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说”按：这是一个要从头说起的故事。我太太叫喻杉。喻姓是个小姓，人数极少，所以，她见到姓喻的就格外亲，总觉得似乎沾亲带故。都芳漆的老板喻恒常年生活在德国，后来因为生意回到了北京，认识了，就成了哥哥，我的孩子们就叫他舅舅。

　　在女儿的博士毕业典礼上，喻恒接受媒体采访

　　喻恒也是一个人物，生意做的很好，都芳漆是进口涂料的销量第一。赚了钱，他开始活跃自己的文化生活，“自带干粮”去演电视剧，在《丑女无敌》中，演了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他又是“海归”合唱团“大海组合”的主要演员。后来，又迷上了小提琴的收藏，花了近一个亿收藏了一把“将军小提琴”，几十万到几百上千万的琴他收藏了十几把，还在筹备办一个小提琴收藏基金，因为他知道，在小提琴收藏方面，中国并不强。

　　因为他小时候学过小提琴，成为小提琴收藏家以后，他近水楼台也拉起了那些颇为昂贵的琴，并且常常和盛中国、吕思清、高参等小提琴高手同台演出，我常常调侃他，除了前面那三位，你在中国排第四。

　　喻恒的太太杜兰很了得，帮助老公做生意不说，迷上了摄影，她的摄影作品登上了很多一流的摄影杂志。

　　喻恒夫妇与女儿喻俐雅在一起

　　不过，喻杉最欣赏的是喻恒的女儿喻俐雅，她称她为侄女。只要有机会，她就不遗余力地赞扬这位侄女。

　　出生在中国长在德国的喻俐雅是个优秀的孩子，几年以前，喻杉就告诉我，俐雅是哥伦比亚大学两个学生校董之一，是一个勤奋好学又低调努力的好孩子。

　　记得她有这样几个故事。

　　尽管家里很有钱，但是她却非常朴素，在读大学本科时，连手提电脑也不买，她说，学校有电脑用，自己就不买了。她父亲有一次买了一辆迈巴赫，900多万元，正好喻俐雅要回北京休假，父亲紧张了，他知道女儿不赞成这种花钱的方式，于是，特地找我们商量，见到俐雅，千万别说这辆车是我买的，就说是我借的。

　　有一年，我组织了一个中国学者代表团到哥伦比亚大学交流，喻俐雅是组织者之一。午饭是很简单的盒饭，因为人多场地小，有一个人把盒饭掉在地上，饭菜撒了一地。我看到一个女学生蹲在地上默默地清理，其实不是她撒的。走近一看，是喻俐雅。

　　喻俐雅在哥大博士毕业了，几百名博士都是出类拔萃者，却是俐雅代表所有博士毕业生发言，主席台上，只坐了她一个学生代表，殊荣啊!

　　喻恒曾经邀请我们去哥大观礼，可惜时间不凑巧。喻恒发来一些现场照片，也发来了看俐雅发言的中文译稿，我也如同身临现场。

　　喻俐雅是个有情怀的人，不关心赚钱，想从政，若干年以后，假如德国出现了一位华裔议员，或者美国政府出现一位新的华人面孔，一点儿也不用奇怪。

　　喻俐雅还年轻，她的路还很长。

　　下面是喻俐雅在哥伦比亚大学今年博士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在哥伦比亚大学2017年博士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喻俐雅

　　亲爱的寇兹沃思校务长，麦迪冈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阿隆索院长，各位老师与行政员工;亲爱的家人朋友，以及最重要的，亲爱的2017届博士毕业生们：

　　今天能够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我感到极其荣幸。我首先要感谢我在政治学系的两位导师，戴维·庄士敦和杰克·斯奈德;我的几位答辩委员：罗伯特·杰维斯，来自教师学院的海伦·维尔德利，和拉萨纳·哈里斯;以及今天在台下就座的，我的父母、丈夫、儿子和朋友们。

　　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在我抵达时弥漫着无限可能性的神秘的地方，一个标记着我的智识成长的地方，一个为我的多重身份提供了相互对话空间的、有迹可寻的地方。

　　喻俐雅

　　七年前初次体验这个校园令人迷醉的夏夜时，我和一位刚刚结识的朋友坐在洛氏图书馆的台阶上，看着对面巴特勒图书馆的灯光一个窗子接着一个窗子亮起，渐次穿透正在变暗的柔和天幕。我和这位朋友讨论到，对于我们这样高度流动的一代人，生活的地方和居所如何常常毫无确凿次序可循地叠垒在一起，而对具体年份的讲述则有助于其结构化和清晰化。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关于我们去过或来自的所有那些地方的记忆、关于我们抛在身后或亟待融入的所有那些地方的记忆，都会迅速缠绕成一团由事实堆砌而成的、令人头昏脑胀的乱麻。相反，具体年份则逐渐成为我们梳理自身经历的出发点——仿佛巴特勒图书馆的那一排排窗子，在我们眼前亮起，照向黑暗的夜空。

　　不过今天我特别想说的是，关于哥大的记忆，对我们这样高度流动的一代人而言尤为珍贵，因为这样一个地方所留下的记忆与体验，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入骨髓的烙印。

　　进入哥大之前，我在英国学习政治哲学、在德国长大、在中国出生。因此伴随我抵达哥大的，是我对自身文化归属与智识归属的无数问号。

　　我的博士论文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运用社会神经科学中关于偏见、刻板印象、以及对他者非人化态度的研究，针对我们如何能够在高度多元与割裂的社会中合作共处的问题，发展出一套相应的神经政治学理论。哥大的校园，那些筑于战前的楼里刮着穿堂风的长廊，那一个个研讨室，一座座图书馆，以及最重要的，校园里的人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有迹可寻却又自成一隅的地方，令我得以身处其间，为自己相互冲突的各种身份搭建联系。

　　在学术上，哥大对我意味着这样一个地方：在我力图为当今的身份政治创建一套全新的神经政治话语和跨学科理论时，我可以说到做到，在几个小时之内“跨越”学科边界，用一整天时间走遍晨曦高地校区不同院系的办公室、研讨室、图书馆阅览室。就读研究生这些年里，每当需要思考脑神经如何影响政治、政治如何反映在脑神经中之时，我便在校园里信步漫游，通过穿越校园空间，将神经科学与政治哲学这两个迥然有别的智识领域在自己脑海里串联起来。

　　但是与任何能够攫住我们想象的现实空间一样，哥大这样一个地方，既激发着我们最天马行空的想法，同时也吸引着我们内心最脆弱的渴望。如果你和我一样，曾经在面对各种与生俱来却又常常相互冲突的文化、种族、语言和性别身份时，为你究竟是谁、究竟应当如何思考、究竟应当如何谈论自身，而困惑过、绝望过，那么你一定理解，像“归属”、“家园”、“解放”这样的词汇，绝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令人心神悸动的天籁，驱使你以一种近乎非理性的饥渴与决绝，去一探它们的究竟。

　　喻俐雅和老师在一起

　　当我来到哥大时，我一心想要研究诸如种族、文化、阶级这样的社会身份，在我们所处的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影响力。由华裔父母在冷战以后统一的德国养育成人，构成了我兴趣的发端：我困惑于身份政治何以能够导致犹太大屠杀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同时又何以能够成就美国民权运动、反种族隔离、女权运动、殖民地解放这样激动人心的胜利。为什么二十世纪的身份政治造就了如许灾难与如许成绩?我们能从中为二十一世纪的身份政治、为我们这个日益高度多元与割裂的社会，汲取怎样的经验教训?

　　不过当然，正如现实中常常发生的那样，这些问题背后最深的、最隐蔽的、同时也最刻骨铭心和最强大的驱动力，其实源于我对自身“自我”的困惑。源于我自己作为一个跨文化的少数族裔女性，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无所归依的体验。源于我在华人同胞眼里太过“西化”，在西方同僚、教授、朋友眼里又太过“外族”，而屡遭排斥的体验。

　　源于我不知道哪家历史真正写就了我、我又应该帮助书写哪家历史的体验。源于我对一个可以称为我的智识家园的地方的向往：这样一个地方，能够给予我归属感，而不把我划入一系列身份范畴;能够允许我提出问题，并以一种干脆利落、不大惊小怪、令我得以全神贯注于问题本身的方式全力寻找答案。

　　在这样一个地方，许许多多像我一样从身份认同的边缘地带迁至中心的人们，每天醒来时能够不必再被刺骨的羞愧感萦绕。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你曾经是怎样的人不再重要;在那里，你每时每刻在研讨室、实验室、教室里的言谈、思考、回应，都能获得认真切实的对待。哥大这个校园，纽约这个城市，恰恰是这样一个令“归属”、“家园”、“解放”之类词汇焕发生机的地方。

　　话说回来，我也并不想过分美化哥大：我对哥大的记忆同样包括了围绕对这个地方的解释权——谁能得到代表、谁被允许进入——的斗争。我还记得身为学生会代表参与的历次激烈讨论，比如因为预备军官训练团重新入驻校园而引起的就哥大全球身份的讨论，和关于哥大在投资方面的伦理责任的讨论，也记得低收入学生敞开心扉讲述他们面对食物券与财务困难的挣扎，记得“黑人性命举足轻重”的示威，记得2016年学校史无前例地树立了一块勒纳佩部落纪念碑。

　　所以回想起来，我在哥大的时光，既充斥着这个地方为和我一样的跨文化人群提供的解放，也时刻伴随着一种警醒：这个地方需要由各种不同的声音来不停地抗辩、争取、和转化。

　　一个地方的意义，同样来自别人眼中的审视。如果不是因为我教过的本科生，我不会成为今天这个人——从校园里最年轻世代的视角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身份挑战，令我深深地反躬自省，也为我提供了真正的快乐与目的。同样地，与我们分享今天这一特殊时刻的父母家人们，也各自有着他们自己关于其它大陆、其它历史、其它政治时代的知识——正因如此，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这个时刻看到我们登台，对我们固然有着深深的触动和意义，但对他们恐怕更是如此。

　　亲爱的2017届毕业生们，请随我一同回想巴特勒图书馆渐次亮起的灯光，一如想象即将在我们毕业后渐次展开的年华，也请与我一同回味与哥大这个地方紧密相连的——终于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为你内心深处支离破碎的身份认同找到启蒙与意义、终于在某时某地的某个港湾找到真正的归属——那种发自肺腑的感受。

　　“周说”按：这是一个要从头说起的故事。我太太叫喻杉。喻姓是个小姓，人数极少，所以，她见到姓喻的就格外亲，总觉得似乎沾亲带故。都芳漆的老板喻恒常年生活在德国，后来因为生意回到了北京，认识了，就成了哥哥，我的孩子们就叫他舅舅。

　　在女儿的博士毕业典礼上，喻恒接受媒体采访

　　喻恒也是一个人物，生意做的很好，都芳漆是进口涂料的销量第一。赚了钱，他开始活跃自己的文化生活，“自带干粮”去演电视剧，在《丑女无敌》中，演了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他又是“海归”合唱团“大海组合”的主要演员。后来，又迷上了小提琴的收藏，花了近一个亿收藏了一把“将军小提琴”，几十万到几百上千万的琴他收藏了十几把，还在筹备办一个小提琴收藏基金，因为他知道，在小提琴收藏方面，中国并不强。

　　因为他小时候学过小提琴，成为小提琴收藏家以后，他近水楼台也拉起了那些颇为昂贵的琴，并且常常和盛中国、吕思清、高参等小提琴高手同台演出，我常常调侃他，除了前面那三位，你在中国排第四。

　　喻恒的太太杜兰很了得，帮助老公做生意不说，迷上了摄影，她的摄影作品登上了很多一流的摄影杂志。

　　喻恒夫妇与女儿喻俐雅在一起

　　不过，喻杉最欣赏的是喻恒的女儿喻俐雅，她称她为侄女。只要有机会，她就不遗余力地赞扬这位侄女。

　　出生在中国长在德国的喻俐雅是个优秀的孩子，几年以前，喻杉就告诉我，俐雅是哥伦比亚大学两个学生校董之一，是一个勤奋好学又低调努力的好孩子。

　　记得她有这样几个故事。

　　尽管家里很有钱，但是她却非常朴素，在读大学本科时，连手提电脑也不买，她说，学校有电脑用，自己就不买了。她父亲有一次买了一辆迈巴赫，900多万元，正好喻俐雅要回北京休假，父亲紧张了，他知道女儿不赞成这种花钱的方式，于是，特地找我们商量，见到俐雅，千万别说这辆车是我买的，就说是我借的。

　　有一年，我组织了一个中国学者代表团到哥伦比亚大学交流，喻俐雅是组织者之一。午饭是很简单的盒饭，因为人多场地小，有一个人把盒饭掉在地上，饭菜撒了一地。我看到一个女学生蹲在地上默默地清理，其实不是她撒的。走近一看，是喻俐雅。

　　喻俐雅在哥大博士毕业了，几百名博士都是出类拔萃者，却是俐雅代表所有博士毕业生发言，主席台上，只坐了她一个学生代表，殊荣啊!

　　喻恒曾经邀请我们去哥大观礼，可惜时间不凑巧。喻恒发来一些现场照片，也发来了看俐雅发言的中文译稿，我也如同身临现场。

　　喻俐雅是个有情怀的人，不关心赚钱，想从政，若干年以后，假如德国出现了一位华裔议员，或者美国政府出现一位新的华人面孔，一点儿也不用奇怪。

　　喻俐雅还年轻，她的路还很长。

　　下面是喻俐雅在哥伦比亚大学今年博士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在哥伦比亚大学2017年博士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喻俐雅

　　亲爱的寇兹沃思校务长，麦迪冈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阿隆索院长，各位老师与行政员工;亲爱的家人朋友，以及最重要的，亲爱的2017届博士毕业生们：

　　今天能够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我感到极其荣幸。我首先要感谢我在政治学系的两位导师，戴维·庄士敦和杰克·斯奈德;我的几位答辩委员：罗伯特·杰维斯，来自教师学院的海伦·维尔德利，和拉萨纳·哈里斯;以及今天在台下就座的，我的父母、丈夫、儿子和朋友们。

　　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在我抵达时弥漫着无限可能性的神秘的地方，一个标记着我的智识成长的地方，一个为我的多重身份提供了相互对话空间的、有迹可寻的地方。

　　喻俐雅

　　七年前初次体验这个校园令人迷醉的夏夜时，我和一位刚刚结识的朋友坐在洛氏图书馆的台阶上，看着对面巴特勒图书馆的灯光一个窗子接着一个窗子亮起，渐次穿透正在变暗的柔和天幕。我和这位朋友讨论到，对于我们这样高度流动的一代人，生活的地方和居所如何常常毫无确凿次序可循地叠垒在一起，而对具体年份的讲述则有助于其结构化和清晰化。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关于我们去过或来自的所有那些地方的记忆、关于我们抛在身后或亟待融入的所有那些地方的记忆，都会迅速缠绕成一团由事实堆砌而成的、令人头昏脑胀的乱麻。相反，具体年份则逐渐成为我们梳理自身经历的出发点——仿佛巴特勒图书馆的那一排排窗子，在我们眼前亮起，照向黑暗的夜空。

　　不过今天我特别想说的是，关于哥大的记忆，对我们这样高度流动的一代人而言尤为珍贵，因为这样一个地方所留下的记忆与体验，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入骨髓的烙印。

　　进入哥大之前，我在英国学习政治哲学、在德国长大、在中国出生。因此伴随我抵达哥大的，是我对自身文化归属与智识归属的无数问号。

　　我的博士论文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运用社会神经科学中关于偏见、刻板印象、以及对他者非人化态度的研究，针对我们如何能够在高度多元与割裂的社会中合作共处的问题，发展出一套相应的神经政治学理论。哥大的校园，那些筑于战前的楼里刮着穿堂风的长廊，那一个个研讨室，一座座图书馆，以及最重要的，校园里的人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有迹可寻却又自成一隅的地方，令我得以身处其间，为自己相互冲突的各种身份搭建联系。

　　在学术上，哥大对我意味着这样一个地方：在我力图为当今的身份政治创建一套全新的神经政治话语和跨学科理论时，我可以说到做到，在几个小时之内“跨越”学科边界，用一整天时间走遍晨曦高地校区不同院系的办公室、研讨室、图书馆阅览室。就读研究生这些年里，每当需要思考脑神经如何影响政治、政治如何反映在脑神经中之时，我便在校园里信步漫游，通过穿越校园空间，将神经科学与政治哲学这两个迥然有别的智识领域在自己脑海里串联起来。

　　但是与任何能够攫住我们想象的现实空间一样，哥大这样一个地方，既激发着我们最天马行空的想法，同时也吸引着我们内心最脆弱的渴望。如果你和我一样，曾经在面对各种与生俱来却又常常相互冲突的文化、种族、语言和性别身份时，为你究竟是谁、究竟应当如何思考、究竟应当如何谈论自身，而困惑过、绝望过，那么你一定理解，像“归属”、“家园”、“解放”这样的词汇，绝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令人心神悸动的天籁，驱使你以一种近乎非理性的饥渴与决绝，去一探它们的究竟。

　　喻俐雅和老师在一起

　　当我来到哥大时，我一心想要研究诸如种族、文化、阶级这样的社会身份，在我们所处的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影响力。由华裔父母在冷战以后统一的德国养育成人，构成了我兴趣的发端：我困惑于身份政治何以能够导致犹太大屠杀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同时又何以能够成就美国民权运动、反种族隔离、女权运动、殖民地解放这样激动人心的胜利。为什么二十世纪的身份政治造就了如许灾难与如许成绩?我们能从中为二十一世纪的身份政治、为我们这个日益高度多元与割裂的社会，汲取怎样的经验教训?

　　不过当然，正如现实中常常发生的那样，这些问题背后最深的、最隐蔽的、同时也最刻骨铭心和最强大的驱动力，其实源于我对自身“自我”的困惑。源于我自己作为一个跨文化的少数族裔女性，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无所归依的体验。源于我在华人同胞眼里太过“西化”，在西方同僚、教授、朋友眼里又太过“外族”，而屡遭排斥的体验。

　　源于我不知道哪家历史真正写就了我、我又应该帮助书写哪家历史的体验。源于我对一个可以称为我的智识家园的地方的向往：这样一个地方，能够给予我归属感，而不把我划入一系列身份范畴;能够允许我提出问题，并以一种干脆利落、不大惊小怪、令我得以全神贯注于问题本身的方式全力寻找答案。

　　在这样一个地方，许许多多像我一样从身份认同的边缘地带迁至中心的人们，每天醒来时能够不必再被刺骨的羞愧感萦绕。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你曾经是怎样的人不再重要;在那里，你每时每刻在研讨室、实验室、教室里的言谈、思考、回应，都能获得认真切实的对待。哥大这个校园，纽约这个城市，恰恰是这样一个令“归属”、“家园”、“解放”之类词汇焕发生机的地方。

　　话说回来，我也并不想过分美化哥大：我对哥大的记忆同样包括了围绕对这个地方的解释权——谁能得到代表、谁被允许进入——的斗争。我还记得身为学生会代表参与的历次激烈讨论，比如因为预备军官训练团重新入驻校园而引起的就哥大全球身份的讨论，和关于哥大在投资方面的伦理责任的讨论，也记得低收入学生敞开心扉讲述他们面对食物券与财务困难的挣扎，记得“黑人性命举足轻重”的示威，记得2016年学校史无前例地树立了一块勒纳佩部落纪念碑。

　　所以回想起来，我在哥大的时光，既充斥着这个地方为和我一样的跨文化人群提供的解放，也时刻伴随着一种警醒：这个地方需要由各种不同的声音来不停地抗辩、争取、和转化。

　　一个地方的意义，同样来自别人眼中的审视。如果不是因为我教过的本科生，我不会成为今天这个人——从校园里最年轻世代的视角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身份挑战，令我深深地反躬自省，也为我提供了真正的快乐与目的。同样地，与我们分享今天这一特殊时刻的父母家人们，也各自有着他们自己关于其它大陆、其它历史、其它政治时代的知识——正因如此，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这个时刻看到我们登台，对我们固然有着深深的触动和意义，但对他们恐怕更是如此。

　　亲爱的2017届毕业生们，请随我一同回想巴特勒图书馆渐次亮起的灯光，一如想象即将在我们毕业后渐次展开的年华，也请与我一同回味与哥大这个地方紧密相连的——终于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为你内心深处支离破碎的身份认同找到启蒙与意义、终于在某时某地的某个港湾找到真正的归属——那种发自肺腑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