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台湾投入大陆怀抱，巴拿马势必将与中国有一段“深厚的友谊”。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氛围中，西装革履的外交发言人将深情回顾百年来当地华人“吃苦耐劳与百折不挠的精神”，而那段衣衫褴褛华工的惨痛历史即将在轻描淡写中被悄然隐去。

　　死神之船贩“猪仔”：底层华人流落千里之外

　　华人与大多数美洲国家结缘，都始于不堪回首的“猪仔”往事。1850年美洲刮起修筑铁路的热潮，那代表着最先进的文明。美国人急于将“文明”连同经济剥削推广到整个拉丁美洲后院，便决定投资修建巴拿马城与科隆港之间横跨地峡的铁路。尽管这条铁路日后因运河黯然失色，但在当时却是浩大的工程。借着马铃薯大饥荒，美国人进口了不少爱尔兰工人，但随着奴隶制的逐步瓦解，廉价劳动力总是供不应求，资本家的目光望向了遥远的东方。

　　此时的晚清，经历康乾盛世的人丁滋长，已经不堪膨胀人口的困扰。华南城镇四处谋生的游民，成了欧洲人贩子眼中的肥肉。他们正为寻找黑奴替代品苦恼不已，遇到如此“商机”，岂能错过?近代中国最早的大规模人口流失拉开序幕，口岸洋行成了灰色交易的中转站，中西人贩子或于市井拐骗或在赌场酒肆威逼或以出洋诱惑，一旦走投无路的中国小民落入他们的圈套，就被胁迫签下一纸契约，继而连骗带捆送上运奴船，就摇身变成大洋彼岸的“黄皮肤奴隶”。

　　当然，这些的前提是，“猪仔”能活着到岸。毕竟，运奴船素来有“浮动地狱”之称。1852年从香港开往巴拿马的“威廉斯堡”号，核定乘客480人，却被塞进了700多“猪仔”。1883年从法外之地南澳开往巴拿马的运奴船里，425个中国“猪仔”在颠簸航程中死掉98人。更有甚者，不时有“猪仔”不堪虐待又逃脱无望，一把火烧了运奴船，与押送的洋人同归于尽。

　　仅1850-1865这十余年间，被诱绑而来的华人“猪仔”竟达两万余人，这也只是流失人口的一小部分，清廷终于坐不住了，遂严查海外“招工”。1887年巴拿马运河公司再度暗中招工时，驻美使节大臣梁诚赶忙知会盛宣怀：“查有美人名克尔利者，近拟来华招工，远赴巴拿马开通海峡，所定章程，异常苛虐，且巴拿马水土恶劣，华工前往，甚不相宜，请预图抵制，以免华民受害……”清廷顺藤摸瓜，抓获在广东诱拐华人的贩子周三溎，但此前招募的651人已经登上香港运奴船，这些人在途中感染瘟疫，活着到达巴拿马的不足半数。

　　然而，“浮动地狱”的洗礼，只是这幕人间惨剧的序曲。抵岸的“猪仔”很快被买主领走，被驱赶着在铁路上或运河边终日劳作，随蒲安臣出使的志刚，多年后仍愤愤不平：“闻昔修铁路时，因其地水土恶劣，天气炎熇，西班牙国(实为美国之讹)用所贩猪仔粤人两万人执其役，乃听其穴居野处，餐生饮冷，逼以苦工而疾困死者殆矣，狠哉!”

　　先修铁路再凿运河：枕木之下皆是华人骸骨

　　华人初到巴拿马，确实为修铁路而来。巴拿马铁路动工艰难动工之后，爱尔兰人主攻东段，华人主攻西段。第一批投入建设的1000名华工，遭遇恶劣气候与黄热病的轮番打击，数周后仅剩200人。

　　然而，源源不断的“猪仔”迅速补上空缺，修筑铁路成了牺牲华工生命的消耗战。漫长的工期里，究竟有多少华工倒在铁路线上已不可知，但巴拿马流行一种说法：“每一根枕木下面都埋藏着一具华人的尸骨”，一如日后美国修筑太平洋铁路时的惨状。当地盛传，为祭奠死去的华工，巴拿马将铁路的一站命名为Matachin，意为“死去的中国人”(Mata Chinos)。当然，根据现有的考证，此说并不能站住脚，但也多少从侧面说明了工程之苦死伤之众。

　　1880年巴拿马迎来了真正的大工程，在地峡上凿出一条运河来。最先主导开凿的是法国人，他们自然想到勤劳踏实的华工，于是出现了上文清廷严查海外招工的一幕。一计不成，法国人又来了一招“曲线救国”，从美国加州以及周边古巴秘鲁等地诱骗华工，一来二去招到了近5000人。开凿运河工程更为艰苦，况且工地环境更为恶劣，驻美大臣张荫桓曾记载：“巴拿马瘴气之害，脚肿为最，不善治则不救……”繁重劳动加之疫病流行，几年后近千华工葬身此地。雪上加霜的是，法国运河公司连年亏损，公司首脑又在巴黎投机失败，很快宣告破产，被诳来的华工无从遣散，只得在运河附近流浪，依靠经商的同胞救济度日。

　　十年之后，才有美国公司“接盘”巴拿马运河。工程重启，仍走勾引华工干苦力的老套路。但美国公司更是“大写的葛朗台”，只肯付给华工每人每日4角银元的工资，定居在美洲的华人再不肯上当，于是他们又杀个回马枪，潜回闽粤沿海暗中招工。清廷察觉后，义正言辞拒绝了贩卖“猪仔”的企图，但还是有2000多人被骗至巴拿马。运河施工的三十多年里，亚非劳工死亡7万多人，其中的华工不在少数。这条以鲜血凿开的运河，平均每米河段死亡一人，人称“死亡河岸”，而一度担纲主力的华工仅收获一座“契约华工亭”以兹纪念。

　　更令人作呕的是，尽管华工劳苦功高，但仍逃不过西方人习惯性泼脏水。他们这样解释华工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悲剧始于停止发放鸦片，这令华工陷入绝望。他们上吊自尽，或是挥起砍刀自裁，或是用辫子勒死自己，甚至有人要求监工用散弹枪向他们扫射。据监工西恩·多兰回忆，有125个华工上吊自尽，300多具尸体横七竖八散布在地上……”

　　华人小商铺遍地开花，借口“黄祸”一脚踢开

　　在铁路与运河之间，华人迎来一段短暂幸福时光，他们很快施展小本生意的才能，抢占了巴拿马的市场。与当地人相比，他们聪明团结又踏实肯干，1908年巴拿马零售业的近八成已被华人把持。

　　华人的进取精神令大清公使面上有光，1880年代张荫桓在《三洲日记》就有过记载：“仰望龙旗招展，则华人酒楼也，车经开河之地，畚锤未缀，华人沿街列肆，卖食物，不一而足。”1910年中国驻巴拿马总领事欧阳庚致外务部呈参信中更是颇为自豪地讲道：“我华民商务之在巴国者，以巴京(巴拿马城)为最大，次则个啷埠(科隆港)。由巴京至个啷埠开河一带，火车所经共华里一百四十余地，华民店铺约300家，零星散处各埠者亦不下百十家，约共3000余人……”

　　华人出洋，从来是“用熟不用生”，根基扎稳就会返乡召集朋党，雇佣的当地人不过充任杂役。偏偏华人的产业多是街头杂货铺、洗衣店、裁缝铺和小饭馆之类，无异于抢了底层巴拿马人的饭碗。而且，有了前人的血泪教训，肯充任运河苦力的自由华人越来越少，乃至引起了敌意。眼见压榨之路渐窄，巴拿马政府干脆撕破脸皮，对华人呲开獠牙。在美洲风靡一时“黄祸论”有了用武之地，连久已肆虐巴拿马的黄热病都成了华人传播瘟疫的罪状。

　　最恶毒的打击还是来自于官方，1903年招工受挫不久，巴拿马城宣布华人“不受欢迎”，次年索性禁止华工入境。对于已经定居的华人，他们也百般刁难。1913年，在巴拿马运河即将竣工之时，当局果断“兔死狗烹”，对华人征收起人头税来。1923年巴拿马再度颁布禁例，凡来巴华人取得政府许可后，仍须纳300美元入口税，不放过任何盘剥的良机。1934年将矛头直指华商，规定同一国籍外侨每百人准开商店1家，并须雇佣75%的当地员工，闭着眼都能看出，这一条款是为垄断小商品的华人量身打造，南京政府授意公使据理力争，但收效甚微。

　　1941年巴拿马排华浪潮达到顶峰，时任总统鼓吹“巴拿马主义”，小有资财又向来和顺的华人首当其冲。除去限制入境之外，连新生婴儿也被剥夺了国民身份，甚至连华人公墓都未能幸免。当局强租了公墓一半地产，摆明为驱赶华人另谋栖身之处。这一强占行为竟然持续了半个世纪，经多方斡旋后才得以归还。

　　劳力紧缺之际，千方百计诱骗华人当苦工;民族情绪难平，又借口“黄祸”将华人一脚踹开。这样的戏码，在巴拿马、古巴、秘鲁、墨西哥一次次上演，却又屡屡被人遗忘。时至今日，当我辈怀揣“大国梦”挥舞着钞票与“美洲朋友”勾肩搭背之时，百年前葬身瘴疠“猪仔”的哀嚎与被拒门外华人的哭诉，会不会在耳畔不时回响?

　　抛弃台湾投入大陆怀抱，巴拿马势必将与中国有一段“深厚的友谊”。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氛围中，西装革履的外交发言人将深情回顾百年来当地华人“吃苦耐劳与百折不挠的精神”，而那段衣衫褴褛华工的惨痛历史即将在轻描淡写中被悄然隐去。

　　死神之船贩“猪仔”：底层华人流落千里之外

　　华人与大多数美洲国家结缘，都始于不堪回首的“猪仔”往事。1850年美洲刮起修筑铁路的热潮，那代表着最先进的文明。美国人急于将“文明”连同经济剥削推广到整个拉丁美洲后院，便决定投资修建巴拿马城与科隆港之间横跨地峡的铁路。尽管这条铁路日后因运河黯然失色，但在当时却是浩大的工程。借着马铃薯大饥荒，美国人进口了不少爱尔兰工人，但随着奴隶制的逐步瓦解，廉价劳动力总是供不应求，资本家的目光望向了遥远的东方。

　　此时的晚清，经历康乾盛世的人丁滋长，已经不堪膨胀人口的困扰。华南城镇四处谋生的游民，成了欧洲人贩子眼中的肥肉。他们正为寻找黑奴替代品苦恼不已，遇到如此“商机”，岂能错过?近代中国最早的大规模人口流失拉开序幕，口岸洋行成了灰色交易的中转站，中西人贩子或于市井拐骗或在赌场酒肆威逼或以出洋诱惑，一旦走投无路的中国小民落入他们的圈套，就被胁迫签下一纸契约，继而连骗带捆送上运奴船，就摇身变成大洋彼岸的“黄皮肤奴隶”。

　　当然，这些的前提是，“猪仔”能活着到岸。毕竟，运奴船素来有“浮动地狱”之称。1852年从香港开往巴拿马的“威廉斯堡”号，核定乘客480人，却被塞进了700多“猪仔”。1883年从法外之地南澳开往巴拿马的运奴船里，425个中国“猪仔”在颠簸航程中死掉98人。更有甚者，不时有“猪仔”不堪虐待又逃脱无望，一把火烧了运奴船，与押送的洋人同归于尽。

　　仅1850-1865这十余年间，被诱绑而来的华人“猪仔”竟达两万余人，这也只是流失人口的一小部分，清廷终于坐不住了，遂严查海外“招工”。1887年巴拿马运河公司再度暗中招工时，驻美使节大臣梁诚赶忙知会盛宣怀：“查有美人名克尔利者，近拟来华招工，远赴巴拿马开通海峡，所定章程，异常苛虐，且巴拿马水土恶劣，华工前往，甚不相宜，请预图抵制，以免华民受害……”清廷顺藤摸瓜，抓获在广东诱拐华人的贩子周三溎，但此前招募的651人已经登上香港运奴船，这些人在途中感染瘟疫，活着到达巴拿马的不足半数。

　　然而，“浮动地狱”的洗礼，只是这幕人间惨剧的序曲。抵岸的“猪仔”很快被买主领走，被驱赶着在铁路上或运河边终日劳作，随蒲安臣出使的志刚，多年后仍愤愤不平：“闻昔修铁路时，因其地水土恶劣，天气炎熇，西班牙国(实为美国之讹)用所贩猪仔粤人两万人执其役，乃听其穴居野处，餐生饮冷，逼以苦工而疾困死者殆矣，狠哉!”

　　先修铁路再凿运河：枕木之下皆是华人骸骨

　　华人初到巴拿马，确实为修铁路而来。巴拿马铁路动工艰难动工之后，爱尔兰人主攻东段，华人主攻西段。第一批投入建设的1000名华工，遭遇恶劣气候与黄热病的轮番打击，数周后仅剩200人。

　　然而，源源不断的“猪仔”迅速补上空缺，修筑铁路成了牺牲华工生命的消耗战。漫长的工期里，究竟有多少华工倒在铁路线上已不可知，但巴拿马流行一种说法：“每一根枕木下面都埋藏着一具华人的尸骨”，一如日后美国修筑太平洋铁路时的惨状。当地盛传，为祭奠死去的华工，巴拿马将铁路的一站命名为Matachin，意为“死去的中国人”(Mata Chinos)。当然，根据现有的考证，此说并不能站住脚，但也多少从侧面说明了工程之苦死伤之众。

　　1880年巴拿马迎来了真正的大工程，在地峡上凿出一条运河来。最先主导开凿的是法国人，他们自然想到勤劳踏实的华工，于是出现了上文清廷严查海外招工的一幕。一计不成，法国人又来了一招“曲线救国”，从美国加州以及周边古巴秘鲁等地诱骗华工，一来二去招到了近5000人。开凿运河工程更为艰苦，况且工地环境更为恶劣，驻美大臣张荫桓曾记载：“巴拿马瘴气之害，脚肿为最，不善治则不救……”繁重劳动加之疫病流行，几年后近千华工葬身此地。雪上加霜的是，法国运河公司连年亏损，公司首脑又在巴黎投机失败，很快宣告破产，被诳来的华工无从遣散，只得在运河附近流浪，依靠经商的同胞救济度日。

　　十年之后，才有美国公司“接盘”巴拿马运河。工程重启，仍走勾引华工干苦力的老套路。但美国公司更是“大写的葛朗台”，只肯付给华工每人每日4角银元的工资，定居在美洲的华人再不肯上当，于是他们又杀个回马枪，潜回闽粤沿海暗中招工。清廷察觉后，义正言辞拒绝了贩卖“猪仔”的企图，但还是有2000多人被骗至巴拿马。运河施工的三十多年里，亚非劳工死亡7万多人，其中的华工不在少数。这条以鲜血凿开的运河，平均每米河段死亡一人，人称“死亡河岸”，而一度担纲主力的华工仅收获一座“契约华工亭”以兹纪念。

　　更令人作呕的是，尽管华工劳苦功高，但仍逃不过西方人习惯性泼脏水。他们这样解释华工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悲剧始于停止发放鸦片，这令华工陷入绝望。他们上吊自尽，或是挥起砍刀自裁，或是用辫子勒死自己，甚至有人要求监工用散弹枪向他们扫射。据监工西恩·多兰回忆，有125个华工上吊自尽，300多具尸体横七竖八散布在地上……”

　　华人小商铺遍地开花，借口“黄祸”一脚踢开

　　在铁路与运河之间，华人迎来一段短暂幸福时光，他们很快施展小本生意的才能，抢占了巴拿马的市场。与当地人相比，他们聪明团结又踏实肯干，1908年巴拿马零售业的近八成已被华人把持。

　　华人的进取精神令大清公使面上有光，1880年代张荫桓在《三洲日记》就有过记载：“仰望龙旗招展，则华人酒楼也，车经开河之地，畚锤未缀，华人沿街列肆，卖食物，不一而足。”1910年中国驻巴拿马总领事欧阳庚致外务部呈参信中更是颇为自豪地讲道：“我华民商务之在巴国者，以巴京(巴拿马城)为最大，次则个啷埠(科隆港)。由巴京至个啷埠开河一带，火车所经共华里一百四十余地，华民店铺约300家，零星散处各埠者亦不下百十家，约共3000余人……”

　　华人出洋，从来是“用熟不用生”，根基扎稳就会返乡召集朋党，雇佣的当地人不过充任杂役。偏偏华人的产业多是街头杂货铺、洗衣店、裁缝铺和小饭馆之类，无异于抢了底层巴拿马人的饭碗。而且，有了前人的血泪教训，肯充任运河苦力的自由华人越来越少，乃至引起了敌意。眼见压榨之路渐窄，巴拿马政府干脆撕破脸皮，对华人呲开獠牙。在美洲风靡一时“黄祸论”有了用武之地，连久已肆虐巴拿马的黄热病都成了华人传播瘟疫的罪状。

　　最恶毒的打击还是来自于官方，1903年招工受挫不久，巴拿马城宣布华人“不受欢迎”，次年索性禁止华工入境。对于已经定居的华人，他们也百般刁难。1913年，在巴拿马运河即将竣工之时，当局果断“兔死狗烹”，对华人征收起人头税来。1923年巴拿马再度颁布禁例，凡来巴华人取得政府许可后，仍须纳300美元入口税，不放过任何盘剥的良机。1934年将矛头直指华商，规定同一国籍外侨每百人准开商店1家，并须雇佣75%的当地员工，闭着眼都能看出，这一条款是为垄断小商品的华人量身打造，南京政府授意公使据理力争，但收效甚微。

　　1941年巴拿马排华浪潮达到顶峰，时任总统鼓吹“巴拿马主义”，小有资财又向来和顺的华人首当其冲。除去限制入境之外，连新生婴儿也被剥夺了国民身份，甚至连华人公墓都未能幸免。当局强租了公墓一半地产，摆明为驱赶华人另谋栖身之处。这一强占行为竟然持续了半个世纪，经多方斡旋后才得以归还。

　　劳力紧缺之际，千方百计诱骗华人当苦工;民族情绪难平，又借口“黄祸”将华人一脚踹开。这样的戏码，在巴拿马、古巴、秘鲁、墨西哥一次次上演，却又屡屡被人遗忘。时至今日，当我辈怀揣“大国梦”挥舞着钞票与“美洲朋友”勾肩搭背之时，百年前葬身瘴疠“猪仔”的哀嚎与被拒门外华人的哭诉，会不会在耳畔不时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