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终结，至今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美国从欢呼“历史终结”到今天陷入内外交困，追根溯源，在于其“后冷战”的战略思想以及基于这一战略思想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动。近来重新翻阅本人2005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的美国》最后一章，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尽的叙述。材料截至于2006年小布什第二届任内。自那时以来当然有许多新的变化，但是从根源来讲，这部分历史有助于对今天的了解。实际上今天所热议的许多问题，那时就已存在。今摘录如下，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因文本较长，分上、中、下三部分。

　　“新保守主义”与“布什主义”

　　小布什政府(为简便计，以后“小布什”一律称“布什”，如提到老布什时再加“老”字)的决策思想通称为“新保守主义”。方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帽子已经用滥，对于不同的人，其所指可能极不相同。这里只讲当前美国决策集团的“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以下简称“新保”)来自对上世界60年代激进偏左的自由主义的反弹，贯穿到国家政策，以里根政府为代表，对内实行刺激投资的税收政策，对外对苏强硬，大力加强军备，反共色彩鲜明，至今为美国“新保”推崇为典范，把促使苏联解体归功于里根政府的强硬政策。

　　苏联解体之后，“新保”们主张抓紧时机乘胜追击，确立美国对全球的“领导权”。有一批人于1997年发起成立“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简称PNAC”)主席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就是有“新保教父”之称的厄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之子。这是一家思想库性质的机构，自称其成立的宗旨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确立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既对美国有利，也对全世界有利，为实现此目的的必要条件是军事力量、强劲的外交和对道德原则的承诺。PNAC成立伊始发表“原则声明”，签名的有24名政界和学界人士，其中包括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以及后来成为小布什政府决策集团的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知名学者中包括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声明批评了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认为他太软弱，正在“浪费时机”，面对当前的挑战，有输掉的危险。最后提出四点主张：1、大量增加国防开支;2、巩固“民主联盟”并向“与我们利益与价值观敌对的政体发出挑战”;3、推进海外经济与政治自由化;4、在国际秩序方面承担起美国发挥独特作用的责任。这大体上就是“新保”的对外纲领。实质上是美国一贯对外思想的延续，不过更加富有进攻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条，其要点一是美国要主动发出挑战，二是“敌对价值观”也可作为理由，三是对象不一定是国家，而是“政体”。这正是后来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依据——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不能成立后，把战争目标改为“改变政体”。

　　另外一名与布什政策有直接联系的政论家，是曾任以色列副总理的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他原是苏联犹太人，因维护犹太人的权利入狱9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释放，移民以色列，在以几届政府中任要职。他与人合著《为民主辩护：自由的力量定能战胜暴政与恐怖》一书，于2004年出版，详细论证其政治主张。其主要论点是：国家分为民主和专制两类，非白即黑，没有中间地带，前者为“自由”社会，代表“善”，后者为“恐惧”社会，代表“恶”，区分两种社会的标志就在该国人是否能够自由地到广场大声宣布不同政见，而不必恐惧会受到镇压。追求自由是一切人的本性，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人都向往自由，只要有机会，定然弃暗投明。因此，民主国家有责任，也有可能以各种方式积极推进民主，帮助专制统治下的人民获得自由。他根本反对不同制度和平共处政策，认为自由、民主、人权与国际和平、安全紧密相连，任何对专制政权的妥协与缓和都是帮助其延长寿命，既延长该国人民的痛苦，也导致世界不安全。他抨击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认为整个对苏缓和政策的过程都是从外部支撑一个早该垮台的制度，帮助其苟延残喘。他以在苏联的切身经验论证这一套理论，同时推广及于全世界，在巴以问题上他是强硬派，反对与巴勒斯坦妥协，这一原则同样用于支持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说“非民主国家内部‘稳定’的代价就是外部的恐怖”。正当美国深陷伊拉克，遭到国内外非议，布什的支持率急剧下降之际，此书问世，全面为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辩护，提供理论根据，当然令布什如获至宝，立即认同，据说将之列为白宫必读书。

　　在实践中霸权的新突破与极限

　　布什上任后，“新保”的强硬人物进入政府决策集团，但是并非一开始就明确要按这套理论行事。布什第一任就职演说的对外政策部分并无特殊新意，当时还定不下明确的敌人。应该说，9·11提供了一个契机，“新保”理论得以有用武之地。9·11对全体美国人的冲击是空前的，同时也是对新上台的布什政府的严峻考验。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强烈而迅速的反应。首先把这一事件作为一场战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接着也就真的发动了常规战争，先是阿富汗，后是伊拉克。与此相适应，对外提出“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国内通过《爱国者法》，设立“国土安全部”，赋予情报机构以超常的权力等等。

　　9·11以来美国的外交思想与行动与以前历届政府比较，其突破点正是上述PNAC声明的第二点的实施。为避免繁琐，仅举布什2004年第二任就职演说为例，这篇演说实际是对他在第一任期间的实践的追认。大意是：美国所遭受的9·11袭击的根源是世界各地的仇恨和专政，“我们这片土地的自由能否延续，取决于自由在别的土地上的胜利”，“美国的利益和我们的基本信仰现在合而为一”，是“国家安全的迫切要求和时代的召唤”。为此，“美国的政策就是……以终结全世界的暴政为终极目标”，并且在必要时用武力。这篇讲话最大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把在国外推行民主和保卫美国的安全直接联系起来，以消灭专制政体为政策目标，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使用武力。

　　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和民主并不新鲜，但是以前，这是作为一种理想，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提出的。在冷战时期，言行都有一定分寸。杜鲁门大讲“共产主义威胁”时，也谈到保卫自由与安全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含义是守势的，是认为对方要发动世界革命。美国出兵朝鲜和越南，从美国角度论，都是一种防守，是对方先突破防线(即有条约划定或默认的势力范围分界线);美国撤出越南的结果是北越统一南越，尼克松政府只好接受。克林顿任内的科索沃战争绕过联合国，不过还是以“北约”的名义，与以前几次干涉一样，是当地各方先打起来，美国才进去，打的旗号是“人道主义”、“制止种族灭绝”，而不是“保卫美国”。如今，根据布什及其“新保”谋士们的逻辑，首先美国安全已经处于危险之中，保卫美国安全=反恐=反专制制度=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权，使用武力、“干涉内政”根本不是障碍，因为他国的内政与美国的安全密切攸关。按此逻辑不但不存在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问题，而且由于恐怖主义没有国界，在反恐的名义下，不必受到挑衅就可以选择攻打对象。甚至于盟国的定义以是否同意美国的政策划线，不同意者不算盟国，因此打伊拉克是以“志愿者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名义，既非联合国，又非原来的盟国，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切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所谓”单边主义”，是把“美国例外论”推向极致，就是国际法、游戏规则，甚至包括美国主持制定的，可以约束其他国家，而美国不受约束，因为美国有领导全世界的“天命”。它认为天经地义，世人只见其霸气冲天。

　　有意思的是，“新保”这种“理论”，却与当年的苏联不谋而合，以下几条用“美国”代入“苏联”即可：1、宣称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可以“自由民主”代入)为最终目标;2、苏联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最高利益，所以他国的利益应该服从苏联的利益，否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3、(勃列日涅夫的)“主权有限论”：他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而苏联的主权是无限的;4、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支持革命不算干涉内政，不受国际法约束;

　　当然，任何类比都有其缺陷，这里只是就二者的主导思想极而言之，说明霸权主义到一定的程度，有其相通之处。

　　安全措施对民权的侵蚀

　　9·11 之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明显侵犯了美国人所珍视的基本权利，集中体现在《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作为对9·11的第一项重大反应，美国国会以空前速度和压倒多数通过《爱国者法》，于10月26日由总统签署生效。这份长达342页的法案没有经过多少争论，在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参议院只有一票反对。许多议员表示根本来不及细读全文，但如不赞成就会被认为“不爱国”。这部法主要是在反恐的名义下，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以取得必要的情报，诸如窃听——包括窃听被拘留人与律师的谈话——搜查、侵入个人电脑和网站，以及到图书馆检查个人借书记录并禁止馆方向任何人透露——包括记者和本人。作为此类侵权的依据，制造了“敌方战斗人员(Enemy Combatant)”说，亦即总统可以授权拘留任何人，只要指认此人有参与一项恐怖活动计划的嫌疑。这一罪名适用于美国公民，因为基地组织已经把美国领土作为战场。以这项罪名被拘留者按军法处理，不许请律师，无限期拘留而不审判，“无罪推定论”在此也不适用。

　　事实上受到怀疑，从而被列为嫌疑犯的，多数为阿拉伯裔或信奉伊斯兰教的美国人，无形中种族歧视再次上升，这一族裔的人明显感受到某种歧视，一时间人人自危，无形中使大批阿拉伯裔的美国公民无端遭受孤立，权利得不到保证。美国在二战中已经对日裔公民采取过不公平的剥夺其合法权利的措施，半个世纪后又道歉、赔偿。现在声称反恐是一场战争，又把特定的族裔的祖国定为包庇恐怖分子的国家，使这一部分美国公民遭受歧视，正在重犯这一错误，其区别只在于有形和无形。

　　关塔那摩集中营和虐俘事件，情节极端恶劣，引起全世界舆论大哗，可以说千夫所指，令美国人无地自容。高层领导无论如何辩解，不能辞其咎。主要是欲得情报，不择手段。从深层看，与种族歧视也有关。虐待囚犯，刑讯逼供，各国过去、现在都存在，多在暗无天日不可逼视的地方。但是美国虐俘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国际性质，公然无视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律和约定;二是施虐方式早已超过攫取情报的目的，而是以侮辱人格为乐，并且有意亵渎对方宗教信仰。施虐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摄影大家传阅。第一点反映的是强权和霸道，第二点是人性扭曲和根深蒂固的、潜意识的种族歧视。二者其实是同根生。尽管美国军队中各色人种都有，但作为总体的心态是一样的，把敌方不当人看待，“非我族类”，以禽兽视之，“人道”、“人权”都不适用，可以任意虐待，心安理得。当年欧洲殖民主义者对待土著居民，包括美洲印第安人就是这一心态;美国黑人长期不属于宪法保护范围，也是同理。不过时至今日，无论如何不可能公然打出种族主义旗号，这只是潜在的心态。也就是在某种环境中唤起了人性中最恶劣的的部分。

　　两极分化、种族与社会问题严重化

　　根据厄文·克里斯托对“新保”主张的阐述，其对内政策是减税以刺激生产，核心是保持经济高增长，达到全体繁荣，但不关注平等。他认为，富裕社会是现代民主的基础，只要大家都成为有产者、纳税人，就不容易受“平均主义幻想”的蛊惑。换言之，只患寡而不患不均。反对高福利。与传统保守派不同的是，并不绝对反对政府权力扩大，有时也不得不接受必要的赤字作为增长的代价，对目前美国的强势政府反而比较满意。这种理念贯彻到实践中就是自里根以来的税收政策，每次税收改革都大幅度减少投资所得税，反对者称之为“劫贫济富”。

　　自19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后，这一趋势有增无已，而且更加“金字塔化”。官方的统计通常把国民收入分作5分，以最高的20% 与最低的20%作比较。但是这不能反映实质问题。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统计，过去30年来涌现出一批“超级富人”，以年收入160万美元划线，在此以上的占人口千分之一，大约有145000纳税人，其收入远远超过在此以下9.9%的“一般富人”，更不用说其他90%的中产和低收入人口。这千分之一的超级富人2002年的平均年收入为300万，而在1980年为120万，亦即增长了2.5倍，远超过其他10%的一般富人同期的收入增长，而其余90%的人口扣除通货膨胀后却是负增长。另外，以一户的资产计(包括房产、投资及其他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338400户2001年的总资产(扣除通胀因素)比1980年增加了400倍，而同期美国其余户的总资产只增长了27%。另外，超级富人付出的所得税、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的费用几乎与年收入在5万至7.5万之间的人相同，而低于年收入在10万与20万之间的人。换言之，从中上到低收入阶层都受损失。固然统计方法可以有多种，数字不完全一致，但是大体的图景是不差的。

　　2001年布什上台伊始，进一步提出题为“经济增长与缓解税收法”的一揽子法案，其中包括逐步取消不动产遗产税。此举不大为外人所注意，但是从理念上对美国一向重个人奋斗的传统是一次颠覆。反对者认为遗产税原是对大量集中的财富和权力一种切实的、民主的约束，废除遗产税将扩大富人和普通美国人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的鸿沟，只能使极少数美国百万、亿万富翁得利，而损害那些入不敷出的穷人。除了经济损失外，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美国赖以建国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凭个人贡献而不是凭家世致富。将使一个重视才能的社会变成世袭贵族社会，不鼓励创新和奋斗，最终抑制经济增长。美国一向自诩社会流动性大，而且向上流动超过向下流动，但是事实上自一代人以来，向上流动的总趋势已经基本停滞。前美联储主任格林斯潘也认为，对于一个民主社会，这种情况不是好事。

　　贫困悬殊问题与社会公正、种族问题都分不开。2006年美国一位研究马丁·路德·金的教授来华演讲，当听众问及如果金活到现在，是否认为他的梦想正在实现，他说，金肯定会很失望，因为他所争取的是社会公正，现在的美国据此甚远。只需举一个例子：1960年代约翰逊总统还敢于提出“向贫困开战”的目标，现在如果哪个政治人物提出类似消灭贫困的口号，会被认为脑子有毛病。

　　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从2001年初就开始启动，本与9·11无关。但是由于9·11之后大幅增加军费和其他与安全有关的费用，这种政策的后果更加突出。传统的共和党政策是尽量缩小政府开支，避免财政赤字;民主党的约翰逊政府则是既要大炮又要黄油，在进行越战的同时，福利也达到最高峰，因而财政赤字较大。现在的“新保”政策在进行战争的同时还减税以刺激资本，有人称之为“疯狂”的政策，结果财政赤字猛增，牺牲的只能是普通人的福利。

　　关于移民问题，长期存在的矛盾在布什任内又进一步深化。现在矛盾的焦点是墨西哥移民。破天荒第一次，美国总统宣布英语为美国正式语言，这令许多人不解，英语是美国国语，这还需要规定?这说明美国主流文化进一步感到威胁，首当其冲的是西班牙语裔，于是发生派兵防守美墨边界，以制止墨西哥人的涌入之举。对于布什提出的“综合移民改革法案”争论焦点是对于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如何处理。如果采取一些变通措施既往不咎，开过渡到合法公民的方便之门，则更难制止后来的非法移民;如一律遣送出境，显然不切实际，因为这涉及1100万人，绝大多数是西班牙语裔。此事已引起以拉美裔为主的新移民大游行。由于临近国会选举，这个问题成为两派政客做秀的题目，难望在近期得到解决。

　　移民问题是美国长期存在的悖论，过去对待移民时松时紧，主要是经济因素，现在又加上反恐因素。反恐、种族主义情绪上升，外加经济低迷，显然加剧了对移民的防范和排斥。

　　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终结，至今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美国从欢呼“历史终结”到今天陷入内外交困，追根溯源，在于其“后冷战”的战略思想以及基于这一战略思想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动。近来重新翻阅本人2005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的美国》最后一章，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尽的叙述。材料截至于2006年小布什第二届任内。自那时以来当然有许多新的变化，但是从根源来讲，这部分历史有助于对今天的了解。实际上今天所热议的许多问题，那时就已存在。今摘录如下，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因文本较长，分上、中、下三部分。

　　“新保守主义”与“布什主义”

　　小布什政府(为简便计，以后“小布什”一律称“布什”，如提到老布什时再加“老”字)的决策思想通称为“新保守主义”。方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帽子已经用滥，对于不同的人，其所指可能极不相同。这里只讲当前美国决策集团的“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以下简称“新保”)来自对上世界60年代激进偏左的自由主义的反弹，贯穿到国家政策，以里根政府为代表，对内实行刺激投资的税收政策，对外对苏强硬，大力加强军备，反共色彩鲜明，至今为美国“新保”推崇为典范，把促使苏联解体归功于里根政府的强硬政策。

　　苏联解体之后，“新保”们主张抓紧时机乘胜追击，确立美国对全球的“领导权”。有一批人于1997年发起成立“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简称PNAC”)主席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就是有“新保教父”之称的厄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之子。这是一家思想库性质的机构，自称其成立的宗旨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确立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既对美国有利，也对全世界有利，为实现此目的的必要条件是军事力量、强劲的外交和对道德原则的承诺。PNAC成立伊始发表“原则声明”，签名的有24名政界和学界人士，其中包括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以及后来成为小布什政府决策集团的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知名学者中包括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声明批评了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认为他太软弱，正在“浪费时机”，面对当前的挑战，有输掉的危险。最后提出四点主张：1、大量增加国防开支;2、巩固“民主联盟”并向“与我们利益与价值观敌对的政体发出挑战”;3、推进海外经济与政治自由化;4、在国际秩序方面承担起美国发挥独特作用的责任。这大体上就是“新保”的对外纲领。实质上是美国一贯对外思想的延续，不过更加富有进攻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条，其要点一是美国要主动发出挑战，二是“敌对价值观”也可作为理由，三是对象不一定是国家，而是“政体”。这正是后来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依据——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不能成立后，把战争目标改为“改变政体”。

　　另外一名与布什政策有直接联系的政论家，是曾任以色列副总理的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他原是苏联犹太人，因维护犹太人的权利入狱9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释放，移民以色列，在以几届政府中任要职。他与人合著《为民主辩护：自由的力量定能战胜暴政与恐怖》一书，于2004年出版，详细论证其政治主张。其主要论点是：国家分为民主和专制两类，非白即黑，没有中间地带，前者为“自由”社会，代表“善”，后者为“恐惧”社会，代表“恶”，区分两种社会的标志就在该国人是否能够自由地到广场大声宣布不同政见，而不必恐惧会受到镇压。追求自由是一切人的本性，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人都向往自由，只要有机会，定然弃暗投明。因此，民主国家有责任，也有可能以各种方式积极推进民主，帮助专制统治下的人民获得自由。他根本反对不同制度和平共处政策，认为自由、民主、人权与国际和平、安全紧密相连，任何对专制政权的妥协与缓和都是帮助其延长寿命，既延长该国人民的痛苦，也导致世界不安全。他抨击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认为整个对苏缓和政策的过程都是从外部支撑一个早该垮台的制度，帮助其苟延残喘。他以在苏联的切身经验论证这一套理论，同时推广及于全世界，在巴以问题上他是强硬派，反对与巴勒斯坦妥协，这一原则同样用于支持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说“非民主国家内部‘稳定’的代价就是外部的恐怖”。正当美国深陷伊拉克，遭到国内外非议，布什的支持率急剧下降之际，此书问世，全面为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辩护，提供理论根据，当然令布什如获至宝，立即认同，据说将之列为白宫必读书。

　　在实践中霸权的新突破与极限

　　布什上任后，“新保”的强硬人物进入政府决策集团，但是并非一开始就明确要按这套理论行事。布什第一任就职演说的对外政策部分并无特殊新意，当时还定不下明确的敌人。应该说，9·11提供了一个契机，“新保”理论得以有用武之地。9·11对全体美国人的冲击是空前的，同时也是对新上台的布什政府的严峻考验。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强烈而迅速的反应。首先把这一事件作为一场战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接着也就真的发动了常规战争，先是阿富汗，后是伊拉克。与此相适应，对外提出“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国内通过《爱国者法》，设立“国土安全部”，赋予情报机构以超常的权力等等。

　　9·11以来美国的外交思想与行动与以前历届政府比较，其突破点正是上述PNAC声明的第二点的实施。为避免繁琐，仅举布什2004年第二任就职演说为例，这篇演说实际是对他在第一任期间的实践的追认。大意是：美国所遭受的9·11袭击的根源是世界各地的仇恨和专政，“我们这片土地的自由能否延续，取决于自由在别的土地上的胜利”，“美国的利益和我们的基本信仰现在合而为一”，是“国家安全的迫切要求和时代的召唤”。为此，“美国的政策就是……以终结全世界的暴政为终极目标”，并且在必要时用武力。这篇讲话最大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把在国外推行民主和保卫美国的安全直接联系起来，以消灭专制政体为政策目标，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使用武力。

　　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和民主并不新鲜，但是以前，这是作为一种理想，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提出的。在冷战时期，言行都有一定分寸。杜鲁门大讲“共产主义威胁”时，也谈到保卫自由与安全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含义是守势的，是认为对方要发动世界革命。美国出兵朝鲜和越南，从美国角度论，都是一种防守，是对方先突破防线(即有条约划定或默认的势力范围分界线);美国撤出越南的结果是北越统一南越，尼克松政府只好接受。克林顿任内的科索沃战争绕过联合国，不过还是以“北约”的名义，与以前几次干涉一样，是当地各方先打起来，美国才进去，打的旗号是“人道主义”、“制止种族灭绝”，而不是“保卫美国”。如今，根据布什及其“新保”谋士们的逻辑，首先美国安全已经处于危险之中，保卫美国安全=反恐=反专制制度=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权，使用武力、“干涉内政”根本不是障碍，因为他国的内政与美国的安全密切攸关。按此逻辑不但不存在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问题，而且由于恐怖主义没有国界，在反恐的名义下，不必受到挑衅就可以选择攻打对象。甚至于盟国的定义以是否同意美国的政策划线，不同意者不算盟国，因此打伊拉克是以“志愿者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名义，既非联合国，又非原来的盟国，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切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所谓”单边主义”，是把“美国例外论”推向极致，就是国际法、游戏规则，甚至包括美国主持制定的，可以约束其他国家，而美国不受约束，因为美国有领导全世界的“天命”。它认为天经地义，世人只见其霸气冲天。

　　有意思的是，“新保”这种“理论”，却与当年的苏联不谋而合，以下几条用“美国”代入“苏联”即可：1、宣称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可以“自由民主”代入)为最终目标;2、苏联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最高利益，所以他国的利益应该服从苏联的利益，否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3、(勃列日涅夫的)“主权有限论”：他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而苏联的主权是无限的;4、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支持革命不算干涉内政，不受国际法约束;

　　当然，任何类比都有其缺陷，这里只是就二者的主导思想极而言之，说明霸权主义到一定的程度，有其相通之处。

　　安全措施对民权的侵蚀

　　9·11 之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明显侵犯了美国人所珍视的基本权利，集中体现在《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作为对9·11的第一项重大反应，美国国会以空前速度和压倒多数通过《爱国者法》，于10月26日由总统签署生效。这份长达342页的法案没有经过多少争论，在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参议院只有一票反对。许多议员表示根本来不及细读全文，但如不赞成就会被认为“不爱国”。这部法主要是在反恐的名义下，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以取得必要的情报，诸如窃听——包括窃听被拘留人与律师的谈话——搜查、侵入个人电脑和网站，以及到图书馆检查个人借书记录并禁止馆方向任何人透露——包括记者和本人。作为此类侵权的依据，制造了“敌方战斗人员(Enemy Combatant)”说，亦即总统可以授权拘留任何人，只要指认此人有参与一项恐怖活动计划的嫌疑。这一罪名适用于美国公民，因为基地组织已经把美国领土作为战场。以这项罪名被拘留者按军法处理，不许请律师，无限期拘留而不审判，“无罪推定论”在此也不适用。

　　事实上受到怀疑，从而被列为嫌疑犯的，多数为阿拉伯裔或信奉伊斯兰教的美国人，无形中种族歧视再次上升，这一族裔的人明显感受到某种歧视，一时间人人自危，无形中使大批阿拉伯裔的美国公民无端遭受孤立，权利得不到保证。美国在二战中已经对日裔公民采取过不公平的剥夺其合法权利的措施，半个世纪后又道歉、赔偿。现在声称反恐是一场战争，又把特定的族裔的祖国定为包庇恐怖分子的国家，使这一部分美国公民遭受歧视，正在重犯这一错误，其区别只在于有形和无形。

　　关塔那摩集中营和虐俘事件，情节极端恶劣，引起全世界舆论大哗，可以说千夫所指，令美国人无地自容。高层领导无论如何辩解，不能辞其咎。主要是欲得情报，不择手段。从深层看，与种族歧视也有关。虐待囚犯，刑讯逼供，各国过去、现在都存在，多在暗无天日不可逼视的地方。但是美国虐俘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国际性质，公然无视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律和约定;二是施虐方式早已超过攫取情报的目的，而是以侮辱人格为乐，并且有意亵渎对方宗教信仰。施虐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摄影大家传阅。第一点反映的是强权和霸道，第二点是人性扭曲和根深蒂固的、潜意识的种族歧视。二者其实是同根生。尽管美国军队中各色人种都有，但作为总体的心态是一样的，把敌方不当人看待，“非我族类”，以禽兽视之，“人道”、“人权”都不适用，可以任意虐待，心安理得。当年欧洲殖民主义者对待土著居民，包括美洲印第安人就是这一心态;美国黑人长期不属于宪法保护范围，也是同理。不过时至今日，无论如何不可能公然打出种族主义旗号，这只是潜在的心态。也就是在某种环境中唤起了人性中最恶劣的的部分。

　　两极分化、种族与社会问题严重化

　　根据厄文·克里斯托对“新保”主张的阐述，其对内政策是减税以刺激生产，核心是保持经济高增长，达到全体繁荣，但不关注平等。他认为，富裕社会是现代民主的基础，只要大家都成为有产者、纳税人，就不容易受“平均主义幻想”的蛊惑。换言之，只患寡而不患不均。反对高福利。与传统保守派不同的是，并不绝对反对政府权力扩大，有时也不得不接受必要的赤字作为增长的代价，对目前美国的强势政府反而比较满意。这种理念贯彻到实践中就是自里根以来的税收政策，每次税收改革都大幅度减少投资所得税，反对者称之为“劫贫济富”。

　　自19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后，这一趋势有增无已，而且更加“金字塔化”。官方的统计通常把国民收入分作5分，以最高的20% 与最低的20%作比较。但是这不能反映实质问题。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统计，过去30年来涌现出一批“超级富人”，以年收入160万美元划线，在此以上的占人口千分之一，大约有145000纳税人，其收入远远超过在此以下9.9%的“一般富人”，更不用说其他90%的中产和低收入人口。这千分之一的超级富人2002年的平均年收入为300万，而在1980年为120万，亦即增长了2.5倍，远超过其他10%的一般富人同期的收入增长，而其余90%的人口扣除通货膨胀后却是负增长。另外，以一户的资产计(包括房产、投资及其他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338400户2001年的总资产(扣除通胀因素)比1980年增加了400倍，而同期美国其余户的总资产只增长了27%。另外，超级富人付出的所得税、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的费用几乎与年收入在5万至7.5万之间的人相同，而低于年收入在10万与20万之间的人。换言之，从中上到低收入阶层都受损失。固然统计方法可以有多种，数字不完全一致，但是大体的图景是不差的。

　　2001年布什上台伊始，进一步提出题为“经济增长与缓解税收法”的一揽子法案，其中包括逐步取消不动产遗产税。此举不大为外人所注意，但是从理念上对美国一向重个人奋斗的传统是一次颠覆。反对者认为遗产税原是对大量集中的财富和权力一种切实的、民主的约束，废除遗产税将扩大富人和普通美国人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的鸿沟，只能使极少数美国百万、亿万富翁得利，而损害那些入不敷出的穷人。除了经济损失外，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美国赖以建国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凭个人贡献而不是凭家世致富。将使一个重视才能的社会变成世袭贵族社会，不鼓励创新和奋斗，最终抑制经济增长。美国一向自诩社会流动性大，而且向上流动超过向下流动，但是事实上自一代人以来，向上流动的总趋势已经基本停滞。前美联储主任格林斯潘也认为，对于一个民主社会，这种情况不是好事。

　　贫困悬殊问题与社会公正、种族问题都分不开。2006年美国一位研究马丁·路德·金的教授来华演讲，当听众问及如果金活到现在，是否认为他的梦想正在实现，他说，金肯定会很失望，因为他所争取的是社会公正，现在的美国据此甚远。只需举一个例子：1960年代约翰逊总统还敢于提出“向贫困开战”的目标，现在如果哪个政治人物提出类似消灭贫困的口号，会被认为脑子有毛病。

　　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从2001年初就开始启动，本与9·11无关。但是由于9·11之后大幅增加军费和其他与安全有关的费用，这种政策的后果更加突出。传统的共和党政策是尽量缩小政府开支，避免财政赤字;民主党的约翰逊政府则是既要大炮又要黄油，在进行越战的同时，福利也达到最高峰，因而财政赤字较大。现在的“新保”政策在进行战争的同时还减税以刺激资本，有人称之为“疯狂”的政策，结果财政赤字猛增，牺牲的只能是普通人的福利。

　　关于移民问题，长期存在的矛盾在布什任内又进一步深化。现在矛盾的焦点是墨西哥移民。破天荒第一次，美国总统宣布英语为美国正式语言，这令许多人不解，英语是美国国语，这还需要规定?这说明美国主流文化进一步感到威胁，首当其冲的是西班牙语裔，于是发生派兵防守美墨边界，以制止墨西哥人的涌入之举。对于布什提出的“综合移民改革法案”争论焦点是对于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如何处理。如果采取一些变通措施既往不咎，开过渡到合法公民的方便之门，则更难制止后来的非法移民;如一律遣送出境，显然不切实际，因为这涉及1100万人，绝大多数是西班牙语裔。此事已引起以拉美裔为主的新移民大游行。由于临近国会选举，这个问题成为两派政客做秀的题目，难望在近期得到解决。

　　移民问题是美国长期存在的悖论，过去对待移民时松时紧，主要是经济因素，现在又加上反恐因素。反恐、种族主义情绪上升，外加经济低迷，显然加剧了对移民的防范和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