的人，表面上似乎处于相反的两极，但他们的策略往往有相似性：前者巴不得后者多搞一些袭击和仇恨宣传，以抹黑整个穆斯林群体，后者巴不得前者多搞一些仇恨宣传和袭击穆斯林的行为，以分裂社会，帮助自己扩充队伍。而多元文化的主张者，包括绝大多数的穆斯林，也包括绝大多数的非穆斯林，对这两派的批判是同样强烈的。

　　在我看来，欧洲的未来就在于维持这一跨越信仰界线的团结，孤立各种极端分子，削弱他们的力量。无论持何种政治经济主张，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坚持平等、宽容、信仰自由的底线，都要加入到这个团结中来。我想这也符合秦晖先生一贯强调的“共同的底线”的精神。坚持这样的底线，就自然而然意味着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而如果像秦晖先生在《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一文中那样，通过薄弱的、错误的推理，把责任归咎于“左派”和“多元文化”。这种对问题的叙述理路，这种归因方式，除了混淆事实、增加恐惧、扩大裂痕之外，别无其他好处。

　　结语

　　笔者对秦晖先生这篇文章的内容还有许多强烈的质疑。但限于篇幅，本文暂且到此为止，对于其他问题，未来一段时间会专门撰文讨论(可能会再写两篇)。其实对于秦晖先生的这篇文章，笔者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惊奇，由于秦晖先生一向的客观公正，甚至不相信这是出于秦晖先生的手笔!这正是笔者写此文与秦晖先生商榷的必要性所在。

　　最后想说的是，讨论欧洲穆斯林问题，不等于讨论法国的吉普赛人问题或美国的印第安人问题，如果对后者有不实的、夸张的描述，最多只是误导公众认知而已，现实危害有限。然而，在中国生活着很多穆斯林，抱着不严谨的态度描述国外穆斯林群体，随意发言，很容易造成“回流效应”，影响中国国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现实危害是很大的。当前，一些人在网络上制造和传播反穆斯林谣言和假新闻，煽动仇恨，在这种情况下，像秦晖先生这样的著名的、有影响力的学者，在写涉及穆斯林的文章时，请一定经过详实考察、专业研究、审慎论证，慎重、慎重、再慎重，否则，很可能造成为国内“黑穆”言论间接背书的效果。

　　除了本文的批评外，笔者还注意到，秦晖先生在其他文章中涉及穆斯林的时候，也经常很不严谨。比如在同一公号“秦川雁塔”发布的另一篇文章《“黑羊灰鹰”启示录》中，秦晖先生提到“土耳其城市中妇女戴头巾的比例开始增加”的现象，但题为“土耳其街头的妇女儿童”的配图(似乎是秦晖先生拍摄的图)，显示的却是穿黑袍的阿拉伯妇女。在中东地区游历广泛的人应该知道，这应该是拜访土耳其的阿拉伯妇女，而不是土耳其本国人，而秦晖先生却以此作为土耳其“非世俗化反弹”的一个佐证，显然非常不严谨、不专业。

　　秦晖先生是我最景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秦晖先生学识渊博，持论中正，观点独立，思辨性强，不附流俗，令人敬佩。他的著作和文章，仿佛思想的盛宴，一直能带给我无限的启发，从中受益良多。不过，近日秦晖先生的《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却引起了一些讨论，其中尤以“北大飞”先生《错误信息导致错误结论——评秦晖老师<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一文，影响最广。笔者不揣浅陋，也想对此文提出一些批评，以求教于秦晖先生及其他方家。

　　首先，我想对标题中的“穆斯林政策”一语提出批评。我是做媒体的，假设我要采访德国的一位政府高官，如果我询问对方“德国的穆斯林政策”，肯定是非常不专业的，对方也会质疑我的职业素质。假设我这么提问，估计对方也会回答我：“我国有宗教政策、移民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少数族裔权益政策等等，都可能和我国穆斯林公民或居住在我国境内的他国穆斯林发生关系，但我国没有专门的穆斯林政策。”只根据宗教信仰而把穆斯林单独拎出来对待，与这些公民的其他属性相剥离，这含有因信仰不同而区别对待的歧视意味，也不符合各国政策现实。中国的情况亦然：中国有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可能和穆斯林公民有关，但没有“穆斯林政策”。

　　接下来谈重点。我对秦晖先生文章的几乎每一段都有强烈的不同意见。但为简便起见，我只谈两项最主要的质疑(“沙利亚法”问题“北大飞”先生叙述详备，本文不深入)。我认为秦晖先生从一开始就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欧洲的宗教自由政策理解为无条件地允许一切极端主张、极端行为，二是认为“多元文化”的主张者就天然地倾向于接受非西方文化中的“神权政治取向”(秦晖先生使用的这个术语具体是指什么需要澄清，不过为叙述方便我们暂且沿用此语)。秦晖先生的这两个观点，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无凭无据的“政策纵容极端”指控

　　在《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一文中，秦晖先生用自己的“传闻证据”(anecdotalevidence)指称，欧洲对各种穆斯林“极端”团体无限纵容，包括那些主张“不择手段地消灭基督教”的清真寺，以及进行“强制传教”的穆斯林。(秦晖先生的叙述过程存在极为疏阔的逻辑跳跃，如从一地的见闻就跳跃到一国的“政策”，再跳跃到评论整个欧洲的“政策”，完全忽视各国差异，不过我暂时不详谈这一点。)

　　在笔者看来，秦晖先生描述的这些情况是不可想象的。任何欧洲国家的宗教自由都是法治之下的自由。如北大飞先生已经指出的，德国刑法禁止对任何特定群体进行仇恨性攻击或煽动暴力，宣传“不择手段地消灭基督教”的行为在德国肯定是违法的。同时，欧洲各国法律都禁止宗教强迫，即强迫他人接受某种宗教信仰，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包括在中国。(在此提前补充一句：父母为子女选择宗教信仰教育不是宗教强迫，这适用于所有宗教信仰，这是国际人权公约明文规定的。)强迫他人信教，在各国都是不受“政策”允许的。

　　秦晖先生或许会辩解说，在欧洲，像这样的清真寺和强制传教行为在现实中大量存在。那么，“谁主张、谁举证”，秦晖先生举的那些“传闻证据”显然不足为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指责，就属于对欧洲穆斯林状况的歪曲性表述。而且，秦晖先生谈的是“政策弊病”。德国的“政策”并不允许仇恨宣传和强制传教行为，所以，即使广泛存在这种现象，那也属于德国“正确的政策执行不力”，而不是“政策弊病”。所以，假设秦晖先生这样辩解，甚至给出证据，辩解也是无效的，他的说法从一开始就错了，无法补救。

　　秦晖先生也可以说，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欧洲就是存在法律允许、政府纵容的穆斯林“极端”派别。这时的问题是：首先，到底这些派别的主张是什么、发展状况如何，秦晖先生必须讲清楚，不能蜻蜓点水;其次，究竟是不是极端派别，需要经过公共讨论来认定。理论上而言，假如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周密的合法程序，把原来合法的派别改认定为极端，这也是可行的，不违反“多元文化”的主张。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有这样的做法，把一些派别认定为“极端”、“非法”，予以取缔，加以打击。但是，这不能由某个人说了算，同时，像这样的极端派别不应该只考察穆斯林，还应该考察其他宗教，以及反宗教的极端势力、非宗教性的极端势力等，一视同仁。

　　回到秦晖先生说的“强制传教”和要“消灭基督教”的清真寺，假如真的大量存在这种行为，那么，笔者作为一个主张“多元文化”的人，支持德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予以严厉打击，并支持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德国各界，揭露和打击这样的行为，维护族群和谐、宗教自由。而且我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主张“多元文化”的人，都会支持这么做。因为，反对那种“消灭某个宗教群体”的极端言论，反对搞信仰强制，维护族群和谐、宗教自由，这难道不正是“多元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吗?不正是“多元文化”的主张者要坚持的吗?

　　臆想的说法：“多元文化”主张者支持“神权专制”

　　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多元文化”的主张，自然和“神权专制”水火不容，绝大多数的“多元文化”论者都会这么看。为什么秦晖先生硬要认为倾向多元文化的人就倾向同情“神权专制”呢?秦晖先生指出，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不能“多元并存”的，这我举双手赞成。但有多少“多元文化”的主张者会犯这种错误呢?比如说，有哪个欧洲“多元文化”主张者会支持“伊斯兰国”(ISIS)，会对沙特的政体不持批判态度呢?秦晖先生能举例吗?反对欧洲极右翼，就必然意味着要同情“伊斯兰神权专制”吗?别人的头脑就都那么简单吗?通过把别人“幼稚化”来达到“批驳”的目的，这是一种“稻草人谬误”。

　　而且，某个东西是不是“神权专制”，这也要经过充分讨论，而不能由秦晖先生自己来判定。比如秦晖先生举的“沙利亚”的例子。北大飞先生已经详细说明，在符合法治的情况下，在某些民事案件中允许穆斯林选择这样的仲裁庭，不能简单等同于“神权专制”。秦晖先生不能先凭一己之见就认定这是“神权专制”，然后给别人戴这顶帽子。而且，是不是接受这种仲裁庭，这是政府决定的事，英国现在就有政府承认的“沙利亚仲裁庭”，我们能据此就认定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神权专制”国家吗?退一步说，即使我们顺着秦晖先生的逻辑，认定这是“神权专制”，那也应该说是英国政府选择了“神权专制”，而不能把棍子打在“多元文化”主张者身上。也不排除有反对设立“沙利亚仲裁庭”的多元文化论者，而他们只能去向政府表达质疑，通过政府审议和公共审议来解决争论。笔者认为，秦晖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武断论述，显示出他对伊斯兰法缺乏了解，也对自古以来就盛行于中东与欧洲习惯法中的法律、法庭选择传统缺乏了解。

　　此外，能不能说“多元文化”主张者，对“神权专制”的反对力度，就一定比欧美的极右翼要弱?因为秦晖先生并未准确说明欧洲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神权专制”，所以我们只能从其他地方找例子，作为比较的参照系。我们暂且把沙特作为一个“神权专制”的例子(注意：这一赋性不是没有争议，只是认同度可能相对较高而已)。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该比欧盟国家更倾向于反“多元文化”吧，但他到沙特访问时绝口不提人权问题，主要意图是拉沙特打造抗衡伊朗的联盟，然而，欧盟对沙特的政策却带有更多价值观因素，对沙特政体和制度的批评更多，批判性更强。所以，怎么能说“多元文化者”就更“宽容”非西方文化中的神权专制呢?这一说法既不受逻辑支持，也不受经验支持，无法成立。

　　事实上，多元文化的主张者在和各种单一化、控制思想、限制自由的力量作斗争。而且，不只是“左派”认同多元文化，不管是欧洲“右派”还是美国“右派”里，都同样存在和穆斯林毫无芥蒂的人。可以说，认同多元文化的人，在欧美是绝大多数，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是如此。而不宽容的极右翼和穆斯林群体中的少数从事暴力袭击的人，表面上似乎处于相反的两极，但他们的策略往往有相似性：前者巴不得后者多搞一些袭击和仇恨宣传，以抹黑整个穆斯林群体，后者巴不得前者多搞一些仇恨宣传和袭击穆斯林的行为，以分裂社会，帮助自己扩充队伍。而多元文化的主张者，包括绝大多数的穆斯林，也包括绝大多数的非穆斯林，对这两派的批判是同样强烈的。

　　在我看来，欧洲的未来就在于维持这一跨越信仰界线的团结，孤立各种极端分子，削弱他们的力量。无论持何种政治经济主张，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坚持平等、宽容、信仰自由的底线，都要加入到这个团结中来。我想这也符合秦晖先生一贯强调的“共同的底线”的精神。坚持这样的底线，就自然而然意味着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而如果像秦晖先生在《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一文中那样，通过薄弱的、错误的推理，把责任归咎于“左派”和“多元文化”。这种对问题的叙述理路，这种归因方式，除了混淆事实、增加恐惧、扩大裂痕之外，别无其他好处。

　　结语

　　笔者对秦晖先生这篇文章的内容还有许多强烈的质疑。但限于篇幅，本文暂且到此为止，对于其他问题，未来一段时间会专门撰文讨论(可能会再写两篇)。其实对于秦晖先生的这篇文章，笔者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惊奇，由于秦晖先生一向的客观公正，甚至不相信这是出于秦晖先生的手笔!这正是笔者写此文与秦晖先生商榷的必要性所在。

　　最后想说的是，讨论欧洲穆斯林问题，不等于讨论法国的吉普赛人问题或美国的印第安人问题，如果对后者有不实的、夸张的描述，最多只是误导公众认知而已，现实危害有限。然而，在中国生活着很多穆斯林，抱着不严谨的态度描述国外穆斯林群体，随意发言，很容易造成“回流效应”，影响中国国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现实危害是很大的。当前，一些人在网络上制造和传播反穆斯林谣言和假新闻，煽动仇恨，在这种情况下，像秦晖先生这样的著名的、有影响力的学者，在写涉及穆斯林的文章时，请一定经过详实考察、专业研究、审慎论证，慎重、慎重、再慎重，否则，很可能造成为国内“黑穆”言论间接背书的效果。

　　除了本文的批评外，笔者还注意到，秦晖先生在其他文章中涉及穆斯林的时候，也经常很不严谨。比如在同一公号“秦川雁塔”发布的另一篇文章《“黑羊灰鹰”启示录》中，秦晖先生提到“土耳其城市中妇女戴头巾的比例开始增加”的现象，但题为“土耳其街头的妇女儿童”的配图(似乎是秦晖先生拍摄的图)，显示的却是穿黑袍的阿拉伯妇女。在中东地区游历广泛的人应该知道，这应该是拜访土耳其的阿拉伯妇女，而不是土耳其本国人，而秦晖先生却以此作为土耳其“非世俗化反弹”的一个佐证，显然非常不严谨、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