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第一个实验住宅区在莫斯科南郊的切廖姆什基村开工。它使用的正是赫鲁晓夫住宅设计竞赛的优胜者——k7模式。今天回顾其建设方式，仍能感受到它的革命性。“赫鲁晓夫楼”被设计成五层住宅(这样就免去了电梯费用)，没有任何“不必要的装饰”，所有的墙板都在“住宅工厂”中事先生产出来。浴室和厨房里也被组装好，甚至浴缸、炉子等基本设施也安装完毕，运到施工现场只要组装即可。和一般楼房由下至上的建筑顺序不同，它是由上至下的——在搭建好的钢筋结构上，先用起重设备把顶楼装上，再依次像搭积木一般把下面几层推上去。最后，工人们将所有组成部分用水泥连接完毕，把水管、燃气接好。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周时间。在莫斯科的两座“住宅工厂”的车间里，房子在流水线上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如同制造巧克力糖。

　　我曾经两次住在切廖姆什基，它后来已经改名为“新切廖姆什基”了：新生活，新时代。它被复制到了苏联的各个角落，甚至还催生了一部百老汇式的歌舞片《切廖姆什基》，音乐由肖斯塔科维奇创作，记录了工人阶级欢天喜地搬进新家园的盛况。切廖姆什基原来的农村矮楼一夜之间就被扒掉了，大家下班回家，发现家里成了工地，闲人免入。在电影中，住房部门的官员很快送上新住宅的钥匙，使大家载歌载舞，但可以看出现实中曾有过一番腥风血雨。

　　总设计师们认为，新的住宅区不应该只是“睡城”，还应该有休闲娱乐场所、教育机构，甚至工厂也要迁到附近，成为有机社区。几年之内，“俄罗斯”机械厂、中央经济学与数学研究所、社会科学图书馆和国立普希金俄罗斯语言学院等单位云集切廖姆什基。为了使连绵不绝的火柴盒大楼不太过压抑，中间装点上了绿地、人造山丘和池塘。空间非常开阔，和市中心紧凑封闭的新古典建筑对比鲜明。一切都在表明，社会主义大规模计划经济能把新生活量产。多么激动人心!全世界为这一革命惊叹。1967年，一位美国国家标准局官员告诉《芝加哥评论》：“俄国人是想发明世界唯一的大规模廉价住宅建设模式。”先锋建筑评论家Ada Huxtable也曾经写到当时莫斯科雨后春笋般的新住宅闻所未闻的建设速度。

　　当然，屋内的生活不是全然这么乐观。虽然现在每家能分到一套公寓，但人均空间仍然不足9平米。人们想尽办法节约空间，因而产生了折叠沙发床、可以拉出书桌的柜子、可以拉出餐桌的碗柜、藏在窗台下的天然冷藏柜等发明。桌子下面、床底下和一切能利用的角落都用来储物。到了晚上，厨房和走廊里都拉开了折叠床，否则是睡不下这么多家庭成员的。可能到了拆迁的时候，人们才全然了解为什么隔音如此之差：墙壁在挖掘机的扫荡下如同纸片一般粉碎，不费吹灰之力。

　　毕竟“赫鲁晓夫楼”的设计寿命只是25年——在社会主义一片大好形势中，总设计师们估计，在25年中一定会建起更好的永久性住宅来代替这些临时建筑，现在先凑合一下。生产一栋楼和生产汽车或巧克力糖没有任何区别，无需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文化和风景做出调整，一切设计成本都被省去。为了满足最低居住水平，这一切都可以忽略。 但这一切没有发生，临时方案变成了永久方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只是改进了“赫鲁晓夫楼”的质量，将其盖得更结实、楼层更高而已。

　　随着时间流逝，虽然建筑本身尚可居住，水电和采暖设施的老化已经相当可观。到苏联解体之后，“赫鲁晓夫楼”越来越跟不上现代居住标准，成了赤贫落后的代名词。有条件的人搬进了新公寓，不愿再回顾过去的岁月。“住在那里太不舒服了，”维多利亚说，“拆了实在没什么可惜的。” 诚然有人带着怀旧情绪感慨那段岁月的消逝，甚至呼吁保留一栋楼作为“赫鲁晓夫楼”博物馆，但多数人对此无动于衷。它们是苏联乌托邦最终失败的象征，是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制度方方面面破产的象征。

　　“赫鲁晓夫楼”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大都市的人居条件会得到改善吗?90年代以来，飞涨的房价已经使莫斯科大环路以内寸土寸金，靠近边缘的切廖姆什基(大约相当于北京的草房)也达到了每平米约五万人民币。参与拆迁计划的房地产商希望在“赫鲁晓夫楼”的废墟上建起三十层以上的住宅楼，最大限度提高单位利润。在切廖姆什基一带，甚至还没拆迁的老楼之间已经有新楼横空出世，一举占据原本鲜花盛开的绿地，遮住了居民们的光线。政府对此毫无作为。60年之后，切廖姆什基这一类社区还是不会变成市民们期望的欧洲式街区。

　　游走在前苏联国家，时常有一种魔幻的体验：始终身在同一座城市中。除了极少数极具辨识度的市中心——莫斯科的的克里姆林，彼得堡的冬宫，基辅的大修道院，巴库的土耳其式老城等等，其余的是一成不变的火柴盒建筑。方块型的居民楼不带任何装饰，因为一遍一遍的刷廉价漆已经说不清楚是什么颜色：灰黄的，灰白的，蓝绿的。密集的楼群中央往往是不小的绿地，但也发育不良，大片黑土裸露在外。冬天的积雪一化，大街小巷都罩上一层黑泥。从西边的乌克兰到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无论是森林地带还是草原，都是这些火柴盒的天下。1975年经典苏联电影《命运的捉弄》算是对这一现象登峰造极的嘲讽：男主人公坐错了车到了列宁格勒，进了别人的家门，但丝毫没有察觉——无论是街道名称、楼房外观和室内装修都和他在莫斯科的家一摸一样。

　　《命运的捉弄》剧照

　　这些塑造了前苏联城市标志性景观的火柴盒们就是“赫鲁晓夫楼”。它在苏联社会与私人生活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代表了几代人的苦乐参半。2017年2月，莫斯科市政府公布新一轮拆迁计划，8000栋苏联时代房屋将被拆除。其中就有1000来栋“赫鲁晓夫楼”。拆迁在1999年就已经展开，时至今日，百分之八十的“赫鲁晓夫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高层住宅。整个人居革命可能还需要20年才能完成。在莫斯科拆迁现场，残垣断壁上刻着老住户情深意切的告白：我们曾经住在这里;再见，我们的家!

　　我住过很多栋“赫鲁晓夫楼”。在基辅，在辛菲罗波尔，在莫斯科。它有三种标准化公寓：30平米的一室户，44平米的两室户和60平米的三室户。厨房都是6平米，卫生间4平米。一道长长的走廊连接着所有公寓，楼道里充斥着煮洋葱、土豆和鸡汤的气味，堆放着婴儿车和各种杂物。没有几寸完好的地砖和墙面;早在几十年前它们就黯淡、剥落如缺牙老太，好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不清楚，邻居们无人愿意出钱维护。在屋里，左邻右舍的争吵声、婴儿哭声和各种无以名状的声响清晰可闻，因而没有秘密。“对门男人又在打老婆，”房东婆婆说。“但是每次碰见他都装作没事人。”说完，她从猫眼往外窥视。

　　年轻人租住这些老公寓，毕竟和以往一大家子生息繁衍不一样。30岁的维多利亚·佩特洛娃曾经和父母、姐姐、叔婶及祖父母住在莫斯科的一套三室户。吃饭的时候，一家人要分三组上桌，毕竟狭小的厨房就放得下一张小餐桌。我也经历过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在基辅的小屋招待朋友，四个人就寸步难行，一转身不是撞上椅子，就是被炉子烫到手臂或者碰倒架子上的瓶瓶罐罐。所以《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朋友们欢聚一堂、把桌子排成一行从厨房延伸到走廊的一幕，绝对不是夸张。

’

　　况且，佩特洛娃一家不幸住在较晚期的赫鲁晓夫楼——为了进一步节约建筑成本，三间小屋一间套一间。最里间的人夜里上厕所要穿过三间房，难免让别人烦躁不已。但这一切比斯大林时期的公共宿舍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外国游客普遍有一种误解：斯大林时代的建筑比赫鲁晓夫及其后的要舒适得多。然而斯大林居民楼分为两种：政府高官住宅和平民百姓住宅。前者带有各种繁复装饰、哥特式尖顶、高高的天花板和宽敞的空间;后者虽然外表尚可，内在却是不带洗漱间和厕所的宿舍，每天清晨楼道里的公共浴室摩肩接踵，公共厨房里百味混杂，“每个人都想看看别人锅里做了什么吃的”。

　　是赫鲁晓夫改变了这一切。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城市规模爆炸式扩张，住房严重短缺。1927年革命时，百分之八十的俄罗斯人口在农村(在全苏范围内这个数字要更高)，到了1991年同样百分比的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改善工人们的住房条件，赫鲁晓夫下令建筑师们开发一种可复制的建筑模式。他们有野心使其成为全世界的典范。

　　1958年，第一个实验住宅区在莫斯科南郊的切廖姆什基村开工。它使用的正是赫鲁晓夫住宅设计竞赛的优胜者——k7模式。今天回顾其建设方式，仍能感受到它的革命性。“赫鲁晓夫楼”被设计成五层住宅(这样就免去了电梯费用)，没有任何“不必要的装饰”，所有的墙板都在“住宅工厂”中事先生产出来。浴室和厨房里也被组装好，甚至浴缸、炉子等基本设施也安装完毕，运到施工现场只要组装即可。和一般楼房由下至上的建筑顺序不同，它是由上至下的——在搭建好的钢筋结构上，先用起重设备把顶楼装上，再依次像搭积木一般把下面几层推上去。最后，工人们将所有组成部分用水泥连接完毕，把水管、燃气接好。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周时间。在莫斯科的两座“住宅工厂”的车间里，房子在流水线上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如同制造巧克力糖。

　　我曾经两次住在切廖姆什基，它后来已经改名为“新切廖姆什基”了：新生活，新时代。它被复制到了苏联的各个角落，甚至还催生了一部百老汇式的歌舞片《切廖姆什基》，音乐由肖斯塔科维奇创作，记录了工人阶级欢天喜地搬进新家园的盛况。切廖姆什基原来的农村矮楼一夜之间就被扒掉了，大家下班回家，发现家里成了工地，闲人免入。在电影中，住房部门的官员很快送上新住宅的钥匙，使大家载歌载舞，但可以看出现实中曾有过一番腥风血雨。

　　总设计师们认为，新的住宅区不应该只是“睡城”，还应该有休闲娱乐场所、教育机构，甚至工厂也要迁到附近，成为有机社区。几年之内，“俄罗斯”机械厂、中央经济学与数学研究所、社会科学图书馆和国立普希金俄罗斯语言学院等单位云集切廖姆什基。为了使连绵不绝的火柴盒大楼不太过压抑，中间装点上了绿地、人造山丘和池塘。空间非常开阔，和市中心紧凑封闭的新古典建筑对比鲜明。一切都在表明，社会主义大规模计划经济能把新生活量产。多么激动人心!全世界为这一革命惊叹。1967年，一位美国国家标准局官员告诉《芝加哥评论》：“俄国人是想发明世界唯一的大规模廉价住宅建设模式。”先锋建筑评论家Ada Huxtable也曾经写到当时莫斯科雨后春笋般的新住宅闻所未闻的建设速度。

　　当然，屋内的生活不是全然这么乐观。虽然现在每家能分到一套公寓，但人均空间仍然不足9平米。人们想尽办法节约空间，因而产生了折叠沙发床、可以拉出书桌的柜子、可以拉出餐桌的碗柜、藏在窗台下的天然冷藏柜等发明。桌子下面、床底下和一切能利用的角落都用来储物。到了晚上，厨房和走廊里都拉开了折叠床，否则是睡不下这么多家庭成员的。可能到了拆迁的时候，人们才全然了解为什么隔音如此之差：墙壁在挖掘机的扫荡下如同纸片一般粉碎，不费吹灰之力。

　　毕竟“赫鲁晓夫楼”的设计寿命只是25年——在社会主义一片大好形势中，总设计师们估计，在25年中一定会建起更好的永久性住宅来代替这些临时建筑，现在先凑合一下。生产一栋楼和生产汽车或巧克力糖没有任何区别，无需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文化和风景做出调整，一切设计成本都被省去。为了满足最低居住水平，这一切都可以忽略。 但这一切没有发生，临时方案变成了永久方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只是改进了“赫鲁晓夫楼”的质量，将其盖得更结实、楼层更高而已。

　　随着时间流逝，虽然建筑本身尚可居住，水电和采暖设施的老化已经相当可观。到苏联解体之后，“赫鲁晓夫楼”越来越跟不上现代居住标准，成了赤贫落后的代名词。有条件的人搬进了新公寓，不愿再回顾过去的岁月。“住在那里太不舒服了，”维多利亚说，“拆了实在没什么可惜的。” 诚然有人带着怀旧情绪感慨那段岁月的消逝，甚至呼吁保留一栋楼作为“赫鲁晓夫楼”博物馆，但多数人对此无动于衷。它们是苏联乌托邦最终失败的象征，是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制度方方面面破产的象征。

　　“赫鲁晓夫楼”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大都市的人居条件会得到改善吗?90年代以来，飞涨的房价已经使莫斯科大环路以内寸土寸金，靠近边缘的切廖姆什基(大约相当于北京的草房)也达到了每平米约五万人民币。参与拆迁计划的房地产商希望在“赫鲁晓夫楼”的废墟上建起三十层以上的住宅楼，最大限度提高单位利润。在切廖姆什基一带，甚至还没拆迁的老楼之间已经有新楼横空出世，一举占据原本鲜花盛开的绿地，遮住了居民们的光线。政府对此毫无作为。60年之后，切廖姆什基这一类社区还是不会变成市民们期望的欧洲式街区。

　　在这种投机氛围中，居住延续了苏联时代的传统：把最多的人安置在占地面积尽可能小的大楼里。似乎很不可思议，因为大环路以内土地充足，完全可以建设稀疏的低层住宅区。居民们担心他们又将被安置在丑陋的大楼里——虽然它们肯定比“赫鲁晓夫楼”舒适。腐败、官僚化、无视居民需求，这些事实令人不安地感到过去还在循环。这就是俄罗斯的生活：苏联解体了，但同时又以某种方式在各个方面延续;它不仅仅是遗产，还是现实。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又是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俄罗斯的房地产市场一路走低，商品房销售低迷。开发商们参与拆迁计划的热情不再高涨，政府不得不介入。现在，未来还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