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东亚有个“火药桶”的话，那肯定就是朝鲜半岛了。

　　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三个王朝的灭亡和朝鲜有直接联系。如果不是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隋朝的统治很可能还能延续几十到上百年;如果不是万历皇帝拼到财政破产去“抗日援朝”，明朝或许也不会那么容易就会让努尔哈赤家族摘了桃子;如果大清国没有在甲午战争中败北，光鲜亮丽的洋务运动或许还能糊弄世界几十年。当然，还有抗美援朝，这次是挽救了“中华民国”。

　　然而，在这其中最让人想不通的，却还是隋炀帝为什么要矢志不渝地去打高句丽，甚至打到国破家亡也不改初衷。对于后世来说，隋炀帝此举往往被解读为非理性的疯狂行为，再或者无非就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反正就是连“保家卫国”此等水平的解释都不给一个。

　　就中国历史来看，将如此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发动归因于某个昏君的“疯狂”，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其实，要戳破这种观点非常容易，即使隋炀帝是昏君，那隋文帝杨坚和唐太宗李世民总不是了吧，但是，这两个“圣君”级的皇帝也都打过高句丽，并且，也都没有打赢。

　　那么，事情就很明显了，一个横跨两朝，四代帝王(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都不惜以战争解决的“高句丽问题”，就一定不能简单粗暴地用“疯狂”来解释了。

　　但是，说实话，我虽然很早就知道上述说法不对，但一直也没想到其他有说服力的解释，直到我看到了韩昇先生的《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一书。初看起来，韩昇先生的解释也跟隋炀帝一样疯狂，他将三征高句丽视为大隋王朝重建“世界体系”的关键一步。通俗的说就是，高句丽不服从以隋朝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试图和隋争夺东北亚的主导权。在当时搞定突厥的情况下，大隋在东亚的唯一敌人就是亦敌亦臣的高句丽。如果隋炀帝不打服高句丽，那么隋就无法成为东亚世界的合法领袖，而这，正是中国任何一个统一王朝所无法推卸的“天下秩序”。

　　换句话说，要理解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必须从“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的角度来审视。我非常明白，我们很不习惯用“国际视野”来看待中国的王朝时代，但是，如果仅就“中国看中国”，隋炀帝的行为可能真的就是不可理喻了。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在美国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那些不服从这种国际秩序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就被视为“流氓国家”，而美国去搞定这些“流氓国家”的过程也正是一种维持“国际秩序”的努力。如果你能理解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骂三征高句丽的隋炀帝是疯子。

　　其实，韩昇先生的这种观点也算不上特别标新立异，高明士先生在《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中也有类似的看法。方俞先生在《争霸东北亚》中，单单书名就已经透露了其实他们都是一伙的。

　　但是，为了让韩昇先生的这种充满现代感的解释显得不那么无厘头，我还是必须尽量简单地介绍一下高句丽与隋炀帝面对的“国际形势”。

　　“高句丽问题”可能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奇特的一个争议。直到高句丽已灭亡近1400多年的今天，中国和朝韩双方的学界还在进行着“高句丽属于谁”的争论。中方的标准立场是：高句丽是存在于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之间相隔了几百年的“高丽”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高句丽的历史应当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主要证据是——高句丽的统治中心和主要领土均在中国东北;而朝韩学界的标准观点是，高句丽是大韩民族的先民，高句丽的历史是朝韩历史的一部分，主要证据是——高丽王朝就是高句丽的继承者。

　　这场“自古以来”的政治口水仗已远远超越了历史范畴。尽管我出于狭隘的民族意识，坚定地与党和政府站在一起，但或许干脆置之不理才是最好的态度。我们只需要知道两点：第一，无论高句丽“属于谁”，它从公元前37年(王昭君那个时代)建国开始，的确在名义上长期臣属于中原王朝，但另一方面，却又桀骜不驯，对中原王朝若即若离，或者说，完全没有一个做臣子的样子;第二，高句丽的确曾经占据了东北的一大片领土，大有和中原王朝争夺东北亚霸主的雄心。即使你将它定义为一个地方政权，那也是一个至少试图和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的地方政权。

　　事实上，在汉武帝时代，朝鲜北部确曾是大汉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政府在此还建立了四个郡，“南朝鲜”才是“朝鲜人”的地盘。高句丽崛起之初，还曾受到汉朝鲜四郡之一的“玄菟郡”的直接管理，鉴于曾有一个“高句丽县”的建制，你完全可以将一开始高句丽的王看成汉朝的一个县长。但随着中原王朝在数百年之间的几次大乱，高句丽逐渐乘着中原王朝的无暇东顾渐而崛起，不断蚕食“朝鲜四郡”。到了西晋灭亡前夕的313年，更是彻底吞并了“朝鲜四郡”的所有领土。对此，《争霸东北亚》一书中做出了相当震撼的结论，“标志着中原汉族势力正式撤出朝鲜半岛，汉人对(朝鲜)半岛长达数个世纪主导地位的结束”。

　　可以说，从东晋到南北朝时代，辽东乃至东北亚的主人已不是中原王朝，而是高句丽。

　　这就是大隋王朝建立时所不得不面对的国际形势。最让隋政权无法容忍的是，高句丽还深谙“远交近攻”之策，实现南北两面外交，长期向南朝称臣，利用南朝牵制北朝(隋)，甚至还曾和南朝结成战略攻守同盟，一度还参与了南北朝的“内战”。用当代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周边势力”妄图妨碍中原王朝的祖国统一大业。无论在哪个朝代，这显然都是大忌。

　　《此史有关风与月》

　　张明扬/著

　　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6月

　　高句丽大外交最辉煌一页是，它竟然还穿针引线，华丽地组成了“高句丽、陈、突厥”三方大同盟，完全是一副“反隋大合唱”的派头。高句丽很清楚，它赖以崛起以及称霸东北亚的基础条件就是中原王朝的分裂，一旦中原王朝统一，就是到收拾它的时候了。

　　果然，当隋文帝北平突厥，南灭陈朝之后，兵锋开始直指隋在东亚大陆上的最大敌人——高句丽。此时的东北亚“国际形势”仍是错综复杂：在东北，契丹和靺鞨(女真人的前身)已经臣服于隋朝，高句丽的结盟政策已基本破产;而在朝鲜半岛南部其实还有两个高句丽一直想吞并的国家，百济和新罗，为了与高句丽抗衡，也在小范围内搞起了“远交近攻”，成为了隋朝的盟友。

　　公元598年(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隋文帝调集了三十万大军进攻高句丽。隋文帝多少是看不起高句丽的，他之前在给高句丽国王的诏书中曾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事实上，如果高句丽如此不堪一击的话，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故事了，在此次大战中，隋的三十万大军几近全军覆没。可以说，自隋王朝立国以来，几乎是战无不胜，此次战败是隋朝的第一次战略挫折。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高句丽也是元气大伤，国王高元在战后上表自称“辽东粪土高元”，也算是给了隋王朝一个台阶下。

　　隋文帝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接下来就交给了隋炀帝。放在一长段的历史视野来看，隋炀帝面对的是：如何结束高句丽自西晋灭亡之后，连续数百年称霸东北亚的历史性任务。只有打服高句丽，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才能正式宣布，隋王朝终于成功重建了汉帝国时代的国际秩序。正如韩昇先生所说，“令高句丽臣服以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成为要建构世界帝国的隋朝不可回避的选择”，因此，征伐高句丽不能视为隋炀帝的好大喜功。

　　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是，无论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在出兵高句丽的诏书中都基本不提及领土问题，而是聚焦于高句丽的“不臣”。正如诏书中所说“高丽高元，亏损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高明士先生在《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中也认为：高句丽的无礼与不臣，在隋朝的国力达到足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是无法容忍的，所以诏书中也说“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这并不代表隋炀帝对于领土的历史问题不关心。高句丽立国数百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蚕食中原王朝东北领土的历史，收回领土也是宣誓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从隋炀帝的表态至少可以看出，如果高句丽愿意在称臣等国际秩序的问题上配合隋朝，隋在领土的问题上是可以有商量的。更重要的是，隋炀帝完全没有消灭高句丽的意思。事实上，这也正是今后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藩国关系上的重要原则：只要乖乖称臣，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经济贸易问题上，都可以做出让步。

　　略显夸张的是，韩昇先生认为，隋炀帝在处理高句丽问题上“表现出成熟与高超的外交手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出征高句丽之前，隋炀帝在“国际”上已基本孤立了高句丽，在“天子伐诸侯”的出兵形式上，不仅符合儒家的“威服四夷”历史观，且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那么，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我试着总结了几条。第一，隋炀帝在大业八年正月(612年)第一次出兵时，竟然动用了前无古人的113万大军，这样规模的出兵，除了加重后勤负担之外，在军事上可谓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纵观中国历史，举凡如此大规模的出兵，往往是惨败而归，最著名的殷鉴就是苻坚征东晋时号称投鞭断流的97万大军。

　　第二，隋炀帝进攻高句丽打的更是一场“政治仗”，这在第一次出征尤其明显。隋炀帝在各大军队中都设立了受降使者，一旦高句丽请降，隋军就得停止进攻，而这恰恰被高句丽军队所利用，在情势不利时候多次以诈降获得喘息时机。

　　不过，对于这两点军事常识，曾经担任过平陈主帅的隋炀帝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释是，无论是出兵规模，还是“受降使者”，都说明了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意在不战而胜，试图通过炫耀武力以及展示兵势压服高句丽，这一诉求甚至压倒了在军事击败高句丽。而对此，也恰恰应和了以上隋炀帝意在重建国际秩序，而不是获得领土的出兵动机。

　　第三，对于高句丽这样一个立国数百年的大国，试图速战速决在战略上是非常困难的。以后来唐朝消灭高句丽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通过持久战逐步削弱高句丽国力，最后抓住高句丽内乱的时机一举大规模出兵才是明智的。

　　第四，隋炀帝的出兵时机更有问题。即使隋炀帝是在做一件无比正确的事，他也是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道理很简单，隋炀帝之前动用国力过猛，又是修大运河，又是修粮仓，又是四处巡游，在出征高句丽之前理应与民休息几年。同理，在首次出征受挫之后，隋炀帝次年便再度出兵，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攘外必先安内。隋炀帝第三次出兵高句丽之前，国内已是烽烟四起。用《说唐》的夸张形容说就是：“十八处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在此情况下，隋炀帝居然还强行出兵，直接导致了大隋王朝短命而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平定高句丽在隋炀帝的自我认知中几乎排到了压倒一切的位置。

　　很可惜，隋炀帝输掉了这场必打之仗，更大的不幸在于，他还毁掉了一个致力于重整国际秩序的大帝国。然而，高句丽在这几场大战中也元气大伤，对此，《争霸东北亚》一书却也给了隋炀帝一个相当悲情的历史评价：中国是用一个朝代灭亡的代价，让高句丽失去了成为东北亚霸主的最好机会。

　　就这样，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重整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只能留给下一个王朝来解决。

　　前几年韩国拍过一部据说投资创纪录的历史正剧大制作——《渊盖苏文》，它满怀民族义愤地刻画了这位高句丽时代的“抗唐英雄”。这部历史剧开篇便是金戈铁马惊心动魄，在第一集中唐太宗就被渊盖苏文射瞎了左眼。

　　当然，这不是真的。我猜，韩国编剧应该是看多了三国的夏侯惇故事。当然，此类历史神话朝韩两国人民一向是宁可信其有的，在前年一部韩国大制作《最终兵器：弓》中，清朝太子都莫名地被烧死了，唐太宗也不过才变成独眼龙罢了。

　　不过，《渊盖苏文》所聚焦的历史背景倒是真实的，在隋炀帝三征高句丽(614年)的31年之后，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也启动了亲征高句丽之役。据说当时举国振奋，流传着“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的说法。

　　从大的方面而言，唐太宗此次征伐高句丽的理由和隋炀帝当年并无二致，同样是为了重建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唐太宗已于630年彻底灭掉了东突厥，大唐正无限接近成为整个东亚乃至中亚大陆的主导者，如隋炀帝当年面对的国际情势一般，“天可汗”唐太宗在东亚的唯一对手就是亦敌亦臣的高句丽，后者是不甘于放弃自己用了数百年才争夺到手的东北亚霸主地位的。

　　按照唐太宗出征前的说法，“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隋炀帝如果听到这段话想必会非常感动，自己当年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终于有人来接着完成了。

　　除了李靖之外，唐太宗堪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他带着十几万大军的御驾亲征伊始也如预期一般顺利，一连攻下高句丽在辽东的几座重镇，还涌现了一位在后世说书评话中无比出名的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征东》)。但没想到的是，在一座叫“安市”的坚城之下，唐军连攻数月也未拿下，最后束手无策的唐太宗也只得宣布收兵回国。

　　事实上，正是唐太宗在安市城的久攻不克，才有了本文一开始《渊盖苏文》中的炫丽想象。从战术上来说，唐太宗此次亲征可谓是一次胜利，收复了数百年来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大半失地;但从战略上来说，这可能更接近于一次失败，唐太宗显然没有完成他出兵前的战略构想，即彻底击败高句丽，再将称臣后的高句丽纳入大唐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

　　看到这里，你不能不对高句丽的坚韧表示出一定的敬意。从隋文帝到隋炀帝，现在又是唐太宗，两朝三代帝王使出浑身解数，竟然都无法最终解决高句丽问题，让中原王朝的这个心腹大患不断地“留给下一代解决”。

　　在对待挫折的态度上，唐太宗还是拉开了隋炀帝好几个身位。亲征受挫后，唐太宗并未失去理智地连续对高句丽发动新的全面进攻，但它也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连续数年的向高句丽发动了中低规模的“游击战”，在局部骚扰中让高句丽疲于奔命，一点点地耗尽着国力。

　　但无论如何，唐太宗在驾崩之前还是未看到彻底击败高句丽的那一天，历史的重担还是传到了649年登基的唐高宗李治手中。令人唏嘘的是，唐太宗当年亲征高句丽的其中一大理由就是不想把历史包袱留给后人(“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但时至今日，这一切还是留给了李治——这个在历史上素以懦弱窝囊著称的皇帝手中。

　　更大的问题在于，唐高宗所面对的东亚国际形势要比英明神武的父皇当年面对的要凶险得多。正如韩昇先生在《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中分析的那样：在唐太宗时代，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还都臣属于大唐，在亲征高句丽时虽未和唐军南北夹攻，但至少也算发挥了牵制高句丽的功能;但在唐太宗征服高句丽未果之后，百济对大唐的军事实力产生了怀疑，开始逐步滑向高句丽一方，最后更是和高句丽结了盟。

　　也就是说，对于唐高宗而言，此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已从“三打一”转换为“唐和新罗一方，对峙高句丽和百济”的双打模式。

　　从公元655年开始，百济和高句丽联军开始向新罗用兵。其战略也非常明白，趁着唐的鞭长莫及，先解决掉唐在半岛南部的盟友。对此，唐高宗显然无法坐视不理，新罗一旦完蛋，不仅安插在半岛的一个钉子没了，而且高句丽今后将再无后顾之忧地与唐争夺辽东，争夺东北亚霸权。

　　在彻底解决掉西突厥之后，660年，唐高宗开始大举援助正岌岌可危的新罗。让高句丽百济一方没有想到的是，唐军这次放弃了从辽东正面战场进攻高句丽的传统打法，而是派出了13万水军渡海出征，首次开辟出了南方战线。值得一说的是，唐军这次的远征军主帅是刚从西突厥战场上载誉归来的苏定方。

　　百济一开始还以为唐军是想搞 “仁川登陆战”(没错，和麦克阿瑟想到了一块)，而后从背后直扑高句丽，因此也没太放在心上。但谁知道唐军在与新罗水军会师之后，却首先开始对百济都城进行了闪电战，只用了几个月，便灭掉了百济，这个建国近七百年的古国还没想明白就亡了国。

　　灭掉百济的次年，唐高宗便开始从南北两线对高句丽用兵。此时唐朝的战略形势，已从几年前的恶劣状况转换为前所未有之好。但没有想到的是，唐军在北方遭到了高句丽的激烈抵抗，先胜后败;南线更是出了意外状况，唐军被百济的复国游击队牵制得疲于奔命，夹攻高句丽的战略任务几是一句空话。反而是新罗，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一边抢着占百济的地盘，一边出工不出力地履行着唐朝盟友的责任。

　　让唐高宗政府更为焦虑的是，此时，一个全新的危险敌人——日本也介入了进来。“大化革新”之后的日本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样跃跃欲试，同样试图在朝鲜打出局面。663年，日本出兵朝鲜，旨在援助百济复国。所幸，在那场历史性的“白江口海战”中，“唐新联军”大败日本与百济复国军，彻底粉碎了日本试图进入朝鲜半岛的第一次努力，而日本“大化革新”的强国梦在此一战之后便烟消云散。同时，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海战，也是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

　　日军惨败之后，百济的余部也迅速溃散，朝鲜半岛的南线终于稳定了下来。

　　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公元666年，大唐的“老朋友”渊盖苏文去世了，之后高句丽便发生了内乱。唐高宗自然没有放弃这次中原王朝等了几十年的良机，用《争霸东北亚》一书中的说法就是，启动了“一场北线主攻，南线策应，动用近50万兵力的多国联合的大会战”。为保万全，此战的主帅是大唐宿将李绩，年轻一代则有薛仁贵。

　　不过，高句丽的确是百战之邦，这场压倒性的战争竟然还是打了一年多，公元668年，唐军最终攻破了高句丽首都平壤，立国700多年(公元前37年)的高句丽就此亡国。值得强调的是，唐高宗打赢的远远不仅仅是一场“朝鲜战争”，也是一场“东北亚战争”，更是一场那个时代牵涉面最为广泛的“世界大战”。

　　为绝后患，唐高宗还启动了那个时代规模最为浩大的民族千里大迁徙。在武装押运下，唐军将高句丽所有的王公大臣和上层阶级，以及数万户、大约20多万高句丽居民，全部迁往江淮一带，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高句丽族”，但现在所谓的江南美女江南才子们可能就混了不少高句丽的血。

　　从公元598年隋文帝时代的第一次出征，一直到668年，隋唐两朝、四代帝王整整花了七十年的时间，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个让中原王朝“魂牵梦萦”的高句丽问题。

　　此后，经过新罗与唐朝的几番激烈博弈，基本形成了新罗占领百济故地、统一了大半个朝鲜半岛，大唐占领高句丽故地的战后“瓜分格局”。正如《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所说，唐朝默认新罗统一朝鲜的根本原因是国际战略，新罗臣服于唐朝，不像高句丽那样挑战唐朝的领导地位，“双方在国际战略层次上达成了一致”。

　　在这个大唐国际秩序最终形成的历史性时刻，务请注意，是唐高宗李治，而不是隋文帝、唐太宗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事实上，在整个大唐时代，最大的疆域就形成于唐高宗手中(可参看中国历史地图中著名的“总章二年疆域图”)，更准确的说，就是唐高宗灭掉高句丽之后那年。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到之前的一个问题，唐高宗真的是我们认为的素以懦弱窝囊著称的皇帝么?从武功来看，唐高宗时代绝不会亚于唐太宗时代：平灭西突厥，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征服高句丽;击败日本。如此赫赫武功，又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哪个号称懦弱窝囊的皇帝可以完成的?

　　对此，孟宪实先生在《唐高宗的真相》一书中已为李治作了相当详实的翻案。李治的“被懦弱化”更多是后世儒臣和史家的刻意为之，他们无法容忍一个“放纵”老婆成为女皇的男人成为一代名君，或者说，在传统价值观之下，哪怕皇帝历史性地平定高句丽，重整了东亚世界，都还是弥补不了“放纵后宫干政”这个名教污点。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如果说东亚有个“火药桶”的话，那肯定就是朝鲜半岛了。

　　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三个王朝的灭亡和朝鲜有直接联系。如果不是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隋朝的统治很可能还能延续几十到上百年;如果不是万历皇帝拼到财政破产去“抗日援朝”，明朝或许也不会那么容易就会让努尔哈赤家族摘了桃子;如果大清国没有在甲午战争中败北，光鲜亮丽的洋务运动或许还能糊弄世界几十年。当然，还有抗美援朝，这次是挽救了“中华民国”。

　　然而，在这其中最让人想不通的，却还是隋炀帝为什么要矢志不渝地去打高句丽，甚至打到国破家亡也不改初衷。对于后世来说，隋炀帝此举往往被解读为非理性的疯狂行为，再或者无非就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反正就是连“保家卫国”此等水平的解释都不给一个。

　　就中国历史来看，将如此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发动归因于某个昏君的“疯狂”，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其实，要戳破这种观点非常容易，即使隋炀帝是昏君，那隋文帝杨坚和唐太宗李世民总不是了吧，但是，这两个“圣君”级的皇帝也都打过高句丽，并且，也都没有打赢。

　　那么，事情就很明显了，一个横跨两朝，四代帝王(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都不惜以战争解决的“高句丽问题”，就一定不能简单粗暴地用“疯狂”来解释了。

　　但是，说实话，我虽然很早就知道上述说法不对，但一直也没想到其他有说服力的解释，直到我看到了韩昇先生的《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一书。初看起来，韩昇先生的解释也跟隋炀帝一样疯狂，他将三征高句丽视为大隋王朝重建“世界体系”的关键一步。通俗的说就是，高句丽不服从以隋朝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试图和隋争夺东北亚的主导权。在当时搞定突厥的情况下，大隋在东亚的唯一敌人就是亦敌亦臣的高句丽。如果隋炀帝不打服高句丽，那么隋就无法成为东亚世界的合法领袖，而这，正是中国任何一个统一王朝所无法推卸的“天下秩序”。

　　换句话说，要理解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必须从“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的角度来审视。我非常明白，我们很不习惯用“国际视野”来看待中国的王朝时代，但是，如果仅就“中国看中国”，隋炀帝的行为可能真的就是不可理喻了。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在美国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那些不服从这种国际秩序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就被视为“流氓国家”，而美国去搞定这些“流氓国家”的过程也正是一种维持“国际秩序”的努力。如果你能理解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骂三征高句丽的隋炀帝是疯子。

　　其实，韩昇先生的这种观点也算不上特别标新立异，高明士先生在《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中也有类似的看法。方俞先生在《争霸东北亚》中，单单书名就已经透露了其实他们都是一伙的。

　　但是，为了让韩昇先生的这种充满现代感的解释显得不那么无厘头，我还是必须尽量简单地介绍一下高句丽与隋炀帝面对的“国际形势”。

　　“高句丽问题”可能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奇特的一个争议。直到高句丽已灭亡近1400多年的今天，中国和朝韩双方的学界还在进行着“高句丽属于谁”的争论。中方的标准立场是：高句丽是存在于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之间相隔了几百年的“高丽”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高句丽的历史应当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主要证据是——高句丽的统治中心和主要领土均在中国东北;而朝韩学界的标准观点是，高句丽是大韩民族的先民，高句丽的历史是朝韩历史的一部分，主要证据是——高丽王朝就是高句丽的继承者。

　　这场“自古以来”的政治口水仗已远远超越了历史范畴。尽管我出于狭隘的民族意识，坚定地与党和政府站在一起，但或许干脆置之不理才是最好的态度。我们只需要知道两点：第一，无论高句丽“属于谁”，它从公元前37年(王昭君那个时代)建国开始，的确在名义上长期臣属于中原王朝，但另一方面，却又桀骜不驯，对中原王朝若即若离，或者说，完全没有一个做臣子的样子;第二，高句丽的确曾经占据了东北的一大片领土，大有和中原王朝争夺东北亚霸主的雄心。即使你将它定义为一个地方政权，那也是一个至少试图和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的地方政权。

　　事实上，在汉武帝时代，朝鲜北部确曾是大汉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政府在此还建立了四个郡，“南朝鲜”才是“朝鲜人”的地盘。高句丽崛起之初，还曾受到汉朝鲜四郡之一的“玄菟郡”的直接管理，鉴于曾有一个“高句丽县”的建制，你完全可以将一开始高句丽的王看成汉朝的一个县长。但随着中原王朝在数百年之间的几次大乱，高句丽逐渐乘着中原王朝的无暇东顾渐而崛起，不断蚕食“朝鲜四郡”。到了西晋灭亡前夕的313年，更是彻底吞并了“朝鲜四郡”的所有领土。对此，《争霸东北亚》一书中做出了相当震撼的结论，“标志着中原汉族势力正式撤出朝鲜半岛，汉人对(朝鲜)半岛长达数个世纪主导地位的结束”。

　　可以说，从东晋到南北朝时代，辽东乃至东北亚的主人已不是中原王朝，而是高句丽。

　　这就是大隋王朝建立时所不得不面对的国际形势。最让隋政权无法容忍的是，高句丽还深谙“远交近攻”之策，实现南北两面外交，长期向南朝称臣，利用南朝牵制北朝(隋)，甚至还曾和南朝结成战略攻守同盟，一度还参与了南北朝的“内战”。用当代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周边势力”妄图妨碍中原王朝的祖国统一大业。无论在哪个朝代，这显然都是大忌。

　　《此史有关风与月》

　　张明扬/著

　　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6月

　　高句丽大外交最辉煌一页是，它竟然还穿针引线，华丽地组成了“高句丽、陈、突厥”三方大同盟，完全是一副“反隋大合唱”的派头。高句丽很清楚，它赖以崛起以及称霸东北亚的基础条件就是中原王朝的分裂，一旦中原王朝统一，就是到收拾它的时候了。

　　果然，当隋文帝北平突厥，南灭陈朝之后，兵锋开始直指隋在东亚大陆上的最大敌人——高句丽。此时的东北亚“国际形势”仍是错综复杂：在东北，契丹和靺鞨(女真人的前身)已经臣服于隋朝，高句丽的结盟政策已基本破产;而在朝鲜半岛南部其实还有两个高句丽一直想吞并的国家，百济和新罗，为了与高句丽抗衡，也在小范围内搞起了“远交近攻”，成为了隋朝的盟友。

　　公元598年(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隋文帝调集了三十万大军进攻高句丽。隋文帝多少是看不起高句丽的，他之前在给高句丽国王的诏书中曾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事实上，如果高句丽如此不堪一击的话，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故事了，在此次大战中，隋的三十万大军几近全军覆没。可以说，自隋王朝立国以来，几乎是战无不胜，此次战败是隋朝的第一次战略挫折。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高句丽也是元气大伤，国王高元在战后上表自称“辽东粪土高元”，也算是给了隋王朝一个台阶下。

　　隋文帝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接下来就交给了隋炀帝。放在一长段的历史视野来看，隋炀帝面对的是：如何结束高句丽自西晋灭亡之后，连续数百年称霸东北亚的历史性任务。只有打服高句丽，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才能正式宣布，隋王朝终于成功重建了汉帝国时代的国际秩序。正如韩昇先生所说，“令高句丽臣服以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成为要建构世界帝国的隋朝不可回避的选择”，因此，征伐高句丽不能视为隋炀帝的好大喜功。

　　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是，无论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在出兵高句丽的诏书中都基本不提及领土问题，而是聚焦于高句丽的“不臣”。正如诏书中所说“高丽高元，亏损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高明士先生在《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中也认为：高句丽的无礼与不臣，在隋朝的国力达到足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是无法容忍的，所以诏书中也说“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这并不代表隋炀帝对于领土的历史问题不关心。高句丽立国数百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蚕食中原王朝东北领土的历史，收回领土也是宣誓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从隋炀帝的表态至少可以看出，如果高句丽愿意在称臣等国际秩序的问题上配合隋朝，隋在领土的问题上是可以有商量的。更重要的是，隋炀帝完全没有消灭高句丽的意思。事实上，这也正是今后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藩国关系上的重要原则：只要乖乖称臣，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经济贸易问题上，都可以做出让步。

　　略显夸张的是，韩昇先生认为，隋炀帝在处理高句丽问题上“表现出成熟与高超的外交手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出征高句丽之前，隋炀帝在“国际”上已基本孤立了高句丽，在“天子伐诸侯”的出兵形式上，不仅符合儒家的“威服四夷”历史观，且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那么，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我试着总结了几条。第一，隋炀帝在大业八年正月(612年)第一次出兵时，竟然动用了前无古人的113万大军，这样规模的出兵，除了加重后勤负担之外，在军事上可谓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纵观中国历史，举凡如此大规模的出兵，往往是惨败而归，最著名的殷鉴就是苻坚征东晋时号称投鞭断流的97万大军。

　　第二，隋炀帝进攻高句丽打的更是一场“政治仗”，这在第一次出征尤其明显。隋炀帝在各大军队中都设立了受降使者，一旦高句丽请降，隋军就得停止进攻，而这恰恰被高句丽军队所利用，在情势不利时候多次以诈降获得喘息时机。

　　不过，对于这两点军事常识，曾经担任过平陈主帅的隋炀帝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释是，无论是出兵规模，还是“受降使者”，都说明了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意在不战而胜，试图通过炫耀武力以及展示兵势压服高句丽，这一诉求甚至压倒了在军事击败高句丽。而对此，也恰恰应和了以上隋炀帝意在重建国际秩序，而不是获得领土的出兵动机。

　　第三，对于高句丽这样一个立国数百年的大国，试图速战速决在战略上是非常困难的。以后来唐朝消灭高句丽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通过持久战逐步削弱高句丽国力，最后抓住高句丽内乱的时机一举大规模出兵才是明智的。

　　第四，隋炀帝的出兵时机更有问题。即使隋炀帝是在做一件无比正确的事，他也是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道理很简单，隋炀帝之前动用国力过猛，又是修大运河，又是修粮仓，又是四处巡游，在出征高句丽之前理应与民休息几年。同理，在首次出征受挫之后，隋炀帝次年便再度出兵，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攘外必先安内。隋炀帝第三次出兵高句丽之前，国内已是烽烟四起。用《说唐》的夸张形容说就是：“十八处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在此情况下，隋炀帝居然还强行出兵，直接导致了大隋王朝短命而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平定高句丽在隋炀帝的自我认知中几乎排到了压倒一切的位置。

　　很可惜，隋炀帝输掉了这场必打之仗，更大的不幸在于，他还毁掉了一个致力于重整国际秩序的大帝国。然而，高句丽在这几场大战中也元气大伤，对此，《争霸东北亚》一书却也给了隋炀帝一个相当悲情的历史评价：中国是用一个朝代灭亡的代价，让高句丽失去了成为东北亚霸主的最好机会。

　　就这样，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重整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只能留给下一个王朝来解决。

　　前几年韩国拍过一部据说投资创纪录的历史正剧大制作——《渊盖苏文》，它满怀民族义愤地刻画了这位高句丽时代的“抗唐英雄”。这部历史剧开篇便是金戈铁马惊心动魄，在第一集中唐太宗就被渊盖苏文射瞎了左眼。

　　当然，这不是真的。我猜，韩国编剧应该是看多了三国的夏侯惇故事。当然，此类历史神话朝韩两国人民一向是宁可信其有的，在前年一部韩国大制作《最终兵器：弓》中，清朝太子都莫名地被烧死了，唐太宗也不过才变成独眼龙罢了。

　　不过，《渊盖苏文》所聚焦的历史背景倒是真实的，在隋炀帝三征高句丽(614年)的31年之后，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也启动了亲征高句丽之役。据说当时举国振奋，流传着“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的说法。

　　从大的方面而言，唐太宗此次征伐高句丽的理由和隋炀帝当年并无二致，同样是为了重建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唐太宗已于630年彻底灭掉了东突厥，大唐正无限接近成为整个东亚乃至中亚大陆的主导者，如隋炀帝当年面对的国际情势一般，“天可汗”唐太宗在东亚的唯一对手就是亦敌亦臣的高句丽，后者是不甘于放弃自己用了数百年才争夺到手的东北亚霸主地位的。

　　按照唐太宗出征前的说法，“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隋炀帝如果听到这段话想必会非常感动，自己当年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终于有人来接着完成了。

　　除了李靖之外，唐太宗堪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他带着十几万大军的御驾亲征伊始也如预期一般顺利，一连攻下高句丽在辽东的几座重镇，还涌现了一位在后世说书评话中无比出名的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征东》)。但没想到的是，在一座叫“安市”的坚城之下，唐军连攻数月也未拿下，最后束手无策的唐太宗也只得宣布收兵回国。

　　事实上，正是唐太宗在安市城的久攻不克，才有了本文一开始《渊盖苏文》中的炫丽想象。从战术上来说，唐太宗此次亲征可谓是一次胜利，收复了数百年来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大半失地;但从战略上来说，这可能更接近于一次失败，唐太宗显然没有完成他出兵前的战略构想，即彻底击败高句丽，再将称臣后的高句丽纳入大唐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

　　看到这里，你不能不对高句丽的坚韧表示出一定的敬意。从隋文帝到隋炀帝，现在又是唐太宗，两朝三代帝王使出浑身解数，竟然都无法最终解决高句丽问题，让中原王朝的这个心腹大患不断地“留给下一代解决”。

　　在对待挫折的态度上，唐太宗还是拉开了隋炀帝好几个身位。亲征受挫后，唐太宗并未失去理智地连续对高句丽发动新的全面进攻，但它也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连续数年的向高句丽发动了中低规模的“游击战”，在局部骚扰中让高句丽疲于奔命，一点点地耗尽着国力。

　　但无论如何，唐太宗在驾崩之前还是未看到彻底击败高句丽的那一天，历史的重担还是传到了649年登基的唐高宗李治手中。令人唏嘘的是，唐太宗当年亲征高句丽的其中一大理由就是不想把历史包袱留给后人(“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但时至今日，这一切还是留给了李治——这个在历史上素以懦弱窝囊著称的皇帝手中。

　　更大的问题在于，唐高宗所面对的东亚国际形势要比英明神武的父皇当年面对的要凶险得多。正如韩昇先生在《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中分析的那样：在唐太宗时代，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还都臣属于大唐，在亲征高句丽时虽未和唐军南北夹攻，但至少也算发挥了牵制高句丽的功能;但在唐太宗征服高句丽未果之后，百济对大唐的军事实力产生了怀疑，开始逐步滑向高句丽一方，最后更是和高句丽结了盟。

　　也就是说，对于唐高宗而言，此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已从“三打一”转换为“唐和新罗一方，对峙高句丽和百济”的双打模式。

　　从公元655年开始，百济和高句丽联军开始向新罗用兵。其战略也非常明白，趁着唐的鞭长莫及，先解决掉唐在半岛南部的盟友。对此，唐高宗显然无法坐视不理，新罗一旦完蛋，不仅安插在半岛的一个钉子没了，而且高句丽今后将再无后顾之忧地与唐争夺辽东，争夺东北亚霸权。

　　在彻底解决掉西突厥之后，660年，唐高宗开始大举援助正岌岌可危的新罗。让高句丽百济一方没有想到的是，唐军这次放弃了从辽东正面战场进攻高句丽的传统打法，而是派出了13万水军渡海出征，首次开辟出了南方战线。值得一说的是，唐军这次的远征军主帅是刚从西突厥战场上载誉归来的苏定方。

　　百济一开始还以为唐军是想搞 “仁川登陆战”(没错，和麦克阿瑟想到了一块)，而后从背后直扑高句丽，因此也没太放在心上。但谁知道唐军在与新罗水军会师之后，却首先开始对百济都城进行了闪电战，只用了几个月，便灭掉了百济，这个建国近七百年的古国还没想明白就亡了国。

　　灭掉百济的次年，唐高宗便开始从南北两线对高句丽用兵。此时唐朝的战略形势，已从几年前的恶劣状况转换为前所未有之好。但没有想到的是，唐军在北方遭到了高句丽的激烈抵抗，先胜后败;南线更是出了意外状况，唐军被百济的复国游击队牵制得疲于奔命，夹攻高句丽的战略任务几是一句空话。反而是新罗，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一边抢着占百济的地盘，一边出工不出力地履行着唐朝盟友的责任。

　　让唐高宗政府更为焦虑的是，此时，一个全新的危险敌人——日本也介入了进来。“大化革新”之后的日本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样跃跃欲试，同样试图在朝鲜打出局面。663年，日本出兵朝鲜，旨在援助百济复国。所幸，在那场历史性的“白江口海战”中，“唐新联军”大败日本与百济复国军，彻底粉碎了日本试图进入朝鲜半岛的第一次努力，而日本“大化革新”的强国梦在此一战之后便烟消云散。同时，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海战，也是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

　　日军惨败之后，百济的余部也迅速溃散，朝鲜半岛的南线终于稳定了下来。

　　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公元666年，大唐的“老朋友”渊盖苏文去世了，之后高句丽便发生了内乱。唐高宗自然没有放弃这次中原王朝等了几十年的良机，用《争霸东北亚》一书中的说法就是，启动了“一场北线主攻，南线策应，动用近50万兵力的多国联合的大会战”。为保万全，此战的主帅是大唐宿将李绩，年轻一代则有薛仁贵。

　　不过，高句丽的确是百战之邦，这场压倒性的战争竟然还是打了一年多，公元668年，唐军最终攻破了高句丽首都平壤，立国700多年(公元前37年)的高句丽就此亡国。值得强调的是，唐高宗打赢的远远不仅仅是一场“朝鲜战争”，也是一场“东北亚战争”，更是一场那个时代牵涉面最为广泛的“世界大战”。

　　为绝后患，唐高宗还启动了那个时代规模最为浩大的民族千里大迁徙。在武装押运下，唐军将高句丽所有的王公大臣和上层阶级，以及数万户、大约20多万高句丽居民，全部迁往江淮一带，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高句丽族”，但现在所谓的江南美女江南才子们可能就混了不少高句丽的血。

　　从公元598年隋文帝时代的第一次出征，一直到668年，隋唐两朝、四代帝王整整花了七十年的时间，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个让中原王朝“魂牵梦萦”的高句丽问题。

　　此后，经过新罗与唐朝的几番激烈博弈，基本形成了新罗占领百济故地、统一了大半个朝鲜半岛，大唐占领高句丽故地的战后“瓜分格局”。正如《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所说，唐朝默认新罗统一朝鲜的根本原因是国际战略，新罗臣服于唐朝，不像高句丽那样挑战唐朝的领导地位，“双方在国际战略层次上达成了一致”。

　　在这个大唐国际秩序最终形成的历史性时刻，务请注意，是唐高宗李治，而不是隋文帝、唐太宗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事实上，在整个大唐时代，最大的疆域就形成于唐高宗手中(可参看中国历史地图中著名的“总章二年疆域图”)，更准确的说，就是唐高宗灭掉高句丽之后那年。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到之前的一个问题，唐高宗真的是我们认为的素以懦弱窝囊著称的皇帝么?从武功来看，唐高宗时代绝不会亚于唐太宗时代：平灭西突厥，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征服高句丽;击败日本。如此赫赫武功，又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哪个号称懦弱窝囊的皇帝可以完成的?

　　对此，孟宪实先生在《唐高宗的真相》一书中已为李治作了相当详实的翻案。李治的“被懦弱化”更多是后世儒臣和史家的刻意为之，他们无法容忍一个“放纵”老婆成为女皇的男人成为一代名君，或者说，在传统价值观之下，哪怕皇帝历史性地平定高句丽，重整了东亚世界，都还是弥补不了“放纵后宫干政”这个名教污点。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