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我的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中，我的父亲陈乐民先生简述了他的心路历程，说他一生经历了四次大转折：第一次是15岁左右对旧礼教的反叛。他少年时读了巴金的《家》，对他有很大震撼：“觉慧、觉新、觉民，我像哪一个?”;第二次转折开始于1949年，大学毕业前就投入知识分子改造的炼狱，以为党就是真理。一晃几十年，他和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带着原罪感改造、生活、工作，不允许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没有独立人格，理想是做“不松动的螺丝钉”。期间也曾经疑惑、迷惘，文革后期感到个人和国家前途一片茫然、无望。第三次大转变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这次转变最大的特点是既否定了儿时接受的“孝子贤孙”的文化，又摈弃了对权威的迷信，开始运用理性思考问题，越来越成为“西化”论者，渴望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第四次大转变则是形而上的，就是从把西方文明理想化转为看作繁复的“历史哲学”。虽然这个时期他得了尿毒症，一直在透析，却是他一生精神上最愉快、充实的阶段。“昨夜星辰昨夜风，过去的都过去了。幸好有些值得一记的东西还可以在记忆中寻觅到。然而几十年岁月匆匆，忙忙碌碌而不知所之。只有到了晚年，虽已是抱病之身，才觉得有些滋味。这颇可自慰。因为终于懂得了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父亲用短短几句话这样概括他的一生。

　　一

　　在我看来，父亲的人生之所以还能有第三、第四次转折，是因为他在1949年以前接受了相对完整的教育。尽管他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他在知书达理的母亲和旧学根底深厚的大哥的监督下完成了扎实的中小学教育。白话文和文言文写作功底更得益于一位上门给他和几个学生另开小灶的小学老师。他自幼拜师习书画，一直到中学毕业，积累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最后进入大师云集的清华：“有这等师尊，清华园怎能不吸引人!有着何等师资，清华怎能不是‘最高学府’!它的文科怎能不是文章华盖的文科?”虽然很快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让大师们噤若寒蝉，他毕竟在其中熏染了两年。相对完整的中西文化教育使他在做了三十年的翻译机器和写简报、替领导写发言稿的“刀笔吏”之后能够转向他向往的中西文化研究领域。

　　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多，记事起就被送去全托制幼儿园。父亲经常出差，好像周末回来也经常碰不上。童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最长的时间是在干校还有回北京以后的两年。这些记忆像碎片，凑不出那时父亲的完整形象。印象中他眉头紧锁，话不多，经常哀叹，很压抑的样子。不见他有什么特殊爱好或专长，更不会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只窥见过一次他的“绘画天才”，那还是文革前夕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周末回家，他有时会在台灯下陪我玩一会儿。有一次，他把我的“小人酥”糖纸展平，把上面并排的几个小人放大画下来，和糖纸的上的一模一样，令我惊讶不已。这是仅有的一次。很快就“文革”了。从此到我上大学以后快二十年间，我再也没看见他画过画。他彻底告别“四旧”，从来不提幼年、少年曾经学习书法绘画。父母亲最爱说的是你不要像我们这样，以后哪怕会制造个钉子也是有用的。但是他有时忍不住看看我的作文。一次他发现我三篇作文开头都是“今天，天气格外晴朗”，然后不外乎做好事，打扫卫生之类，这令他本能地不舒服。那时候能公开读的好书不多，他就时不时地选出鲁迅的作品和中华活页文选给我解读两段。他这么做，没有目的，那时候是绝不会想到日后还有上大学的可能的，他就是看我写的那些言语贫乏、内容空洞的破作文浑身不自在。

　　几十年风雨飘摇，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被政治运动浪潮席卷着，在思想改造的炼狱中磨砺，失去的不只是展示一技之长的机会，更是建构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上的自我。父亲感叹：“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年过半百才破网而出。他说五十岁是他的“中转站”，“是人生旅途中换车的一站”。两鬓斑白时他们才得以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父亲把学识、修养打包存放三十多年后再打开，发现财富还在，兴奋之余是感伤和无奈。年过半百，他才“下海”，他下的海不是商海，而是中外文史哲的浩瀚海洋。他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找回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读自己想读的书，按照自己的教养和性情做人，塑造着他向往的学术人生。如他晚年的朋友朱尚同先生所言，他“苍茫游弋于中西古今文化之间，将其迟发厚积的学养潜能盎然喷薄而出，并将其某些出世情怀升华入治学之中。”

　　二

　　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定格在他生命的后三十年。

　　一个是他西服革履的样子，一个是他穿着中式白色绸衫、圆口老头鞋的样子。他表面上很洋，精通法语、英语，可以不打底稿临时用法语或英语发表长篇演讲;他在读书、写文章时喜欢放上西方古典音乐的光盘，上世纪80年代末那段时间听巴赫的音乐磁带稳定心绪。而他又完全沁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满腹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精通京戏，爱听昆曲，唱起老生韵味十足。他最大的梦想或者说是幻想是哪辈子家中能有套二十四史。他用毛笔对抗“数码时代”，我们的电脑不断更新换代，他的桌面上是永远的纸墨笔砚，始终一管毛笔一面著书立说写欧洲，一面写字作画。他的书桌经常是上一摞原文欧洲文史哲，一摞线装古书。

　　就连他的文风和眼光也是交替变换的。

　　父亲生前和母亲每逢秋末都会到江南小住，苏杭的秀丽景色令他心旷神怡。这时他就是一位赋闲的文人墨客。他写：出“山庄”右行过小桥的“天泽楼”，原宋代前“天泽庙”旧址，曾有“天泽井”“祈雨台”。南宋临安知府赵与慵祈雨应验，明万历郡守张振之祈雨“复验”。为后建共两座，一高一低，皆木制，由木板小幽迤逦相连，其间花木扶疏，桅子叶肥，曲尽其妙。此木板曲径延通甚远，吾未尽其半。楼前曲水，树影清晰;此水自西湖引至，盖无疑义。楼内五老，弄丝竹之趣，随风飘来，清远之音，益曾幽静。背后杨公堤上车声嗡嗡，稍损雅趣。此处风景未曾见过，去年来时在赵公堤上远见此亭，竟不知有此佳境。楼有楹柱，联句甚俗，“天泽楼”三字亦然平平。惟此楼建筑结构，廻环古朴，为北方所无。此景与“曲苑风荷”“郭庄”等相对，不甚有名，旅游者估计稍顾及此。有道是：“杭州不惟西子好，移步之内有芳草。

　　此时他的行文丝丝入扣，水波不兴。可是在西方艺术面前，他又一反含蓄的风格，笔触是激越跳动的：艺术的欧洲、高雅的、富于遐想的欧洲，贝多芬叫人如醉如痴和精神激昂，莫扎特使人觉得舒缓而又酣畅，肖邦悠扬而又深沉，巴赫使人在极度宁静中渐入梦乡……那天，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六交响曲的磁带，一个熟悉的旋律使我的心骤然激荡得不能自已，悠悠然忘掉了一切。

　　只要看一眼希腊、罗马的雕塑，哪怕只是从照片上看到，也不能不惊叹古代欧洲美术的震慑力。《拉奥孔》是美和力的结合，使观者心率加快。古代的雕刻传到近世的罗丹，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人文陶冶，使每座作品都是人性的最集中的结晶。《思想者》深沉地感染着每一个驻足的人，使人产生思想的冲动：我也要认认真真地去思想。很可能，笛卡尔在“沉思”时就是这样的：上帝呵!我确信你的存在和万能;可是，这怎能在几何学里得到证明呢?

　　文艺复兴时期的几幅最著名的杰作的永恒价值，在于它昭示欧洲正在心情激越地向死气沉沉的中古告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诚是旷世奇珍，而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和耶稣，尤其是世间最理想、最令人向往的母性和人性的回归——如果人世间充满了如此完美的和谐和纯洁，那该多好呵!文艺复兴使人的理想跃动起来，它预告新世纪的启动。中国的艺术品最缺少的，恰恰正是这种体现时代变革的内在精神和形象表征。从中国的美术史里，风格、神韵的分殊差别固然可以表现出时代的不同特色，唐宋元明清，风格各异，但都没有向昨天告别、向新世纪招手的迹象。(1998年，病榻日记)

　　他本行是国际关系，却讨厌政治，觉得单纯的政治学乏味。于是他把国际关系研究引向文化与历史哲学。他欣赏文史哲融会贯通的伏尔泰式的文人，喜欢有文采的史书，比如他极力推荐上世纪20年代陈衡哲的《西洋史》，在书评《史中有文》一文中说：“满脑子只有政治的人可能要说：‘文学算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没有文学的民族很可能是弱智的”。他崇尚西方哲学的抽象推理，在康德思想中遨游会给他带来抽象思辨的乐趣甚至李商隐的朦胧诗的意境：“迷蒙中有味道。”

　　父亲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专家式的知识分子，但其实无论从志趣还是文化修养上，都是更接近跨领域的中国或者欧洲的传统文人。他的教养与情怀、他的知识结构以及他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感悟，使他更接近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他承认：“从本质和气质上说，我属于比我早一代的那一代人。”他坚信中西学是相辅相成的：“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飘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文化割弃了传统，是贫瘠的文化。”他深谙中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是欧洲，心里想的是中国。他心中的西方启蒙思想和理性是要广为传播的，是面对社会的，研究欧洲近现代文明的进程和哲学理念是他的事业和责任，在中国建立理性的公民社会是缠绕他后半生的顽念。但是他把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进程和哲学思想梳理得越清楚，就越清醒地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虽然有自己内涵的精神力量和美学价值，中国的现代化却更得益于西方的经验，坚决反对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牵强附会地挂上钩：“对历史既不能假设也不能责怪，当然更不能抱残守缺，唯一的正确的态度是承认历史和现实，了解欧洲文明和它的发展过程，说到底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尤其是了解我们历史上所缺少的东西，在迈向现代化的大道上尽快赶上去。”

　　三

　　父亲有块“自留地”，不提这块自留地，他的后半生是不完整的。耳顺之年，他重拾书画幼功自娱并娱人。我逐渐完全忘记了我从没见他认真画过画，好像他从来都是这样与书画分不开的。想起荒废的三十年，他不免感伤，但最终是洒脱的，如他的一幅“荒山老柳”题辞所述：“荒山老柳飘零落，风里放竹更何比，休怨时光不我与，来年可是纵漫天。(此生学成常多无望，冬雨飘风未亦空旷，由他去吧，物我两忘，天高地远，神仙一样。)”

　　他的中国诗画的修养是对“内”的。一是为取悦家人朋友。我每年夏天回来，陪他去琉璃厂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买纸墨笔砚，也裱画、刻图章。裱了画，除了留在家里，很多送给朋友，朋友有求必应。朋友们文化修养不低，但经济实力都没有雄厚到问津大书法家、画家的作品的水平。父亲不是什么“名家”，字画却不俗，挂在客厅里至少添点书香气。于是收到字画的和送字画的都挺开心。

　　父亲这块“自留地”的产品生前从来没想过向公众展示，绝对是“非卖品”。一次搬家，西欧所的司机杨子帮忙，见他这么多书画，要帮他办个画展，然后标价售出。他权当玩笑。老爸在理性、理论上认同市场经济，可是他自己却完全置身于市场经济之外，生活在他自己的意境里。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杨子每隔一天早上6点来钟开车接他去医院，风雨无阻。父亲去世后，他只要父亲一幅字做纪念。我们把父亲最后一幅字送给了他。

　　书画更是他用来修身养性的。他享用着从小养育他的中国文化，在其中怡然自得。父亲在画风、文风和为人上自敛、含蓄、恬淡，有时候有点清高。他做人如作画“藏锋敛态，寓工于拙”，最忌讳矫情、夸张、自我膨胀。他在日记中表白：“晚年最求为文为人的平淡，点到为止，已成习惯和风格……我自九十年代初生病以来，日益追求生活和心境的平静，这对我的文风是很有影响的，只有我知道和理解。可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随手写在裁剩下的宣纸的边角上的两个小条幅很能说明他的心态。一是“谈笑洗尽古今愁”，另一幅是“心广则万钟如瓦缶,心隘则一发似车轮”。这使他做什么都举重若轻，处理问题、写文章甚至写书如此，写字、作画也如此，好像都在不经意间，从未摆出要做什么大事的阵势。他写文章累了，换换脑筋，调节心绪，就写幅字，画张画。小书桌、大饭桌都是写字、作画的场所。他透析后更把写字、画画当成了一种舒筋活络的运动。右手做漏后不久，便画下一棵劲松，写下一幅遒劲有力的字，证明腕力还在。

　　他的“陋室”中始终挂着他自己写的“无求”两个字，这是他生命的宗旨。如他一幅画的题字：“丹青不知老之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父亲一生无索求，只梦想有张他童年时家里那样的中式条案，放上笔墨纸砚。但是由于居住空间有限，这个愿望一直没有了却。他临终前两个月搬家，有了空间条件，作家阎连科先生送给他一张条案，可他却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终于没再醒来，没能看上一眼这张他期待了几十年的条案。

　　父亲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发现他的个人物品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大量手稿、读书笔记和书画。我们开始整理他的画，他生前我们为什么没有去操作出版一本画册?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他这么快走了，总想他还会画，还要写?还是只看到他是欧洲史学家，根本就忽视了他作为文人的存在?而清高如父亲，也许还会说这些东西不值得出版。感谢三联的编辑们无意间发现了这些书法绘画的特殊意义，出版他的一本书画集《一脉文心》。北京画院在他去世两周年之际举办了陈乐民书画展。这些父亲生命最后二十年来不经意间留下的墨迹，是那个时代一个文人的雪泥鸿爪。

　　父亲晚年胸中一半装着欧洲启蒙精神，一半是中国文化的诗情画意。一边是欧洲的理，是理性，也是理念，另一边是中国文化的情，是情趣也是性情。这理和情两根相辅相成的精神支柱，使他乐观豁达地度过了长达10年的透析“生涯”。有人劝他休息，或感叹他有毅力。殊不知，不让他思考了，不让他写了，不让他画了，那就等于抽走了他生命的精气神，有了这份水乳交融的理与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去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乐民文集九卷。2015年1月7日，为纪念先父陈乐民先生去世6周年，诞辰85周年，他的一些生前好友、专家学者他著作中关于西方文明的思想组织了一次题为“与陈乐民先生共同探讨近代文明的进程”的研讨会。与会者感叹他二十年来读书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同时遗憾他文字中许多警句箴言似的独特见解和正在成熟的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没来得及拓展。

　　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孙郁教授这样评价先父：“懂得西学的人，如果有国学基础，或者热爱国学中精华的遗存，是可以有创造的潜质的。文化之事，不是封闭里的独言独语，实则有敞开胸襟的一种互感与互动。陈乐民先生主张西学与中学一体，即‘二美并’，如钱锺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之意。所以，他常常从东方的经验里凝视西学的元素，又从西洋哲学中反观我之故有文明。中国新文化的“自性”，大概就在这里”。

　　然而他晚年跨学科、跨领域、跨中西的研究却无法纳入任何“课题”。不过没了没有课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反到彻底自由、宁静了。他以病弱之躯拿着一管毛笔孤军奋战。笔耕之余与康德神交：“古今中外，我最服膺的人，只有康德。他使我了解天下难解之事，也使我了解自己……我现在已是斗室中的世界主义者了，羽化登仙，大概是一个老人最入迷的境界。”他对生命没有奢望，只希望活到八十岁，以完成他已经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进一步系统研究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家。然而天不假人，他78岁时病逝了。

　　我有时候想如果父亲早二十年开始学术生涯，或者能活到今天，以他珍贵的知识结构和修养当能在中西历史哲学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历史不能假设，人生也不能假设。少年时代他读到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西文化在他眼前展现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慢慢走，欣赏吧!”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好像在邀请他迈进这幅画卷。虽然他说他晚年所做的仅是文化史这幅“山水长卷中的一草一木,纤介之微”，值得欣慰的是，他是绕了一大圈，终究没有走失，又回到了梦想的起点。

　　作者：陈丰

　　长期从事文学出版工作，曾任99读书人文化有限公司副总编。引进过大量法语文学作品和社科类书籍。作为法国毕基埃出版社(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中国文学丛书主编，策划出版了陆文夫、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毕飞宇、阎连科、迟子建、李洱、曹文轩、黄蓓佳、卫慧、韩寒等中国作家作品的法语版。

　　在给我的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中，我的父亲陈乐民先生简述了他的心路历程，说他一生经历了四次大转折：第一次是15岁左右对旧礼教的反叛。他少年时读了巴金的《家》，对他有很大震撼：“觉慧、觉新、觉民，我像哪一个?”;第二次转折开始于1949年，大学毕业前就投入知识分子改造的炼狱，以为党就是真理。一晃几十年，他和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带着原罪感改造、生活、工作，不允许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没有独立人格，理想是做“不松动的螺丝钉”。期间也曾经疑惑、迷惘，文革后期感到个人和国家前途一片茫然、无望。第三次大转变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这次转变最大的特点是既否定了儿时接受的“孝子贤孙”的文化，又摈弃了对权威的迷信，开始运用理性思考问题，越来越成为“西化”论者，渴望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第四次大转变则是形而上的，就是从把西方文明理想化转为看作繁复的“历史哲学”。虽然这个时期他得了尿毒症，一直在透析，却是他一生精神上最愉快、充实的阶段。“昨夜星辰昨夜风，过去的都过去了。幸好有些值得一记的东西还可以在记忆中寻觅到。然而几十年岁月匆匆，忙忙碌碌而不知所之。只有到了晚年，虽已是抱病之身，才觉得有些滋味。这颇可自慰。因为终于懂得了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父亲用短短几句话这样概括他的一生。

　　一

　　在我看来，父亲的人生之所以还能有第三、第四次转折，是因为他在1949年以前接受了相对完整的教育。尽管他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他在知书达理的母亲和旧学根底深厚的大哥的监督下完成了扎实的中小学教育。白话文和文言文写作功底更得益于一位上门给他和几个学生另开小灶的小学老师。他自幼拜师习书画，一直到中学毕业，积累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最后进入大师云集的清华：“有这等师尊，清华园怎能不吸引人!有着何等师资，清华怎能不是‘最高学府’!它的文科怎能不是文章华盖的文科?”虽然很快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让大师们噤若寒蝉，他毕竟在其中熏染了两年。相对完整的中西文化教育使他在做了三十年的翻译机器和写简报、替领导写发言稿的“刀笔吏”之后能够转向他向往的中西文化研究领域。

　　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多，记事起就被送去全托制幼儿园。父亲经常出差，好像周末回来也经常碰不上。童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最长的时间是在干校还有回北京以后的两年。这些记忆像碎片，凑不出那时父亲的完整形象。印象中他眉头紧锁，话不多，经常哀叹，很压抑的样子。不见他有什么特殊爱好或专长，更不会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只窥见过一次他的“绘画天才”，那还是文革前夕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周末回家，他有时会在台灯下陪我玩一会儿。有一次，他把我的“小人酥”糖纸展平，把上面并排的几个小人放大画下来，和糖纸的上的一模一样，令我惊讶不已。这是仅有的一次。很快就“文革”了。从此到我上大学以后快二十年间，我再也没看见他画过画。他彻底告别“四旧”，从来不提幼年、少年曾经学习书法绘画。父母亲最爱说的是你不要像我们这样，以后哪怕会制造个钉子也是有用的。但是他有时忍不住看看我的作文。一次他发现我三篇作文开头都是“今天，天气格外晴朗”，然后不外乎做好事，打扫卫生之类，这令他本能地不舒服。那时候能公开读的好书不多，他就时不时地选出鲁迅的作品和中华活页文选给我解读两段。他这么做，没有目的，那时候是绝不会想到日后还有上大学的可能的，他就是看我写的那些言语贫乏、内容空洞的破作文浑身不自在。

　　几十年风雨飘摇，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被政治运动浪潮席卷着，在思想改造的炼狱中磨砺，失去的不只是展示一技之长的机会，更是建构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上的自我。父亲感叹：“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年过半百才破网而出。他说五十岁是他的“中转站”，“是人生旅途中换车的一站”。两鬓斑白时他们才得以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父亲把学识、修养打包存放三十多年后再打开，发现财富还在，兴奋之余是感伤和无奈。年过半百，他才“下海”，他下的海不是商海，而是中外文史哲的浩瀚海洋。他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找回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读自己想读的书，按照自己的教养和性情做人，塑造着他向往的学术人生。如他晚年的朋友朱尚同先生所言，他“苍茫游弋于中西古今文化之间，将其迟发厚积的学养潜能盎然喷薄而出，并将其某些出世情怀升华入治学之中。”

　　二

　　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定格在他生命的后三十年。

　　一个是他西服革履的样子，一个是他穿着中式白色绸衫、圆口老头鞋的样子。他表面上很洋，精通法语、英语，可以不打底稿临时用法语或英语发表长篇演讲;他在读书、写文章时喜欢放上西方古典音乐的光盘，上世纪80年代末那段时间听巴赫的音乐磁带稳定心绪。而他又完全沁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满腹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精通京戏，爱听昆曲，唱起老生韵味十足。他最大的梦想或者说是幻想是哪辈子家中能有套二十四史。他用毛笔对抗“数码时代”，我们的电脑不断更新换代，他的桌面上是永远的纸墨笔砚，始终一管毛笔一面著书立说写欧洲，一面写字作画。他的书桌经常是上一摞原文欧洲文史哲，一摞线装古书。

　　就连他的文风和眼光也是交替变换的。

　　父亲生前和母亲每逢秋末都会到江南小住，苏杭的秀丽景色令他心旷神怡。这时他就是一位赋闲的文人墨客。他写：出“山庄”右行过小桥的“天泽楼”，原宋代前“天泽庙”旧址，曾有“天泽井”“祈雨台”。南宋临安知府赵与慵祈雨应验，明万历郡守张振之祈雨“复验”。为后建共两座，一高一低，皆木制，由木板小幽迤逦相连，其间花木扶疏，桅子叶肥，曲尽其妙。此木板曲径延通甚远，吾未尽其半。楼前曲水，树影清晰;此水自西湖引至，盖无疑义。楼内五老，弄丝竹之趣，随风飘来，清远之音，益曾幽静。背后杨公堤上车声嗡嗡，稍损雅趣。此处风景未曾见过，去年来时在赵公堤上远见此亭，竟不知有此佳境。楼有楹柱，联句甚俗，“天泽楼”三字亦然平平。惟此楼建筑结构，廻环古朴，为北方所无。此景与“曲苑风荷”“郭庄”等相对，不甚有名，旅游者估计稍顾及此。有道是：“杭州不惟西子好，移步之内有芳草。

　　此时他的行文丝丝入扣，水波不兴。可是在西方艺术面前，他又一反含蓄的风格，笔触是激越跳动的：艺术的欧洲、高雅的、富于遐想的欧洲，贝多芬叫人如醉如痴和精神激昂，莫扎特使人觉得舒缓而又酣畅，肖邦悠扬而又深沉，巴赫使人在极度宁静中渐入梦乡……那天，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六交响曲的磁带，一个熟悉的旋律使我的心骤然激荡得不能自已，悠悠然忘掉了一切。

　　只要看一眼希腊、罗马的雕塑，哪怕只是从照片上看到，也不能不惊叹古代欧洲美术的震慑力。《拉奥孔》是美和力的结合，使观者心率加快。古代的雕刻传到近世的罗丹，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人文陶冶，使每座作品都是人性的最集中的结晶。《思想者》深沉地感染着每一个驻足的人，使人产生思想的冲动：我也要认认真真地去思想。很可能，笛卡尔在“沉思”时就是这样的：上帝呵!我确信你的存在和万能;可是，这怎能在几何学里得到证明呢?

　　文艺复兴时期的几幅最著名的杰作的永恒价值，在于它昭示欧洲正在心情激越地向死气沉沉的中古告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诚是旷世奇珍，而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和耶稣，尤其是世间最理想、最令人向往的母性和人性的回归——如果人世间充满了如此完美的和谐和纯洁，那该多好呵!文艺复兴使人的理想跃动起来，它预告新世纪的启动。中国的艺术品最缺少的，恰恰正是这种体现时代变革的内在精神和形象表征。从中国的美术史里，风格、神韵的分殊差别固然可以表现出时代的不同特色，唐宋元明清，风格各异，但都没有向昨天告别、向新世纪招手的迹象。(1998年，病榻日记)

　　他本行是国际关系，却讨厌政治，觉得单纯的政治学乏味。于是他把国际关系研究引向文化与历史哲学。他欣赏文史哲融会贯通的伏尔泰式的文人，喜欢有文采的史书，比如他极力推荐上世纪20年代陈衡哲的《西洋史》，在书评《史中有文》一文中说：“满脑子只有政治的人可能要说：‘文学算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没有文学的民族很可能是弱智的”。他崇尚西方哲学的抽象推理，在康德思想中遨游会给他带来抽象思辨的乐趣甚至李商隐的朦胧诗的意境：“迷蒙中有味道。”

　　父亲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专家式的知识分子，但其实无论从志趣还是文化修养上，都是更接近跨领域的中国或者欧洲的传统文人。他的教养与情怀、他的知识结构以及他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感悟，使他更接近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他承认：“从本质和气质上说，我属于比我早一代的那一代人。”他坚信中西学是相辅相成的：“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飘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文化割弃了传统，是贫瘠的文化。”他深谙中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是欧洲，心里想的是中国。他心中的西方启蒙思想和理性是要广为传播的，是面对社会的，研究欧洲近现代文明的进程和哲学理念是他的事业和责任，在中国建立理性的公民社会是缠绕他后半生的顽念。但是他把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进程和哲学思想梳理得越清楚，就越清醒地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虽然有自己内涵的精神力量和美学价值，中国的现代化却更得益于西方的经验，坚决反对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牵强附会地挂上钩：“对历史既不能假设也不能责怪，当然更不能抱残守缺，唯一的正确的态度是承认历史和现实，了解欧洲文明和它的发展过程，说到底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尤其是了解我们历史上所缺少的东西，在迈向现代化的大道上尽快赶上去。”

　　三

　　父亲有块“自留地”，不提这块自留地，他的后半生是不完整的。耳顺之年，他重拾书画幼功自娱并娱人。我逐渐完全忘记了我从没见他认真画过画，好像他从来都是这样与书画分不开的。想起荒废的三十年，他不免感伤，但最终是洒脱的，如他的一幅“荒山老柳”题辞所述：“荒山老柳飘零落，风里放竹更何比，休怨时光不我与，来年可是纵漫天。(此生学成常多无望，冬雨飘风未亦空旷，由他去吧，物我两忘，天高地远，神仙一样。)”

　　他的中国诗画的修养是对“内”的。一是为取悦家人朋友。我每年夏天回来，陪他去琉璃厂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买纸墨笔砚，也裱画、刻图章。裱了画，除了留在家里，很多送给朋友，朋友有求必应。朋友们文化修养不低，但经济实力都没有雄厚到问津大书法家、画家的作品的水平。父亲不是什么“名家”，字画却不俗，挂在客厅里至少添点书香气。于是收到字画的和送字画的都挺开心。

　　父亲这块“自留地”的产品生前从来没想过向公众展示，绝对是“非卖品”。一次搬家，西欧所的司机杨子帮忙，见他这么多书画，要帮他办个画展，然后标价售出。他权当玩笑。老爸在理性、理论上认同市场经济，可是他自己却完全置身于市场经济之外，生活在他自己的意境里。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杨子每隔一天早上6点来钟开车接他去医院，风雨无阻。父亲去世后，他只要父亲一幅字做纪念。我们把父亲最后一幅字送给了他。

　　书画更是他用来修身养性的。他享用着从小养育他的中国文化，在其中怡然自得。父亲在画风、文风和为人上自敛、含蓄、恬淡，有时候有点清高。他做人如作画“藏锋敛态，寓工于拙”，最忌讳矫情、夸张、自我膨胀。他在日记中表白：“晚年最求为文为人的平淡，点到为止，已成习惯和风格……我自九十年代初生病以来，日益追求生活和心境的平静，这对我的文风是很有影响的，只有我知道和理解。可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随手写在裁剩下的宣纸的边角上的两个小条幅很能说明他的心态。一是“谈笑洗尽古今愁”，另一幅是“心广则万钟如瓦缶,心隘则一发似车轮”。这使他做什么都举重若轻，处理问题、写文章甚至写书如此，写字、作画也如此，好像都在不经意间，从未摆出要做什么大事的阵势。他写文章累了，换换脑筋，调节心绪，就写幅字，画张画。小书桌、大饭桌都是写字、作画的场所。他透析后更把写字、画画当成了一种舒筋活络的运动。右手做漏后不久，便画下一棵劲松，写下一幅遒劲有力的字，证明腕力还在。

　　他的“陋室”中始终挂着他自己写的“无求”两个字，这是他生命的宗旨。如他一幅画的题字：“丹青不知老之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父亲一生无索求，只梦想有张他童年时家里那样的中式条案，放上笔墨纸砚。但是由于居住空间有限，这个愿望一直没有了却。他临终前两个月搬家，有了空间条件，作家阎连科先生送给他一张条案，可他却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终于没再醒来，没能看上一眼这张他期待了几十年的条案。

　　父亲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发现他的个人物品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大量手稿、读书笔记和书画。我们开始整理他的画，他生前我们为什么没有去操作出版一本画册?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他这么快走了，总想他还会画，还要写?还是只看到他是欧洲史学家，根本就忽视了他作为文人的存在?而清高如父亲，也许还会说这些东西不值得出版。感谢三联的编辑们无意间发现了这些书法绘画的特殊意义，出版他的一本书画集《一脉文心》。北京画院在他去世两周年之际举办了陈乐民书画展。这些父亲生命最后二十年来不经意间留下的墨迹，是那个时代一个文人的雪泥鸿爪。

　　父亲晚年胸中一半装着欧洲启蒙精神，一半是中国文化的诗情画意。一边是欧洲的理，是理性，也是理念，另一边是中国文化的情，是情趣也是性情。这理和情两根相辅相成的精神支柱，使他乐观豁达地度过了长达10年的透析“生涯”。有人劝他休息，或感叹他有毅力。殊不知，不让他思考了，不让他写了，不让他画了，那就等于抽走了他生命的精气神，有了这份水乳交融的理与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去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乐民文集九卷。2015年1月7日，为纪念先父陈乐民先生去世6周年，诞辰85周年，他的一些生前好友、专家学者他著作中关于西方文明的思想组织了一次题为“与陈乐民先生共同探讨近代文明的进程”的研讨会。与会者感叹他二十年来读书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同时遗憾他文字中许多警句箴言似的独特见解和正在成熟的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没来得及拓展。

　　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孙郁教授这样评价先父：“懂得西学的人，如果有国学基础，或者热爱国学中精华的遗存，是可以有创造的潜质的。文化之事，不是封闭里的独言独语，实则有敞开胸襟的一种互感与互动。陈乐民先生主张西学与中学一体，即‘二美并’，如钱锺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之意。所以，他常常从东方的经验里凝视西学的元素，又从西洋哲学中反观我之故有文明。中国新文化的“自性”，大概就在这里”。

　　然而他晚年跨学科、跨领域、跨中西的研究却无法纳入任何“课题”。不过没了没有课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反到彻底自由、宁静了。他以病弱之躯拿着一管毛笔孤军奋战。笔耕之余与康德神交：“古今中外，我最服膺的人，只有康德。他使我了解天下难解之事，也使我了解自己……我现在已是斗室中的世界主义者了，羽化登仙，大概是一个老人最入迷的境界。”他对生命没有奢望，只希望活到八十岁，以完成他已经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进一步系统研究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家。然而天不假人，他78岁时病逝了。

　　我有时候想如果父亲早二十年开始学术生涯，或者能活到今天，以他珍贵的知识结构和修养当能在中西历史哲学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历史不能假设，人生也不能假设。少年时代他读到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西文化在他眼前展现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慢慢走，欣赏吧!”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好像在邀请他迈进这幅画卷。虽然他说他晚年所做的仅是文化史这幅“山水长卷中的一草一木,纤介之微”，值得欣慰的是，他是绕了一大圈，终究没有走失，又回到了梦想的起点。

　　作者：陈丰

　　长期从事文学出版工作，曾任99读书人文化有限公司副总编。引进过大量法语文学作品和社科类书籍。作为法国毕基埃出版社(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中国文学丛书主编，策划出版了陆文夫、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毕飞宇、阎连科、迟子建、李洱、曹文轩、黄蓓佳、卫慧、韩寒等中国作家作品的法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