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5日晚，土耳其军方部分军人于发动军事政变，这是土耳其军队二战以来的第五次出手。首都安卡拉、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均发生爆炸和激烈交火。至16日凌晨，政变已造成至少60人死亡，另有750多名参与政变者被逮捕。尽管政府宣布已经“基本控制局势”，但交火仍在继续。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土耳其平均每10年就要发动一次军事政变。近百年来，土耳其一直在世俗化和传统伊斯兰化的对峙中拉锯前行。

　　幸运的“国父”

　　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国会向凯末尔赐予“Atatürk”一姓，在土耳其语中“Ata”就是“父亲”，“Atatürk”(阿塔图尔克)即意为“土耳其人之父”。

　　此时，作为现代土耳其开创者的凯末尔，仍在总统任期之上。作为在任总统、军队最高统帅，更兼有民族英雄和国父的名号，凯末尔建立了完全意义上的个人维权和独裁。

　　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第一任总统兼武装力量总司令，元帅。原名穆斯塔法，他的一位数学老师给他改名为“凯末尔”(意为“完美”)。

　　在国家羸弱、列强环伺、国内保守落后势力庞大的情况之下，土耳其被称为“西亚病夫”，和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齐名”。和中国一样，革新势力面临着重塑民族国家和现代化的双重压力，民众需要英雄，政权需要枪杆。

　　但幸运的是，土耳其的革命过程比中国要顺遂许多。以宋教仁为首的政党政治理念被北洋军阀和充满幻想的早期国民党玩的一塌糊涂，直到1926年才攒够力量“先打仗、后共和”。

　　而由于土耳其地理位置上接近欧洲以及较为直接参与一战的历史，加上凯末尔在保加利亚领兵驻扎的经历，使他和以其为代表的“新军”更加深入地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政治理念。历史上在地缘和文化上与俄国的纠葛，也使“历史敌人”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渗入土耳其。与此同时，一战刚刚结束，疲惫的欧洲失去了对土耳其直接大规模介入的兴趣。

　　“天降英才”的凯末尔赶跑了冒冒失失被英国骗来出兵的希腊，成为万人敬仰的民族英雄，很快完成了从旧军阀到革命领袖的身份转变。有了现成的枪杆，1920年4月凯末尔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会议，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

　　和一百年前来到埃及的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不同，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者和满清政府有几分类似，相比区域内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土耳其的主体民族突厥人只是一个区域性民族。而依靠冷兵器称雄一时的突厥人也没有浓烈的大一统意识。

　　丢掉旧国家，建立新国家成为凯末尔的唯一选择。

　　土耳其姓“凯”

　　此时的凯末尔有枪有权，有名有望，国内奥斯曼土耳其旧有势力已经经过一百余年的衰退而土崩瓦解，英法忙着搞德国和列宁。除了宗教势力根深蒂固，一代伟人几乎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意志改造国家。

　　因此在国家构建上，土耳其充满了效率感。凯末尔简直如同进入肯德基一样随意搭配点餐：一方面，他引导国家西化，建立总统制度议会制度。阻止宗教对于社会政治的干预，将宗教信仰变成个人行为。同时在文化上改革习俗服饰乃至文字“胡服骑射”，推动男女平权。另一方面，他在经济领域推行国家主义，用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在枪杆子的问题上，凯末尔决定建设“有土耳其特色的革命军队”，军队成为独立于政治势力，甚至独立于政府的存在，唯一效忠凯末尔个人的同时也肩负起为凯末尔改革保驾护航的任务。

　　凯末尔发现，民众不好对付，土耳其大量带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下层民众成为世俗化的较大阻力。宗教组织植根于乡土社区之中，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稍有煽动，民众情绪就会被宗教所点燃，前仆后继，星火燎原。

　　1932年初，土耳其就有一位美女被选为欧洲小姐。而1965年，伊兹密尔农村的几位教员因为在斋月组织了一场足球赛险些被当地民众杀掉，因为一位阿訇在清真寺宣布比赛不洁。

　　乱象之中，凯末尔的回应十分简单粗暴。1925年，在托钵僧的唆使下，土耳其东部各省发动叛乱欲使哈里发复位。凯末尔处死47人，查封大量寺院，禁止部分僧人活动。虽然没有像“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一样勒令僧人还俗加入人民公社，但在凯末尔的镇压下，宗教势力很快偃旗息鼓。

　　受到民意追捧的凯末尔，在权力绝对化之后也按部就班地与民众疏离。他将以前苏丹(皇帝)的主要住处多尔玛巴赫切宫修缮一新，整日宫门紧闭。但同时，“新皇帝”凯末尔却和列宁一样，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仅仅在获得国父称号四年之后，凯末尔便因为肝硬化辞世。

　　去世之前，凯末尔将维护自己改革路线、“引导”民众的任务“托孤”给了绝对忠诚的军队，而非自己一手创立的执政党。这种安排，直接导致了土耳其世俗化和宗教势力，枪和人民之间的长时间纠葛挣扎。

　　政党捉鸡 军队干政

　　因为凯末尔集团直接起家于前朝军阀，政党政治纯属外行。一战战败之后，凯末尔曾经辞去军职并促使议会通过土耳其独立宣言《国民公约》，但凯末尔派也仅仅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而非现代政党而存在。

　　1923年9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与罗麦里亚护权协会基础上建立人民党，并开始为一党制铺路。1924年4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实行一党制。11月人民党改名为共和人民党，总统兼任党主席，总理为副主席，党国制度正式得以确立。

　　共和人民党的旗帜由六枚箭头组成，分别代表凯末尔主义的六个元素: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中央集权主义、民粹主义、世俗主义及革命。但事与愿违，作为一个推行自上而下改革的、聚集西化精英的政党，一开始就没有踏上民粹主义的战车。凯末尔个人的威权并没能转换为执政党的威权，反而在凯末尔设计的“个人独裁+民主政治”的特殊体制之下，执政党被笼罩在个人光环之下，更别说发明“党指挥枪”了。

　　凯末尔撒手西去之后，其钦点的继任者伊斯麦特·伊诺努也曾在短时期内建立个人威权，多年连任。但在“还政于民”的思想延续下，伊诺努在二战后开放党禁，进行多党制改革。自以为继承了凯末尔政治遗产的共和人民党，在1946年大选前，通过了反民主选举法，引入“胜者全得制”，即一党获得一省的多数票，该党就可获得该省的所有议席。至1950年国会大选，共和人民党便再未获得执政机会。

　　精英政治势力的政党，与广大底层群众存在着天然隔阂。打着些许宗教与民族旗号，高呼站在广大民众一边的政党，最能获得民意的疯狂支持。

　　选举，成为绿色回归土耳其政坛的一种机会。实现政党轮替的民主党，乃至现任总统埃尔杜安起家的正义与发展党，为了贴近民众争取选票，无论立场是左是右，都会掺入或多或少的伊斯兰色彩。在共和人民党无法扛起凯末尔主义大旗的情况下，凯末尔托孤的军队成为维护世俗化的先锋。无论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抑或是真心出于对“老大哥”凯末尔的承诺，军方在土耳其历史上屡次举起“凯末尔主义”大旗。但凡现政府偏离了“凯末尔主义”方向，尤其是体现出“反世俗化“的倾向，军方就会出手发动政变。二战之后的70年内，军方发动过5次政变，土耳其政治似乎出现了“军队政变——还政于民——民选政府背离‘凯末尔主义’——军队政变”的循环。

　　相比埃及强人政治军政府的模式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存在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指挥枪”的模式，土耳其的军队、政党、政府和民众似乎呈现出一种割裂甚至对立的状态，但部分政党和民众正在因为宗教越来越紧密地结合。

　　政变发生之时，土耳其总统，长袖善舞十余年的埃尔杜安正在度假。他通过一部手机与外部联系，在视频中呼吁民众走上街头抵制军队政变。而民意，也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他的政府，加速了埃尔杜安所希望的政治进程。这位多名亲属涉嫌贪腐，亲儿子都被控涉案的不停连任的总统，在民众之中仍然保持着极高的号召力和人气，似乎在政治煽动的热情之中，民众可以选择无视他的贪腐，甚至为他挡住横飞的子弹。

　　当地时间15日晚，土耳其军方部分军人于发动军事政变，这是土耳其军队二战以来的第五次出手。首都安卡拉、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均发生爆炸和激烈交火。至16日凌晨，政变已造成至少60人死亡，另有750多名参与政变者被逮捕。尽管政府宣布已经“基本控制局势”，但交火仍在继续。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土耳其平均每10年就要发动一次军事政变。近百年来，土耳其一直在世俗化和传统伊斯兰化的对峙中拉锯前行。

　　幸运的“国父”

　　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国会向凯末尔赐予“Atatürk”一姓，在土耳其语中“Ata”就是“父亲”，“Atatürk”(阿塔图尔克)即意为“土耳其人之父”。

　　此时，作为现代土耳其开创者的凯末尔，仍在总统任期之上。作为在任总统、军队最高统帅，更兼有民族英雄和国父的名号，凯末尔建立了完全意义上的个人维权和独裁。

　　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第一任总统兼武装力量总司令，元帅。原名穆斯塔法，他的一位数学老师给他改名为“凯末尔”(意为“完美”)。

　　在国家羸弱、列强环伺、国内保守落后势力庞大的情况之下，土耳其被称为“西亚病夫”，和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齐名”。和中国一样，革新势力面临着重塑民族国家和现代化的双重压力，民众需要英雄，政权需要枪杆。

　　但幸运的是，土耳其的革命过程比中国要顺遂许多。以宋教仁为首的政党政治理念被北洋军阀和充满幻想的早期国民党玩的一塌糊涂，直到1926年才攒够力量“先打仗、后共和”。

　　而由于土耳其地理位置上接近欧洲以及较为直接参与一战的历史，加上凯末尔在保加利亚领兵驻扎的经历，使他和以其为代表的“新军”更加深入地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政治理念。历史上在地缘和文化上与俄国的纠葛，也使“历史敌人”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渗入土耳其。与此同时，一战刚刚结束，疲惫的欧洲失去了对土耳其直接大规模介入的兴趣。

　　“天降英才”的凯末尔赶跑了冒冒失失被英国骗来出兵的希腊，成为万人敬仰的民族英雄，很快完成了从旧军阀到革命领袖的身份转变。有了现成的枪杆，1920年4月凯末尔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会议，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

　　和一百年前来到埃及的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不同，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者和满清政府有几分类似，相比区域内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土耳其的主体民族突厥人只是一个区域性民族。而依靠冷兵器称雄一时的突厥人也没有浓烈的大一统意识。

　　丢掉旧国家，建立新国家成为凯末尔的唯一选择。

　　土耳其姓“凯”

　　此时的凯末尔有枪有权，有名有望，国内奥斯曼土耳其旧有势力已经经过一百余年的衰退而土崩瓦解，英法忙着搞德国和列宁。除了宗教势力根深蒂固，一代伟人几乎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意志改造国家。

　　因此在国家构建上，土耳其充满了效率感。凯末尔简直如同进入肯德基一样随意搭配点餐：一方面，他引导国家西化，建立总统制度议会制度。阻止宗教对于社会政治的干预，将宗教信仰变成个人行为。同时在文化上改革习俗服饰乃至文字“胡服骑射”，推动男女平权。另一方面，他在经济领域推行国家主义，用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在枪杆子的问题上，凯末尔决定建设“有土耳其特色的革命军队”，军队成为独立于政治势力，甚至独立于政府的存在，唯一效忠凯末尔个人的同时也肩负起为凯末尔改革保驾护航的任务。

　　凯末尔发现，民众不好对付，土耳其大量带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下层民众成为世俗化的较大阻力。宗教组织植根于乡土社区之中，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稍有煽动，民众情绪就会被宗教所点燃，前仆后继，星火燎原。

　　1932年初，土耳其就有一位美女被选为欧洲小姐。而1965年，伊兹密尔农村的几位教员因为在斋月组织了一场足球赛险些被当地民众杀掉，因为一位阿訇在清真寺宣布比赛不洁。

　　乱象之中，凯末尔的回应十分简单粗暴。1925年，在托钵僧的唆使下，土耳其东部各省发动叛乱欲使哈里发复位。凯末尔处死47人，查封大量寺院，禁止部分僧人活动。虽然没有像“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一样勒令僧人还俗加入人民公社，但在凯末尔的镇压下，宗教势力很快偃旗息鼓。

　　受到民意追捧的凯末尔，在权力绝对化之后也按部就班地与民众疏离。他将以前苏丹(皇帝)的主要住处多尔玛巴赫切宫修缮一新，整日宫门紧闭。但同时，“新皇帝”凯末尔却和列宁一样，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仅仅在获得国父称号四年之后，凯末尔便因为肝硬化辞世。

　　去世之前，凯末尔将维护自己改革路线、“引导”民众的任务“托孤”给了绝对忠诚的军队，而非自己一手创立的执政党。这种安排，直接导致了土耳其世俗化和宗教势力，枪和人民之间的长时间纠葛挣扎。

　　政党捉鸡 军队干政

　　因为凯末尔集团直接起家于前朝军阀，政党政治纯属外行。一战战败之后，凯末尔曾经辞去军职并促使议会通过土耳其独立宣言《国民公约》，但凯末尔派也仅仅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而非现代政党而存在。

　　1923年9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与罗麦里亚护权协会基础上建立人民党，并开始为一党制铺路。1924年4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实行一党制。11月人民党改名为共和人民党，总统兼任党主席，总理为副主席，党国制度正式得以确立。

　　共和人民党的旗帜由六枚箭头组成，分别代表凯末尔主义的六个元素: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中央集权主义、民粹主义、世俗主义及革命。但事与愿违，作为一个推行自上而下改革的、聚集西化精英的政党，一开始就没有踏上民粹主义的战车。凯末尔个人的威权并没能转换为执政党的威权，反而在凯末尔设计的“个人独裁+民主政治”的特殊体制之下，执政党被笼罩在个人光环之下，更别说发明“党指挥枪”了。

　　凯末尔撒手西去之后，其钦点的继任者伊斯麦特·伊诺努也曾在短时期内建立个人威权，多年连任。但在“还政于民”的思想延续下，伊诺努在二战后开放党禁，进行多党制改革。自以为继承了凯末尔政治遗产的共和人民党，在1946年大选前，通过了反民主选举法，引入“胜者全得制”，即一党获得一省的多数票，该党就可获得该省的所有议席。至1950年国会大选，共和人民党便再未获得执政机会。

　　精英政治势力的政党，与广大底层群众存在着天然隔阂。打着些许宗教与民族旗号，高呼站在广大民众一边的政党，最能获得民意的疯狂支持。

　　选举，成为绿色回归土耳其政坛的一种机会。实现政党轮替的民主党，乃至现任总统埃尔杜安起家的正义与发展党，为了贴近民众争取选票，无论立场是左是右，都会掺入或多或少的伊斯兰色彩。在共和人民党无法扛起凯末尔主义大旗的情况下，凯末尔托孤的军队成为维护世俗化的先锋。无论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抑或是真心出于对“老大哥”凯末尔的承诺，军方在土耳其历史上屡次举起“凯末尔主义”大旗。但凡现政府偏离了“凯末尔主义”方向，尤其是体现出“反世俗化“的倾向，军方就会出手发动政变。二战之后的70年内，军方发动过5次政变，土耳其政治似乎出现了“军队政变——还政于民——民选政府背离‘凯末尔主义’——军队政变”的循环。

　　相比埃及强人政治军政府的模式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存在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指挥枪”的模式，土耳其的军队、政党、政府和民众似乎呈现出一种割裂甚至对立的状态，但部分政党和民众正在因为宗教越来越紧密地结合。

　　政变发生之时，土耳其总统，长袖善舞十余年的埃尔杜安正在度假。他通过一部手机与外部联系，在视频中呼吁民众走上街头抵制军队政变。而民意，也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他的政府，加速了埃尔杜安所希望的政治进程。这位多名亲属涉嫌贪腐，亲儿子都被控涉案的不停连任的总统，在民众之中仍然保持着极高的号召力和人气，似乎在政治煽动的热情之中，民众可以选择无视他的贪腐，甚至为他挡住横飞的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