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二战之后东亚有着令人赞叹的经济增长。继日本经济腾飞之后,“四小龙”和“四小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及其他几个新兴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均表现优异。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后,也开启独立之后经济发展的新篇章。由此,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似乎已经大体连成一片,呈现出一幅经济高速发展的绚丽景象,只有中亚和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有点步履蹒跚。

　　因此,许多国际人士都在谈论“世界经济中心在向亚太转移”,甚至是“世界经济中心在向东亚转移”。我们的许多分析人士也同样为此兴奋不已。其言下之意是,这下亚太和东亚就更重要了,而作为亚太和东亚的重要地区大国的中国那肯定也是更加重要了。似乎,世界经济中心在向亚太或东亚转移只可能是好事,不可能是坏事。但是,这样的判定有可能过于简单,甚至是误导性的。

　　亚洲崛起对中国的意义

　　首先,尽管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于亚洲崛起具有特殊的意义,但亚洲崛起不一定代表中国本身的崛起。事实上,最开始的两波“亚洲崛起”都和中国关系不大。日本明治维新开启了亚洲第一波崛起,而东亚在二战后头三十几年里的经济崛起也和中国关系不大。在二战后头三十几年里,中国的发展更大意义上在政治层面。

　　其次,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那我们就难以否认美国一直是一个在亚洲有重要存在的国家。如此一来,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包括在东亚的存在),当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世界经济中心就已经至少部分转移到亚太地区或东亚地区了。

　　因此,无论是“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还是“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转移”,都不等于中国本身的崛起。那“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于中国到底有何意义呢?作者认为,这取决于两点。

　　第一点是:中国对于“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到底有多少贡献?这种贡献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度量:物质的和精神的。

　　从物质维度上说,中国在亚太和东亚的地位确实在迅速提升。如果中国不能维持其带动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地位,中国能够从“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获得的影响也将会是短暂和不能持续的。而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说,关键则在于中国能否成为亚太地区,或至少是亚洲的技术领袖。尽管我们的科技水平同样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我们离亚太甚至亚洲无可争议的技术领袖地位恐怕还有较大差距,因为亚太地区有美国和日本,而亚洲也至少有日本。

　　在精神维度上,中国的贡献将主要取决于其在“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这一进程中贡献了多少独特的思想、模式以及文化。总体来说,我们难以认定,中国已经为“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贡献了特别多的原创性思想、模式或者文化。这不是没有文化自信,而是承认历史事实。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很多发展经验和教训来自于由日本开启之后经亚洲“四小龙”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当然,我们无须否认,中国因其独特的历史和体量,肯定是发明了不少适合国情的做法。

　　普遍崛起,更需普遍合作

　　第二点是:“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到底对中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更具体地说,中国获得了多少亚太国家——至少是东亚国家的支持。如果中国不能获得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地区国家的支持,这种转移对中国的意义也将被大大削弱。事实上,如果亚太地区的国家都普遍崛起了却不能达成普遍的合作,有可能出现欧洲1500-1945年近四个半世纪里列强争斗而兵戎相见的局面,尽管爆发大规模战争概率确实已经大大减低,但显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亚太甚至东亚爆发战争的危险。

　　至少,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可能,如果我们和亚太地区的国家,或甚至和东亚地区的国家,均不能够维持比较好的政治关系,则中国完全有陷入被制衡,甚至被“围堵”的境地。毕竟,如果我们认为绝大部分国家的领导都是信奉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他们可能不仅不会因中国崛起而欢欣鼓舞,而反倒会是更努力地制约和制衡中国。

　　尽管拿今天的中国和1700年之后的普鲁士和德国相比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但我们确实可以从德国历史那里吸取一点核心教训:一国强大了,周围国家完全可能不仅不更加喜欢你,还更加害怕,甚至敌视你。而德国的重大战略失败都是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判断:我强大了,你们一定会喜欢我,或至少会因为害怕我而与我和睦相处吧?历史中,德国周围的欧洲国家对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战略美德:沉着、冷静、耐心

　　因此,如果中国要享受“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的和平繁荣红利的话,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让大部分亚洲或者东亚国家喜欢我们,或至少不会因为害怕和敌视我们而试图联合起来“围堵”我们。否则,“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对于中国可能不是福音。

　　同样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亚洲和东亚,中国的和平发展恐怕不可能拥有美国在美洲崛起那样的天时地利。当美国在结束其内战后经济开始迅速扩张而崛起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要么已经衰落(如西班牙),要么一直在相互缠斗厮杀(比如英法和德国)而根本无暇顾及美洲。这使得美国能在美洲一步步地确立并巩固其地区霸权,而不用担心区域外强国的干预。而当年乃至今天的美国还有一点非常幸运:其地区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制衡或制约它,甚至这些国家联合起来也不可能。

　　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都不得不面对两个根本事实。一是本地区不只有中国一个大国。日本依旧是地区性大国,印度在成为地区性大国,而俄罗斯仍维持着相当的国力。二是美国仍是个几乎随时能腾出手来插手任一地区的全球性霸权。

　　如果我们能祈祷“天佑我中华”而中华之伟大复兴之路就会是一片坦途的话,世界就简单了。然中华之伟大复兴主要依赖于我们的努力和智慧。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看到形势一片大好,而要更多看到仍旧有几片可能阻碍我们的伟大复兴的乌云。专注国内改革,沉着、冷静、耐心依旧是战略美德。(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毫无疑问,二战之后东亚有着令人赞叹的经济增长。继日本经济腾飞之后,“四小龙”和“四小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及其他几个新兴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均表现优异。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后,也开启独立之后经济发展的新篇章。由此,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似乎已经大体连成一片,呈现出一幅经济高速发展的绚丽景象,只有中亚和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有点步履蹒跚。

　　因此,许多国际人士都在谈论“世界经济中心在向亚太转移”,甚至是“世界经济中心在向东亚转移”。我们的许多分析人士也同样为此兴奋不已。其言下之意是,这下亚太和东亚就更重要了,而作为亚太和东亚的重要地区大国的中国那肯定也是更加重要了。似乎,世界经济中心在向亚太或东亚转移只可能是好事,不可能是坏事。但是,这样的判定有可能过于简单,甚至是误导性的。

　　亚洲崛起对中国的意义

　　首先,尽管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于亚洲崛起具有特殊的意义,但亚洲崛起不一定代表中国本身的崛起。事实上,最开始的两波“亚洲崛起”都和中国关系不大。日本明治维新开启了亚洲第一波崛起,而东亚在二战后头三十几年里的经济崛起也和中国关系不大。在二战后头三十几年里,中国的发展更大意义上在政治层面。

　　其次,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那我们就难以否认美国一直是一个在亚洲有重要存在的国家。如此一来,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包括在东亚的存在),当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世界经济中心就已经至少部分转移到亚太地区或东亚地区了。

　　因此,无论是“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还是“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转移”,都不等于中国本身的崛起。那“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于中国到底有何意义呢?作者认为,这取决于两点。

　　第一点是:中国对于“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到底有多少贡献?这种贡献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度量:物质的和精神的。

　　从物质维度上说,中国在亚太和东亚的地位确实在迅速提升。如果中国不能维持其带动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地位,中国能够从“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获得的影响也将会是短暂和不能持续的。而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说,关键则在于中国能否成为亚太地区,或至少是亚洲的技术领袖。尽管我们的科技水平同样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我们离亚太甚至亚洲无可争议的技术领袖地位恐怕还有较大差距,因为亚太地区有美国和日本,而亚洲也至少有日本。

　　在精神维度上,中国的贡献将主要取决于其在“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这一进程中贡献了多少独特的思想、模式以及文化。总体来说,我们难以认定,中国已经为“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贡献了特别多的原创性思想、模式或者文化。这不是没有文化自信,而是承认历史事实。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很多发展经验和教训来自于由日本开启之后经亚洲“四小龙”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当然,我们无须否认,中国因其独特的历史和体量,肯定是发明了不少适合国情的做法。

　　普遍崛起,更需普遍合作

　　第二点是:“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到底对中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更具体地说,中国获得了多少亚太国家——至少是东亚国家的支持。如果中国不能获得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地区国家的支持,这种转移对中国的意义也将被大大削弱。事实上,如果亚太地区的国家都普遍崛起了却不能达成普遍的合作,有可能出现欧洲1500-1945年近四个半世纪里列强争斗而兵戎相见的局面,尽管爆发大规模战争概率确实已经大大减低,但显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亚太甚至东亚爆发战争的危险。

　　至少,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可能,如果我们和亚太地区的国家,或甚至和东亚地区的国家,均不能够维持比较好的政治关系,则中国完全有陷入被制衡,甚至被“围堵”的境地。毕竟,如果我们认为绝大部分国家的领导都是信奉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他们可能不仅不会因中国崛起而欢欣鼓舞,而反倒会是更努力地制约和制衡中国。

　　尽管拿今天的中国和1700年之后的普鲁士和德国相比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但我们确实可以从德国历史那里吸取一点核心教训:一国强大了,周围国家完全可能不仅不更加喜欢你,还更加害怕,甚至敌视你。而德国的重大战略失败都是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判断:我强大了,你们一定会喜欢我,或至少会因为害怕我而与我和睦相处吧?历史中,德国周围的欧洲国家对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战略美德:沉着、冷静、耐心

　　因此,如果中国要享受“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的和平繁荣红利的话,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让大部分亚洲或者东亚国家喜欢我们,或至少不会因为害怕和敌视我们而试图联合起来“围堵”我们。否则,“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对于中国可能不是福音。

　　同样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亚洲和东亚,中国的和平发展恐怕不可能拥有美国在美洲崛起那样的天时地利。当美国在结束其内战后经济开始迅速扩张而崛起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要么已经衰落(如西班牙),要么一直在相互缠斗厮杀(比如英法和德国)而根本无暇顾及美洲。这使得美国能在美洲一步步地确立并巩固其地区霸权,而不用担心区域外强国的干预。而当年乃至今天的美国还有一点非常幸运:其地区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制衡或制约它,甚至这些国家联合起来也不可能。

　　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都不得不面对两个根本事实。一是本地区不只有中国一个大国。日本依旧是地区性大国,印度在成为地区性大国,而俄罗斯仍维持着相当的国力。二是美国仍是个几乎随时能腾出手来插手任一地区的全球性霸权。

　　如果我们能祈祷“天佑我中华”而中华之伟大复兴之路就会是一片坦途的话,世界就简单了。然中华之伟大复兴主要依赖于我们的努力和智慧。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看到形势一片大好,而要更多看到仍旧有几片可能阻碍我们的伟大复兴的乌云。专注国内改革,沉着、冷静、耐心依旧是战略美德。(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