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1：乾隆两大历史性错误决策，发生在海外开疆拓土成为时代潮流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表明中国对海外开疆扩土、对巨大的海洋利益、海外利益丝毫不感兴趣，主动放弃了成为世界海洋大国的历史性机会，这是中国失去海洋大国意识和海权意识的典型表现。

　　要点2：在涉及中国海权和海外利益的战略问题上，乾隆的两次错误决策在清代对外关系史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此后，清朝政府涉及海外利益的昏招、败招、损招竟接二连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

　　袁南生(外交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是清朝第六位皇帝。乾隆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乾隆武功繁盛，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仅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而且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清朝的版图由此达到了最大化。但是乾隆在位后期，闭关锁国政策也达到了最高程度，拉大了和西方的差距，特别是乾隆的两大错误决策，完全可以说是影响当代，贻误千年。

　　　一、两大错误决策

　　1.拒绝苏禄苏丹国(今菲律宾)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请求

　　乾隆第一个错误决策是拒绝了苏禄苏丹国(今菲律宾)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请求。1753年，苏禄苏丹国向清廷上《请奉纳版图表文》，请求将本国土地、丁户编入大清版图，使菲律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便依托中国，得到庇护。菲律宾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其境内7000多个岛屿上虽有人居住，但并未形成国家形态，而最早到达菲律宾群岛的国家力量，是中国三国时期的东吴。公元226年，东吴官员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浮海巡抚东南亚，前后历时数年，抵达过越南、柬埔寨和南洋群岛等地，也曾到过今天菲律宾境内的臣延、耽兰和杜薄。康泰回国后著有《吴时外国记》(俗称“扶南传”，扶南即柬埔寨)，书中对到访菲律宾作了记载。菲律宾这个群岛国家海岸线离中国岛屿最近距离尚不足200公里，其9500万人口中，至今至少有1500万人带有华裔血统，是东南亚华裔血统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之一，至今仍具有鲜明华人特征、且自认为华裔的菲律宾人，也在100万以上，这一切都表明，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确是有一些“固有”的关系。但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岸线以外毫无兴趣，甚至认为华侨都是“汉奸”，死不足惜，殖民者杀死华侨对中国有利，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他对纯属“外人”的苏禄的请求丝毫不在乎，苏禄希望成为“中国固有领土”的请求被婉言谢绝。

　　2.拒绝兰芳共和国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请求

　　乾隆的第二个错误决策是拒绝兰芳共和国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请求。1776年，在美国独立的同一年，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亚人对婆罗洲的称呼，今约有三分之二为印尼领土)西部，诞生了一个华人建立的国家“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开国元首是广东梅县人罗芳伯，在世界诸国堪称第一，比华盛顿1787年当选为首任总统并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体制还早11年。这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共和制国家之一。这个存在了110年的兰芳共和国，是我国新兴的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在国内发展受阻的情况下，在国外建立的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第927-932页。)

　　罗芳伯等所建兰芳大总制之疆域与交通及关系详图

　　罗芳伯这些人，都是满清国的平民百姓，因为在故乡生存环境艰难，不得已下了南洋。虽然飘泊海外，但仍然是满清皇帝的子民，祖宗坟墓祠堂，以及亲友家眷，都在国内。他们如果自立为王，对满清皇帝来说，仍然属于反叛。抄家挖坟毁祠堂的事皇帝是干得出来的，甚至还会派兵出海，进行征伐。罗芳伯他们不敢自立为王，所以，这个华人国家刚刚建国，就派人回国，觐见乾隆皇帝，想把西婆罗洲这一大块土地纳入大清版图，或变成藩属国家。意思是，我不敢自立为王，但朝廷下令封一个王总可以吧。但乾隆皇帝根本不想理睬这些“天朝弃民”，也不承认这个南洋华人在海外建立的国家。兰芳共和国携手当地土著居民，抵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长达 107年，直到19世纪末才由于国小力弱被荷兰殖民者所灭。当时荷兰人一直有顾虑，不敢全面占领，怕同文同种的中国干预，但清廷不把海外华侨当自己人，结果荷兰人后来才放大胆子把该国彻底灭掉。

　　兰芳共和国的首领称大唐客长，后来因为情势所迫，他们接受了荷兰国王的敕封，成为荷兰的自治共和国。

　　二、乾隆错误决策的原因是什么?

　　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开疆扩土的好事都加以拒绝，在今天的国人看来真是愚不可及!然而，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也并非意外。乾隆为什么会作出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错误决策呢?

　　1.中国文明逆转型的必然产物

　　从大背景来看，乾隆两个历史性错误决策是明清之际中国文明逆转型的必然产物。所谓逆转型指的是，明清实行海禁以前，中国并非只是一个具有大陆文明的国家，而是一个兼具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国家，中华文明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综合体，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不仅不落后，还曾经居于世界先列。中国在明清之际才由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兼具的国家转型为大陆文明的国家。

　　海洋文明成就了唐宋时代的辉煌。宋代同海外的联系比前代和之后的明清更广，海外贸易盛况空前，是我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是最彰显海洋文明的朝代。明代郑和下西洋创造了历史。从1405年开始的28年间，郑和曾率60多条军舰、300条商船，约27000多人的庞大船队一路西行，这样的航海规模即使在今天也令人咋舌。

　　历史上，中国没有一个王朝是亡于海上来的对手。即使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最先进，船队规模最庞大，航行海程最遥远，涉足地域最广泛，船队通过贸易实现的利润也非常丰厚，都无法改变海禁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从根本上断绝了民间的海外联系。这是中国文明开始逆转型的标志。继之而起的连续300年的明清海禁，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逆转型的完成。

　　在世界开启全球化进程之际，明清统治者告别海洋文明，固守单一的大陆文明，无异于与历史发展的潮流分道扬镳。海禁政策标志着中国完成了一次文明的转型，这是一次百分之百的逆转型，这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总根源。中国的落后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是从15、16世纪大航海时期开始的。乾隆两大历史性的错误决策，是以上述历史大背景为基础的。

　　2.清代统治集团轻视海权

　　二是从清代统治集团的出身背景、历史渊源来看，清代统治集团起源于游牧民族，难免缺乏全球视野，轻视海权毫不奇怪。游牧民族是游牧文明的承载者，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清代为什么延续明成祖制定的海禁政策呢?一是因为建立大清草原王朝的满族人，本来是东北女真的后代，世世代代以打猎游牧为生，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基因决定了他们喜欢侵占土地资源而非开拓海上资源;二是满清入关以前，东北地广人稀的特点决定了满族人缺乏拓展海权的欲望，他们一直生活在广袤的草原，没有必要掌握什么航海知识;三是清朝统治者认为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通过发展海外贸易来交换生产生活等资料;四是满族是少数民族，对汉人的高度警惕和对国家分裂的恐惧使他们对海外交往非常谨慎，害怕海外交往会带来侵略者和颠覆者。

　　3.主要经历在“安内”而非“抚外”

　　三是从几千年中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分裂时期多于统一时期，许多朝代内忧多于外患，朝廷的主要精力在于安内，乾隆也不例外，难得有心思和精力去抚外。因此，即使菲律宾和兰芳共和国主动要并入中国，乾隆也没有兴趣。当时，乾隆没有看到海洋对中国所具有的战略上的重要性，这毫不奇怪。

　　乾隆两大历史性错误决策，发生在海外开疆拓土成为时代潮流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表明中国对海外开疆扩土、对巨大的海洋利益、海外利益丝毫不感兴趣，主动放弃了成为世界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的历史性机会，这是中国失去海洋大国意识和海权意识的典型表现。

　　三、乾隆以后：清廷在海权问题上不断失策

　　在涉及中国海权和海外利益的战略问题上，乾隆的两次错误决策在清代对外关系史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此后，清朝政府涉及海外利益的昏招、败招、损招竟接二连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例如：

　　1.中国丧失了在东北的港口海参崴

　　海参崴原为中国领土，17世纪中期，沙俄伺机东侵，寻求在远东地区开拓港口。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明确订明海参崴属清朝。清朝中后期国势衰落，侵吞中国黑龙江地区，夺取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成为《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历代沙皇政府一贯的对华战略目标。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和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在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签定不平等的《瑷珲条约》，规定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管。《瑷珲条约》令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即外东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性割让领土最多的条约。

　　《瑷珲条约》使中国领土、主权和战略环境蒙受重大损害，而俄国却从中获得巨大的领土利益和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以及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正如恩格斯所说，俄国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页662)沙皇俄国将割占我国黑龙江地区的行动方式概括为一个侵略公式：“必须以实际占领地方的办法来支持俄国外交上的要求。”其后，俄国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中国西北大片领土，都是这样干的。1871年俄罗斯在海参崴建设军港，将太平洋舰队驻地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迁于此地。

　　2.中国丧失进入日本海的出海口

　　1860年冬天，乘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危，沙俄装扮成调停人，推推搡搡逼迫清政府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像切西瓜一样切走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今天黑龙江全省的面积，并且还利用条约的模糊性，给下一步蚕食打下了伏笔。

　　珲春原来出门就是日本海，现在却失去了出海口，吉林由沿海地区，一下子变成了内陆省;本来中俄在珲春图们江一带并不接壤，现在却有了共同疆界。清廷深知，同强盗做邻居，剩下的家当也不保险，因此加紧谈判，好不容易与俄方达成了脆弱的协议：第二年夏天双方勘界立碑。中方勘界代表团团长是户部仓场侍郎成琦。朝廷之所以选中他，一是仓场侍郎专门负责中央粮库工作，管着北新仓、海运仓等13仓，办事比较仔细，对数字也敏感。二是因为中央粮库的客户只有皇室一家，其负责人政治上绝对可靠。成琦到达现场后，嫌边境地区路不好走，根本不实地勘察，整天躲在宿舍喝酒泡妞抽大烟。手下给他准备了地图，他看不懂，也不问，干脆扔到一边。而俄国人却一刻也没闲着，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勘界谈判时，俄国人拿出私制的地图，指哪里、说什么，成琦只管连连点头。俄国人摸清了成琦的底细，开始坑他。签约之前，俄国勘界负责人说，这是两国大事，咱俩实地走一遍为宜。半天下来，成琦已经累得不行，加上烟瘾发作涕泗横流，早早就回去了。第二天，成琦死活不愿意再受这个洋罪，俄国人乘机拿出单方面准备的协议文本，成琦看都没看就签了字。

　　埋设界碑之前，俄方代表又提出，这是两国大事，咱俩到各点搞搞仪式，以示郑重。成琦面有难色，这得跑多少路啊，这不得累死我呀?对方顺势说：当然，国际上还有一个变通办法，既然两国友好，双方领导可以不出面，派手下官员具体办就行了。成琦赶紧说这样好，这样效率高!马上指示手下跟班，跟俄方人员一起去立碑。俄方的界碑是石头做的，非常沉重，中方立的界桩是木牌子，轻飘飘的。尽管如此，俄国人几圈下来没嫌累，成琦的手下却瘫在地上不动了。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人平时做惯了大爷，何况烟瘾又来了。这时俄国人及时伸出了友谊之手，对中方办事人员说：这点小事我们顺带一块办了，你们回去休息吧。这边一听，连说“好好好”，一溜烟往回跑。结果，中方一共8个界桩，俄国人帮着立了6个，每个都向中方境内拼命偏移。最要命的是，最具战略意义的编号为“乌”字的一个界桩，本应距日本海仅一箭之地，后来死活找不着!俄国地盘扩大了不说，中国离大海更远了……

　　3.明清两朝属国琉球被日本侵占

　　琉球王国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蜿蜒1000公里，总面积3600平方公里，是整个东亚海岸线上最为黄金的枢纽要道，有丰富的渔业和种植资源，单是金枪鱼等水产，几百年来就享誉世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1372年，琉球三国成为明朝的属国，后来中山国统一了三国，被永乐皇帝赐了“琉球”国名，到了宣德年间，琉球国王又被宣德皇帝赐姓为“尚”，此后琉球王国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宗藩关系，其官员使用清一色汉语汉字，城市建筑风格也是满眼中国风。套句民间话说，中国和琉球王国两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然而这一切，在1879年3月25日戛然而止。这一天，对于拥有450年历史的琉球王国来说，是亡国的时刻。日本太政大臣松田道之率领全副武装的日本军警，占领了琉球群岛全境。琉球国王尚泰以及文武百官们，全数被日军控制，就像案板上的弱肉，可怜巴巴等着日本强盗的宰割。长期作为明清两朝中国附属国的琉球王国，就这样在大清朝的眼皮底下，迎来了悲情亡国的命运。然而，对于此时的大清朝来说，这件事的后果，还真不止是丢点脸面的问题。琉球王国的沦陷，意味着日本获得了一块堪称“万国津梁”的东亚海洋战略宝地。他们侵略的铁爪，从此更像一把精准的钳子，卡在中国的脖领子上。

　　鸦片战争后，日本趁清朝国力走向衰落，就开始打起了琉球的主意。从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日本直接给琉球国王尚泰下诏书，封尚泰为藩主，蛮横地把琉球与日本绑在一起，同时冲着琉球的背后大哥清朝叫板，借着琉球渔民在台湾遇袭的由头，一边叫着要清朝赔钱，一边公然武装登陆台湾岛，气焰十分嚣张!主持清政府外交的李鸿章，一边调集军队在台湾登陆，一边坚决交涉，1874年签了《中日北京专条》，给日本五十万两白银叫日本滚出琉球!在李鸿章看来，这次花点小钱，把日本人灰溜溜打发走，可以说无比合算。但他万万想不到，他在这条约里一个疏忽，给后来的大事挖了坑：《北京专条》里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这等于承认日本占领琉球是正义的。这下一中招，日本快速行动，之后的两年里不断对琉球渗透，绳索越套越紧。但是琉球人并不甘心，几乎是日思夜盼，盼着清政府相救!

　　1877年4月，3名双眼红肿的琉球使者，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冲破日本重重障碍，在福州闽浙总督衙门见到了总督何璟。清朝的官员们，见到了震惊景象，这几个衣衫褴褛的琉球人，就像孩子见了父母一样哇哇大哭，边哭边送上琉球国王的求援信。大吃一惊的清王朝，这才知道这个已经持续了6年的阴谋：日本吞并琉球!

　　大清朝这才醒过神来，训令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立刻交涉。何如璋这位晚清外交干将，谈判桌上十分强硬，为了保住琉球，特意给清政府呈送上中下三策：下策是外交谈判，中策就是给日本、琉球表态，谁动琉球就动兵!上策最狠，直接把战舰派琉球去，看日本滚不滚!

　　何公使清楚日本当时的实力，日本虽然维新搞得红红火火，但军事实力还不强，海军不过4000多人，仅15艘破船。在何如璋看来，这时为琉球教训日本，是非常有必要的。以他给清王朝的原话说：日人既灭琉球，练之为兵，驱之为寇，转恐边患无已时。今天不能阻止日本灭琉球，以后就是大祸患!事后证明，他真说对了!然而，何如璋的真知灼见，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认同。在朝廷看来，区区一个琉球小国，就算让日本拿到又如何?琉球不来朝贡，大清还能省点钱!所以就算放弃琉球，那也是“非惟不暇，亦且无谓”。大清不乐意为琉球搭理日本，没什么大不了的!面对清朝这个态度，刚刚重见曙光的琉球救国运动，算是彻底没救了，清朝不出兵，只能外交上空喊抗议，救琉球也就成了扯皮。就在这扯皮之中，日本胆子越来越大，对琉球王国步步紧逼，1879年3月25日这天，更是彻底动手，大喇喇登陆琉球国，把琉球国王尚泰劫持到东京。昔日的中国藩属国琉球，更被改了新名：日本冲绳县!一个中国400多年的藩属国，占据战略要地的重要国家，就这样在清王朝的眼皮底下，落入日本之手，直到今天!

　　也就是在琉球亡国的次年，当年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清朝求救的琉球使者林世功，以最决绝的方式，表达了一个亡国孤臣的痛苦：他愤然自尽在清王朝总理衙门前，留下一份《以死乞师》的遗书，其字字句句，都是催人泪下。但是多少眼泪，依然没有叫醒清政府!没叫醒的后果，也就十分严重，甲午战争后，清王朝惨败日本，琉球更完全成了日本的自留地，在二十世纪惨烈的二战战场上，琉球群岛更成了绞肉机一般的存在，为日本的不义战争付出沉重代价。

　　四、结语

　　乾隆和清政府种种历史性的错误决策，使中国一直受害到今天。试想一想，如乾隆当时不拒绝苏禄苏丹国和兰芳共和国加入中国的请求，现在的南海是什么格局?如果中国今天仍然拥有海参崴和进入日本海的出海口，中国会拥有多么优越的海权优势?!今天，看地图就明白，已是驻日美军基地的琉球群岛，正好似中国东南沿海一把铁锁，“万国津梁”的海路，至今仍对中国封闭。它的存在足以告诉我们，轻视海权和战略上的短视，会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

　　作者简介：

　　袁南生，小学没有毕业考上北大，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教授总领事、博士大使。现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3家企业先后工作过17年，在4所大学先后工作过15年，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二把手，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驻苏里南大使，驻印度孟买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

　　要点1：乾隆两大历史性错误决策，发生在海外开疆拓土成为时代潮流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表明中国对海外开疆扩土、对巨大的海洋利益、海外利益丝毫不感兴趣，主动放弃了成为世界海洋大国的历史性机会，这是中国失去海洋大国意识和海权意识的典型表现。

　　要点2：在涉及中国海权和海外利益的战略问题上，乾隆的两次错误决策在清代对外关系史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此后，清朝政府涉及海外利益的昏招、败招、损招竟接二连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

　　袁南生(外交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是清朝第六位皇帝。乾隆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乾隆武功繁盛，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仅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而且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清朝的版图由此达到了最大化。但是乾隆在位后期，闭关锁国政策也达到了最高程度，拉大了和西方的差距，特别是乾隆的两大错误决策，完全可以说是影响当代，贻误千年。

　　　一、两大错误决策

　　1.拒绝苏禄苏丹国(今菲律宾)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请求

　　乾隆第一个错误决策是拒绝了苏禄苏丹国(今菲律宾)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请求。1753年，苏禄苏丹国向清廷上《请奉纳版图表文》，请求将本国土地、丁户编入大清版图，使菲律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便依托中国，得到庇护。菲律宾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其境内7000多个岛屿上虽有人居住，但并未形成国家形态，而最早到达菲律宾群岛的国家力量，是中国三国时期的东吴。公元226年，东吴官员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浮海巡抚东南亚，前后历时数年，抵达过越南、柬埔寨和南洋群岛等地，也曾到过今天菲律宾境内的臣延、耽兰和杜薄。康泰回国后著有《吴时外国记》(俗称“扶南传”，扶南即柬埔寨)，书中对到访菲律宾作了记载。菲律宾这个群岛国家海岸线离中国岛屿最近距离尚不足200公里，其9500万人口中，至今至少有1500万人带有华裔血统，是东南亚华裔血统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之一，至今仍具有鲜明华人特征、且自认为华裔的菲律宾人，也在100万以上，这一切都表明，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确是有一些“固有”的关系。但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岸线以外毫无兴趣，甚至认为华侨都是“汉奸”，死不足惜，殖民者杀死华侨对中国有利，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他对纯属“外人”的苏禄的请求丝毫不在乎，苏禄希望成为“中国固有领土”的请求被婉言谢绝。

　　2.拒绝兰芳共和国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请求

　　乾隆的第二个错误决策是拒绝兰芳共和国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请求。1776年，在美国独立的同一年，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亚人对婆罗洲的称呼，今约有三分之二为印尼领土)西部，诞生了一个华人建立的国家“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开国元首是广东梅县人罗芳伯，在世界诸国堪称第一，比华盛顿1787年当选为首任总统并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体制还早11年。这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共和制国家之一。这个存在了110年的兰芳共和国，是我国新兴的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在国内发展受阻的情况下，在国外建立的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第927-932页。)

　　罗芳伯等所建兰芳大总制之疆域与交通及关系详图

　　罗芳伯这些人，都是满清国的平民百姓，因为在故乡生存环境艰难，不得已下了南洋。虽然飘泊海外，但仍然是满清皇帝的子民，祖宗坟墓祠堂，以及亲友家眷，都在国内。他们如果自立为王，对满清皇帝来说，仍然属于反叛。抄家挖坟毁祠堂的事皇帝是干得出来的，甚至还会派兵出海，进行征伐。罗芳伯他们不敢自立为王，所以，这个华人国家刚刚建国，就派人回国，觐见乾隆皇帝，想把西婆罗洲这一大块土地纳入大清版图，或变成藩属国家。意思是，我不敢自立为王，但朝廷下令封一个王总可以吧。但乾隆皇帝根本不想理睬这些“天朝弃民”，也不承认这个南洋华人在海外建立的国家。兰芳共和国携手当地土著居民，抵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长达 107年，直到19世纪末才由于国小力弱被荷兰殖民者所灭。当时荷兰人一直有顾虑，不敢全面占领，怕同文同种的中国干预，但清廷不把海外华侨当自己人，结果荷兰人后来才放大胆子把该国彻底灭掉。

　　兰芳共和国的首领称大唐客长，后来因为情势所迫，他们接受了荷兰国王的敕封，成为荷兰的自治共和国。

　　二、乾隆错误决策的原因是什么?

　　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开疆扩土的好事都加以拒绝，在今天的国人看来真是愚不可及!然而，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也并非意外。乾隆为什么会作出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错误决策呢?

　　1.中国文明逆转型的必然产物

　　从大背景来看，乾隆两个历史性错误决策是明清之际中国文明逆转型的必然产物。所谓逆转型指的是，明清实行海禁以前，中国并非只是一个具有大陆文明的国家，而是一个兼具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国家，中华文明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综合体，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不仅不落后，还曾经居于世界先列。中国在明清之际才由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兼具的国家转型为大陆文明的国家。

　　海洋文明成就了唐宋时代的辉煌。宋代同海外的联系比前代和之后的明清更广，海外贸易盛况空前，是我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是最彰显海洋文明的朝代。明代郑和下西洋创造了历史。从1405年开始的28年间，郑和曾率60多条军舰、300条商船，约27000多人的庞大船队一路西行，这样的航海规模即使在今天也令人咋舌。

　　历史上，中国没有一个王朝是亡于海上来的对手。即使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最先进，船队规模最庞大，航行海程最遥远，涉足地域最广泛，船队通过贸易实现的利润也非常丰厚，都无法改变海禁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从根本上断绝了民间的海外联系。这是中国文明开始逆转型的标志。继之而起的连续300年的明清海禁，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逆转型的完成。

　　在世界开启全球化进程之际，明清统治者告别海洋文明，固守单一的大陆文明，无异于与历史发展的潮流分道扬镳。海禁政策标志着中国完成了一次文明的转型，这是一次百分之百的逆转型，这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总根源。中国的落后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是从15、16世纪大航海时期开始的。乾隆两大历史性的错误决策，是以上述历史大背景为基础的。

　　2.清代统治集团轻视海权

　　二是从清代统治集团的出身背景、历史渊源来看，清代统治集团起源于游牧民族，难免缺乏全球视野，轻视海权毫不奇怪。游牧民族是游牧文明的承载者，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清代为什么延续明成祖制定的海禁政策呢?一是因为建立大清草原王朝的满族人，本来是东北女真的后代，世世代代以打猎游牧为生，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基因决定了他们喜欢侵占土地资源而非开拓海上资源;二是满清入关以前，东北地广人稀的特点决定了满族人缺乏拓展海权的欲望，他们一直生活在广袤的草原，没有必要掌握什么航海知识;三是清朝统治者认为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通过发展海外贸易来交换生产生活等资料;四是满族是少数民族，对汉人的高度警惕和对国家分裂的恐惧使他们对海外交往非常谨慎，害怕海外交往会带来侵略者和颠覆者。

　　3.主要经历在“安内”而非“抚外”

　　三是从几千年中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分裂时期多于统一时期，许多朝代内忧多于外患，朝廷的主要精力在于安内，乾隆也不例外，难得有心思和精力去抚外。因此，即使菲律宾和兰芳共和国主动要并入中国，乾隆也没有兴趣。当时，乾隆没有看到海洋对中国所具有的战略上的重要性，这毫不奇怪。

　　乾隆两大历史性错误决策，发生在海外开疆拓土成为时代潮流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表明中国对海外开疆扩土、对巨大的海洋利益、海外利益丝毫不感兴趣，主动放弃了成为世界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的历史性机会，这是中国失去海洋大国意识和海权意识的典型表现。

　　三、乾隆以后：清廷在海权问题上不断失策

　　在涉及中国海权和海外利益的战略问题上，乾隆的两次错误决策在清代对外关系史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此后，清朝政府涉及海外利益的昏招、败招、损招竟接二连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例如：

　　1.中国丧失了在东北的港口海参崴

　　海参崴原为中国领土，17世纪中期，沙俄伺机东侵，寻求在远东地区开拓港口。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明确订明海参崴属清朝。清朝中后期国势衰落，侵吞中国黑龙江地区，夺取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成为《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历代沙皇政府一贯的对华战略目标。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和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在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签定不平等的《瑷珲条约》，规定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管。《瑷珲条约》令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即外东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性割让领土最多的条约。

　　《瑷珲条约》使中国领土、主权和战略环境蒙受重大损害，而俄国却从中获得巨大的领土利益和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以及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正如恩格斯所说，俄国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页662)沙皇俄国将割占我国黑龙江地区的行动方式概括为一个侵略公式：“必须以实际占领地方的办法来支持俄国外交上的要求。”其后，俄国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中国西北大片领土，都是这样干的。1871年俄罗斯在海参崴建设军港，将太平洋舰队驻地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迁于此地。

　　2.中国丧失进入日本海的出海口

　　1860年冬天，乘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危，沙俄装扮成调停人，推推搡搡逼迫清政府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像切西瓜一样切走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今天黑龙江全省的面积，并且还利用条约的模糊性，给下一步蚕食打下了伏笔。

　　珲春原来出门就是日本海，现在却失去了出海口，吉林由沿海地区，一下子变成了内陆省;本来中俄在珲春图们江一带并不接壤，现在却有了共同疆界。清廷深知，同强盗做邻居，剩下的家当也不保险，因此加紧谈判，好不容易与俄方达成了脆弱的协议：第二年夏天双方勘界立碑。中方勘界代表团团长是户部仓场侍郎成琦。朝廷之所以选中他，一是仓场侍郎专门负责中央粮库工作，管着北新仓、海运仓等13仓，办事比较仔细，对数字也敏感。二是因为中央粮库的客户只有皇室一家，其负责人政治上绝对可靠。成琦到达现场后，嫌边境地区路不好走，根本不实地勘察，整天躲在宿舍喝酒泡妞抽大烟。手下给他准备了地图，他看不懂，也不问，干脆扔到一边。而俄国人却一刻也没闲着，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勘界谈判时，俄国人拿出私制的地图，指哪里、说什么，成琦只管连连点头。俄国人摸清了成琦的底细，开始坑他。签约之前，俄国勘界负责人说，这是两国大事，咱俩实地走一遍为宜。半天下来，成琦已经累得不行，加上烟瘾发作涕泗横流，早早就回去了。第二天，成琦死活不愿意再受这个洋罪，俄国人乘机拿出单方面准备的协议文本，成琦看都没看就签了字。

　　埋设界碑之前，俄方代表又提出，这是两国大事，咱俩到各点搞搞仪式，以示郑重。成琦面有难色，这得跑多少路啊，这不得累死我呀?对方顺势说：当然，国际上还有一个变通办法，既然两国友好，双方领导可以不出面，派手下官员具体办就行了。成琦赶紧说这样好，这样效率高!马上指示手下跟班，跟俄方人员一起去立碑。俄方的界碑是石头做的，非常沉重，中方立的界桩是木牌子，轻飘飘的。尽管如此，俄国人几圈下来没嫌累，成琦的手下却瘫在地上不动了。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人平时做惯了大爷，何况烟瘾又来了。这时俄国人及时伸出了友谊之手，对中方办事人员说：这点小事我们顺带一块办了，你们回去休息吧。这边一听，连说“好好好”，一溜烟往回跑。结果，中方一共8个界桩，俄国人帮着立了6个，每个都向中方境内拼命偏移。最要命的是，最具战略意义的编号为“乌”字的一个界桩，本应距日本海仅一箭之地，后来死活找不着!俄国地盘扩大了不说，中国离大海更远了……

　　3.明清两朝属国琉球被日本侵占

　　琉球王国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蜿蜒1000公里，总面积3600平方公里，是整个东亚海岸线上最为黄金的枢纽要道，有丰富的渔业和种植资源，单是金枪鱼等水产，几百年来就享誉世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1372年，琉球三国成为明朝的属国，后来中山国统一了三国，被永乐皇帝赐了“琉球”国名，到了宣德年间，琉球国王又被宣德皇帝赐姓为“尚”，此后琉球王国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宗藩关系，其官员使用清一色汉语汉字，城市建筑风格也是满眼中国风。套句民间话说，中国和琉球王国两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然而这一切，在1879年3月25日戛然而止。这一天，对于拥有450年历史的琉球王国来说，是亡国的时刻。日本太政大臣松田道之率领全副武装的日本军警，占领了琉球群岛全境。琉球国王尚泰以及文武百官们，全数被日军控制，就像案板上的弱肉，可怜巴巴等着日本强盗的宰割。长期作为明清两朝中国附属国的琉球王国，就这样在大清朝的眼皮底下，迎来了悲情亡国的命运。然而，对于此时的大清朝来说，这件事的后果，还真不止是丢点脸面的问题。琉球王国的沦陷，意味着日本获得了一块堪称“万国津梁”的东亚海洋战略宝地。他们侵略的铁爪，从此更像一把精准的钳子，卡在中国的脖领子上。

　　鸦片战争后，日本趁清朝国力走向衰落，就开始打起了琉球的主意。从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日本直接给琉球国王尚泰下诏书，封尚泰为藩主，蛮横地把琉球与日本绑在一起，同时冲着琉球的背后大哥清朝叫板，借着琉球渔民在台湾遇袭的由头，一边叫着要清朝赔钱，一边公然武装登陆台湾岛，气焰十分嚣张!主持清政府外交的李鸿章，一边调集军队在台湾登陆，一边坚决交涉，1874年签了《中日北京专条》，给日本五十万两白银叫日本滚出琉球!在李鸿章看来，这次花点小钱，把日本人灰溜溜打发走，可以说无比合算。但他万万想不到，他在这条约里一个疏忽，给后来的大事挖了坑：《北京专条》里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这等于承认日本占领琉球是正义的。这下一中招，日本快速行动，之后的两年里不断对琉球渗透，绳索越套越紧。但是琉球人并不甘心，几乎是日思夜盼，盼着清政府相救!

　　1877年4月，3名双眼红肿的琉球使者，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冲破日本重重障碍，在福州闽浙总督衙门见到了总督何璟。清朝的官员们，见到了震惊景象，这几个衣衫褴褛的琉球人，就像孩子见了父母一样哇哇大哭，边哭边送上琉球国王的求援信。大吃一惊的清王朝，这才知道这个已经持续了6年的阴谋：日本吞并琉球!

　　大清朝这才醒过神来，训令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立刻交涉。何如璋这位晚清外交干将，谈判桌上十分强硬，为了保住琉球，特意给清政府呈送上中下三策：下策是外交谈判，中策就是给日本、琉球表态，谁动琉球就动兵!上策最狠，直接把战舰派琉球去，看日本滚不滚!

　　何公使清楚日本当时的实力，日本虽然维新搞得红红火火，但军事实力还不强，海军不过4000多人，仅15艘破船。在何如璋看来，这时为琉球教训日本，是非常有必要的。以他给清王朝的原话说：日人既灭琉球，练之为兵，驱之为寇，转恐边患无已时。今天不能阻止日本灭琉球，以后就是大祸患!事后证明，他真说对了!然而，何如璋的真知灼见，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认同。在朝廷看来，区区一个琉球小国，就算让日本拿到又如何?琉球不来朝贡，大清还能省点钱!所以就算放弃琉球，那也是“非惟不暇，亦且无谓”。大清不乐意为琉球搭理日本，没什么大不了的!面对清朝这个态度，刚刚重见曙光的琉球救国运动，算是彻底没救了，清朝不出兵，只能外交上空喊抗议，救琉球也就成了扯皮。就在这扯皮之中，日本胆子越来越大，对琉球王国步步紧逼，1879年3月25日这天，更是彻底动手，大喇喇登陆琉球国，把琉球国王尚泰劫持到东京。昔日的中国藩属国琉球，更被改了新名：日本冲绳县!一个中国400多年的藩属国，占据战略要地的重要国家，就这样在清王朝的眼皮底下，落入日本之手，直到今天!

　　也就是在琉球亡国的次年，当年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清朝求救的琉球使者林世功，以最决绝的方式，表达了一个亡国孤臣的痛苦：他愤然自尽在清王朝总理衙门前，留下一份《以死乞师》的遗书，其字字句句，都是催人泪下。但是多少眼泪，依然没有叫醒清政府!没叫醒的后果，也就十分严重，甲午战争后，清王朝惨败日本，琉球更完全成了日本的自留地，在二十世纪惨烈的二战战场上，琉球群岛更成了绞肉机一般的存在，为日本的不义战争付出沉重代价。

　　四、结语

　　乾隆和清政府种种历史性的错误决策，使中国一直受害到今天。试想一想，如乾隆当时不拒绝苏禄苏丹国和兰芳共和国加入中国的请求，现在的南海是什么格局?如果中国今天仍然拥有海参崴和进入日本海的出海口，中国会拥有多么优越的海权优势?!今天，看地图就明白，已是驻日美军基地的琉球群岛，正好似中国东南沿海一把铁锁，“万国津梁”的海路，至今仍对中国封闭。它的存在足以告诉我们，轻视海权和战略上的短视，会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

　　作者简介：

　　袁南生，小学没有毕业考上北大，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教授总领事、博士大使。现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3家企业先后工作过17年，在4所大学先后工作过15年，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二把手，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驻苏里南大使，驻印度孟买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