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沙俄政府较早染指西藏，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为维护其亚洲利益对西藏政策经历了由争夺到放弃的转变过程;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俄努力恢复与西藏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冷战开始及其发展使得苏俄与西藏的关系经历着历史的不断演变。

　　一、沙俄政府运用多种手段向西藏渗透

　　俄国图谋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彼得一世时期。1700-1721年间，俄国与瑞典进行了北方战争，此次战争几乎占据了彼得一世全部军事生涯。长期的战争消耗需持续的作战经费，他经常为解决财政困难而绞尽脑汁。正在此时，彼得大帝听闻中国西藏地区盛产黄金，便要求无论路途如何艰险，都要查明怎样才能到达，并且要“加以占领”。自此，“累年以来，俄人入藏者肩背相望，查勘矿产，测量地势，举动至为叵测”。

　　西藏特殊的战略地位使得沙俄对其愈加重视，其对西藏的觊觎，逐渐超越“掘金”的目的。在对西藏长期的侵略过程中，沙俄采用了多种手段：一方面不断以考察为名，刺探军事、政治情报，为直接军事进攻西藏做准备;另一方面，又以宗教、收买、欺骗、渗透等手段，拉拢西藏内部上层，煽动民族分裂情绪，挑动叛乱，最终使西藏脱离中国，投入俄国的怀抱。

　　从1870年到1909年，沙俄地理学会共派遣了13支考察队赴藏进行“科学考察”。曾经到达中国新疆、青海、西藏地区，最远到达离拉萨仅有320公里的那曲地区，最终却没有一支考察队进入拉萨。考察队一贯奉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高超的射击本领是进入中国最好护照”的方针，制造了唐古拉山口血案、扎陵湖血案、阿尼玛卿血案和琐图血案，所到之处激起民愤。因此，考察队受到当地居民的奋起反抗，只能活动于外围地区。为了打入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沙俄政府想方设法利用布里亚特蒙古人、卡尔梅克蒙古人，他们信仰黄派喇嘛教，历年入藏朝佛、进香、学经、修行，享有自由出入西藏各大寺、各圣堂的方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布里亚特蒙古人阿旺·德尔智，他在宗教活动的掩饰下，向西藏上层大肆宣扬、美化俄国，使得“达赖喇嘛堕其术中，亲俄而拒英”。他作为达赖喇嘛的代表七次奔走于彼得堡和拉萨之间，多次受到沙皇及其大臣的接见，一度将沙俄与西藏的关系推向了顶点。

　　二、苏维埃俄国努力与西藏恢复联系

　　1917年俄国革命、苏维埃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两次对华宣言，摒弃沙皇政府传统侵华政策，但其并没有放弃中国西藏。“早自1918年，苏俄政府就尝试与西藏地方恢复联系”。1920年，苏俄设立了蒙藏事务部，其目的在于使俄国革命对蒙古、西藏的政治、经济产生影响。该部具体承担以下三方面职责：(1)鼓动——唤醒蒙古和西藏人民的政治自治意识;(2)组织——在被指导的人民中建立政治和革命组织;(3)出版传播——与独裁和图书审查制度作斗争，传播革命和社会文学。

　　鉴于英国恶意宣传苏俄是“一个只剩下沙漠和痞棍的国家”，将苏维埃政府描绘成“残酷迫害佛教的政府”，1920年9-10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仔细讨论了赴西藏考察问题，经过讨论认为：苏俄“与西藏建立联系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苏俄缺少“近3-4年西藏内外状况的资料”，而且“西藏问题与远东其它问题具有连续性”，“为了最终弄清楚并解决西藏问题，需要进入西藏进行秘密的侦查”。为了这次入藏侦查，外交人民委员会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包括：6200金卢布、200匹锦缎(作为送给达赖喇嘛和西藏贵族的礼物)、自卫用的几件武器(4挺卡宾枪和1把自动手枪)，以及送给达赖喇嘛的无线电台。苏俄西藏考察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弄清楚西藏的内部状况，确切的说是弄清楚与西藏有联系国家的状况，特别是英国;弄清楚英国及其它国家在西藏的外交阴谋。此次考察团即第一次考察于1921年秋天派出，1922年初到达拉萨，在西藏逗留了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1921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侍读大堪布阿旺·德尔智率队前往苏俄，德尔智在俄期间受到了列宁和加里宁的接见。列宁对德尔智关于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民族建设、宗教问题，以及蒙古和西藏的佛教联系等问题的观点非常感兴趣。列宁详细询问了组织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朝圣者到西藏了解当前形势、达赖喇嘛及其周围人的近况、英国及中国人的作用、西藏和印度关系等情况的可能性。考虑到德尔智是英国针对的主要对象，列宁认为他自己去西藏是一次冒险。加里宁和德尔智之间的谈话内容主要涉及布里亚特民族建设以及宗教在布里亚特民族中的作用等问题。1922年，达赖喇嘛又分别两次派秘书洛桑沙拉德金和群则·罗桑协饶赴俄，进行政治试探和政治行动。

　　1922年11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信达赖喇嘛，向达赖喇嘛通报洛桑沙拉德金已平安抵达，感谢达赖喇嘛带来的哈达和礼品，表示由于英国“出于自私意图”向西藏政府和人民封锁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和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因此，苏俄决定派遣一个经达赖喇嘛的代表阿旺·德尔智同意，“并由他参加组织的人数不多的科学代表团前往拉萨”，以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友好关系”，即通常所说的第二次考察。苏俄外交部人民委员部部长契切林指出此次西藏考察的主要任务是“和西藏政府建立经常性的友好联系”，次要任务是“反对英国的扩张”。其实质是“揭露英国的阴谋，促使达赖喇嘛禁止英国军队入藏”。同时强调这项工作应该“仅仅是口传的、小心谨慎的”。此次官方使团于1924年派出，在拉萨逗留了近3个月，于1925年3月返回莫斯科。之后，拉萨发生了一件让英印政府震惊的事情：达赖喇嘛突然大肆镇压了一批因涉嫌反政府言论的亲英军官。作为呼应，1925年8月中旬，《消息报》发表了契切林撰写的标题为《东方的新业绩》的文章，描述了西藏民族解放的“迸发”和亲英主义集团被摧毁。

　　1924年2月中旬，达赖喇嘛派出1名西藏地方官员带领4名留学生到达库伦，赴列宁格勒学习。1925年8月28日，阿旺·德尔智作为西藏代表以学者身份到达列宁格勒，受到科学院的热烈欢迎。1927年和1928年，苏联的蒙古人两次访问拉萨。他们带去了苏联政府给西藏地方当局的信件。达赖喇嘛接见了两个代表团，给予礼遇。随后几年里，苏俄政府进行了一系列与西藏保持联系的努力，如：1928年7月19日，苏俄政治局批准派遣佛教代表团去西藏。科兹洛夫试图利用飞机或汽艇前往拉萨，植物学家瓦维洛夫提议与西藏交换种子等。

　　1933年12月17日，达赖喇嘛圆寂。苏联政府关注西藏局势变化，其国内报纸报道了中国和英国的媒体关于西藏政府把其最高权力交给了班禅喇嘛的消息。1934年1月12日，蒋介石命黄慕松进藏，“任务有三：(1)举行追赠达赖册封典礼;(2)代表政府致祭达赖;(3)解决中藏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国势力对西藏的影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藏内部逐渐形成亲英美的势力，与苏联的红色制度渐行渐远。而苏联也忙于战争，无暇顾及遥远的西藏。但对西藏的地位却不乏歪曲观点，苏联学者认为：“到1940年末，西藏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莫斯科在这些年没有表现出大的兴趣，因为那里没有现实利益”。而西藏对苏联的地位在1946年苏联大百科全书上是这样写的：“根据中国宪法，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现阶段西藏在名义上是中国统治而实际上是英国影响下的国内自治状态”。

　　三、斯大林支持中国解放西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共中央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在冷战国际局势下，斯大林考虑到“西藏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具有了某种影响，假如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能够顺利解决西藏问题，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的斗争也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为了表明立场，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1950年1月3日转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年贺词》：“1950年，中国军队面临的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消灭蒋介石的残余部队，不允许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每一寸领土”。苏联还在保护班禅问题、提供进藏飞机问题、修建进藏公路等问题上提出了建议和帮助。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8月20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当谈及西藏问题时，斯大林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应当驻扎西藏。”苏联能够提供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保持联系所需要的飞机。可以“先提供10架，随后再提供10架。”他认为“必须修筑通往西藏的路”，因为“没有道路很难保持西藏应有的秩序。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谁出的钱多，西藏喇嘛就投靠谁。”在9月3日举行的午餐会上，周恩来发表了中国关于东南亚国家及西藏政策的讲话，强调中国坚持不派军队和平方针，以和平的方式对待这些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正在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西藏。斯大林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应该有中国的军队。

　　苏联积极帮助中国完全控制西藏，符合冷战早期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五十年代初期，苏美冷战升级，西藏再次引起苏联参谋本部和军事情报部的重视。莫斯科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给予中国帮助，用以对抗美国对西藏的支持。1950年初，苏联的军事顾问随同中国军队来到西藏。随后(约为1952年)拉萨来了一小组苏联工程师，为西藏建设第一个飞机场选择地址。当机场(基本是按照苏联的方案)建成后，苏联的飞行员进行了两次飞行实验。1954年夏天，一个大型的检查顾问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指挥部一起来到西藏，顾问们从北到南参观了整个西藏，包括拉萨。

　　四、赫鲁晓夫对中国西藏政策不满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随后，中苏两党在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分歧，逐渐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喇嘛叛逃。4月5日，《真理报》以《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挑衅失败》为题发表声明，体现了苏联领导人的立场：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反动上层应对叛乱承担全部罪责，他们与帝国主义集团和蒋介石串通…公开背叛祖国。

　　1959年4月末，苏联外交部给驻外外交使团分发了“指示”，阐明了苏联对待西藏事件的立场。明确指出：美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西藏的反动叛乱，通过广泛宣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亚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要求苏联外交官对待敌对运动的反抗行为应遵循以下原则：

　　(1)西藏的事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务，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西藏事务。苏联完全支持中国朋友消除叛乱、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措施;

　　(2)在必要时候给予敌对分子及这一错误以反击，阐明西藏事件的真正性质;

　　(3)此项工作的进行应该与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代表保持密切联系;

　　(4)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反对以任何形式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因为这是对中国内务的干涉;

　　(5)必须注意所在国与西藏事件相关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环境状况，防止反动力量的阴谋活动及试图利用民族及国际组织、会议从事分裂中国的运动。

　　而实际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解决西藏问题存在不满。其原因在于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恶化，源自于两个兄弟党及国家领导人意识形态的分歧。

　　1959年10月初苏联代表团到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吵。此时的赫鲁晓夫倡导戴维营精神，主张放弃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和对抗，主张苏美缓和，共同称霸世界，这影响到他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赫鲁晓夫指出：“达赖跑到印度，是中国的过错，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他认为，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果严重：“达赖喇嘛在印度随时能逃往美国，继而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损失”。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可能阻止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因为中印边界很长，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点逃走”。然而，这样的理由没能说服赫鲁晓夫，他反驳说：“你们在西藏是统治者，你们在那里应该有自己的情报机关，应该清楚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打算”。之后，西藏这个话题在几次用餐过程中被提及。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在西藏进行毫无限制的激进式改革。他同情、理解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是出于维护印度的国家安全。关于这一问题，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印度处于反华和亲藏的立场。印度虽然没有直接的，但是很明显的表达了对西藏人的同情。我对中国同志说，应该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事实。要知道，中国很难在西藏问题上取得尼赫鲁的支持。应该牢记，西藏与印度相邻，一个独立的、弱小的西藏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对其更为有利。中国的西藏在印度面前是令其厌烦的”。

　　1959年10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所谓“西藏人权”的决议。之后，联合国大会又在1960年、1961年和1965年三次把所谓“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其中有两次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对于联合国大会三次将所谓“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苏联代表两次投反对票，反复重申不允许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准则。苏联代表在1961年会议上特别是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侵害。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过幕后外交与美国的知名人士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一系列协议，化解美苏双方的利益。让步之一是将西藏问题从联合国大会第十六届会议议程中取消。

　　至此，虽然由于达赖喇嘛拉萨叛乱及逃亡印度，莫斯科对中国的西藏政策开始表现出不满。但苏联对于西藏地位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继续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中苏关系非正常化期间的苏联涉藏政策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促使莫斯科重新审视自己对待西藏问题的态度。1966年5月，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苏联出现了一系列定期出版的图书和文章，其内容充满了对毛泽东领导集体的少数民族政策极其尖锐的批评(例如《毛泽东和他的领导集体》)，首当其冲的是对蒙古、新疆和西藏政策的批评。1966年8月西藏开始文化大革命，苏联毛泽东主义批评家指责：喇嘛们被要求读毛泽东选集代替佛教文本，西藏文字开始被汉字所替代，这是对西藏民族传统和佛教文化的攻击。

　　197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当前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任务》的讲话，指出：“对待中国也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坚定地奉行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愿意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然而，80年代初，莫斯科又重新开始批评北京，而且增加了新的批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地区军事化，包括对新疆和西藏地区军事化的批评。

　　1979年夏天达赖喇嘛访问苏联，这是流亡集团首领首次访问苏联。达赖喇嘛是去乌兰巴托参加“亚洲佛教徒争取和平会议”途中访问苏联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某些佛教组织的。尽管这一接触是宗教性质的，但是在中苏两国对抗的背景下自然具有政治意味。5月20日的《印度教徒报》评论认为：“苏联现在企图拉拢达赖，其目的是竭尽一切努力阻挠达赖回西藏”。奥地利报纸《上奥地利新闻》也认为“达赖喇嘛不回中国却去苏联，其政治意义是明摆着的”。1982年9月达赖喇嘛受苏联佛教宗教管理局的邀请再次访问苏联，此次访问恢复了30年代苏俄与西藏之间的宗教和文化联系。“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总主教皮缅公然称赞达赖喇嘛的活动是为人民之间建立和平和正义关系所进行的活动。中国的观察家认为，由苏联宗教界出面把达赖这种人物弄到苏联来活动，而且苏联政府机关正式加以接待，人们不能不考虑它的政治意图是什么。”1986年9月，达赖喇嘛第三次访问苏联。他的这次访问与前两次一样，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媒体报道。这次访问的特别之处在于，达赖喇嘛实现了他很久的愿望——去列宁格勒参观佛教寺庙。

　　1981年苏联佛教宗教管理局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宗教和文化部门签订了派遣西藏大学生以小班的形式到苏联大学学习的协议。一年后，西藏流亡政府从印度派出了三个藏人到苏联学习。1982-1983年间，他们在基辅国立学校预科部学习俄语，而后其中的两个人被留在该校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专业学习，另外一人到斯塔夫罗波尔大学外国史专业学习。最终，90年代，三个人分别成为了达赖喇嘛在俄罗斯联邦、独联体国家和蒙古的代表。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应美国国会人权党团会议的邀请，在国会上发表演说，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建议。达赖喇嘛这一建议发布的同时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在苏联出版，其许多想法都与戈尔巴乔夫异常吻合。

　　1990年6月30日，达赖喇嘛答应俄罗斯地方佛教社区的请求，担任列宁格勒佛教寺庙的精神领袖。他在给苏联的佛教徒致辞时说：“我向你们致以最温暖的问候。苏联和蒙古的佛教徒都是我们的兄弟。你们永远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永远处于我们的灵魂深处。”1991年夏天，达赖喇嘛再次访问俄罗斯。此次访问官方的理由是俄罗斯正式承认佛教250周年纪念日。

　　90年代苏联的西藏政策遵循两条主线：正式外交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蓄意与西藏问题保持距离。而非正式外交方面利用佛教徒及其组织努力加紧在宗教和文化方面与西藏上层、特别是达赖喇嘛保持联系。

　　审视俄罗斯今天的西藏政策，其官方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继续通过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的藏传佛教信众与达赖喇嘛保持“纯粹宗教联系”。“西藏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作者简介：

　　曲晓丽，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程早霞，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原载于《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

　　历史上，沙俄政府较早染指西藏，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为维护其亚洲利益对西藏政策经历了由争夺到放弃的转变过程;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俄努力恢复与西藏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冷战开始及其发展使得苏俄与西藏的关系经历着历史的不断演变。

　　一、沙俄政府运用多种手段向西藏渗透

　　俄国图谋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彼得一世时期。1700-1721年间，俄国与瑞典进行了北方战争，此次战争几乎占据了彼得一世全部军事生涯。长期的战争消耗需持续的作战经费，他经常为解决财政困难而绞尽脑汁。正在此时，彼得大帝听闻中国西藏地区盛产黄金，便要求无论路途如何艰险，都要查明怎样才能到达，并且要“加以占领”。自此，“累年以来，俄人入藏者肩背相望，查勘矿产，测量地势，举动至为叵测”。

　　西藏特殊的战略地位使得沙俄对其愈加重视，其对西藏的觊觎，逐渐超越“掘金”的目的。在对西藏长期的侵略过程中，沙俄采用了多种手段：一方面不断以考察为名，刺探军事、政治情报，为直接军事进攻西藏做准备;另一方面，又以宗教、收买、欺骗、渗透等手段，拉拢西藏内部上层，煽动民族分裂情绪，挑动叛乱，最终使西藏脱离中国，投入俄国的怀抱。

　　从1870年到1909年，沙俄地理学会共派遣了13支考察队赴藏进行“科学考察”。曾经到达中国新疆、青海、西藏地区，最远到达离拉萨仅有320公里的那曲地区，最终却没有一支考察队进入拉萨。考察队一贯奉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高超的射击本领是进入中国最好护照”的方针，制造了唐古拉山口血案、扎陵湖血案、阿尼玛卿血案和琐图血案，所到之处激起民愤。因此，考察队受到当地居民的奋起反抗，只能活动于外围地区。为了打入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沙俄政府想方设法利用布里亚特蒙古人、卡尔梅克蒙古人，他们信仰黄派喇嘛教，历年入藏朝佛、进香、学经、修行，享有自由出入西藏各大寺、各圣堂的方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布里亚特蒙古人阿旺·德尔智，他在宗教活动的掩饰下，向西藏上层大肆宣扬、美化俄国，使得“达赖喇嘛堕其术中，亲俄而拒英”。他作为达赖喇嘛的代表七次奔走于彼得堡和拉萨之间，多次受到沙皇及其大臣的接见，一度将沙俄与西藏的关系推向了顶点。

　　二、苏维埃俄国努力与西藏恢复联系

　　1917年俄国革命、苏维埃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两次对华宣言，摒弃沙皇政府传统侵华政策，但其并没有放弃中国西藏。“早自1918年，苏俄政府就尝试与西藏地方恢复联系”。1920年，苏俄设立了蒙藏事务部，其目的在于使俄国革命对蒙古、西藏的政治、经济产生影响。该部具体承担以下三方面职责：(1)鼓动——唤醒蒙古和西藏人民的政治自治意识;(2)组织——在被指导的人民中建立政治和革命组织;(3)出版传播——与独裁和图书审查制度作斗争，传播革命和社会文学。

　　鉴于英国恶意宣传苏俄是“一个只剩下沙漠和痞棍的国家”，将苏维埃政府描绘成“残酷迫害佛教的政府”，1920年9-10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仔细讨论了赴西藏考察问题，经过讨论认为：苏俄“与西藏建立联系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苏俄缺少“近3-4年西藏内外状况的资料”，而且“西藏问题与远东其它问题具有连续性”，“为了最终弄清楚并解决西藏问题，需要进入西藏进行秘密的侦查”。为了这次入藏侦查，外交人民委员会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包括：6200金卢布、200匹锦缎(作为送给达赖喇嘛和西藏贵族的礼物)、自卫用的几件武器(4挺卡宾枪和1把自动手枪)，以及送给达赖喇嘛的无线电台。苏俄西藏考察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弄清楚西藏的内部状况，确切的说是弄清楚与西藏有联系国家的状况，特别是英国;弄清楚英国及其它国家在西藏的外交阴谋。此次考察团即第一次考察于1921年秋天派出，1922年初到达拉萨，在西藏逗留了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1921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侍读大堪布阿旺·德尔智率队前往苏俄，德尔智在俄期间受到了列宁和加里宁的接见。列宁对德尔智关于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民族建设、宗教问题，以及蒙古和西藏的佛教联系等问题的观点非常感兴趣。列宁详细询问了组织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朝圣者到西藏了解当前形势、达赖喇嘛及其周围人的近况、英国及中国人的作用、西藏和印度关系等情况的可能性。考虑到德尔智是英国针对的主要对象，列宁认为他自己去西藏是一次冒险。加里宁和德尔智之间的谈话内容主要涉及布里亚特民族建设以及宗教在布里亚特民族中的作用等问题。1922年，达赖喇嘛又分别两次派秘书洛桑沙拉德金和群则·罗桑协饶赴俄，进行政治试探和政治行动。

　　1922年11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信达赖喇嘛，向达赖喇嘛通报洛桑沙拉德金已平安抵达，感谢达赖喇嘛带来的哈达和礼品，表示由于英国“出于自私意图”向西藏政府和人民封锁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和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因此，苏俄决定派遣一个经达赖喇嘛的代表阿旺·德尔智同意，“并由他参加组织的人数不多的科学代表团前往拉萨”，以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友好关系”，即通常所说的第二次考察。苏俄外交部人民委员部部长契切林指出此次西藏考察的主要任务是“和西藏政府建立经常性的友好联系”，次要任务是“反对英国的扩张”。其实质是“揭露英国的阴谋，促使达赖喇嘛禁止英国军队入藏”。同时强调这项工作应该“仅仅是口传的、小心谨慎的”。此次官方使团于1924年派出，在拉萨逗留了近3个月，于1925年3月返回莫斯科。之后，拉萨发生了一件让英印政府震惊的事情：达赖喇嘛突然大肆镇压了一批因涉嫌反政府言论的亲英军官。作为呼应，1925年8月中旬，《消息报》发表了契切林撰写的标题为《东方的新业绩》的文章，描述了西藏民族解放的“迸发”和亲英主义集团被摧毁。

　　1924年2月中旬，达赖喇嘛派出1名西藏地方官员带领4名留学生到达库伦，赴列宁格勒学习。1925年8月28日，阿旺·德尔智作为西藏代表以学者身份到达列宁格勒，受到科学院的热烈欢迎。1927年和1928年，苏联的蒙古人两次访问拉萨。他们带去了苏联政府给西藏地方当局的信件。达赖喇嘛接见了两个代表团，给予礼遇。随后几年里，苏俄政府进行了一系列与西藏保持联系的努力，如：1928年7月19日，苏俄政治局批准派遣佛教代表团去西藏。科兹洛夫试图利用飞机或汽艇前往拉萨，植物学家瓦维洛夫提议与西藏交换种子等。

　　1933年12月17日，达赖喇嘛圆寂。苏联政府关注西藏局势变化，其国内报纸报道了中国和英国的媒体关于西藏政府把其最高权力交给了班禅喇嘛的消息。1934年1月12日，蒋介石命黄慕松进藏，“任务有三：(1)举行追赠达赖册封典礼;(2)代表政府致祭达赖;(3)解决中藏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国势力对西藏的影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藏内部逐渐形成亲英美的势力，与苏联的红色制度渐行渐远。而苏联也忙于战争，无暇顾及遥远的西藏。但对西藏的地位却不乏歪曲观点，苏联学者认为：“到1940年末，西藏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莫斯科在这些年没有表现出大的兴趣，因为那里没有现实利益”。而西藏对苏联的地位在1946年苏联大百科全书上是这样写的：“根据中国宪法，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现阶段西藏在名义上是中国统治而实际上是英国影响下的国内自治状态”。

　　三、斯大林支持中国解放西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共中央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在冷战国际局势下，斯大林考虑到“西藏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具有了某种影响，假如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能够顺利解决西藏问题，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的斗争也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为了表明立场，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1950年1月3日转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年贺词》：“1950年，中国军队面临的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消灭蒋介石的残余部队，不允许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每一寸领土”。苏联还在保护班禅问题、提供进藏飞机问题、修建进藏公路等问题上提出了建议和帮助。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8月20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当谈及西藏问题时，斯大林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应当驻扎西藏。”苏联能够提供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保持联系所需要的飞机。可以“先提供10架，随后再提供10架。”他认为“必须修筑通往西藏的路”，因为“没有道路很难保持西藏应有的秩序。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谁出的钱多，西藏喇嘛就投靠谁。”在9月3日举行的午餐会上，周恩来发表了中国关于东南亚国家及西藏政策的讲话，强调中国坚持不派军队和平方针，以和平的方式对待这些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正在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西藏。斯大林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应该有中国的军队。

　　苏联积极帮助中国完全控制西藏，符合冷战早期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五十年代初期，苏美冷战升级，西藏再次引起苏联参谋本部和军事情报部的重视。莫斯科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给予中国帮助，用以对抗美国对西藏的支持。1950年初，苏联的军事顾问随同中国军队来到西藏。随后(约为1952年)拉萨来了一小组苏联工程师，为西藏建设第一个飞机场选择地址。当机场(基本是按照苏联的方案)建成后，苏联的飞行员进行了两次飞行实验。1954年夏天，一个大型的检查顾问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指挥部一起来到西藏，顾问们从北到南参观了整个西藏，包括拉萨。

　　四、赫鲁晓夫对中国西藏政策不满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随后，中苏两党在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分歧，逐渐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喇嘛叛逃。4月5日，《真理报》以《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挑衅失败》为题发表声明，体现了苏联领导人的立场：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反动上层应对叛乱承担全部罪责，他们与帝国主义集团和蒋介石串通…公开背叛祖国。

　　1959年4月末，苏联外交部给驻外外交使团分发了“指示”，阐明了苏联对待西藏事件的立场。明确指出：美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西藏的反动叛乱，通过广泛宣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亚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要求苏联外交官对待敌对运动的反抗行为应遵循以下原则：

　　(1)西藏的事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务，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西藏事务。苏联完全支持中国朋友消除叛乱、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措施;

　　(2)在必要时候给予敌对分子及这一错误以反击，阐明西藏事件的真正性质;

　　(3)此项工作的进行应该与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代表保持密切联系;

　　(4)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反对以任何形式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因为这是对中国内务的干涉;

　　(5)必须注意所在国与西藏事件相关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环境状况，防止反动力量的阴谋活动及试图利用民族及国际组织、会议从事分裂中国的运动。

　　而实际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解决西藏问题存在不满。其原因在于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恶化，源自于两个兄弟党及国家领导人意识形态的分歧。

　　1959年10月初苏联代表团到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吵。此时的赫鲁晓夫倡导戴维营精神，主张放弃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和对抗，主张苏美缓和，共同称霸世界，这影响到他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赫鲁晓夫指出：“达赖跑到印度，是中国的过错，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他认为，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果严重：“达赖喇嘛在印度随时能逃往美国，继而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损失”。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可能阻止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因为中印边界很长，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点逃走”。然而，这样的理由没能说服赫鲁晓夫，他反驳说：“你们在西藏是统治者，你们在那里应该有自己的情报机关，应该清楚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打算”。之后，西藏这个话题在几次用餐过程中被提及。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在西藏进行毫无限制的激进式改革。他同情、理解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是出于维护印度的国家安全。关于这一问题，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印度处于反华和亲藏的立场。印度虽然没有直接的，但是很明显的表达了对西藏人的同情。我对中国同志说，应该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事实。要知道，中国很难在西藏问题上取得尼赫鲁的支持。应该牢记，西藏与印度相邻，一个独立的、弱小的西藏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对其更为有利。中国的西藏在印度面前是令其厌烦的”。

　　1959年10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所谓“西藏人权”的决议。之后，联合国大会又在1960年、1961年和1965年三次把所谓“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其中有两次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对于联合国大会三次将所谓“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苏联代表两次投反对票，反复重申不允许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准则。苏联代表在1961年会议上特别是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侵害。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过幕后外交与美国的知名人士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一系列协议，化解美苏双方的利益。让步之一是将西藏问题从联合国大会第十六届会议议程中取消。

　　至此，虽然由于达赖喇嘛拉萨叛乱及逃亡印度，莫斯科对中国的西藏政策开始表现出不满。但苏联对于西藏地位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继续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中苏关系非正常化期间的苏联涉藏政策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促使莫斯科重新审视自己对待西藏问题的态度。1966年5月，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苏联出现了一系列定期出版的图书和文章，其内容充满了对毛泽东领导集体的少数民族政策极其尖锐的批评(例如《毛泽东和他的领导集体》)，首当其冲的是对蒙古、新疆和西藏政策的批评。1966年8月西藏开始文化大革命，苏联毛泽东主义批评家指责：喇嘛们被要求读毛泽东选集代替佛教文本，西藏文字开始被汉字所替代，这是对西藏民族传统和佛教文化的攻击。

　　197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当前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任务》的讲话，指出：“对待中国也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坚定地奉行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愿意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然而，80年代初，莫斯科又重新开始批评北京，而且增加了新的批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地区军事化，包括对新疆和西藏地区军事化的批评。

　　1979年夏天达赖喇嘛访问苏联，这是流亡集团首领首次访问苏联。达赖喇嘛是去乌兰巴托参加“亚洲佛教徒争取和平会议”途中访问苏联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某些佛教组织的。尽管这一接触是宗教性质的，但是在中苏两国对抗的背景下自然具有政治意味。5月20日的《印度教徒报》评论认为：“苏联现在企图拉拢达赖，其目的是竭尽一切努力阻挠达赖回西藏”。奥地利报纸《上奥地利新闻》也认为“达赖喇嘛不回中国却去苏联，其政治意义是明摆着的”。1982年9月达赖喇嘛受苏联佛教宗教管理局的邀请再次访问苏联，此次访问恢复了30年代苏俄与西藏之间的宗教和文化联系。“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总主教皮缅公然称赞达赖喇嘛的活动是为人民之间建立和平和正义关系所进行的活动。中国的观察家认为，由苏联宗教界出面把达赖这种人物弄到苏联来活动，而且苏联政府机关正式加以接待，人们不能不考虑它的政治意图是什么。”1986年9月，达赖喇嘛第三次访问苏联。他的这次访问与前两次一样，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媒体报道。这次访问的特别之处在于，达赖喇嘛实现了他很久的愿望——去列宁格勒参观佛教寺庙。

　　1981年苏联佛教宗教管理局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宗教和文化部门签订了派遣西藏大学生以小班的形式到苏联大学学习的协议。一年后，西藏流亡政府从印度派出了三个藏人到苏联学习。1982-1983年间，他们在基辅国立学校预科部学习俄语，而后其中的两个人被留在该校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专业学习，另外一人到斯塔夫罗波尔大学外国史专业学习。最终，90年代，三个人分别成为了达赖喇嘛在俄罗斯联邦、独联体国家和蒙古的代表。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应美国国会人权党团会议的邀请，在国会上发表演说，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建议。达赖喇嘛这一建议发布的同时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在苏联出版，其许多想法都与戈尔巴乔夫异常吻合。

　　1990年6月30日，达赖喇嘛答应俄罗斯地方佛教社区的请求，担任列宁格勒佛教寺庙的精神领袖。他在给苏联的佛教徒致辞时说：“我向你们致以最温暖的问候。苏联和蒙古的佛教徒都是我们的兄弟。你们永远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永远处于我们的灵魂深处。”1991年夏天，达赖喇嘛再次访问俄罗斯。此次访问官方的理由是俄罗斯正式承认佛教250周年纪念日。

　　90年代苏联的西藏政策遵循两条主线：正式外交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蓄意与西藏问题保持距离。而非正式外交方面利用佛教徒及其组织努力加紧在宗教和文化方面与西藏上层、特别是达赖喇嘛保持联系。

　　审视俄罗斯今天的西藏政策，其官方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继续通过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的藏传佛教信众与达赖喇嘛保持“纯粹宗教联系”。“西藏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作者简介：

　　曲晓丽，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程早霞，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原载于《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