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给了我一个命题作文：从章莹颖事件论美国安全吗?编辑大概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歪打正着，作为一个曾经在美国被打劫过的人，我在这个问题上多少还算有点发言权。但我只有一个高考可能得零分的答案：这个问题没法回答，或者用英语里一种狡猾的说法叫：It depends。只有一件事基本可以肯定：对于大部分身在国内、从媒体报道中了解章莹颖事件的读者来说，美国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危险。

　　1991年来美国三十个大城市总体犯罪率和谋杀率都已下降一半

　　安全与否是比较而言的概念，对国内的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大概是中国和美国的比较，特别是对于大部分留学生或准留学生的父母来说，这是个人命关天大是大非的问题，章莹颖事件之后，一定有很多父母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去，还是不去”这样的纠结中。但大多数的比较只是具体个案叠加得出感官印象，比如这几年章莹颖、姚宇、吕令子、纪欣然等中国留学生接连在美国被害。但中国其实也不缺类似素材，从马加爵杀人案、复旦投毒案，到南大碎尸案、遭遇诈骗的大学生自杀案和很多你可能根本不知道其存在的命案。这样比下去完全可能没完没了却比不出个所以然。

　　媒体报道的失衡也让这种感官印象变得更加不准确，除了中国在罪案的媒体报道方面的特殊国情，中国留学生殒命美国这种悲剧本来就会受到中国媒体的重点关注，追踪报道铺天盖地，给人带来美国很乱很恐怖的印象。这种媒体效应带来的感官误差其实不是新鲜事，比如自9/11以来，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机率低于被没放稳的电视机砸死或被雷劈的机率;死于飞机失事的机率远远小于死于车祸的机率，但大部分人的认知却刚好相反。

　　不过，美国大城市的谋杀率近年的确呈增长势头，根据FBI去年九月公布的最新数字，2015年美国有15696人死于蓄意谋杀，谋杀率为4.88(以每十万人计)，比上一年增长了10.8%。但根据纽约大学Brennan司法研究中心今年四月发布的报告，自1991年以来，美国三十个大城市总体犯罪率和谋杀率都已经下降了一半。谋杀率在2015到2016年间的上升主要原因是巴尔的摩、芝加哥和首府华盛顿三个城市某些地区的帮派火拼。

　　在美国，涉及中国留学生的命案最近几年来确实是呈增长的趋势，但这与在美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不无关系。2015-2016学年，留美中国学生人数达到近33万，占到全美留学生总人数的32%。在我来美国读书的2000-2001学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6万和10%。随着人数的增长，以前寂寂无声几乎透明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开始在美国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留下痕迹，在罪案方面，留学生不只更经常的承担了受害人的角色，也更经常成为施暴人。比如2009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生杨欣被斩首的案件中的凶手朱海洋是她的同学兼追求者，2014年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学生邵童命案中凶手就是她的同学及男友李向南，2015年洛杉矶中国留学生被绑架凌虐的案件中几名施暴人也都是中国留学生。事实上，这也完全符合美国罪案的普遍规律，至少对杀人案来说，美国司法部之前公布的一份研究已经表明，80%的杀人案中凶手都是受害人生前就认识的熟人。熟人施暴其实也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上述发生在美国的案件中并没有任何因素决定它们只能发生在美国。

　　留学生示威

　　当然，美国的确存在中国不存在的危险因素，比如枪支泛滥，刚刚发生在纽约一所医院的枪击案中，华裔女医生谭倩怡就是死在因为被开除而怀恨在心的凶手的乱射中。但每个国家在公共安全方面都有其独有的危险因素，来美国不见得会死于报复社会的极端分子的枪下，就像不来美国也不能保证不会变成土质炸弹的炮灰或砍柴刀的刀下冤魂。

　　因为各国对犯罪门类定义的差别和各国人在报案与否方面的文化差异，国际罪案数字统计对专家来说也是个头疼事。根据相对权威的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的近期数字，中国的谋杀率在2014年是0.74，这的确是个让人相对放心的数字。

　　我并不是想说美国是个安全无虞的天堂，我想说的是安全问题没必要成为让不让孩子来美国留学的决定性因素。统计数字显示出的宏观图景跟辗转在宏观世界里的个体生命往往南辕北辙，而年轻人远离家乡在外读书危险系数总会大过呆在父母羽翼下的安乐窝里，这一点在美国和在中国都是一样的。

　　当然，对于初来乍到者，了解一些基本的防身之术还是有必要的，但这方面同样也有很多误区。比如最近国内关于美国安全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在强调“好区”和“坏区”的分别， “好区”和“坏区”的确有天壤之别，有些地方大白天的子弹横飞并非夸张，但这样的区本身华人就很少，服务、餐饮、娱乐全都几近于无，中国留学生其实根本就很少有机会涉足。所以“别去坏区”的规劝就像在说糖甜盐咸一样是句没用的实话，况且国内流传的“坏区名单”很多早就在贵族化的高度发展中过时了。再比如“看面相”，这方面的苦口婆心大多指向穿得吊儿郎当，走路前摇后摆的黑人。即使抛开政治正确问题，这条秘笈也容易酿成大祸。章莹颖案中的嫌犯，完全不符合上述任何一条特征。

　　“章莹颖案件”嫌疑人

　　但是有一些铁则在任何时候都得牢记，比如不是不可以向陌生人问路，但尽量不要向单身陌生男子问路;不是不可以上陌生人的车，但尽量不要上里面只有一个陌生男子的车;在纽约等地铁不要站在站台边缘;不要坐在只有一两个人或全空的车厢;遇到打劫乖乖交钱不要反抗……

　　当然，任何铁则都不是万无一失，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谨遵前辈教诲，晚上一个人走路时都会时不时回头确保没人跟踪。但有一天从一座高架桥下面走过，那是个冬天的傍晚，天已经擦黑，街上人烟稀少，四下里唯一能看到的人走在我前面大概十来米左右。没人可能从背后偷袭，这是件让人放心的事，我正这样想着，前面这位突然转头朝我走过来，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一把匕首就到了眼前。他说：“给我你的钱。”我说：“好的，钱包整个给你。”我取下斜挎在身上的钱包，顺势侧身偷偷用手指搓出钱包夹层里的银行卡放在衣服口袋里，然后把钱包交给他。

　　我是个穷学生，钱包里只有二十多块，他是个不良青少年，这点钱够他买一小袋毒品过瘾。我们俩就此别过，各走各的路去了，整个过程持续了最多三四分钟，我完全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反而以为这次经历让我平淡的学生生活突然出现了传奇色彩，四处跟朋友炫耀自己如何智斗劫匪，保住了至关重要的银行卡。当朋友们纷纷大惊失色，跟我描述了这件事可能发生的N种悲惨结局时，我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大难不死。

　　从此之后我一直牢记那次事件中总结出的教训：在人少的地方一个人走路，决不能允许有人出现在你周围方圆20米之内。如果有人进入这个区域，你必须加快脚步或过到马路对面，如果这样还不能把对方甩出这个范围，那就基本可以确定遇上了坏人，应该报警或到路边的店铺里求助了。毕业以后我做了记者，在各种古怪的时间出入纽约各种古怪的街区，凭着这一条平平安安活到了今天。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在来到纽约的第一年里遇上那场打劫是一种幸运。对大部分人来说，成长本来就是一场有惊无险的旅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中的“福”大概也莫过如此。

　　编辑给了我一个命题作文：从章莹颖事件论美国安全吗?编辑大概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歪打正着，作为一个曾经在美国被打劫过的人，我在这个问题上多少还算有点发言权。但我只有一个高考可能得零分的答案：这个问题没法回答，或者用英语里一种狡猾的说法叫：It depends。只有一件事基本可以肯定：对于大部分身在国内、从媒体报道中了解章莹颖事件的读者来说，美国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危险。

　　1991年来美国三十个大城市总体犯罪率和谋杀率都已下降一半

　　安全与否是比较而言的概念，对国内的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大概是中国和美国的比较，特别是对于大部分留学生或准留学生的父母来说，这是个人命关天大是大非的问题，章莹颖事件之后，一定有很多父母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去，还是不去”这样的纠结中。但大多数的比较只是具体个案叠加得出感官印象，比如这几年章莹颖、姚宇、吕令子、纪欣然等中国留学生接连在美国被害。但中国其实也不缺类似素材，从马加爵杀人案、复旦投毒案，到南大碎尸案、遭遇诈骗的大学生自杀案和很多你可能根本不知道其存在的命案。这样比下去完全可能没完没了却比不出个所以然。

　　媒体报道的失衡也让这种感官印象变得更加不准确，除了中国在罪案的媒体报道方面的特殊国情，中国留学生殒命美国这种悲剧本来就会受到中国媒体的重点关注，追踪报道铺天盖地，给人带来美国很乱很恐怖的印象。这种媒体效应带来的感官误差其实不是新鲜事，比如自9/11以来，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机率低于被没放稳的电视机砸死或被雷劈的机率;死于飞机失事的机率远远小于死于车祸的机率，但大部分人的认知却刚好相反。

　　不过，美国大城市的谋杀率近年的确呈增长势头，根据FBI去年九月公布的最新数字，2015年美国有15696人死于蓄意谋杀，谋杀率为4.88(以每十万人计)，比上一年增长了10.8%。但根据纽约大学Brennan司法研究中心今年四月发布的报告，自1991年以来，美国三十个大城市总体犯罪率和谋杀率都已经下降了一半。谋杀率在2015到2016年间的上升主要原因是巴尔的摩、芝加哥和首府华盛顿三个城市某些地区的帮派火拼。

　　在美国，涉及中国留学生的命案最近几年来确实是呈增长的趋势，但这与在美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不无关系。2015-2016学年，留美中国学生人数达到近33万，占到全美留学生总人数的32%。在我来美国读书的2000-2001学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6万和10%。随着人数的增长，以前寂寂无声几乎透明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开始在美国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留下痕迹，在罪案方面，留学生不只更经常的承担了受害人的角色，也更经常成为施暴人。比如2009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生杨欣被斩首的案件中的凶手朱海洋是她的同学兼追求者，2014年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学生邵童命案中凶手就是她的同学及男友李向南，2015年洛杉矶中国留学生被绑架凌虐的案件中几名施暴人也都是中国留学生。事实上，这也完全符合美国罪案的普遍规律，至少对杀人案来说，美国司法部之前公布的一份研究已经表明，80%的杀人案中凶手都是受害人生前就认识的熟人。熟人施暴其实也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上述发生在美国的案件中并没有任何因素决定它们只能发生在美国。

　　留学生示威

　　当然，美国的确存在中国不存在的危险因素，比如枪支泛滥，刚刚发生在纽约一所医院的枪击案中，华裔女医生谭倩怡就是死在因为被开除而怀恨在心的凶手的乱射中。但每个国家在公共安全方面都有其独有的危险因素，来美国不见得会死于报复社会的极端分子的枪下，就像不来美国也不能保证不会变成土质炸弹的炮灰或砍柴刀的刀下冤魂。

　　因为各国对犯罪门类定义的差别和各国人在报案与否方面的文化差异，国际罪案数字统计对专家来说也是个头疼事。根据相对权威的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的近期数字，中国的谋杀率在2014年是0.74，这的确是个让人相对放心的数字。

　　我并不是想说美国是个安全无虞的天堂，我想说的是安全问题没必要成为让不让孩子来美国留学的决定性因素。统计数字显示出的宏观图景跟辗转在宏观世界里的个体生命往往南辕北辙，而年轻人远离家乡在外读书危险系数总会大过呆在父母羽翼下的安乐窝里，这一点在美国和在中国都是一样的。

　　当然，对于初来乍到者，了解一些基本的防身之术还是有必要的，但这方面同样也有很多误区。比如最近国内关于美国安全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在强调“好区”和“坏区”的分别， “好区”和“坏区”的确有天壤之别，有些地方大白天的子弹横飞并非夸张，但这样的区本身华人就很少，服务、餐饮、娱乐全都几近于无，中国留学生其实根本就很少有机会涉足。所以“别去坏区”的规劝就像在说糖甜盐咸一样是句没用的实话，况且国内流传的“坏区名单”很多早就在贵族化的高度发展中过时了。再比如“看面相”，这方面的苦口婆心大多指向穿得吊儿郎当，走路前摇后摆的黑人。即使抛开政治正确问题，这条秘笈也容易酿成大祸。章莹颖案中的嫌犯，完全不符合上述任何一条特征。

　　“章莹颖案件”嫌疑人

　　但是有一些铁则在任何时候都得牢记，比如不是不可以向陌生人问路，但尽量不要向单身陌生男子问路;不是不可以上陌生人的车，但尽量不要上里面只有一个陌生男子的车;在纽约等地铁不要站在站台边缘;不要坐在只有一两个人或全空的车厢;遇到打劫乖乖交钱不要反抗……

　　当然，任何铁则都不是万无一失，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谨遵前辈教诲，晚上一个人走路时都会时不时回头确保没人跟踪。但有一天从一座高架桥下面走过，那是个冬天的傍晚，天已经擦黑，街上人烟稀少，四下里唯一能看到的人走在我前面大概十来米左右。没人可能从背后偷袭，这是件让人放心的事，我正这样想着，前面这位突然转头朝我走过来，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一把匕首就到了眼前。他说：“给我你的钱。”我说：“好的，钱包整个给你。”我取下斜挎在身上的钱包，顺势侧身偷偷用手指搓出钱包夹层里的银行卡放在衣服口袋里，然后把钱包交给他。

　　我是个穷学生，钱包里只有二十多块，他是个不良青少年，这点钱够他买一小袋毒品过瘾。我们俩就此别过，各走各的路去了，整个过程持续了最多三四分钟，我完全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反而以为这次经历让我平淡的学生生活突然出现了传奇色彩，四处跟朋友炫耀自己如何智斗劫匪，保住了至关重要的银行卡。当朋友们纷纷大惊失色，跟我描述了这件事可能发生的N种悲惨结局时，我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大难不死。

　　从此之后我一直牢记那次事件中总结出的教训：在人少的地方一个人走路，决不能允许有人出现在你周围方圆20米之内。如果有人进入这个区域，你必须加快脚步或过到马路对面，如果这样还不能把对方甩出这个范围，那就基本可以确定遇上了坏人，应该报警或到路边的店铺里求助了。毕业以后我做了记者，在各种古怪的时间出入纽约各种古怪的街区，凭着这一条平平安安活到了今天。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在来到纽约的第一年里遇上那场打劫是一种幸运。对大部分人来说，成长本来就是一场有惊无险的旅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中的“福”大概也莫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