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说，哪怕是名著，有人说好，也会有人说不好，这就是见仁见智吧。夏目漱石的《心》即如此，而且也像是时代使然，说不好的人似有增多之势。已故评论家吉本隆明说：“在日本近代作家里，要说唯一一个足以象征明治以后所有问题的文学家，非漱石莫属。”但小说家岛田雅彦，六度入围芥川奖未果却当上芥川奖评委，几年前看见他上电视说：“漱石作品中最讨厌《心》。此外也有好作品，为什么唯《心》被大捧?国语教科书采用这个作品，所以大多数人都绕不过去。”

　　同样未获得芥川奖、被岛田讥为作品已落后于时代的村上春树在哪里说过：“若具体地举出以前在文体上强烈吸引我的人，有菲茨杰拉德、卡波特、钱德勒、冯内古特、夏目漱石，此外还很多。”至于漱石《心》，有道是：“我喜欢漱石，但《明暗》和《心》怎么也喜欢不起来。”

　　小说是小说家的武器，把自己的好恶写进小说是常事，用来反党也算不上一大发明。知道了村上春树的看法，再读被他从简得没头没脑的《山鲁佐德》(见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就读出对《心》的嘲讽，甚至要觉得他这个人长得挺朴实，却有点蔫坏阴损——从事“援助活动”的山鲁佐德每次做完爱，都要给羽原先生讲一个故事，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王妃山鲁佐德;不过，王妃不讲就要被杀掉，而村上的山鲁佐德握有话语权。一天，讲到她上高中时潜入暗恋的男生家里，偷看他的笔记本。

　　“他写的读后感也读了。写的是关于夏目漱石的《心》，那是暑假的必读书。看来确实是成绩优秀的学生，用漂亮的字工工整整写在稿纸上，看到的地方也没有错字漏字。评分为‘优’。当然的。用这么好的字写文章，什么样的老师，哪怕根本不看内容，也会默默给个优吧。”

　　武田泰淳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属于战败后头两年出道的第一次战后派作家，他说：《心》就是个习作，写得也不好，人们读它不过是因为容易懂。那样的东西是日本精神之根本，这种想法非常使日本文化贫弱。

　　年代离夏目漱石更近的大作家谷崎润一郎当然承认他了不起，但是不喜欢。说那个《心》读了实在没意思，其实有一半就够了，只觉得啰哩啰唆地拖沓。漱石的作品也就到《从今往后》，往后就渐渐讨厌了。

　　有一个叫小谷野敦的评论家，在野，看封底的照片，一副老烟枪的模样，显得脏兮兮，见解却有趣，虽然可信度常有点可疑。他写了一本《〈心〉真是名作吗》，为世上的古典名作下判决，但文学作品并没有普遍的价值基准，所以他说好说坏终归是一己之见。不过，书名拉《心》的大旗，可见这部小说的影响足以当虎皮吓人。小谷野这样记述《心》的阅读史：

　　最近(《〈心〉真是名作吗》出版于2009年)有人认为《心》是漱石的代表作，甚至也有人当作代表日本近代文学的作品论说，但是它发表之初被视为失败作，直至战败，不大有人谈论。战败后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等人说它是描写友情与恋爱的纠葛的青春小说，高中的国语教科书也采用，以至在夏目漱石的全部作品中，在庞大的日本近代小说群当中，读者之众渐渐无出其右了。

　　《心》是一百年前的作品。1914年(大正三年)在东京、大阪两地的报纸《朝日新闻》上连载，随即由岩波书店出版单行本。此书是岩波书店从旧书铺向出版社转身的第一枪，却是漱石自费。那一年他四十七岁，前有《行人》，后有《道草》。此作分为三章：先生和我，双亲和我，先生和遗书。由两部分构成，前两章是“我”用切身经历讲述，最后一章完全是读者跟着“我”读先生写的遗书。

　　——“我”在镰仓的海水浴场呆看一个西洋人下水，结识了陪同他的先生。小说家言，起笔便隐含对明治知识人的态度。从某种程度来说，日本的近代化就是跟在西洋的脚后追赶，拿西洋的尺度量自己，是一个放弃自主性的过程。“我”回东京后经常造访先生，对他的思想和学问怀有敬意。先生不相信人，“钱呀，我告诉你，一见钱，什么样的君子也立马变成坏人。”原来他读高中(旧制)时叔父劫夺了父亲留下的家业。

　　“我被人骗过，而且是被有血缘关系的亲戚骗了。我决不会忘。他们在我父亲面前个个像好人，父亲刚一死就变成难以饶恕的不义之人。我从小至今背着他们加给我的屈辱和损害，恐怕要一直背到死，因为我到死也忘不了。但我还没有复仇。想来我现在所作所为超过对个人的复仇。我不光憎恨他们，还普遍地憎恨他们所代表的人。”

　　“我”回乡探望父亲的病，“父亲时常说梦话了。‘对不住乃木大将，实在没脸见他，不，我也马上跟在他后面。’”这大概是《双亲和我》一章中最重要的话。父亲病危时“我”收到先生的遗书。写道：他离开故乡，发誓再也不见那叔父。在东京租住一户日清战争遗属的家里，只有太太和小姐，以及女佣。“我第一次见到这家的小姐时，打招呼张惶失措，而小姐也红了脸”。几乎不消说，接下来就要搬演那个年代常见的故事，周作人留学日本也有幸遭遇的，男学生和房东的女儿相爱。先生在钱上怀疑人类，但是在爱上还没有怀疑。故事的进展当然还需要搅局的，K出现了，他和先生是同乡同学。但故事其实是三个男人的，女人们近乎道具，过去读者感叹友情之崇高，而现在的读者时髦地觉察同性恋意味。

　　K是真宗派和尚的次子，“在拘于义理这一点上，令人怀疑他有些像武士”。过继给医生家，来东京上学当然用的是养父母的钱。医生的儿子要学医，以继承家业，但他不打算当医生。先生“责问他，那不就等于欺骗养父母吗?胆大包天的他回答：是的。说要是为了道，干这么点事也无所谓”。这种乖僻、固执大概为明治时代的青年所特有，恐怕也是思想上苦闷的表现。夏目漱石有个学生，叫藤村操，投华严泷自杀，在潭边的大树上写下“岩头之感”，曰“万有之真相唯一言以尽，曰不可解。我怀此恨而烦闷，终至决死”。再说K，终至写信坦白了真情实况，养父大怒，不再供他读书。两年下来，艰苦的日子影响了K的健康和精神，先生请他搬过来同住。

　　“容貌也好像K讨女人喜欢。性格也不像我这样小肚鸡肠，大概异性会中意。有男人样，该马虎的地方马虎，该坚强的地方坚强，这一点也似乎比我有优势。”先生担心小姐属意于K，满腹醋意。“这种嫉妒不就是爱的另一面吗?”然而，嫉妒折磨人，也把人变坏。K终于向先生说出他深爱小姐，虽然先生相信自己是生来具有那么美好的同情心的人，但这时的他不同了。不再优柔寡断，要抢在K的前头下手，向房东太太提出娶她家小姐，得到了痛快的应允。K知道了，那种“超然的态度哪怕只是表面的也值得敬服”。但没过几天，他割断颈动脉自杀，留下一封信，内容简简单单，“最后像是用余墨添写了一句文言，意思是本该更早点死，为何活到了今天”。

　　先生和小姐结了婚。房东太太和小姐看起来确实很幸福，先生也是幸福的，然而，先生写道：“我的幸福里伴随着黑影，我想这幸福不就是最后把我带到悲惨命运的导火索吗?”

　　“盛夏的暑热里明治天皇驾崩了。那时我觉得明治的精神始于天皇而终于天皇。我们受明治的影响最深，往后活下去毕竟落后于时势，这种感觉猛烈地撞击我的心。我露骨地对妻这样说了，妻笑了笑，置之不理，但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跟我开玩笑：那就殉死好了。”

　　“我几乎忘记了殉死这个词。因为是平时用不着的字，像是沉在记忆底下就要腐烂了。听妻笑谈才想起时，我对妻说：假如我殉死，就要殉明治精神。当然我的回答也不过是笑谈，但那时我的心情有点像是给陈旧不用的词语赋予了新的意义。”

　　“大葬的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书斋里，听见出殡的号炮。对于我来说，那听来像是明治永久逝去的宣告。过后想来，那也成了乃木大将永久逝去的宣告。我拿着号外，不禁对妻说，殉死了殉死了。”

　　被叔父窃走父亲遗产所产生的不相信人，为争夺女人而背叛友人以致他自杀的良心苛责以及赎罪，明治天皇驾崩而醒悟自己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使先生决心自杀，死前给“我”写了这么长的自述。

　　漱石写《心》两年前的1912年发生陆军大将乃木希典携妻为明治天皇殉死事件。当时一些舆论认为殉死有悖于时代，是荒唐行径，而文豪森鸥外利用历史故事把这个事件写成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遗书》，为乃木辩护。同样是文豪的夏目漱石也肯定乃木之死。小说中的人物有“我”、“先生”、日清战争的遗孀“太太”和房东家“小姐”，唯有这位小姐即后来嫁给先生的“夫人”有名字——“有时候不喊女佣，喊夫人。(夫人的名字叫静)先生总是转向纸屏，喊‘喂，静’。那叫法在我听来是亲切的。”乃木夫人的名字就是叫“静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也在他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水死》中批判《心》，说先生自杀是个人问题，夏目漱石却把它跟“明治精神”、“殉死”联系到一起，“不合乎逻辑”。

　　什么是明治精神呢?文学评论家江藤淳著有《漱石及其时代》，他也被视为以明治国家为理想的正统保守派，在《明治一知识人》中写道：“明治天皇晏驾与乃木大将殉死者两大事件之后，漱石突然醒悟所谓‘明治精神’在他的内心没有完全死绝。此刻那伟大时代的全部价值体系的影子从漱石的阴暗的、充满苦恼的过去浮起来，如同过去爱的人的幽灵向漱石微笑。幽灵或许这样说：‘跟我来。’漱石点头。他知道自己的一部分恐怕要用小说主人公的形式殉‘明治精神’。”

　　在江藤淳看来，明治精神是明治这个时代的全部价值体系，又是与武士道精神相关的传统的克己伦理。另一位评论家松本建一则认为，漱石说的明治精神是跟明治一起开始的自由与独立的个人性精神，但背面必然贴着孤独的悲哀与怀疑的地狱。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但说得如此高深，也就不想探究了。

　　夏目漱石自信《心》“能抓住人心”，单行本是他亲手装帧的。封面用《康熙字典》的“心”字解，引文是《荀子·解弊篇》所言：“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小说起初叫“先生的遗书”。我喜欢读的是《先生和遗书》这部分，当作一个完整的作品读。但这个小说是给报纸写的连载，有了《先生和我》《双亲和我》的冗长才能够连载三个多月，计一百一十回，犹如京都的町家要穿过鳗鱼般细长而幽暗的甬道登堂入室。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关于夏目漱石的名著》。)

　　一部小说，哪怕是名著，有人说好，也会有人说不好，这就是见仁见智吧。夏目漱石的《心》即如此，而且也像是时代使然，说不好的人似有增多之势。已故评论家吉本隆明说：“在日本近代作家里，要说唯一一个足以象征明治以后所有问题的文学家，非漱石莫属。”但小说家岛田雅彦，六度入围芥川奖未果却当上芥川奖评委，几年前看见他上电视说：“漱石作品中最讨厌《心》。此外也有好作品，为什么唯《心》被大捧?国语教科书采用这个作品，所以大多数人都绕不过去。”

　　同样未获得芥川奖、被岛田讥为作品已落后于时代的村上春树在哪里说过：“若具体地举出以前在文体上强烈吸引我的人，有菲茨杰拉德、卡波特、钱德勒、冯内古特、夏目漱石，此外还很多。”至于漱石《心》，有道是：“我喜欢漱石，但《明暗》和《心》怎么也喜欢不起来。”

　　小说是小说家的武器，把自己的好恶写进小说是常事，用来反党也算不上一大发明。知道了村上春树的看法，再读被他从简得没头没脑的《山鲁佐德》(见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就读出对《心》的嘲讽，甚至要觉得他这个人长得挺朴实，却有点蔫坏阴损——从事“援助活动”的山鲁佐德每次做完爱，都要给羽原先生讲一个故事，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王妃山鲁佐德;不过，王妃不讲就要被杀掉，而村上的山鲁佐德握有话语权。一天，讲到她上高中时潜入暗恋的男生家里，偷看他的笔记本。

　　“他写的读后感也读了。写的是关于夏目漱石的《心》，那是暑假的必读书。看来确实是成绩优秀的学生，用漂亮的字工工整整写在稿纸上，看到的地方也没有错字漏字。评分为‘优’。当然的。用这么好的字写文章，什么样的老师，哪怕根本不看内容，也会默默给个优吧。”

　　武田泰淳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属于战败后头两年出道的第一次战后派作家，他说：《心》就是个习作，写得也不好，人们读它不过是因为容易懂。那样的东西是日本精神之根本，这种想法非常使日本文化贫弱。

　　年代离夏目漱石更近的大作家谷崎润一郎当然承认他了不起，但是不喜欢。说那个《心》读了实在没意思，其实有一半就够了，只觉得啰哩啰唆地拖沓。漱石的作品也就到《从今往后》，往后就渐渐讨厌了。

　　有一个叫小谷野敦的评论家，在野，看封底的照片，一副老烟枪的模样，显得脏兮兮，见解却有趣，虽然可信度常有点可疑。他写了一本《〈心〉真是名作吗》，为世上的古典名作下判决，但文学作品并没有普遍的价值基准，所以他说好说坏终归是一己之见。不过，书名拉《心》的大旗，可见这部小说的影响足以当虎皮吓人。小谷野这样记述《心》的阅读史：

　　最近(《〈心〉真是名作吗》出版于2009年)有人认为《心》是漱石的代表作，甚至也有人当作代表日本近代文学的作品论说，但是它发表之初被视为失败作，直至战败，不大有人谈论。战败后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等人说它是描写友情与恋爱的纠葛的青春小说，高中的国语教科书也采用，以至在夏目漱石的全部作品中，在庞大的日本近代小说群当中，读者之众渐渐无出其右了。

　　《心》是一百年前的作品。1914年(大正三年)在东京、大阪两地的报纸《朝日新闻》上连载，随即由岩波书店出版单行本。此书是岩波书店从旧书铺向出版社转身的第一枪，却是漱石自费。那一年他四十七岁，前有《行人》，后有《道草》。此作分为三章：先生和我，双亲和我，先生和遗书。由两部分构成，前两章是“我”用切身经历讲述，最后一章完全是读者跟着“我”读先生写的遗书。

　　——“我”在镰仓的海水浴场呆看一个西洋人下水，结识了陪同他的先生。小说家言，起笔便隐含对明治知识人的态度。从某种程度来说，日本的近代化就是跟在西洋的脚后追赶，拿西洋的尺度量自己，是一个放弃自主性的过程。“我”回东京后经常造访先生，对他的思想和学问怀有敬意。先生不相信人，“钱呀，我告诉你，一见钱，什么样的君子也立马变成坏人。”原来他读高中(旧制)时叔父劫夺了父亲留下的家业。

　　“我被人骗过，而且是被有血缘关系的亲戚骗了。我决不会忘。他们在我父亲面前个个像好人，父亲刚一死就变成难以饶恕的不义之人。我从小至今背着他们加给我的屈辱和损害，恐怕要一直背到死，因为我到死也忘不了。但我还没有复仇。想来我现在所作所为超过对个人的复仇。我不光憎恨他们，还普遍地憎恨他们所代表的人。”

　　“我”回乡探望父亲的病，“父亲时常说梦话了。‘对不住乃木大将，实在没脸见他，不，我也马上跟在他后面。’”这大概是《双亲和我》一章中最重要的话。父亲病危时“我”收到先生的遗书。写道：他离开故乡，发誓再也不见那叔父。在东京租住一户日清战争遗属的家里，只有太太和小姐，以及女佣。“我第一次见到这家的小姐时，打招呼张惶失措，而小姐也红了脸”。几乎不消说，接下来就要搬演那个年代常见的故事，周作人留学日本也有幸遭遇的，男学生和房东的女儿相爱。先生在钱上怀疑人类，但是在爱上还没有怀疑。故事的进展当然还需要搅局的，K出现了，他和先生是同乡同学。但故事其实是三个男人的，女人们近乎道具，过去读者感叹友情之崇高，而现在的读者时髦地觉察同性恋意味。

　　K是真宗派和尚的次子，“在拘于义理这一点上，令人怀疑他有些像武士”。过继给医生家，来东京上学当然用的是养父母的钱。医生的儿子要学医，以继承家业，但他不打算当医生。先生“责问他，那不就等于欺骗养父母吗?胆大包天的他回答：是的。说要是为了道，干这么点事也无所谓”。这种乖僻、固执大概为明治时代的青年所特有，恐怕也是思想上苦闷的表现。夏目漱石有个学生，叫藤村操，投华严泷自杀，在潭边的大树上写下“岩头之感”，曰“万有之真相唯一言以尽，曰不可解。我怀此恨而烦闷，终至决死”。再说K，终至写信坦白了真情实况，养父大怒，不再供他读书。两年下来，艰苦的日子影响了K的健康和精神，先生请他搬过来同住。

　　“容貌也好像K讨女人喜欢。性格也不像我这样小肚鸡肠，大概异性会中意。有男人样，该马虎的地方马虎，该坚强的地方坚强，这一点也似乎比我有优势。”先生担心小姐属意于K，满腹醋意。“这种嫉妒不就是爱的另一面吗?”然而，嫉妒折磨人，也把人变坏。K终于向先生说出他深爱小姐，虽然先生相信自己是生来具有那么美好的同情心的人，但这时的他不同了。不再优柔寡断，要抢在K的前头下手，向房东太太提出娶她家小姐，得到了痛快的应允。K知道了，那种“超然的态度哪怕只是表面的也值得敬服”。但没过几天，他割断颈动脉自杀，留下一封信，内容简简单单，“最后像是用余墨添写了一句文言，意思是本该更早点死，为何活到了今天”。

　　先生和小姐结了婚。房东太太和小姐看起来确实很幸福，先生也是幸福的，然而，先生写道：“我的幸福里伴随着黑影，我想这幸福不就是最后把我带到悲惨命运的导火索吗?”

　　“盛夏的暑热里明治天皇驾崩了。那时我觉得明治的精神始于天皇而终于天皇。我们受明治的影响最深，往后活下去毕竟落后于时势，这种感觉猛烈地撞击我的心。我露骨地对妻这样说了，妻笑了笑，置之不理，但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跟我开玩笑：那就殉死好了。”

　　“我几乎忘记了殉死这个词。因为是平时用不着的字，像是沉在记忆底下就要腐烂了。听妻笑谈才想起时，我对妻说：假如我殉死，就要殉明治精神。当然我的回答也不过是笑谈，但那时我的心情有点像是给陈旧不用的词语赋予了新的意义。”

　　“大葬的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书斋里，听见出殡的号炮。对于我来说，那听来像是明治永久逝去的宣告。过后想来，那也成了乃木大将永久逝去的宣告。我拿着号外，不禁对妻说，殉死了殉死了。”

　　被叔父窃走父亲遗产所产生的不相信人，为争夺女人而背叛友人以致他自杀的良心苛责以及赎罪，明治天皇驾崩而醒悟自己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使先生决心自杀，死前给“我”写了这么长的自述。

　　漱石写《心》两年前的1912年发生陆军大将乃木希典携妻为明治天皇殉死事件。当时一些舆论认为殉死有悖于时代，是荒唐行径，而文豪森鸥外利用历史故事把这个事件写成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遗书》，为乃木辩护。同样是文豪的夏目漱石也肯定乃木之死。小说中的人物有“我”、“先生”、日清战争的遗孀“太太”和房东家“小姐”，唯有这位小姐即后来嫁给先生的“夫人”有名字——“有时候不喊女佣，喊夫人。(夫人的名字叫静)先生总是转向纸屏，喊‘喂，静’。那叫法在我听来是亲切的。”乃木夫人的名字就是叫“静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也在他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水死》中批判《心》，说先生自杀是个人问题，夏目漱石却把它跟“明治精神”、“殉死”联系到一起，“不合乎逻辑”。

　　什么是明治精神呢?文学评论家江藤淳著有《漱石及其时代》，他也被视为以明治国家为理想的正统保守派，在《明治一知识人》中写道：“明治天皇晏驾与乃木大将殉死者两大事件之后，漱石突然醒悟所谓‘明治精神’在他的内心没有完全死绝。此刻那伟大时代的全部价值体系的影子从漱石的阴暗的、充满苦恼的过去浮起来，如同过去爱的人的幽灵向漱石微笑。幽灵或许这样说：‘跟我来。’漱石点头。他知道自己的一部分恐怕要用小说主人公的形式殉‘明治精神’。”

　　在江藤淳看来，明治精神是明治这个时代的全部价值体系，又是与武士道精神相关的传统的克己伦理。另一位评论家松本建一则认为，漱石说的明治精神是跟明治一起开始的自由与独立的个人性精神，但背面必然贴着孤独的悲哀与怀疑的地狱。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但说得如此高深，也就不想探究了。

　　夏目漱石自信《心》“能抓住人心”，单行本是他亲手装帧的。封面用《康熙字典》的“心”字解，引文是《荀子·解弊篇》所言：“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小说起初叫“先生的遗书”。我喜欢读的是《先生和遗书》这部分，当作一个完整的作品读。但这个小说是给报纸写的连载，有了《先生和我》《双亲和我》的冗长才能够连载三个多月，计一百一十回，犹如京都的町家要穿过鳗鱼般细长而幽暗的甬道登堂入室。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关于夏目漱石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