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光荣孤立和高压统治为基础的团结统一难以为继

　　在霍查时期，阿尔巴尼亚团结全党并统一社会的最重要工具，就是树立外部敌人。铁托和他所领导的南斯拉夫，是阿尔巴尼亚成功塑造的第一个不共戴天之敌。阿南关系的历史经纬，确也非常复杂。阿利雅回顾当年的阿南冲突时，至今仍依坚持过去的立场。他不但努力为霍查开脱，甚至还对霍查赞誉有加，认为当年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对阿“当面讲友谊，背后却隐藏着卑鄙的目的，即吞并阿尔巴尼亚的计划。”1948年7月阿尔巴尼亚废除与南斯拉夫的所有经济协议，要求南撤走所有专家，责任在“铁托集团”。他指出，位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科索沃，是阿南爆发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1946年，霍查与铁托曾讨论过科索沃划入阿国问题，但双方存在很大分歧。他认为，“霍查认真考虑了形势的发展变化，并为维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自主而采取了明智的政策。”

恩维尔·霍查

　　阿尔巴尼亚维护党和社会高度团结与统一的另一最重要方式，就是大树特树对霍查的个人崇拜。这个问题的是非曲直，阿尔巴尼亚社会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作为霍查接班人和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最后的掌舵人，阿利雅在回忆录中表示，霍查本人并没有追求个人崇拜。“是我们、他的同事以及党的整个宣传在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上起了作用。”不过，阿利雅又说，虽然“他好几次都要求除去对他形象夸大的部分，但此后好像他也习惯了这种情况。”

　　在分析个人崇拜现象的成因时，阿利雅指出，当时阿党所有领导人都陷入一种骄傲自满的状态中，霍查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已经很难让人清醒地认识到，走专制之路和限制对外经济联系会对阿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虽然在对外关系方面，阿利雅也承认，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经亚劳动党常常机械地不切实际地照搬苏联经验，但他仍坚持认为，“无论现在对霍查有多少评价，霍查是20世纪下半叶阿尔巴尼亚人民最杰出的领袖。”

　　霍查用以团结全党、统一社会的另一个最重要手段，就是无休止地开展政治运动并进行残酷的党内清洗。40年代末期，阿南冲突爆发后，阿尔巴尼亚在本国大抓“铁托分子”，许多曾与霍查并肩战斗过的高级干部锒铛入狱，有些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在涉及国家计委主任、党中央组织部长乃至政治局委员的诸多案件中，到底有多少冤案错案，至今无人说清。在70年代开展的“革命化”运动中，阿尔巴尼亚竟在1973—1975年间，挖出四个“反党集团”，即“文化反党集团”、“军事反党集团”、“经济反党集团”和“政府反党集团”。贵为党和国家第四号人物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在此期间被剥夺了生命。

　　残酷的党内斗争和血腥的政治清洗，给阿尔巴尼亚社会留下严重的政治后遗症和巨大的社会心理疮伤，党和国家根本无法实现并保障霍查所期待的团结与统一。霍查指挥深挖“政府反党集团”，矛头实际已经对准的是党和国家二号人物谢胡。1982年，曾被誉为霍查最亲密战友、担任部长会议主席30多年的谢胡，开枪自杀。这时，整个世界都已意识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部出了大问题，这个表面上坚如磐石的“反修堡垒”，并非铁板一块。阿方当时解释说，谢胡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因而开枪自杀。

　　谢胡死后，霍查对他猛烈抨击，发表大量诽谤谢胡政治人格的言论，说明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但谢胡到底因何而死，人们众说纷纭，阿官方至今没有定论。有一个说法是，谢胡的儿子与一个家庭条件有问题的女孩谈恋爱，导致家庭矛盾激化，致使谢胡饮弹身亡。但多数阿尔巴尼亚人认为，这一说法不足为信。针对阿尔巴尼亚历史上这些令人痛楚和毛骨悚然的事件，阿利雅也称，当时的确对党的这些干部犯了大错!后来，阿尔巴尼亚政权易手，劳动党和它所建立的政治制度被彻底否定，反共反社会主义在阿成为时尚。但是，当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遭到无情迫害和镇压的人们，却极少有人随波逐流，揭发和声讨曾经把他们打入牢狱的霍查和劳动党，而是选择了沉默。曾经两次出任阿尔巴尼亚驻华的纳赛出狱后，步履蹒跚地走到中国大使馆，请求“大使同志”出面，证明他不是“中国间谍。”这样的故事，听起来让人唏嘘不已。

　　二、剧变后阿尔巴尼亚一度成为欧洲最动荡最贫困的国家

　　霍查1985年4月因病逝世。此时，阿尔巴尼亚国内问题已积重难返，外交上更是孤家寡人。作为霍查接班人的阿利雅，穷途末路之际临危受命，格外谨慎和小心。他最初全面维护原有体制，维护劳动党的执政地位。霍查的名字对阿尔巴尼亚民众来说，依然如雷贯耳。任何有损霍查和劳动党形象的言论和行动，都会受到严格追究。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浪潮汹涌来袭。以高度极权为主要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虽然阿尔巴尼亚早就在苏东阵营之外另树一帜，多年来坚持特立独行，但政治经济制度与苏东国家没有根本性差异，因而无法逃脱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历史宿命。

　　到了80年代后期，阿利雅领导集团已无力困守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孤岛，无力抗衡社会制度必须全面转型的内外压力。1989年12月间，由霍查前保健医生贝里沙领导的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应运而生，阿尔巴尼亚进入政治动荡期。为避免罗马尼亚政权崩溃时的血腥屠杀在阿重演，1990年11–12月间，阿劳动党中央连续召开两次全会，承认党在历史上并非一贯正确，而是有过冒进情绪，甚至犯过错误。作为执政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宣布接受思想多元化，同时建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劳动党是国家唯一政治领导力量”的条款。1991年3月，阿举行剧变后首次自由选举，劳动党赢得议会简单多数，但反对派拒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党单独组阁，但22天后被迫辞职，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党与反对党左右共治的“稳定国家政府”。

　　阿尔巴尼亚有了“稳定国家政府”，但并没有真正实现国家稳定。越来越右倾化的社会，已不能容忍霍查时代的任何痕迹。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六大，就党的历史和霍查的历史功过展开激烈争论。会议因分歧过大，未对决议进行表决，但将穆夫蒂乌等一大批现任和原任的政治局委员开除出党，同时将党名改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可叹的是，劳动党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改革，没有换来右倾化社会的宽容。1992年3月，社会党在新一轮自由选举中惨败，沦为在野党。

　　此时，阿尔巴尼亚已彻底放弃社会主义，政治上改行多党制，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对外关系全面西倾。在这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态下，霍查被打下神坛。昔日的伟大领袖，成了被彻底否定和无情鞭笞的历史罪人。他在阿尔巴尼亚烈士陵园的遗骨被掘出，由其家人改迁到普通公墓。当年为缅怀其丰功伟绩而修建的国家纪念馆，改为市民嬉闹休闲的娱乐场所。我们抵达地拉那时，这个造型怪异的建筑物已彻底废弃。它失去了往日的庄严与神圣，也丧失了休闲场所的娱乐功能，破败粗陋地空置在市中心繁华地带，十分有碍观瞻。。

　　阿尔巴尼亚剧变后，不仅霍查遭受了鞭尸之辱，他的遗孀和家人也承受了许多磨难，并且多次因经济问题和财产纠纷而摊上官司，生活十分窘迫。不过，作为政治强者的未亡人，霍查妻子不是等闲之辈。在阿国政局异常复杂、斗争极为激烈的情况下，她在媒体上频频发声，一方面为丈夫的人格和尊严辩护，另一方面也为丈夫的理想和事业正名。当然，剧变后的阿尔巴尼亚物是人非，霍查夫人的观点和看法，常常被当作“胡言乱语”，在社会上已掀不起任何风浪。

　　阿利雅也未能逃脱遭受政治审判的厄运。劳动党蜕变为社会党并丧失政权后，作为霍查继承人的阿利雅先是被无情地赶下政治舞台，随后遭受司法审判并被关押多年。出狱后，阿利雅不再参与也没办法再参与政治生活，但偶而会到中国驻阿使馆参加中国大使举办的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他是中阿关系起伏多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曾多次访问中国，也曾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下台后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也有某种特殊感情。他的儿子经商做生意，经常来往于中国—阿尔巴尼亚之间，据说生意做得也不大。

　　我们访问地拉那时，阿利雅回忆录已经出版。书中对他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做了详细的回顾和反思。遗憾的是，由于经济原因，此书只有阿文本，没有英文本。外界对这本书的了解相对较少。后来，由于中国驻阿大使的帮助，此书中译本在华问世，为我们深入了解阿尔巴尼亚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阿尔巴尼亚剧变之初，政治上乱象从生，经济凋弊不堪，民生领域严重倒退，很多方面今不如昔。公正地说，阿劳动党执政时，人口压力不大的阿尔巴尼亚，借助苏联特别是中国的大量帮助，曾经建立起水平不高但普惠性很强的社会保障。据阿利雅说，当时即便在最偏远的地区，居民都依法享有义务教育权、免费医疗服务权、覆盖农民的退休金，以及工作分配权。人均寿命由1945年的40岁延长到了80年代末的71岁。剧变之后，人们痛恨与霍查相联系的一切旧事物。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原有的一切都被否定，婴儿和脏水一道泼出。

      作者系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原中联部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以光荣孤立和高压统治为基础的团结统一难以为继

　　在霍查时期，阿尔巴尼亚团结全党并统一社会的最重要工具，就是树立外部敌人。铁托和他所领导的南斯拉夫，是阿尔巴尼亚成功塑造的第一个不共戴天之敌。阿南关系的历史经纬，确也非常复杂。阿利雅回顾当年的阿南冲突时，至今仍依坚持过去的立场。他不但努力为霍查开脱，甚至还对霍查赞誉有加，认为当年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对阿“当面讲友谊，背后却隐藏着卑鄙的目的，即吞并阿尔巴尼亚的计划。”1948年7月阿尔巴尼亚废除与南斯拉夫的所有经济协议，要求南撤走所有专家，责任在“铁托集团”。他指出，位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科索沃，是阿南爆发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1946年，霍查与铁托曾讨论过科索沃划入阿国问题，但双方存在很大分歧。他认为，“霍查认真考虑了形势的发展变化，并为维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自主而采取了明智的政策。”

恩维尔·霍查

　　阿尔巴尼亚维护党和社会高度团结与统一的另一最重要方式，就是大树特树对霍查的个人崇拜。这个问题的是非曲直，阿尔巴尼亚社会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作为霍查接班人和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最后的掌舵人，阿利雅在回忆录中表示，霍查本人并没有追求个人崇拜。“是我们、他的同事以及党的整个宣传在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上起了作用。”不过，阿利雅又说，虽然“他好几次都要求除去对他形象夸大的部分，但此后好像他也习惯了这种情况。”

　　在分析个人崇拜现象的成因时，阿利雅指出，当时阿党所有领导人都陷入一种骄傲自满的状态中，霍查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已经很难让人清醒地认识到，走专制之路和限制对外经济联系会对阿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虽然在对外关系方面，阿利雅也承认，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经亚劳动党常常机械地不切实际地照搬苏联经验，但他仍坚持认为，“无论现在对霍查有多少评价，霍查是20世纪下半叶阿尔巴尼亚人民最杰出的领袖。”

　　霍查用以团结全党、统一社会的另一个最重要手段，就是无休止地开展政治运动并进行残酷的党内清洗。40年代末期，阿南冲突爆发后，阿尔巴尼亚在本国大抓“铁托分子”，许多曾与霍查并肩战斗过的高级干部锒铛入狱，有些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在涉及国家计委主任、党中央组织部长乃至政治局委员的诸多案件中，到底有多少冤案错案，至今无人说清。在70年代开展的“革命化”运动中，阿尔巴尼亚竟在1973—1975年间，挖出四个“反党集团”，即“文化反党集团”、“军事反党集团”、“经济反党集团”和“政府反党集团”。贵为党和国家第四号人物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在此期间被剥夺了生命。

　　残酷的党内斗争和血腥的政治清洗，给阿尔巴尼亚社会留下严重的政治后遗症和巨大的社会心理疮伤，党和国家根本无法实现并保障霍查所期待的团结与统一。霍查指挥深挖“政府反党集团”，矛头实际已经对准的是党和国家二号人物谢胡。1982年，曾被誉为霍查最亲密战友、担任部长会议主席30多年的谢胡，开枪自杀。这时，整个世界都已意识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部出了大问题，这个表面上坚如磐石的“反修堡垒”，并非铁板一块。阿方当时解释说，谢胡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因而开枪自杀。

　　谢胡死后，霍查对他猛烈抨击，发表大量诽谤谢胡政治人格的言论，说明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但谢胡到底因何而死，人们众说纷纭，阿官方至今没有定论。有一个说法是，谢胡的儿子与一个家庭条件有问题的女孩谈恋爱，导致家庭矛盾激化，致使谢胡饮弹身亡。但多数阿尔巴尼亚人认为，这一说法不足为信。针对阿尔巴尼亚历史上这些令人痛楚和毛骨悚然的事件，阿利雅也称，当时的确对党的这些干部犯了大错!后来，阿尔巴尼亚政权易手，劳动党和它所建立的政治制度被彻底否定，反共反社会主义在阿成为时尚。但是，当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遭到无情迫害和镇压的人们，却极少有人随波逐流，揭发和声讨曾经把他们打入牢狱的霍查和劳动党，而是选择了沉默。曾经两次出任阿尔巴尼亚驻华的纳赛出狱后，步履蹒跚地走到中国大使馆，请求“大使同志”出面，证明他不是“中国间谍。”这样的故事，听起来让人唏嘘不已。

　　二、剧变后阿尔巴尼亚一度成为欧洲最动荡最贫困的国家

　　霍查1985年4月因病逝世。此时，阿尔巴尼亚国内问题已积重难返，外交上更是孤家寡人。作为霍查接班人的阿利雅，穷途末路之际临危受命，格外谨慎和小心。他最初全面维护原有体制，维护劳动党的执政地位。霍查的名字对阿尔巴尼亚民众来说，依然如雷贯耳。任何有损霍查和劳动党形象的言论和行动，都会受到严格追究。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浪潮汹涌来袭。以高度极权为主要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虽然阿尔巴尼亚早就在苏东阵营之外另树一帜，多年来坚持特立独行，但政治经济制度与苏东国家没有根本性差异，因而无法逃脱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历史宿命。

　　到了80年代后期，阿利雅领导集团已无力困守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孤岛，无力抗衡社会制度必须全面转型的内外压力。1989年12月间，由霍查前保健医生贝里沙领导的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应运而生，阿尔巴尼亚进入政治动荡期。为避免罗马尼亚政权崩溃时的血腥屠杀在阿重演，1990年11–12月间，阿劳动党中央连续召开两次全会，承认党在历史上并非一贯正确，而是有过冒进情绪，甚至犯过错误。作为执政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宣布接受思想多元化，同时建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劳动党是国家唯一政治领导力量”的条款。1991年3月，阿举行剧变后首次自由选举，劳动党赢得议会简单多数，但反对派拒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党单独组阁，但22天后被迫辞职，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党与反对党左右共治的“稳定国家政府”。

　　阿尔巴尼亚有了“稳定国家政府”，但并没有真正实现国家稳定。越来越右倾化的社会，已不能容忍霍查时代的任何痕迹。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六大，就党的历史和霍查的历史功过展开激烈争论。会议因分歧过大，未对决议进行表决，但将穆夫蒂乌等一大批现任和原任的政治局委员开除出党，同时将党名改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可叹的是，劳动党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改革，没有换来右倾化社会的宽容。1992年3月，社会党在新一轮自由选举中惨败，沦为在野党。

　　此时，阿尔巴尼亚已彻底放弃社会主义，政治上改行多党制，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对外关系全面西倾。在这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态下，霍查被打下神坛。昔日的伟大领袖，成了被彻底否定和无情鞭笞的历史罪人。他在阿尔巴尼亚烈士陵园的遗骨被掘出，由其家人改迁到普通公墓。当年为缅怀其丰功伟绩而修建的国家纪念馆，改为市民嬉闹休闲的娱乐场所。我们抵达地拉那时，这个造型怪异的建筑物已彻底废弃。它失去了往日的庄严与神圣，也丧失了休闲场所的娱乐功能，破败粗陋地空置在市中心繁华地带，十分有碍观瞻。。

　　阿尔巴尼亚剧变后，不仅霍查遭受了鞭尸之辱，他的遗孀和家人也承受了许多磨难，并且多次因经济问题和财产纠纷而摊上官司，生活十分窘迫。不过，作为政治强者的未亡人，霍查妻子不是等闲之辈。在阿国政局异常复杂、斗争极为激烈的情况下，她在媒体上频频发声，一方面为丈夫的人格和尊严辩护，另一方面也为丈夫的理想和事业正名。当然，剧变后的阿尔巴尼亚物是人非，霍查夫人的观点和看法，常常被当作“胡言乱语”，在社会上已掀不起任何风浪。

　　阿利雅也未能逃脱遭受政治审判的厄运。劳动党蜕变为社会党并丧失政权后，作为霍查继承人的阿利雅先是被无情地赶下政治舞台，随后遭受司法审判并被关押多年。出狱后，阿利雅不再参与也没办法再参与政治生活，但偶而会到中国驻阿使馆参加中国大使举办的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他是中阿关系起伏多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曾多次访问中国，也曾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下台后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也有某种特殊感情。他的儿子经商做生意，经常来往于中国—阿尔巴尼亚之间，据说生意做得也不大。

　　我们访问地拉那时，阿利雅回忆录已经出版。书中对他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做了详细的回顾和反思。遗憾的是，由于经济原因，此书只有阿文本，没有英文本。外界对这本书的了解相对较少。后来，由于中国驻阿大使的帮助，此书中译本在华问世，为我们深入了解阿尔巴尼亚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阿尔巴尼亚剧变之初，政治上乱象从生，经济凋弊不堪，民生领域严重倒退，很多方面今不如昔。公正地说，阿劳动党执政时，人口压力不大的阿尔巴尼亚，借助苏联特别是中国的大量帮助，曾经建立起水平不高但普惠性很强的社会保障。据阿利雅说，当时即便在最偏远的地区，居民都依法享有义务教育权、免费医疗服务权、覆盖农民的退休金，以及工作分配权。人均寿命由1945年的40岁延长到了80年代末的71岁。剧变之后，人们痛恨与霍查相联系的一切旧事物。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原有的一切都被否定，婴儿和脏水一道泼出。

      作者系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原中联部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