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腐败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

　　在《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中，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查阅了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从细节上向我们揭示出了极权政体面对腐败问题时左支右绌困境的根源——尽管腐败体现在第三帝国庞大冗杂的行政、党务与人民组织系统之中，但是这种腐败的思维方式，却早已经渗透进入了几乎每个德国国民的心中。尽管广大群众都严厉批评“贪官污吏统治”和腐败现象，但或许人民群众的思想已经被纳粹的强盗心态感染了。腐败鼓动更多人加入到“雅利安化”、大屠杀和剥削占领区的活动中，有人恬不知耻地要求政府用犹太人财产来补偿遭到轰炸的家庭。纳粹起家的一个道德号召就是要铲除魏玛共和国的腐败，但是纳粹自己也没有在德国建立起清明的政治。第三帝国的腐败是成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全员腐败。纳粹政权以腐败手段谋求体制的稳定，因此腐败行为受到纳粹当局的默许。即便少量腐败行为遭到了制裁，也只是为了纳粹党内小团体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的目的。纳粹的“民族共同体”在战争岁月中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强盗共同体”的特征。如果我们不把纳粹统治视为自上而下的独裁政权，而把它看作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腐败将纳粹统治和德国社会紧密交织起来，很多“普通的德国人”也通过中饱私囊参与到了纳粹的压迫和灭绝政策中来。

　　只要政治存在，腐败便是永恒的话题。且让我们从纳粹德国的历史经验中，对腐败与“民意”之间复杂而暧昧的关系稍加了解。

　　自1933年以来，腐败就一直是群众热衷的谈资。它在政府宣传的官方渠道越是被视为禁忌，在群众中就越是发展成一种私下里的“热门话题”。尽管纳粹党人对这方面的“民意”的尊重很有限，例如只是在战争后半期象征性地查处了一些腐败党员，但监视民情的政府机关却对群众的批评和不满作了细致入微的记录，正如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保安处的形势报告能够详细证明的那样。

　　“不是干部观察群众，而是群众在观察干部，而且是目光敏锐地察。”国家警察科隆分局在1935年如此描述群众对腐败这个话题的敏感度。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几乎所有的国家警察分局都记录到了群众“对贪官污吏统治和贪污腐败的怨言”。

　　正因为此，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一落千丈”。纳粹政权对“扫清党的门户”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否则就会“严重损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国家警察哈尔堡—威廉斯堡分局的报告撰写人在1934年4月问道：“冲锋队干部、官员和工人民意代表贪污公款、大肆挥霍金钱，东窗事发后有时还能得到上级的庇护和遮掩，一直到被警察侦破。看到这些，很大一部分群众感到失望透顶，对党的运动非常恼火，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国家警察柏林分局在1935年也作了类似的报告：“到处有人愤怒地说，甚至党的高级领导人也过着极其奢侈放荡的生活，山珍海味地大吃大喝，贪污受贿，还豢养着一大批阿谀奉承的奴才，让人想起战前的年代。”

　　国家警察科隆分局在1935年12月报告称，主要是工人和失业者发出怨言，指责“这种贪官污吏的统治四处肆虐，其恶劣程度不亚于魏玛共和国年代”。被政府宣传控制的新闻界对这种事情讳莫如深，但这也压制不了群众的怨声载道。恰恰相反，“被驯服的新闻界的沉默”——这是萨克森省长的讽刺说法——对政府来说不但无效，反而有害，而且更助长了谣言的散布。由于遮掩事实和刻意沉默，政府丧失了所有辟谣的机会，导致关于腐败的谣言四处传播，贪腐的金钱数额也被大大夸大。“政府越是不允许群众去一探腐败泥沼的究竟，群众就越是热衷于这个话题，并试图自己去探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关于德国事务的报道在1936年如此描述新闻封堵和造谣传谣之间的关系。

　　在某些个案中，群众的议论造成的压力太大，纳粹党人不得不在事后做出辩解，并被迫对遮掩真相的做法进行修改。例如，德意志劳工阵线驻弗伦斯堡办公室就不得不公开承认发生了两起贪污案，以便应对口口相传的关于腐败的谣言。1933年，巴伐利亚州农业主管兼国务秘书格奥尔格·卢博让人“赠送”自己一座农庄，导致民愤极大，甚至连已经被政府“一体化”的新闻界也讨论了“卢博案”。卢博后来又犯下了更多罪过，比如他贪污了本应用于援助失业者的粮食企业利润，将其用于私人用途，挥霍一空。于是，政治上再也保不住他了。“为了维持群众的健康和正确的情绪”，上级将卢博撤职，群众对此的反应是“如释重负”。盖世太保也报告称，在贪腐罪行被公开并遭到处罚的少数案件中，群众的反应都是“欢欣和赞许”或“普遍的满意”。

　　但严重的腐败往往使得愤怒的群众做出令政府极为难堪的事情来。例如，在社会上流传关于贪污腐败的传闻，尤其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腐败传闻后，群众的捐款热情就大大缩减了。1935年，国家警察比勒费尔德分局报告称：“发生了多起‘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会员拒绝继续捐款的事情。群众多次表示，将来一芬尼的钱也不会给‘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了;甚至有人多次提出要解散‘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理由是，这样一来，腐败的源头就被彻底消灭了。”

　　国家警察哈尔堡—威廉斯堡分局也报告称，腐败“严重挫伤了群众奉献和牺牲的积极性”。1935年在布雷斯劳，市长赫尔穆特·雷比茨基挥霍巨款扩建自己的官邸别墅，群众的回应是“举行大型集会，发表敌对国家的言论”(“猪食槽还是原来那个，只是吃食的猪换了”)。在希尔德斯海姆，森金工厂的德意志劳工阵线企业领导人贪污了公款，全体职工因此不再使用“希特勒万岁!”的问候语，而是改成举起一只手，以“要诚实!”互相问候。在弗兰肯，省部书记施特莱彻要求商界将圣诞节期间营业额的2%至3%上交给政府，引起了零售商们的激烈反应。于是，在1938年1月，流传着一封《致弗兰肯零售业人士的公开信》，其中详细描绘了省部书记的奢侈生活，最后一段是：

　　如果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要求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会心甘情愿地将全部(原文为着重体)营业额和最后一个芬尼都捐献出来!但对于一个贪官污吏——甚至最腐败的赤色体制也不会滋生出这样的腐败分子来——对于一个贪图享乐的人，一个四处大吼大叫的游手好闲之徒，我们一分钱也不给。他的别墅、破产的庄园、汽车、“电影明星”和剧院小婊子，他的出国旅游，以及让同伙闭嘴的收买人心的钱，都应当让他自己付账!

　　这封公开信的语气虽然非常强烈，但对希特勒本人的正面评价却表明，群众对腐败的批评几乎从来不会对整个纳粹统治提出质疑，而是对政权提出有限的批评。“如果元首知道这事就好了!”这样口口相传的话对于群众的基本态度，即在针砭时弊时几乎总是对政府仍然赤胆忠心来说是非常典型的。早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国家警察机关就在其形势报告中指出，群众不仅对希特勒本人没有任何批评，而且纳粹“金雉鸡”(第三帝国时期老百姓对纳粹党高官和高级将领的一种戏谑的称呼，因为他们的制服非常富丽堂皇。)们的丑行越是被揭露出来，元首的形象就越是光辉伟大。“群众看到元首始终是生活朴素、态度谦逊，对他一直高度信任。因此人们以最真挚热诚的方式庆祝元首的生日。”柏林警察局长在1935年5月如此说道。

　　群众对腐败的其他评论和批评在原则上也都是顺从政府的。例如，人们指责党的干部的行为“不符合团结群众的精神”的时候，绝不是在批评纳粹意识形态本身，而只是批评干部们在实践中没有好好遵从这个意识形态。

　　前线战士和其他参战者对政府优待“老战士”的做法大发牢骚，认为“他们自己是资格最老的战士，至少应当得到与党的‘老战士’同等的照顾，得到相应的安置”。他们固守着极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家长式作风，批评的并不是提携党羽这种体制本身，而仅仅是在抱怨为什么自己没受到照顾。因此，尽管腐败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造成了损害，但在纳粹独裁统治的初年，群众对腐败的批评并没有达到危及整个统治系统的程度。

　　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有两个新发展使得这种国内政治问题大大缓和了。首先，与纳粹政府内政外交的辉煌成就相比，腐败在民众心目中根本算不得什么重要问题;贪污腐败和结党营私被认为是一个总的来讲非常成功的政权的阴暗面，受到容忍。另外，群众对腐败行为渐渐习以为常，感觉也变得迟钝了。“人民对一切丑行都冷静超然地予以容忍，着实令人震惊。”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在1937年11月报告称，“从这种冷静超然，我们可以看出，道德已经沦丧到了什么程度。很多群众对任人唯亲和贪污腐败已经甘心容忍。”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对腐败的愤怒已经不能被较年轻的人所理解。群众听天由命的基本态度在“民不告，官不管”这句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记者雷蒙德·普雷策尔(化名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30年代末得出结论，人民已经完全领悟了官方对腐败话题的禁忌：由于纳粹领导人的贪腐数额极大，困惑的德国公众已经不用正常的名字称呼这种行为了。这些强盗是些大土匪，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权势炙手可热的大老爷。他们的权力极大，又极其厚颜无耻，人们不是为遭到抢劫而感到愤慨，倒是要庆幸，自己的东西还没有被抢光。

　　30年代后半期经济的蓬勃发展是群众的谅解和容忍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危机的凄惨岁月之后，群众对富丽堂皇的装扮并不感到反感，在某种程度上还认为这是富足生活和新德国的强大国威的恰当体现，对其表示欢迎。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奢侈成癖、腐化堕落的赫尔曼·戈林为什么毋庸置疑地受到群众爱戴了。他和他的妻子，曾经是演员的埃米·松内曼，满足了老百姓“追星”的需求。

　　1941年底1942年初，群众对腐败无动于衷地容忍甚至是接受的阶段结束了，让位于一种敏感。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失败、盟军开始集中轰炸德国城市，以及粮食供应的缩减，使得群众发出了“极其激烈的不满呼声”，同时人们也更加抱怨领导人享用的“外交官配给”。亚诺夫斯基和内特林那样的案件如果是在30年代肯定不会引起多少注意，现在却能引起群众的高度关注和一连几周的激烈讨论。

　　工人以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对“民族共同体”内不同阶层承受战争苦难的程度不同和享受的生活条件不平等的不满。例如，一名工人对内特林案评论道：“我们希望终有一天能看到，对待那些大佬们也像对待平头百姓一样，否则的话，这个国家就要被冰雹砸得千疮百孔了。”党卫军保安处报告称，“群众对领导阶层的腐败现象越来越关注”。群众对当时的局面概括如下：“打死苍蝇，放走老虎。非常大的老虎不仅不怕被打，还能吃到更多肉。”

　　对政府来说，保安警察与党卫军保安处长官关于群众对刑事反腐斗争的意见的报告是令人不快的，报告的标题就很能说明问题：《诉讼中的双重标准》、《在决定是否逮捕时的双重标准》、《刑事诉讼中的双重标准》、《判决执行中的双重标准》、《判决结果公布时的双重标准》、《后续处理中的双重标准》。

　　政府领导层对群众的怨言的应对方法就是，通过象征性地、展示性地查处若干官员来安抚群众。早在纳粹统治的早期，政府就一直是这么做的，治标不治本，目标仅仅是安抚一下群众，而不会造成什么体制性的影响，因为那样的影响有可能会危及整个统治系统。但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在纳粹党内部，也有人表示出对腐败的不满了。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之后，很多党员不再对贪污腐败和骄奢淫逸的行为无动于衷了。

　　例如，党卫军人事总局局长，党卫军中将马克西米利安·冯·赫夫按照很多党卫军高级军官的习惯做法，驱使刑事罪犯和集中营囚犯去美化自己的私人宅邸，就遭到了党内同志的斥责。柏林—齐伦多夫的毛奇党支部的妇女工作领导人向党卫军保安总局检举了冯·赫夫，于是这位党卫军将军不得不向主管的党支部领导人写了好多页的报告，来为自己辩解。另外，纳粹党齐伦多夫县级机关领导人也插手此事，转达了群众的很多怨言，向冯·赫夫呈送了驻柏林的党卫军干部的“罪行录”，认为这是“要中饱私囊，不要社会主义”的“极佳体现”。这位县级机关领导人以灰心失望的理想主义者的口气补充道：

　　我必须承认，很少有政府、国防军和经济界的领导人让我，以及我属下的干部感到愤慨和失望。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大多是党的领导人。我满怀着悲痛，将现在的情况与斗争年代作了比较。在那决定命运的岁月里，我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冲锋队员，当时我们在讨论中向马克思主义者和受蒙蔽的德国工人作了批评，向他们指出，他们的领导人还在野的时候可能还曾经是革命者，但在掌权之后的短短十年内就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敏感。作为理想主义者，我坚信，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一定能克服这种时代的局限。

　　一方面，这位县级机关领导人仔细地注意到了群众的呼声，不仅对腐败问题认真对待，而且非常不寻常地公开使用“腐败”这样的字眼。另一方面，他对腐败的体制性原因的认识又完全是盲目的，称其为“时代的局限”，认为通过理想主义的基本态度就能克服这种局限。

　　这种对现实的局限理解和对体制缺陷的盲目对于纳粹党内批评腐败的人士来说，是非常典型的，这在党中央办公室的一位部门主任海因里希·海姆于1944年4月撰写的一份文件中也表现得很清楚。在这份文件中，海姆不仅把握住了人民群众对“老战士”受到的庇护的愤慨，自己也用激烈的言辞表达了这种义愤填膺的态度：“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一事无成;很多人是人生失意受挫之徒。”对“老战士”的系统性庇护和新闻界的噤声对于纳粹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是一个“灾难”：

　　“我们从这样一个虚无的神话出发，即：谁要是老早就参加了党的运动，他就是大家的楷模。结果就是：对于形形色色、数量极大的远远算不得楷模的恶棍流氓，我们不得不(原文为着重体)克制自己，不敢去动他们一根毫毛。群众对这些‘镀金’的家伙公开地表示反感，这种事情在我党掌权后最初几年就已经屡见不鲜，因为这些恶徒没有丝毫的顾忌，厚颜无耻地要求党庇护他们。他们玷污了党的英明，嘴边还总是挂着党的事业。那时群众还不像后来那样灰心绝望。”

　　因此，纳粹党“欠德意志人民一个债，有义务将他们从这个噩梦中解救出来，他们已经被这个噩梦折磨了十年之久”。

　　海姆非常坦率和直接地严厉批评了他所谓的“党的肿瘤”，他的坦诚是非常少见的。但他的批评仍然是肤浅的，因为他将腐败的“党棍”与“元首的光辉形象”作对照。但恰恰是被他称颂的元首系统性地促进腐败现象的滋长，并利用腐败来达到自己个人的统治目的。另外，海姆文件的副标题《战争结束后退休的党干部的范围》说明，他认为只有到万众期待的“最终胜利”之后，腐败的问题才能解决;他写这份文件，首先是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不管怎么说，海姆的文件以及上文所说的那位县级机关领导人的报告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纳粹党内人士不仅了解到了群众的批评，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表示认同，至少在党内也发出了这样的批评。

　　德国的抵抗运动也试图利用民意，把它当作一个理由，为刺杀希特勒辩护。

　　“阴谋集团利用了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观点，其攻击国家社会主义的煽动以反腐斗争为中心。”保安警察与党卫军保安处长官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在《关于敌对国家社会主义与国社党的阴谋集团的观点的特别报告》中如此写道。对于1944年7月20日政变的一些参与者来说，腐败的严重程度就是他们加入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动机。例如，弗里茨—迪特罗夫·冯·德·舒伦堡原先是个坚定的纳粹分子，但在看清东普鲁士省部书记埃里希·科赫的腐化的统治手段之后，就与纳粹政权越来越疏远了。

　　卡尔·格德勒也是由于看到了纳粹统治者的腐败，才与其划清界限的。他在拟定的新政府声明中写道：“纳粹政权的高级领导人和最高统治者在我们原先纯洁无瑕的人民中将腐败传播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纳粹政权骇人听闻地背叛了德意志人民及其灵魂，彻底地践踏和歪曲法律，无耻地腐化堕落，这些罪行的证据都将大白于天下。”在一份计划好的声明中还有这样的段落：

　　全国人民多年来一直在窃窃私语：“看看那个省部书记，看看那个县级干部，看他是怎么捞钱的。”在战争期间，高级官员和最高领导人在德国和占领区以最厚颜无耻的方式疯狂敛财，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而千百万德国家庭却陷入困境，是可忍孰不可忍!

　　德国抵抗运动企图通过批评腐败来赢得民心，为自己争取广泛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做法能否奏效，是个很大的问题。无论如何，格德勒将腐败官员与受苦受难的“民族同胞”对照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正是他努力争取的“民族同胞”被纳粹党人推到了种族等级制金字塔的最顶端，通过剥削被占领的国家，维持着很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对犹太人财产“雅利安化”的得益者也绝非仅仅是一小撮纳粹干部，更不用说那些直接参加剥削占领区的军人、行政官员、企业家和迁徙到东欧的德侨了。

　　纳粹的“民族共同体”在战争岁月中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强盗共同体”的特征。这表现在群众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上，比如就有人恬不知耻地要求政府用犹太人财产来补偿遭到轰炸的家庭。尽管广大群众都严厉批评“贪官污吏统治”和腐败现象，但或许人民群众的思想已经被纳粹的强盗心态感染了。例如，一名德国士兵于1944年在诺曼底被俘后如此解释帝国元帅戈林为什么广受爱戴：“戈林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喜欢吃喝，喜欢女人，喜欢欺诈舞弊，尤其是喜欢欺诈舞弊。”

 　　当我们谈论腐败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

　　在《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中，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查阅了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从细节上向我们揭示出了极权政体面对腐败问题时左支右绌困境的根源——尽管腐败体现在第三帝国庞大冗杂的行政、党务与人民组织系统之中，但是这种腐败的思维方式，却早已经渗透进入了几乎每个德国国民的心中。尽管广大群众都严厉批评“贪官污吏统治”和腐败现象，但或许人民群众的思想已经被纳粹的强盗心态感染了。腐败鼓动更多人加入到“雅利安化”、大屠杀和剥削占领区的活动中，有人恬不知耻地要求政府用犹太人财产来补偿遭到轰炸的家庭。纳粹起家的一个道德号召就是要铲除魏玛共和国的腐败，但是纳粹自己也没有在德国建立起清明的政治。第三帝国的腐败是成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全员腐败。纳粹政权以腐败手段谋求体制的稳定，因此腐败行为受到纳粹当局的默许。即便少量腐败行为遭到了制裁，也只是为了纳粹党内小团体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的目的。纳粹的“民族共同体”在战争岁月中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强盗共同体”的特征。如果我们不把纳粹统治视为自上而下的独裁政权，而把它看作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腐败将纳粹统治和德国社会紧密交织起来，很多“普通的德国人”也通过中饱私囊参与到了纳粹的压迫和灭绝政策中来。

　　只要政治存在，腐败便是永恒的话题。且让我们从纳粹德国的历史经验中，对腐败与“民意”之间复杂而暧昧的关系稍加了解。

　　自1933年以来，腐败就一直是群众热衷的谈资。它在政府宣传的官方渠道越是被视为禁忌，在群众中就越是发展成一种私下里的“热门话题”。尽管纳粹党人对这方面的“民意”的尊重很有限，例如只是在战争后半期象征性地查处了一些腐败党员，但监视民情的政府机关却对群众的批评和不满作了细致入微的记录，正如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保安处的形势报告能够详细证明的那样。

　　“不是干部观察群众，而是群众在观察干部，而且是目光敏锐地察。”国家警察科隆分局在1935年如此描述群众对腐败这个话题的敏感度。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几乎所有的国家警察分局都记录到了群众“对贪官污吏统治和贪污腐败的怨言”。

　　正因为此，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一落千丈”。纳粹政权对“扫清党的门户”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否则就会“严重损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国家警察哈尔堡—威廉斯堡分局的报告撰写人在1934年4月问道：“冲锋队干部、官员和工人民意代表贪污公款、大肆挥霍金钱，东窗事发后有时还能得到上级的庇护和遮掩，一直到被警察侦破。看到这些，很大一部分群众感到失望透顶，对党的运动非常恼火，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国家警察柏林分局在1935年也作了类似的报告：“到处有人愤怒地说，甚至党的高级领导人也过着极其奢侈放荡的生活，山珍海味地大吃大喝，贪污受贿，还豢养着一大批阿谀奉承的奴才，让人想起战前的年代。”

　　国家警察科隆分局在1935年12月报告称，主要是工人和失业者发出怨言，指责“这种贪官污吏的统治四处肆虐，其恶劣程度不亚于魏玛共和国年代”。被政府宣传控制的新闻界对这种事情讳莫如深，但这也压制不了群众的怨声载道。恰恰相反，“被驯服的新闻界的沉默”——这是萨克森省长的讽刺说法——对政府来说不但无效，反而有害，而且更助长了谣言的散布。由于遮掩事实和刻意沉默，政府丧失了所有辟谣的机会，导致关于腐败的谣言四处传播，贪腐的金钱数额也被大大夸大。“政府越是不允许群众去一探腐败泥沼的究竟，群众就越是热衷于这个话题，并试图自己去探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关于德国事务的报道在1936年如此描述新闻封堵和造谣传谣之间的关系。

　　在某些个案中，群众的议论造成的压力太大，纳粹党人不得不在事后做出辩解，并被迫对遮掩真相的做法进行修改。例如，德意志劳工阵线驻弗伦斯堡办公室就不得不公开承认发生了两起贪污案，以便应对口口相传的关于腐败的谣言。1933年，巴伐利亚州农业主管兼国务秘书格奥尔格·卢博让人“赠送”自己一座农庄，导致民愤极大，甚至连已经被政府“一体化”的新闻界也讨论了“卢博案”。卢博后来又犯下了更多罪过，比如他贪污了本应用于援助失业者的粮食企业利润，将其用于私人用途，挥霍一空。于是，政治上再也保不住他了。“为了维持群众的健康和正确的情绪”，上级将卢博撤职，群众对此的反应是“如释重负”。盖世太保也报告称，在贪腐罪行被公开并遭到处罚的少数案件中，群众的反应都是“欢欣和赞许”或“普遍的满意”。

　　但严重的腐败往往使得愤怒的群众做出令政府极为难堪的事情来。例如，在社会上流传关于贪污腐败的传闻，尤其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腐败传闻后，群众的捐款热情就大大缩减了。1935年，国家警察比勒费尔德分局报告称：“发生了多起‘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会员拒绝继续捐款的事情。群众多次表示，将来一芬尼的钱也不会给‘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了;甚至有人多次提出要解散‘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理由是，这样一来，腐败的源头就被彻底消灭了。”

　　国家警察哈尔堡—威廉斯堡分局也报告称，腐败“严重挫伤了群众奉献和牺牲的积极性”。1935年在布雷斯劳，市长赫尔穆特·雷比茨基挥霍巨款扩建自己的官邸别墅，群众的回应是“举行大型集会，发表敌对国家的言论”(“猪食槽还是原来那个，只是吃食的猪换了”)。在希尔德斯海姆，森金工厂的德意志劳工阵线企业领导人贪污了公款，全体职工因此不再使用“希特勒万岁!”的问候语，而是改成举起一只手，以“要诚实!”互相问候。在弗兰肯，省部书记施特莱彻要求商界将圣诞节期间营业额的2%至3%上交给政府，引起了零售商们的激烈反应。于是，在1938年1月，流传着一封《致弗兰肯零售业人士的公开信》，其中详细描绘了省部书记的奢侈生活，最后一段是：

　　如果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要求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会心甘情愿地将全部(原文为着重体)营业额和最后一个芬尼都捐献出来!但对于一个贪官污吏——甚至最腐败的赤色体制也不会滋生出这样的腐败分子来——对于一个贪图享乐的人，一个四处大吼大叫的游手好闲之徒，我们一分钱也不给。他的别墅、破产的庄园、汽车、“电影明星”和剧院小婊子，他的出国旅游，以及让同伙闭嘴的收买人心的钱，都应当让他自己付账!

　　这封公开信的语气虽然非常强烈，但对希特勒本人的正面评价却表明，群众对腐败的批评几乎从来不会对整个纳粹统治提出质疑，而是对政权提出有限的批评。“如果元首知道这事就好了!”这样口口相传的话对于群众的基本态度，即在针砭时弊时几乎总是对政府仍然赤胆忠心来说是非常典型的。早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国家警察机关就在其形势报告中指出，群众不仅对希特勒本人没有任何批评，而且纳粹“金雉鸡”(第三帝国时期老百姓对纳粹党高官和高级将领的一种戏谑的称呼，因为他们的制服非常富丽堂皇。)们的丑行越是被揭露出来，元首的形象就越是光辉伟大。“群众看到元首始终是生活朴素、态度谦逊，对他一直高度信任。因此人们以最真挚热诚的方式庆祝元首的生日。”柏林警察局长在1935年5月如此说道。

　　群众对腐败的其他评论和批评在原则上也都是顺从政府的。例如，人们指责党的干部的行为“不符合团结群众的精神”的时候，绝不是在批评纳粹意识形态本身，而只是批评干部们在实践中没有好好遵从这个意识形态。

　　前线战士和其他参战者对政府优待“老战士”的做法大发牢骚，认为“他们自己是资格最老的战士，至少应当得到与党的‘老战士’同等的照顾，得到相应的安置”。他们固守着极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家长式作风，批评的并不是提携党羽这种体制本身，而仅仅是在抱怨为什么自己没受到照顾。因此，尽管腐败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造成了损害，但在纳粹独裁统治的初年，群众对腐败的批评并没有达到危及整个统治系统的程度。

　　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有两个新发展使得这种国内政治问题大大缓和了。首先，与纳粹政府内政外交的辉煌成就相比，腐败在民众心目中根本算不得什么重要问题;贪污腐败和结党营私被认为是一个总的来讲非常成功的政权的阴暗面，受到容忍。另外，群众对腐败行为渐渐习以为常，感觉也变得迟钝了。“人民对一切丑行都冷静超然地予以容忍，着实令人震惊。”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在1937年11月报告称，“从这种冷静超然，我们可以看出，道德已经沦丧到了什么程度。很多群众对任人唯亲和贪污腐败已经甘心容忍。”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对腐败的愤怒已经不能被较年轻的人所理解。群众听天由命的基本态度在“民不告，官不管”这句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记者雷蒙德·普雷策尔(化名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30年代末得出结论，人民已经完全领悟了官方对腐败话题的禁忌：由于纳粹领导人的贪腐数额极大，困惑的德国公众已经不用正常的名字称呼这种行为了。这些强盗是些大土匪，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权势炙手可热的大老爷。他们的权力极大，又极其厚颜无耻，人们不是为遭到抢劫而感到愤慨，倒是要庆幸，自己的东西还没有被抢光。

　　30年代后半期经济的蓬勃发展是群众的谅解和容忍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危机的凄惨岁月之后，群众对富丽堂皇的装扮并不感到反感，在某种程度上还认为这是富足生活和新德国的强大国威的恰当体现，对其表示欢迎。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奢侈成癖、腐化堕落的赫尔曼·戈林为什么毋庸置疑地受到群众爱戴了。他和他的妻子，曾经是演员的埃米·松内曼，满足了老百姓“追星”的需求。

　　1941年底1942年初，群众对腐败无动于衷地容忍甚至是接受的阶段结束了，让位于一种敏感。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失败、盟军开始集中轰炸德国城市，以及粮食供应的缩减，使得群众发出了“极其激烈的不满呼声”，同时人们也更加抱怨领导人享用的“外交官配给”。亚诺夫斯基和内特林那样的案件如果是在30年代肯定不会引起多少注意，现在却能引起群众的高度关注和一连几周的激烈讨论。

　　工人以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对“民族共同体”内不同阶层承受战争苦难的程度不同和享受的生活条件不平等的不满。例如，一名工人对内特林案评论道：“我们希望终有一天能看到，对待那些大佬们也像对待平头百姓一样，否则的话，这个国家就要被冰雹砸得千疮百孔了。”党卫军保安处报告称，“群众对领导阶层的腐败现象越来越关注”。群众对当时的局面概括如下：“打死苍蝇，放走老虎。非常大的老虎不仅不怕被打，还能吃到更多肉。”

　　对政府来说，保安警察与党卫军保安处长官关于群众对刑事反腐斗争的意见的报告是令人不快的，报告的标题就很能说明问题：《诉讼中的双重标准》、《在决定是否逮捕时的双重标准》、《刑事诉讼中的双重标准》、《判决执行中的双重标准》、《判决结果公布时的双重标准》、《后续处理中的双重标准》。

　　政府领导层对群众的怨言的应对方法就是，通过象征性地、展示性地查处若干官员来安抚群众。早在纳粹统治的早期，政府就一直是这么做的，治标不治本，目标仅仅是安抚一下群众，而不会造成什么体制性的影响，因为那样的影响有可能会危及整个统治系统。但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在纳粹党内部，也有人表示出对腐败的不满了。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之后，很多党员不再对贪污腐败和骄奢淫逸的行为无动于衷了。

　　例如，党卫军人事总局局长，党卫军中将马克西米利安·冯·赫夫按照很多党卫军高级军官的习惯做法，驱使刑事罪犯和集中营囚犯去美化自己的私人宅邸，就遭到了党内同志的斥责。柏林—齐伦多夫的毛奇党支部的妇女工作领导人向党卫军保安总局检举了冯·赫夫，于是这位党卫军将军不得不向主管的党支部领导人写了好多页的报告，来为自己辩解。另外，纳粹党齐伦多夫县级机关领导人也插手此事，转达了群众的很多怨言，向冯·赫夫呈送了驻柏林的党卫军干部的“罪行录”，认为这是“要中饱私囊，不要社会主义”的“极佳体现”。这位县级机关领导人以灰心失望的理想主义者的口气补充道：

　　我必须承认，很少有政府、国防军和经济界的领导人让我，以及我属下的干部感到愤慨和失望。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大多是党的领导人。我满怀着悲痛，将现在的情况与斗争年代作了比较。在那决定命运的岁月里，我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冲锋队员，当时我们在讨论中向马克思主义者和受蒙蔽的德国工人作了批评，向他们指出，他们的领导人还在野的时候可能还曾经是革命者，但在掌权之后的短短十年内就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敏感。作为理想主义者，我坚信，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一定能克服这种时代的局限。

　　一方面，这位县级机关领导人仔细地注意到了群众的呼声，不仅对腐败问题认真对待，而且非常不寻常地公开使用“腐败”这样的字眼。另一方面，他对腐败的体制性原因的认识又完全是盲目的，称其为“时代的局限”，认为通过理想主义的基本态度就能克服这种局限。

　　这种对现实的局限理解和对体制缺陷的盲目对于纳粹党内批评腐败的人士来说，是非常典型的，这在党中央办公室的一位部门主任海因里希·海姆于1944年4月撰写的一份文件中也表现得很清楚。在这份文件中，海姆不仅把握住了人民群众对“老战士”受到的庇护的愤慨，自己也用激烈的言辞表达了这种义愤填膺的态度：“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一事无成;很多人是人生失意受挫之徒。”对“老战士”的系统性庇护和新闻界的噤声对于纳粹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是一个“灾难”：

　　“我们从这样一个虚无的神话出发，即：谁要是老早就参加了党的运动，他就是大家的楷模。结果就是：对于形形色色、数量极大的远远算不得楷模的恶棍流氓，我们不得不(原文为着重体)克制自己，不敢去动他们一根毫毛。群众对这些‘镀金’的家伙公开地表示反感，这种事情在我党掌权后最初几年就已经屡见不鲜，因为这些恶徒没有丝毫的顾忌，厚颜无耻地要求党庇护他们。他们玷污了党的英明，嘴边还总是挂着党的事业。那时群众还不像后来那样灰心绝望。”

　　因此，纳粹党“欠德意志人民一个债，有义务将他们从这个噩梦中解救出来，他们已经被这个噩梦折磨了十年之久”。

　　海姆非常坦率和直接地严厉批评了他所谓的“党的肿瘤”，他的坦诚是非常少见的。但他的批评仍然是肤浅的，因为他将腐败的“党棍”与“元首的光辉形象”作对照。但恰恰是被他称颂的元首系统性地促进腐败现象的滋长，并利用腐败来达到自己个人的统治目的。另外，海姆文件的副标题《战争结束后退休的党干部的范围》说明，他认为只有到万众期待的“最终胜利”之后，腐败的问题才能解决;他写这份文件，首先是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不管怎么说，海姆的文件以及上文所说的那位县级机关领导人的报告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纳粹党内人士不仅了解到了群众的批评，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表示认同，至少在党内也发出了这样的批评。

　　德国的抵抗运动也试图利用民意，把它当作一个理由，为刺杀希特勒辩护。

　　“阴谋集团利用了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观点，其攻击国家社会主义的煽动以反腐斗争为中心。”保安警察与党卫军保安处长官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在《关于敌对国家社会主义与国社党的阴谋集团的观点的特别报告》中如此写道。对于1944年7月20日政变的一些参与者来说，腐败的严重程度就是他们加入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动机。例如，弗里茨—迪特罗夫·冯·德·舒伦堡原先是个坚定的纳粹分子，但在看清东普鲁士省部书记埃里希·科赫的腐化的统治手段之后，就与纳粹政权越来越疏远了。

　　卡尔·格德勒也是由于看到了纳粹统治者的腐败，才与其划清界限的。他在拟定的新政府声明中写道：“纳粹政权的高级领导人和最高统治者在我们原先纯洁无瑕的人民中将腐败传播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纳粹政权骇人听闻地背叛了德意志人民及其灵魂，彻底地践踏和歪曲法律，无耻地腐化堕落，这些罪行的证据都将大白于天下。”在一份计划好的声明中还有这样的段落：

　　全国人民多年来一直在窃窃私语：“看看那个省部书记，看看那个县级干部，看他是怎么捞钱的。”在战争期间，高级官员和最高领导人在德国和占领区以最厚颜无耻的方式疯狂敛财，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而千百万德国家庭却陷入困境，是可忍孰不可忍!

　　德国抵抗运动企图通过批评腐败来赢得民心，为自己争取广泛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做法能否奏效，是个很大的问题。无论如何，格德勒将腐败官员与受苦受难的“民族同胞”对照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正是他努力争取的“民族同胞”被纳粹党人推到了种族等级制金字塔的最顶端，通过剥削被占领的国家，维持着很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对犹太人财产“雅利安化”的得益者也绝非仅仅是一小撮纳粹干部，更不用说那些直接参加剥削占领区的军人、行政官员、企业家和迁徙到东欧的德侨了。

　　纳粹的“民族共同体”在战争岁月中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强盗共同体”的特征。这表现在群众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上，比如就有人恬不知耻地要求政府用犹太人财产来补偿遭到轰炸的家庭。尽管广大群众都严厉批评“贪官污吏统治”和腐败现象，但或许人民群众的思想已经被纳粹的强盗心态感染了。例如，一名德国士兵于1944年在诺曼底被俘后如此解释帝国元帅戈林为什么广受爱戴：“戈林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喜欢吃喝，喜欢女人，喜欢欺诈舞弊，尤其是喜欢欺诈舞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