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春节，我没有与家人在一起，而是选择去朝鲜旅行。大部分时间里我待在平壤，不过也计划外地去开城转了一圈。开城是位于朝韩边境的城市，停战协议在此地附近的板门店签订。

　　半年过去，我陆续地从新闻里听见那个国家的许多事情，听多了，就觉得我的那段仅四五天的旅行经历也愈发不真切起来。我努力地想回忆起更多细节，比如朝鲜女孩们的脸和妆容。

朝鲜半岛夜晚灯光对比朝鲜除平壤外灯火少

　　夜

　　落地时是午后，在几个景点的例行参观后，我们终于吃上了此行的第一餐，意料外的丰盛。十几人的旅行团默契地分成三拨。爱交际的独行中年人开始大声评论菜肴，实际上，他们对在朝鲜见到的所有东西都要品头论足一番。全家出游的两家人默默地吃着饭。剩下的，就是我和我先生、陶同学、刘同学，还有新认识的香港来的男生。我们五个人年纪相仿，坐在一起既不如中年人那般热络，也不至于陷入家庭旅行团的沉默，只是间断地聊上几句，并在眼神相遇时露出友善的微笑。服务员端上来一道龙虾，可能长期冷冻过，吃起来不新鲜。

　　草草地吃完，我摸出烟盒准备去餐馆门口抽烟。一种韩国烟，起飞前我在免税店买的，结账时前后都是同一航班的朝鲜男人。餐馆位于二楼，楼下就是一家外贸商店，我在那里买到了打火机，用人民币交易，五块钱，比国内贵多了。鲜红的塑料壳上是歌颂朝鲜领导人的标语，收银员告诉我，店里只有这款了。

　　户外零下几度的空气洁净且干燥，PM2.5指数想必是个位数，我不禁深呼吸了几次。平壤电力供应不足，大多数建筑隐没在黑暗中，星星也就清晰可见了。视线外二十米处驶来一辆夜班电车，开门关门之间，一群刚结束工作的上班族从我眼前走过。偶尔有人扭头看我一眼，更多的人行色匆匆，只在相机里留下没有轮廓的黑色剪影。电车停在那儿很久，可能有五分钟。车头的红光，路灯的白光与零星的灯光中，我看见一面朝鲜国旗飘在半空。

　　日

　　第二天上午我没有随团活动。由于前一天晚上身体不适，我向两位导游申请在酒店休息几个小时。先生决定留下我陪我，尽管我劝他说，以后我们应该不会再来这里，他不该错过出门的机会。现在想来，留在酒店的那个上午的遭遇，也许更值得回味。

　　孙导游23岁，圆脸，漂亮，涂冷色调的眼影。她身上没有那种“一看就知道是朝鲜人”的气质，反而像是那些努力想打扮成熟的小女孩，稚气未脱就穿上了职业女性的外壳，隐隐有一丝不和谐。她是唯一一个我与之单独交谈超过半小时的当地人。旅行社在得知我和先生不能随团出行后，便派了她来酒店陪着我们。与其说是陪伴，不如说是监视，以保证我俩不乱跑。前一天夜里，香港男生试图溜达到酒店门前的公园里散步，不料刚走到大堂就被捉住，被礼貌地“请”回了房间。

　　在飞往平壤的航班上，我曾想和身旁的朝鲜男人沟通，但遭到没有余地的拒绝。当然，这是意料之中的。“NO! NO SPEAKING ENGLISH! ”说这话的同时，他做出拒我于千里之外的手势，我也就不再追问。和在朝鲜男人那儿遭到的冷遇相比，孙导游带我们可谓热情又坦诚。

　　她告诉我，导游属于公务员，稳定、收入高、受人尊重。她的表姐和几个婶婶都从事这一行，在家人的支持下，她报考了平壤旅游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也顺理成章地做起导游来。除了她的母校，平壤外国语大学是另一所“出产”导游的高校。这两所大学都开设了中文系、英文系和俄语系，孙导游说，接待游客只需这三门外语。不过，她对这份令人艳羡的差事没有什么兴致，也向我抱怨这份工作有多么无聊。去一样的景点，说一样的解说词，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重复。我在心里说，谁不是呢?不过我没把这话说出口，大年初一和一个朝鲜姑娘聊她的职业发展，这机会少有，我还想听她谈更多。

　　“如果不做导游，你想做什么呢?”我抛出这个问题，一心想知道答案。

　　“进外贸公司吧……或者当兵。”

　　孙导游的中文说得相当好，如果想进外贸公司，这无疑是巨大的优势。朝鲜的对外贸易中，与中国的交易约占90%。当兵更好理解，在推崇先军政治的朝鲜，军人的地位非常高(我先生在入境的时候曾被某高级军官插队，大约是个将军，海关工作人员对其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可见一斑)，实权部门皆由军人把控，年轻的孙导游想进入这一阶层，再正常不过了。我推测孙导游应当家世显赫，或许是官三代。在朝鲜，能生活在平壤的已不是普通人，外地人若是想来平壤，必须得向单位提出申请，获得一份类似签证的文件之后才能出行。更别说在导游月薪约7000朝鲜圆(折合人民币不到500块)的情况下，刚毕业的孙导游背着某奢侈品品牌的包。

　　我又想起飞机上的那些男人，他们个个都戴着名表或大牌墨镜。登机前，他们在免税店与我一起排队结账，手里的购物袋都鼓鼓囊囊。酒和名牌墨镜是他们最乐意买的东西，相比之下，只买一条100多块韩国烟的我显得十分穷苦。在排队时他们就已经把墨镜戴上，这让我想起同样热爱墨镜的金正日。从最高领导人到这些有机会出国的权贵阶层，墨镜作为一种肉眼可见的权力象征在这些男人间流行开来。

　　除了物质丰裕这一共同点之外，孙导游和那些男人还是不同的。她的年龄只有那些男人的一半，也没有拒绝我伸出的沟通触角。造成这一差异的也许正是她的年轻和单纯，也许是我没问什么禁忌的问题。

　　后来我与先生去酒店餐厅吃午饭，孙导游则待在大堂帮忙联系旅行团。午饭后我俩将归队，继续这一趟被监视的旅程。

　　我们入住的西山饭店有三个餐厅，那天中午却只开放了其中一个。餐厅里只有我们一桌客人，光线昏暗，墙上的电视里播着朝鲜语配音的前苏联电影。一位年轻姑娘躲在收银台后面，和我在朝鲜见到的所有从事服务行业的年轻女性一样，她穿着塑料质感的传统服装。

　　平心而论，我在朝鲜吃到的每一餐都算得上可口，这顿也不例外。点四个菜，共收1200朝鲜圆。将这价钱换算成人民币时，我有一种占了小便宜的雀跃，但一想到当地人的收入，又深感自己实在是奢侈。在这种微妙心态的作用下，我们没有浪费一粒粮食。几天下来，我的腰间居然多长出几两肉。

　　经历了两次停电之后，这顿饭终于吃完。返回大堂时，孙导游仍在耐心等待。先前我们曾邀请她一起吃午饭，她婉言谢绝了，也许是制度不允许吧。她告诉我们旅行团的大巴马上要到酒店了。很快，大巴来了，我俩与孙导游挥手告别。之后的几天里我再也没有见到她，而团里的其他人压根儿不知道她的存在。

　　夜

　　朝鲜有夜生活吗?出发之前，我不知道这几天晚上该如何读过。我没带书籍或Kindle，因为先生提醒我说，任何有文字的东西都可能被审查。陶同学带了一本薄薄的中文小说，入境时果然被工作人员询问。陶同学解释一番后，他仍不放心，把书从头到尾翻了几遍才还回来。

　　夜里七八点钟，街上已经没有太多行人。凛冬里太阳下山很早，我们也早早地被送回了酒店。习惯了晚睡的我，开始盘算着怎么打发睡前的几个小时。没有互联网，也无法走出酒店，无聊中我与三位同伴决定在偌大的酒店里散步消食，从一楼大堂爬到我们住的二十七楼。显然，我们又在朝鲜人民的热情招待下吃圆了肚子。

　　这酒店虽说算不上太豪华，但已经比事先预想中的条件好不少。二楼有一个小酒吧，吧台上两个白人在喝酒聊天，女人是英国口音，男人大约来自澳洲。无意间听见他们的聊天内容，我断定他俩今晚是第一次相遇。二楼也汇集了酒店所有的娱乐设施，游泳池、健身房、卡拉OK、按摩室等，奇怪的是，居然还有理发室。陶同学好奇心大作，推开按摩室的门走进去，一女子迎上来对她说了几句朝鲜语，显然不会中文。陶同学只好抱歉地微笑鞠躬，赶忙退了出来。

　　我们继续向上探索，直到九楼，一切都还算正常。来到十楼，气氛陡然间凝重起来。这一层处于完全的黑暗与静寂中，唯一的声响是我们四个人的呼吸，唯一的光是安全出口标识牌绿幽幽的荧光。这一层都是空房间，这再明显不过了。十一楼依然如此，再往上爬指不定还会遇到什么未知的状况。胆小的陶同学开始脑补恐怖片的情节，于是我们作罢，搭电梯回到一楼，结束了此次探险。像发现了一个秘密似的，电梯里我们四个保持着一致的沉默，但一回到灯光明亮的大堂，便开始低声讨论关于这酒店的种种疑问。入住率到底有多高?电力供应糟糕到那么多层必须熄灯?九楼上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外国游客都安排住在高层?这里是西山饭店，平壤第二好的酒店，只接待外宾。它的秘密，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了解。

　　如果你住在最好的羊角岛酒店，又是男性，那么夜生活就多了一个去处：与朝鲜姑娘共度良宵。那里有平壤唯一合法的红灯区，当然，还是只接待外国人。我所在的旅行团中，有一位50多岁的大叔，他对此跃跃欲试。

　　大叔来自重庆，胖，凸肚。即使在那帮喜爱交际的中年人里，他也算得上活跃，认识不到半天，大家就都知道了他姓甚名谁，有几个孩子。巧的是，同伴刘同学与他同住一屋，在那几个与外界隔绝的夜晚，我们从刘同学那里听来不少大叔的八卦。

　　来朝鲜之前，大叔就对红灯区满怀好奇与期待，但不知为何，他没有报入住羊角岛酒店的旅行团，而是央求带队的男导游带他去羊角岛体验一番。外国人溜出酒店被抓的新闻年年都有，即使导游答应陪同，夜里穿过半个平壤去另一家酒店嫖娼也是很危险的事。遭到导游的拒绝后，重庆大叔拿出现金想要贿赂。成功与否我不知道，只听刘同学说，那一晚大叔很晚才回房间，闷闷不乐地睡下了。

　　我们回国的前一晚，大叔终于又有了与朝鲜姑娘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那天的晚餐吃到一半，餐厅的三位女服务员提出要为我们进行送别表演。内容并无新意，民族歌曲演唱、服装秀、小提琴演奏轮番上阵，颇有一番中学生文艺汇演的架势。我自幼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便闷头吃饭，心里嘀咕着这不过是另一场程式化的作秀。另一桌的重庆大叔不断地称赞一位服务员漂亮，“朝鲜黄圣依啊!”，他一面这么夸，一面掏出手机给那位黄圣依拍照。

　　文艺汇演结束后，音乐切换至欢快的舞曲，三位姑娘走到餐桌间，拉起三位男士的手邀请他们一起跳舞。黄圣依拉起了大叔，于是大叔乐呵呵地上台，笨拙地扭动起胖胖的身躯。跳完一曲后，另一个姑娘开口要求男士们买花，神态半是恳求半是娇嗔。不久，三位男士纷纷掏钱从餐厅的商店里买了花，50块人民币一束。见此场面，我不由得想起直播软件中的美女主播，“送宝宝一台法拉利吧，爱你们哦~”。

　　我与先生对视一眼，挤出默契的无奈笑容，决定提前退席，去外面吸几口无污染的空气。明天就要回北京了，这样的好空气恐怕再也难寻。

　　离餐厅门口还有几级台阶，突然间四周暗下来。这是短短几天里遭遇的第四次停电，我们已经习惯。黑暗中我与他摸索着下了台阶，走到门口，抬头望见了明亮的北斗七星。

　　作者简介：黄薇兮，26岁，大学时在清华美院读艺术史，曾在广东美术馆和互联网行业工作，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2017年的春节，我没有与家人在一起，而是选择去朝鲜旅行。大部分时间里我待在平壤，不过也计划外地去开城转了一圈。开城是位于朝韩边境的城市，停战协议在此地附近的板门店签订。

　　半年过去，我陆续地从新闻里听见那个国家的许多事情，听多了，就觉得我的那段仅四五天的旅行经历也愈发不真切起来。我努力地想回忆起更多细节，比如朝鲜女孩们的脸和妆容。

朝鲜半岛夜晚灯光对比朝鲜除平壤外灯火少

　　夜

　　落地时是午后，在几个景点的例行参观后，我们终于吃上了此行的第一餐，意料外的丰盛。十几人的旅行团默契地分成三拨。爱交际的独行中年人开始大声评论菜肴，实际上，他们对在朝鲜见到的所有东西都要品头论足一番。全家出游的两家人默默地吃着饭。剩下的，就是我和我先生、陶同学、刘同学，还有新认识的香港来的男生。我们五个人年纪相仿，坐在一起既不如中年人那般热络，也不至于陷入家庭旅行团的沉默，只是间断地聊上几句，并在眼神相遇时露出友善的微笑。服务员端上来一道龙虾，可能长期冷冻过，吃起来不新鲜。

　　草草地吃完，我摸出烟盒准备去餐馆门口抽烟。一种韩国烟，起飞前我在免税店买的，结账时前后都是同一航班的朝鲜男人。餐馆位于二楼，楼下就是一家外贸商店，我在那里买到了打火机，用人民币交易，五块钱，比国内贵多了。鲜红的塑料壳上是歌颂朝鲜领导人的标语，收银员告诉我，店里只有这款了。

　　户外零下几度的空气洁净且干燥，PM2.5指数想必是个位数，我不禁深呼吸了几次。平壤电力供应不足，大多数建筑隐没在黑暗中，星星也就清晰可见了。视线外二十米处驶来一辆夜班电车，开门关门之间，一群刚结束工作的上班族从我眼前走过。偶尔有人扭头看我一眼，更多的人行色匆匆，只在相机里留下没有轮廓的黑色剪影。电车停在那儿很久，可能有五分钟。车头的红光，路灯的白光与零星的灯光中，我看见一面朝鲜国旗飘在半空。

　　日

　　第二天上午我没有随团活动。由于前一天晚上身体不适，我向两位导游申请在酒店休息几个小时。先生决定留下我陪我，尽管我劝他说，以后我们应该不会再来这里，他不该错过出门的机会。现在想来，留在酒店的那个上午的遭遇，也许更值得回味。

　　孙导游23岁，圆脸，漂亮，涂冷色调的眼影。她身上没有那种“一看就知道是朝鲜人”的气质，反而像是那些努力想打扮成熟的小女孩，稚气未脱就穿上了职业女性的外壳，隐隐有一丝不和谐。她是唯一一个我与之单独交谈超过半小时的当地人。旅行社在得知我和先生不能随团出行后，便派了她来酒店陪着我们。与其说是陪伴，不如说是监视，以保证我俩不乱跑。前一天夜里，香港男生试图溜达到酒店门前的公园里散步，不料刚走到大堂就被捉住，被礼貌地“请”回了房间。

　　在飞往平壤的航班上，我曾想和身旁的朝鲜男人沟通，但遭到没有余地的拒绝。当然，这是意料之中的。“NO! NO SPEAKING ENGLISH! ”说这话的同时，他做出拒我于千里之外的手势，我也就不再追问。和在朝鲜男人那儿遭到的冷遇相比，孙导游带我们可谓热情又坦诚。

　　她告诉我，导游属于公务员，稳定、收入高、受人尊重。她的表姐和几个婶婶都从事这一行，在家人的支持下，她报考了平壤旅游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也顺理成章地做起导游来。除了她的母校，平壤外国语大学是另一所“出产”导游的高校。这两所大学都开设了中文系、英文系和俄语系，孙导游说，接待游客只需这三门外语。不过，她对这份令人艳羡的差事没有什么兴致，也向我抱怨这份工作有多么无聊。去一样的景点，说一样的解说词，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重复。我在心里说，谁不是呢?不过我没把这话说出口，大年初一和一个朝鲜姑娘聊她的职业发展，这机会少有，我还想听她谈更多。

　　“如果不做导游，你想做什么呢?”我抛出这个问题，一心想知道答案。

　　“进外贸公司吧……或者当兵。”

　　孙导游的中文说得相当好，如果想进外贸公司，这无疑是巨大的优势。朝鲜的对外贸易中，与中国的交易约占90%。当兵更好理解，在推崇先军政治的朝鲜，军人的地位非常高(我先生在入境的时候曾被某高级军官插队，大约是个将军，海关工作人员对其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可见一斑)，实权部门皆由军人把控，年轻的孙导游想进入这一阶层，再正常不过了。我推测孙导游应当家世显赫，或许是官三代。在朝鲜，能生活在平壤的已不是普通人，外地人若是想来平壤，必须得向单位提出申请，获得一份类似签证的文件之后才能出行。更别说在导游月薪约7000朝鲜圆(折合人民币不到500块)的情况下，刚毕业的孙导游背着某奢侈品品牌的包。

　　我又想起飞机上的那些男人，他们个个都戴着名表或大牌墨镜。登机前，他们在免税店与我一起排队结账，手里的购物袋都鼓鼓囊囊。酒和名牌墨镜是他们最乐意买的东西，相比之下，只买一条100多块韩国烟的我显得十分穷苦。在排队时他们就已经把墨镜戴上，这让我想起同样热爱墨镜的金正日。从最高领导人到这些有机会出国的权贵阶层，墨镜作为一种肉眼可见的权力象征在这些男人间流行开来。

　　除了物质丰裕这一共同点之外，孙导游和那些男人还是不同的。她的年龄只有那些男人的一半，也没有拒绝我伸出的沟通触角。造成这一差异的也许正是她的年轻和单纯，也许是我没问什么禁忌的问题。

　　后来我与先生去酒店餐厅吃午饭，孙导游则待在大堂帮忙联系旅行团。午饭后我俩将归队，继续这一趟被监视的旅程。

　　我们入住的西山饭店有三个餐厅，那天中午却只开放了其中一个。餐厅里只有我们一桌客人，光线昏暗，墙上的电视里播着朝鲜语配音的前苏联电影。一位年轻姑娘躲在收银台后面，和我在朝鲜见到的所有从事服务行业的年轻女性一样，她穿着塑料质感的传统服装。

　　平心而论，我在朝鲜吃到的每一餐都算得上可口，这顿也不例外。点四个菜，共收1200朝鲜圆。将这价钱换算成人民币时，我有一种占了小便宜的雀跃，但一想到当地人的收入，又深感自己实在是奢侈。在这种微妙心态的作用下，我们没有浪费一粒粮食。几天下来，我的腰间居然多长出几两肉。

　　经历了两次停电之后，这顿饭终于吃完。返回大堂时，孙导游仍在耐心等待。先前我们曾邀请她一起吃午饭，她婉言谢绝了，也许是制度不允许吧。她告诉我们旅行团的大巴马上要到酒店了。很快，大巴来了，我俩与孙导游挥手告别。之后的几天里我再也没有见到她，而团里的其他人压根儿不知道她的存在。

　　夜

　　朝鲜有夜生活吗?出发之前，我不知道这几天晚上该如何读过。我没带书籍或Kindle，因为先生提醒我说，任何有文字的东西都可能被审查。陶同学带了一本薄薄的中文小说，入境时果然被工作人员询问。陶同学解释一番后，他仍不放心，把书从头到尾翻了几遍才还回来。

　　夜里七八点钟，街上已经没有太多行人。凛冬里太阳下山很早，我们也早早地被送回了酒店。习惯了晚睡的我，开始盘算着怎么打发睡前的几个小时。没有互联网，也无法走出酒店，无聊中我与三位同伴决定在偌大的酒店里散步消食，从一楼大堂爬到我们住的二十七楼。显然，我们又在朝鲜人民的热情招待下吃圆了肚子。

　　这酒店虽说算不上太豪华，但已经比事先预想中的条件好不少。二楼有一个小酒吧，吧台上两个白人在喝酒聊天，女人是英国口音，男人大约来自澳洲。无意间听见他们的聊天内容，我断定他俩今晚是第一次相遇。二楼也汇集了酒店所有的娱乐设施，游泳池、健身房、卡拉OK、按摩室等，奇怪的是，居然还有理发室。陶同学好奇心大作，推开按摩室的门走进去，一女子迎上来对她说了几句朝鲜语，显然不会中文。陶同学只好抱歉地微笑鞠躬，赶忙退了出来。

　　我们继续向上探索，直到九楼，一切都还算正常。来到十楼，气氛陡然间凝重起来。这一层处于完全的黑暗与静寂中，唯一的声响是我们四个人的呼吸，唯一的光是安全出口标识牌绿幽幽的荧光。这一层都是空房间，这再明显不过了。十一楼依然如此，再往上爬指不定还会遇到什么未知的状况。胆小的陶同学开始脑补恐怖片的情节，于是我们作罢，搭电梯回到一楼，结束了此次探险。像发现了一个秘密似的，电梯里我们四个保持着一致的沉默，但一回到灯光明亮的大堂，便开始低声讨论关于这酒店的种种疑问。入住率到底有多高?电力供应糟糕到那么多层必须熄灯?九楼上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外国游客都安排住在高层?这里是西山饭店，平壤第二好的酒店，只接待外宾。它的秘密，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了解。

　　如果你住在最好的羊角岛酒店，又是男性，那么夜生活就多了一个去处：与朝鲜姑娘共度良宵。那里有平壤唯一合法的红灯区，当然，还是只接待外国人。我所在的旅行团中，有一位50多岁的大叔，他对此跃跃欲试。

　　大叔来自重庆，胖，凸肚。即使在那帮喜爱交际的中年人里，他也算得上活跃，认识不到半天，大家就都知道了他姓甚名谁，有几个孩子。巧的是，同伴刘同学与他同住一屋，在那几个与外界隔绝的夜晚，我们从刘同学那里听来不少大叔的八卦。

　　来朝鲜之前，大叔就对红灯区满怀好奇与期待，但不知为何，他没有报入住羊角岛酒店的旅行团，而是央求带队的男导游带他去羊角岛体验一番。外国人溜出酒店被抓的新闻年年都有，即使导游答应陪同，夜里穿过半个平壤去另一家酒店嫖娼也是很危险的事。遭到导游的拒绝后，重庆大叔拿出现金想要贿赂。成功与否我不知道，只听刘同学说，那一晚大叔很晚才回房间，闷闷不乐地睡下了。

　　我们回国的前一晚，大叔终于又有了与朝鲜姑娘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那天的晚餐吃到一半，餐厅的三位女服务员提出要为我们进行送别表演。内容并无新意，民族歌曲演唱、服装秀、小提琴演奏轮番上阵，颇有一番中学生文艺汇演的架势。我自幼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便闷头吃饭，心里嘀咕着这不过是另一场程式化的作秀。另一桌的重庆大叔不断地称赞一位服务员漂亮，“朝鲜黄圣依啊!”，他一面这么夸，一面掏出手机给那位黄圣依拍照。

　　文艺汇演结束后，音乐切换至欢快的舞曲，三位姑娘走到餐桌间，拉起三位男士的手邀请他们一起跳舞。黄圣依拉起了大叔，于是大叔乐呵呵地上台，笨拙地扭动起胖胖的身躯。跳完一曲后，另一个姑娘开口要求男士们买花，神态半是恳求半是娇嗔。不久，三位男士纷纷掏钱从餐厅的商店里买了花，50块人民币一束。见此场面，我不由得想起直播软件中的美女主播，“送宝宝一台法拉利吧，爱你们哦~”。

　　我与先生对视一眼，挤出默契的无奈笑容，决定提前退席，去外面吸几口无污染的空气。明天就要回北京了，这样的好空气恐怕再也难寻。

　　离餐厅门口还有几级台阶，突然间四周暗下来。这是短短几天里遭遇的第四次停电，我们已经习惯。黑暗中我与他摸索着下了台阶，走到门口，抬头望见了明亮的北斗七星。

　　作者简介：黄薇兮，26岁，大学时在清华美院读艺术史，曾在广东美术馆和互联网行业工作，现在是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