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象征着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被巴黎民众攻陷，整个旧世界为之震撼，新世界寄托了人类的一切理想与希望。然而也自此开始，激进、狂热和浪漫的种子在塞纳河两岸弥漫，群众运动的激情和乌合之众的恐怖混杂在一起，让人群的画像变得抽象、混乱、无常又疯狂。如洪水般激荡的暴力，冲击着人类理性与激情、个人与群体、人性与兽性的边界。

　　谣言催生出“神圣的事业”

　　在常规的革命叙事中，人民总是不堪于统治者沉重的压迫而被迫反抗，但大革命却并非如此。革命前夕，尽管出现了物价飞涨和盗匪横行，但巴黎社会总体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处于数十年来的高峰。托克维尔甚至为自己的发现而震惊：“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每一个阶段，法国的繁荣昌盛都没有高于大革命前的那20年。”

　　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群众的愤怒呢?是失意、恐惧、破碎的希望和幻想。是这些情绪和观念，让人们行动起来，并将自己幻想为改变世界的英雄。

　　1789年，为了弥补政府的财政困难，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法国市民阶级借机提出政治诉求却未能满足，失望之后是更大的不甘和惊慌。贵族是否会发动报复?形势开始紧张起来，塞纳河沿岸的咖啡馆充斥着各种传闻和谣言，市民们绘声绘色描述着王后的奢靡生活和乱伦丑闻来发泄愤恨，担忧着贵族们正在酝酿的可怕阴谋。

　　为什么这个时候，饥荒、通胀和流浪汉突然出现了?在感性的情绪感染中，街头巷尾的谣言在不断的自我认同和强化中快速传播，市民们相信，贵族正在设计一个庞大而阴险的计划，他们试图囤积粮食来制造饥荒，并招募暴徒来镇压人民。当军队在巴黎市郊集结时，原本含糊的信号似乎得到了证实，市民陷入极度恐惧和愤怒中，已无人相信王室使者口中的这只是预防骚乱的解释。

　　7月12日，随着自由派大臣内克被解职，军队将从蒙马特尔高地和巴士底狱炮轰巴黎的谣言如瘟疫般传开，火药桶终于找到了点燃的引信，群情激奋的人们走上街头，纷纷抢劫武器和组建自卫军来保卫自己。

　　7月14日，传闻中邪恶、阴冷、潮湿的巴士底狱的铁窗内，传来揭开黑暗的大声呼救，声称政府要屠杀狱中的数百名囚犯。为了拯救这些“同病相怜的被压迫者”，摧毁“瞄准巴黎的大炮”，群众聚集起来，冲破了“黑暗的堡垒”，一项“伟大的神圣事业”就此拉开序幕，监狱负责人洛奈侯爵成了革命的第一个祭品，作为暴政的代表被斩首示众。

　　大革命从激烈走向疯狂

　　真相随后浮出水面：这是一座由军事防卫建筑改造的贵族监狱，生活设施良好，没有传闻中可怕的水牢和刑具;犯人只有七名，且只有一名妄想症患者声称自己受到迫害;屠杀犯人的传言纯属谣传，高声呼救的萨德侯爵是因性生活淫乱而坐牢;要塞中只有114名军人，从未收到炮击巴黎的命令;洛奈侯爵之前已同意撤除大炮，并邀请民众代表共进午餐。

　　然而，尽管巴黎人的群体想象被证伪，但却没人为错误负责，甚至没人关心事实，群众已陷入胜利的狂欢中不可自拔，每一个人都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与过去不同了，他们将迎来真正的觉醒，成为伟大变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激昂的马赛曲在巴黎的街头回荡，象征自由的三色旗高高飘扬。

　　巴士底狱随后被拆除。讽刺的是，七名犯人被释放后，不久又因重新犯罪被抓捕，巴黎人用新的监狱关押了他们。

　　三年后，反复无常的政治激情又有了新的敌人，“监狱阴谋”的谣言迅速袭来并深入人心，巴黎市民相信，外国间谍已和狱中的反革命串通一气，将借着法国军队的出征来造反。于是，对监狱的大屠杀开始了，一千多名在押犯人被处死，其中政治犯和顽固派教士占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为普通刑事犯。面对前来说情的哀求者，革命领袖丹东义正辞严地宣称：“巴黎人民今天在消灭奴役、重建自由，谁反对人民司法，谁就是人民之敌!”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象征着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被巴黎民众攻陷，整个旧世界为之震撼，新世界寄托了人类的一切理想与希望。然而也自此开始，激进、狂热和浪漫的种子在塞纳河两岸弥漫，群众运动的激情和乌合之众的恐怖混杂在一起，让人群的画像变得抽象、混乱、无常又疯狂。如洪水般激荡的暴力，冲击着人类理性与激情、个人与群体、人性与兽性的边界。

　　谣言催生出“神圣的事业”

　　在常规的革命叙事中，人民总是不堪于统治者沉重的压迫而被迫反抗，但大革命却并非如此。革命前夕，尽管出现了物价飞涨和盗匪横行，但巴黎社会总体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处于数十年来的高峰。托克维尔甚至为自己的发现而震惊：“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每一个阶段，法国的繁荣昌盛都没有高于大革命前的那20年。”

　　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群众的愤怒呢?是失意、恐惧、破碎的希望和幻想。是这些情绪和观念，让人们行动起来，并将自己幻想为改变世界的英雄。

　　1789年，为了弥补政府的财政困难，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法国市民阶级借机提出政治诉求却未能满足，失望之后是更大的不甘和惊慌。贵族是否会发动报复?形势开始紧张起来，塞纳河沿岸的咖啡馆充斥着各种传闻和谣言，市民们绘声绘色描述着王后的奢靡生活和乱伦丑闻来发泄愤恨，担忧着贵族们正在酝酿的可怕阴谋。

　　为什么这个时候，饥荒、通胀和流浪汉突然出现了?在感性的情绪感染中，街头巷尾的谣言在不断的自我认同和强化中快速传播，市民们相信，贵族正在设计一个庞大而阴险的计划，他们试图囤积粮食来制造饥荒，并招募暴徒来镇压人民。当军队在巴黎市郊集结时，原本含糊的信号似乎得到了证实，市民陷入极度恐惧和愤怒中，已无人相信王室使者口中的这只是预防骚乱的解释。

　　7月12日，随着自由派大臣内克被解职，军队将从蒙马特尔高地和巴士底狱炮轰巴黎的谣言如瘟疫般传开，火药桶终于找到了点燃的引信，群情激奋的人们走上街头，纷纷抢劫武器和组建自卫军来保卫自己。

　　7月14日，传闻中邪恶、阴冷、潮湿的巴士底狱的铁窗内，传来揭开黑暗的大声呼救，声称政府要屠杀狱中的数百名囚犯。为了拯救这些“同病相怜的被压迫者”，摧毁“瞄准巴黎的大炮”，群众聚集起来，冲破了“黑暗的堡垒”，一项“伟大的神圣事业”就此拉开序幕，监狱负责人洛奈侯爵成了革命的第一个祭品，作为暴政的代表被斩首示众。

　　大革命从激烈走向疯狂

　　真相随后浮出水面：这是一座由军事防卫建筑改造的贵族监狱，生活设施良好，没有传闻中可怕的水牢和刑具;犯人只有七名，且只有一名妄想症患者声称自己受到迫害;屠杀犯人的传言纯属谣传，高声呼救的萨德侯爵是因性生活淫乱而坐牢;要塞中只有114名军人，从未收到炮击巴黎的命令;洛奈侯爵之前已同意撤除大炮，并邀请民众代表共进午餐。

　　然而，尽管巴黎人的群体想象被证伪，但却没人为错误负责，甚至没人关心事实，群众已陷入胜利的狂欢中不可自拔，每一个人都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与过去不同了，他们将迎来真正的觉醒，成为伟大变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激昂的马赛曲在巴黎的街头回荡，象征自由的三色旗高高飘扬。

　　巴士底狱随后被拆除。讽刺的是，七名犯人被释放后，不久又因重新犯罪被抓捕，巴黎人用新的监狱关押了他们。

　　三年后，反复无常的政治激情又有了新的敌人，“监狱阴谋”的谣言迅速袭来并深入人心，巴黎市民相信，外国间谍已和狱中的反革命串通一气，将借着法国军队的出征来造反。于是，对监狱的大屠杀开始了，一千多名在押犯人被处死，其中政治犯和顽固派教士占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为普通刑事犯。面对前来说情的哀求者，革命领袖丹东义正辞严地宣称：“巴黎人民今天在消灭奴役、重建自由，谁反对人民司法，谁就是人民之敌!”

　　当年只存在于传闻中的“压迫者的屠杀”，最终由被压迫者的手得以实现，用的是相同的理由。无论是拯救“即将被屠杀”的犯人，还是屠杀犯人，群众都相信，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光辉的正义事业，他们是在为自由而斗争。

　　疯狂而荒谬的漩涡继续旋转，最终吞噬一切：两年后的谣言中，丹东也成了“外国间谍”，试图当摄政王来阴谋复辟。这位主张处死路易十六但最终在恐怖面前醒悟而变成温和派，要求“爱惜人类的血”的革命领袖，被昔日的同志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在“最坚定的革命者”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专政时期，16594人在断头台上被处决，其中只有不到10%是贵族和教士。

　　1794年，巴黎街头谣传，罗伯斯庇尔是巧扮成革命者的王党分子，已同路易十六侄女秘密订婚谋图继承王位。热月政变随后爆发，罗伯斯庇尔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群体“恶魔”背后的集体恐惧

　　为何革命中的谣言畅行无阻，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法国能够如此疯狂?专制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非民选政府欠缺公信力，无疑是重要的起因。但仅从社会角度去分析是不够的，此间还涉及到革命中的大众心理学问题。

　　首先，作为具体的个人，彼此不同，生活中会就事论事，有着具体的理性和判断能力。但当因某些契机化身为集体时，就有了共同的特质，出现平时不会出现的一致性思维、观念、感情和行动。这种契机不会是回路过长、节奏缓慢、分歧严重的理性思考，而只能是某种模糊的信息、暧昧的联系、持续的激情，能够迅速激发我们的幻想、热情和直接行动。

　　群体的力量使我们解脱了道德与法律的约束，似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也很少怀疑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法不责众”的想法让我们理直气壮，于是，个体的责任感消失，代之的是群体赋予的力量感和正义感。对失败者和自卑者来说，力量感更如鸦片般令人陶醉，借着失去自我，渺小和软弱消失，不安全感得到慰藉，如同无助的孩子扑向母亲的怀抱。群体替我们遮挡了危险和恶意，向曾经侮辱和损害我们的人复仇。在社会动荡的日子里，人们期待剧变来改变现实，期待强有力的集体接纳我们，期待领袖拯救我们，让弱小的自身因投入集体而获得不可战胜的力量!

　　为了集体的团结，我们需要敌人和魔鬼，它必须强大到令人恐惧，恐惧让我们体会到自己的弱小，离开了群体的保护就会陷入危险，恐惧让我们紧紧挤在一起抱团取暖。这个魔鬼还必须足够邪恶，让我们同仇敌忾，深信自己在从事一项伟大的正义事业。如果没有魔鬼，就让我们制造它!于是，外国人、贵族、资本家，都成了即将吞噬我们的魔鬼。

　　为了制造魔鬼，我们需要猜疑，将世界想象得足够恶意。我们的鼻子努力嗅着魔鬼的气息，为魔鬼的传闻而陶醉，而忽略、忘记甚至憎恨别的说法!众多革命都是因谣言而起，群众则是最热心的传谣者。

　　不仅需要猜疑敌人，还要猜疑周围的人，因为为了维持激情，魔鬼不能离我们太远，只有不停发现身边的阴谋家、卖国贼和外国间谍，群众才能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危机!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被别人监视和猜疑，那么人人会热烈追随潮流，更热烈的猜疑别人以免受到猜疑。因此，我们在猜疑中更加团结，在传谣中成为更坚定的革命者。

　　于是，我们成了谣言的奴隶，“长久凝视深渊者必化为恶龙”,当我们在镜子中审视自己时，仿佛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因为献身于伟大事业而狂热、陶醉又疲倦不堪，被各种谣言和阴谋论折磨得神经紧张，总是带着闪烁而恶意的眼神注视着周围，无私、富有牺牲精神却又令人憎恨，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失去了“人”的特质，而化身为一种蜂群生物。

　　这就是革命，无论其初衷是否高尚、意义是否伟大、参与者是高尚的还是卑劣的。在狂热的政治激情中，一旦失去了个体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理性，放弃良知而随波追流，每个人最终都会成为悲剧的参与者。我们在称赞开启了现代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法国大革命的同时，更希望革命中的悲剧和教训，永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