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关于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开后，“副都”成了热词。可你若问“副都”到底啥意思，估计绝大多数人会莫名其妙。其实我自己也比较懵，于是百度了一下，才知道是“副首都”的意思。但因为中国在传统上一直是单一首都制(除了抗战时期的陪都外)，对“副首都”的概念也还是陌生。笔者从未考证过这个词的来源，但我有些怀疑：这又是一个来自日文的外来语。

　　日文中，有一个词“副都心”。权威的《广辞苑》的解释是：

　　“在大都市的中心部，相对于原有的都心，在其周边发生的副次中心，如东京的新宿、池袋、涩谷等。”

　　讲谈社《日本语大辞典》的解释，基本沿袭了上述释义，但多了一条：副都心“多处于通向郊外的交通机关和都市内交通机关的连接点上。”确实，东京开往郊外(主要是西郊)的通勤电铁，基本上都是从新宿、池袋、涩谷这三个大站始发的。

　　这三大副都心，宛如三只巨大的蜂箱，日日夜夜，吞吐着蜂群。如JR涩谷站前广场的大交叉路口(Scramble Cross)，一次信号变换，约有3000人通过，日通过量多达50万人。那种场景，令人想起威廉·克莱因拍摄的纽约，却有更为丰富的语义，令东京“土著”、摄影家荒木经惟一生迷恋不已：

　　在银座SONY大厦前，或者涩谷车站广场那样的数不清有多少条路的交叉路口，绿灯一亮，杂沓的人流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好像要撞在一起似的，然而却不，只是擦肩而过，又四散而去……那才是东京的魅力呀。

　　东京的都心在哪儿?从地理和文化传统上说，是江户城，即今天的皇居。江户城是由石砌的城墙及呈顺时针螺旋状延伸的内堀(内护城河)与外堀(外护城河)共同拱卫的防御性建筑结构。在内堀环抱的内城，坐落着以幕府中枢机构本丸(主城堡)为中心的御殿(府邸)。

　　皇居周边的航空摄影(图/维基百科)

　　在本丸之外，到外堀内侧的外城里，顺螺旋的中心向外，依次分布着谱代大名(世袭家臣)、外样大名(旁系诸侯)，直属于将军的旗本(御林军)和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居住区。再向外，直到外堀的外侧，则是町人(商人、职人)的生活区。如此，“四民”(士农工商)比邻而居，鸡犬相闻，和谐社会，此之谓也——此乃德川时代之江户城的特色。居于本丸之中的将军，号令天下。而江户城，则成为“天下的总城”，是“城下町中的城下町”。

　　位于皇居以东一箭之遥的日本桥，是江户时代通往全国的五大街道(东海道、中山道、日光街道、奥州街道和甲州街道)的起点，从陆路到运河，真正是“九省通衢”的要冲，至今仍是通往大阪的1号国道和到青森的4号国道的起点。明治维新以降，江户改称东京，成为首都，日本桥被视为东京的原点，也是全国的地理中心，同时承担着最大的商业、流通中心的角色。

　　作为江户时代即成百万级人口的大都市，江户早在近世就遭遇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如人口、交通、消防、污水和垃圾处理等。为应对这些“城市病”，幕府做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在大江户的周边，设立“江户四宿”。具体地说，就是分别在五大街道(或其周边)，在距离日本桥二里(日本古代的1里，约相当于今天的4公里)开外的放射线上，设置驿站：即东海道上的品川宿、甲州道上的内藤新宿、中山道上的板桥宿及日光和奥州道之间的千住宿。

　　彼时，四宿均为扼守江户的玄关。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四宿带动了周围区域的发展，相对于都心的日本桥，渐成副都心。如品川和内藤新宿，是地方大名“参勤交代”(幕府为了遏制地方大名的势力，要求大名隔年到江户居住的人事制度)之际，进入江户的门户，终日华盖云集，车水马龙，渐成与吉原并称的游乐之地;板桥与千住，则由于周边原本就有农产品集市，从而演变成流通据点。四宿的设立，实际上扩充了江户的城市功能。

　　从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到关东大地震后的帝都复兴，直到二战后的重建，“江户四宿”不仅未凋敝，反而被一路强化。1956年，内阁府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副标题为“日本经济的成长与近代化”)的结语——“已然不是战后了”成为流行语，标志着战后复兴结束，日本已并入高度增长的快车线。

　　2017年4月1日，关于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开后，“副都”成了热词。可你若问“副都”到底啥意思，估计绝大多数人会莫名其妙。其实我自己也比较懵，于是百度了一下，才知道是“副首都”的意思。但因为中国在传统上一直是单一首都制(除了抗战时期的陪都外)，对“副首都”的概念也还是陌生。笔者从未考证过这个词的来源，但我有些怀疑：这又是一个来自日文的外来语。

　　日文中，有一个词“副都心”。权威的《广辞苑》的解释是：

　　“在大都市的中心部，相对于原有的都心，在其周边发生的副次中心，如东京的新宿、池袋、涩谷等。”

　　讲谈社《日本语大辞典》的解释，基本沿袭了上述释义，但多了一条：副都心“多处于通向郊外的交通机关和都市内交通机关的连接点上。”确实，东京开往郊外(主要是西郊)的通勤电铁，基本上都是从新宿、池袋、涩谷这三个大站始发的。

　　这三大副都心，宛如三只巨大的蜂箱，日日夜夜，吞吐着蜂群。如JR涩谷站前广场的大交叉路口(Scramble Cross)，一次信号变换，约有3000人通过，日通过量多达50万人。那种场景，令人想起威廉·克莱因拍摄的纽约，却有更为丰富的语义，令东京“土著”、摄影家荒木经惟一生迷恋不已：

　　在银座SONY大厦前，或者涩谷车站广场那样的数不清有多少条路的交叉路口，绿灯一亮，杂沓的人流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好像要撞在一起似的，然而却不，只是擦肩而过，又四散而去……那才是东京的魅力呀。

　　东京的都心在哪儿?从地理和文化传统上说，是江户城，即今天的皇居。江户城是由石砌的城墙及呈顺时针螺旋状延伸的内堀(内护城河)与外堀(外护城河)共同拱卫的防御性建筑结构。在内堀环抱的内城，坐落着以幕府中枢机构本丸(主城堡)为中心的御殿(府邸)。

　　皇居周边的航空摄影(图/维基百科)

　　在本丸之外，到外堀内侧的外城里，顺螺旋的中心向外，依次分布着谱代大名(世袭家臣)、外样大名(旁系诸侯)，直属于将军的旗本(御林军)和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居住区。再向外，直到外堀的外侧，则是町人(商人、职人)的生活区。如此，“四民”(士农工商)比邻而居，鸡犬相闻，和谐社会，此之谓也——此乃德川时代之江户城的特色。居于本丸之中的将军，号令天下。而江户城，则成为“天下的总城”，是“城下町中的城下町”。

　　位于皇居以东一箭之遥的日本桥，是江户时代通往全国的五大街道(东海道、中山道、日光街道、奥州街道和甲州街道)的起点，从陆路到运河，真正是“九省通衢”的要冲，至今仍是通往大阪的1号国道和到青森的4号国道的起点。明治维新以降，江户改称东京，成为首都，日本桥被视为东京的原点，也是全国的地理中心，同时承担着最大的商业、流通中心的角色。

　　作为江户时代即成百万级人口的大都市，江户早在近世就遭遇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如人口、交通、消防、污水和垃圾处理等。为应对这些“城市病”，幕府做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在大江户的周边，设立“江户四宿”。具体地说，就是分别在五大街道(或其周边)，在距离日本桥二里(日本古代的1里，约相当于今天的4公里)开外的放射线上，设置驿站：即东海道上的品川宿、甲州道上的内藤新宿、中山道上的板桥宿及日光和奥州道之间的千住宿。

　　彼时，四宿均为扼守江户的玄关。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四宿带动了周围区域的发展，相对于都心的日本桥，渐成副都心。如品川和内藤新宿，是地方大名“参勤交代”(幕府为了遏制地方大名的势力，要求大名隔年到江户居住的人事制度)之际，进入江户的门户，终日华盖云集，车水马龙，渐成与吉原并称的游乐之地;板桥与千住，则由于周边原本就有农产品集市，从而演变成流通据点。四宿的设立，实际上扩充了江户的城市功能。

　　从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到关东大地震后的帝都复兴，直到二战后的重建，“江户四宿”不仅未凋敝，反而被一路强化。1956年，内阁府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副标题为“日本经济的成长与近代化”)的结语——“已然不是战后了”成为流行语，标志着战后复兴结束，日本已并入高度增长的快车线。

　　从江户到东京，从最初的东京市到后来的东京府，再到今天的东京都，这座城市一再向外辐射，外延越来越大，但“都心”所指的区域，并没有太大变化。与纽约的曼哈顿、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一样，传统上，以皇居为圆心5公里半径内的区域，被视为东京的都心部。

　　这条5公里辐射线，大致与今天的山手线重合，如新宿站，刚好位于皇居正西5公里处。从东京的行政区划来看，23个区中，位于5公里半径圈内者，有4个：即千代田区、中央区、港区、文京区;若把跨在5公里辐射线上的区域囊括进来的话，可以再加上新宿区、涩谷区和台东区。一般按距离城中心的远近，有“都心三区”“都心五区”“都心六区”的说法，但基本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但与纽约、巴黎等城市不同的是，东京城区的边界远不止于5公里辐射圈，而是呈放射线状，不断向外延伸。这一点，多少与大伦敦近似。而向外延伸的中继点，或者说副次中心，就是副都心。

　　1958年，东京都人口接近900万，且仍在持续膨胀，“大城市病”开始表面化，恶性交通堵塞呈常态，“通勤地狱”令上班族苦不堪言。东京都以都心的功能分散为目的，确立了三大副都心，即新宿、涩谷、池袋;1982年，又确立了上野·浅草、锦糸町·龟户和大崎三个副都心，旨在东京的城市均衡发展;1995年，进一步追加了临海副都心。

　　每个副都心都以链接都心和郊外的枢纽车站为中心，形成了从地下到地上、复杂魔幻的立体商业设施网，其本身就是不亚于都心的重要文化据点。如新宿，因其多元而开放的场域及其强大气场，在六十年代末的安保运动中，被称为“解放区”;涩谷和池袋，则成为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策源地。

　　在三大副都心确立五十周年之际，2008年，在东京原本就密如蛛网的地铁线路中，连接新宿、涩谷、池袋的副都心线开通，成为东京西部纵贯南北到西南的一条重要地铁线，从池袋无需换乘，一线便可抵达横滨的中华街，要多方便有多方便。

　　如此，东京城市的扩大并不是从都心，单纯线性地向外辐射，而是以副都心为中继，“充值”“增幅”后再向郊外延伸——副都心也成了辐射源。副都心直接带动了郊外的发展，形成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新城(New Town)，如新宿以西、中央沿线的立川，便被称为“副副都心”。

　　而耐人寻味的是，战后包括三大副都心在内的副都心建设规划，竟然与江户时代的“江户四宿”不谋而合，两者不仅都坐落在山手沿线，连相对坐标也相去不远。这当然不是单纯的巧合，恰恰反证了一个都市生成、发展和成熟的历史，绝非偶然，其背后有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和“基因”的支配。正因此，在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所谓“失去的二十年”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以东京地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江户东京学”日益显学化，不仅有大量的专著、学刊、MOOK，而且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江户东京博物馆(俗称“大江户博物馆”)及其附属的建筑博物馆——江户东京建物园。

　　江户东京博物馆展览的城下町模型(图/维基百科)

　　最近，神奈川县的川崎市，又开设了一处日本民家园：在偌大的一片丘陵地上，集中复现了江户时代有代表性的古老民居。且弥足珍贵的是，这些民居并不是仿造物，而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地方政府面向整个东日本征集的古董级古建，从全国的城乡津浦解体运输，再在园中重新组装而成的“移筑”物——全部是如假包换的真迹。如此规模的城市文化研究，加上现成的田野，想不出成果也难。

　　笔者个人也是东京江户学的发烧者，身在北京，心在江户——甚至可以说，我对江户-东京的了解，远大于对北平-北京的了解——也是无奈：置身于今天的帝都，你上哪儿去了解老北京?触目可见的地标，都簇新簇新的。有关于北京文化的博物馆么?你见过连续出版五年以上的相关MOOK、文化志，哪怕是一份信息纸么?

　　1990年12月，由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设计、位于新宿西口的新都厅大厦竣工。以此为标志，可以说，东京都晚近的城市建设，基本上是以副都心为中心展开、推进的。经过近三十年的持续开发，东京都已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现代而魔幻的“大东京”——无论地域面积，还是人口。

　　这甚至改变了东京，乃至整个关东地区住民的文化认同：因东京湾海岸线的再开发，东京都的江户川区、葛饰区与千叶县的边界已相当模糊;而随着“新东京国际空港”(即成田机场)和“东京迪斯尼乐园”这些超大型公共设施的落成，不知不觉间，“东京”已成了跨地域的“巨无霸”魔城。今天，除了23区和西部多摩地区的26市之外，“神奈川都民”“千叶都民”和“埼玉都民”的说法频密见诸媒体，首都圈内的非东京市民，也基本上觉得自己是“东京人”。

　　当然，这不仅仅是文化认同的问题，势必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造成深刻的影响。从2005年起，日本人口陷入负增长，老龄少子化社会开始加速。日本原本就有所谓“东京一极集中”的倾向，但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目前，首都圈人口已从“泡沫经济”崩溃后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增至三分之一。就是说，三个日本人中，就有一名东京人。全国人口呈正增长态势的唯一地区也是东京。当然，这不仅是出生率所致，更大的因素是人口的迁出和迁入比：如2015年度，东京都的迁出人口为37万人，但迁入人口则达46万人。

　　据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预测，东京都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增长拐点也将在2020年到来。但都心部，从“都心五区”到“都心三区”的增长拐点，则可望维持到2030年。有句俗话叫“人多好办事”，但对中国社会来说，对此话的实际效果只能作负面理解。可对日本来说，则刚好相反：人多的自治体，意味着足够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经济才能维持良性循环，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才能维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东京——此诚非虚言。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标题《东京的“副都”是怎样炼成的》，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除特别注明外，文中使用图片均由库索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