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京采访期间，那里正在全力申办2016年奥运会，第二个奥运梦，与1964年那一个有太多不同。他们的宣言变成：“值此‘都市的世纪’，希望借助都市之力建立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强烈地期待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奥林匹克运动会……把奥运会与东京更深远的复兴及有力的促进运动联系起来，改变日本。”

　　尽管口号提得富有煽动性，民众积极性还是调动不起来。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石原慎太郎还是积极为申办鼓与呼的东京都知事，他表达着自己的遗憾：“(1964年)整个日本都沉浸在喜悦的气氛当中，大家都用不同的方式为奥运会服务着，非常地团结。但是现在的日本人都变得崇尚个人主义，很少有人要团结起来为申办奥运做事，人们都是抱着旁观者的态度，心里想着如果办奥运，可能会去看看。”

　　民主社会进入超稳定结构之后，个人主义显得比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重要得多。到了最近几年，经济的持续不景气让日本社会需要某种外部因素的提振，这或许也是申奥支持率回升的主要原因，但是，五环在日本的号召力无论如何也不会重现1960年代的盛景。

　　伦敦与东京一样，都是战后第二次主办奥运，伦敦还要借助奥运推进城市的均衡发展，比如大兴土木“改造”贫民区之类，搞得甚是喧嚣，东京连这些都不需要——一切都令人放心恰恰是他们赢得申办的最大优势——他们的目光，如今更多地落在城市软实力的提升上。我看到，日本人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愿景，就是让城市发展成国际观光型都市，吸纳更多游人，同时也强化自己的体育品牌。还有一点在我看来也很重要：尽管两次主办奥运相隔56年，东京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1964年留下的奥运遗产，新的建设投入少之又少。

　　关于新一届东京奥运会，我们知道的最热门新闻无非是这个：2015年7月，日本政府否决了奥运新建主体育场的设计方案，毕竟，要为它的奢华支付太高的成本，民怨沸腾。“超鸟巢没戏”，中国的环球网起了这样的标题。虚荣心谁都有，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对它加以节制。在我看来，否决案是一个成熟社会的必然选择。

　　2015年春天，为了建造新的国立竞技场，老国立竞技场进行解体工事(图/Edomura no Tokuzo)

　　1957年日本开始调查国民体育参与率，当时男性的参与率只有23%，但奥运会后的第二年，这一数字就飙升到45%。趁着这股热潮，日本体育开始转身，从1965年开始，政府的预算更多地投向了国民体育。

　　东京奥运会的申办和成功举办促进了日本大众体育的发展。日本1997年和2015年体育白皮书中的统计数据表明，东京奥运会之后到2000年日本每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65年的45%上升到2000年的68%。其中，2000年日本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周参加2次体育活动以上的占全国总人口的40.8%，每周2次每次30分钟以上者已达33%。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我国。

　　1984年日本已有利用公共体育设施的各种类型的体育俱乐部30万个，1994年已达37万个，2000年参加体育俱乐部的人已占总人口的22%。

　　日本为准备东京奥运会而投入的资金是当时奥林匹克历史上最高的，如果把所有相关事业的投资均计算在内的话，高达1兆日元，按当时1美元折合360日元的汇率，约合30亿美元。这当中比赛设施和奥运村投资160亿日元，运营费60亿日元，道路及其他825亿日元，这几项总计约1000亿日元，其余是为突击完成东海道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东京高架单轨电力、东京地铁及交通网的整备而投入的。

　　见到山田直稔先生那天，完全看不出他已经82岁，在两国国技馆里，这位相扑爱好者攥着那把标志性的扇子，楼上楼下一溜烟地小跑，事实上并没有很紧急的事情。日本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副作用是，老年人要把自己激励得更有活力。

　　“我是日本的奥林匹克大叔。”山田直稔喜欢反复向周围人强调这一点。“大叔”并非妄言，从1964年开始，他追随日本运动员参加了许多重要比赛，尤其难得的是亲历了历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全世界似乎还找不出第二人。

　　这一幕发生在2008年3月，我在东京忙碌了十多天，只为完成这样的题目——奥运给当年的东京乃至日本带来了什么?当然，还有一个隐含的、现在想来有些幼稚的问号——奥运也会给北京乃至中国带来这些变化吗?

　　那一次，我和伙伴采访了几十人，有运动宿将，有经济学家，还有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当时中国正为北京奥运的即将到来亢奋得不得了，日本则为是否申办2016年奥运会而纠结(石原先生极力鼓动但民众不太买账)。

　　七年之后，你会发现又发生了太多故事，东京申办2016年奥运会失利但赢得了2020年的，民众对奥运的支持率回升到了七成，石原先生却辞职了，北京则刚刚赢得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一种说不清的势能在中日之间积蓄着，围绕奥运这个题材，北京和东京之间有太多故事要延续。

　　1

　　在日本，山田直稔堪称现代奥运的见证人，这位木材厂老板的儿子、日本大学的建筑学毕业生，本应该有另一种成就，而改变他一生走向的，恰恰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1960年，东京申办1964年奥运会终获成功，此前，他们两次与奥运擦肩而过。1940年奥运会原本确定由东京承办，正推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毁约弃权，导致那届奥运会流产;二战战败后，它还一度被排除在奥林匹克之外。重返国际奥委会之后，在1960年奥运会的竞逐中，东京败给了罗马。

　　失利让东京的申奥决心反倒更为坚决了，大有不惜代价、务求成功的气势。这与北京的经历有几分相似。

　　我查阅到了1960年5月19日东京都议会通过申奥议案的决议，摘录其中的一些字句，可知政府方面在奥运上的诉求——

　　“独立之日本，为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再出发，让世界了解热爱和平的体育文化……为作为国际信义的友爱做出贡献。”

　　1964年10月10日，日本与全世界都在期盼这个时刻，它也将是奥运会第一次来到亚洲。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图/Kohls, Ulrich)

　　“战后，日本的形象不太好，日本人上下一心，希望让全世界重新看一下自己，日本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山田直稔对于那段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滋味印象深刻。

　　要解读战后日本，不妨先说说日本的“三种神器”。所谓三种神器，原指日本天皇手中代代流传的三件珍宝，到了现代社会，它的含义被演绎，并成为衡量日本人生活水准的真切可感的指标。

　　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舔舐伤口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了19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黑白电视、洗衣机、冰箱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家庭，它们在日本被称为“三种神器”，类似于中国当年的“三大件”。

　　1964年，日本的三大神器之一：黑白电视机(图/Zaphod)

　　经济的复苏，让日本人洗刷战争耻辱、重回国际社会的愿望变得迫切起来。

　　战争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光荣与梦想，东京奥运会负载着太多的宏大命题，开始了当时奥运史上最昂贵、最奢侈的筹备。

　　2

　　我曾问几个在北京生活或逗留过的韩国人、日本人，承办奥运会时期的汉城(今首尔)和东京是怎样的景象。他们的回答是：和现在的北京差不多。

　　他们的意思很明白，这几座城市对举办奥运有着近似的狂热，而剧烈变化着的首都也非常相似，城市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甚至带有几分野性。

　　1963～1964年，假如你到访东京，会为眼前的场景惊骇不已：东京市内的许多主干道上，竟挖出10000多个大坑，为的是修建高架路桥，计有7000多栋房屋、50000多名市民因奥运工程拆迁。城市里到处沟壑纵横，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竟使1000多人丧生。

　　日本作家开高建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的东京没天没水，只有头顶的钢筋和脚下黑色的废墟。”去奥运工地劳动者的住处看一看，条件之艰苦让人寒心，生活空间阴暗拥挤，肮脏破败，空气中弥漫着屎尿的味道。

　　把今日的东京轨道交通图挂在墙上，也许会有蜘蛛本能地爬上去。它是如此密集，承担起这座城市八成以上的交通任务。而奥运周期是轨道交通被突击建设的阶段，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也自此成为东京的方向。

　　此外，首都高速公路网一期工程、连接东京和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承担国际航空的成田机场、标志性的东京电视塔，都在奥运周期内建成，而且大多是抢工期，突击完成。其中新干线1964年7月底竣工后试运行，其间多次出现脱轨等事故，终于赶在奥运会开幕前9天正式开通。

　　因为城市人口急速增长，1961～1964年，东京出现了严重的供水不足。教育和福利也一时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社会矛盾凸显。后来，政府逐渐意识到过大的都市面临许多问题，开始提出城市人口的“抑制”政策。物价上扬，房价高企，东京处于非正常的亢奋状态。

　　显然，山田对中国的现实并不熟悉，他提醒说，北京奥运肯定改变城市面貌，也会有一个物价飞涨的阶段，因为当年的东京就是这样——事实上，北京早已进入这种状态。

　　2008年初，冰雪灾害让大半个南中国几近瘫痪，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在承办奥运会前期也是天灾人祸不断。我更愿意相信，这仅仅是一种偶然。

　　据《映像100年史》记载，1963～1964年，暴雪、地震、豪雨在东京及周边地区先后肆虐，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矿难、飞机失事、列车相撞、电厂爆炸等令人震惊的意外也在同期频繁发生。

　　东京都政府当初为了说服民众支持申奥，提出的口号是“奥林匹克能赚钱”。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宣称承办奥运会预计要投入200亿日元，而收益可达到270亿。最后的实际情况，却是奥运游客不足预期的一半，整个奥运经济账也是明显入不敷出。

　　其实，那时候让民众支持奥运，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虽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但受浓重的东方国家主义影响，日本人也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之传统，人们认为理应为国家的重大事务做出奉献，及至个人牺牲。为了“国家大事”，一度在1964年前半年还很激烈的学生运动，在奥运开始前自动停息。

　　原北京电视台记者徐春昕曾做过东京奥运寻访，日本受访者向她描述当时的社会热情：每一个居民委员会要开会，每一个学校要训话，专门讲述奥运的意义;每一个有特长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每一个公司都要鼓励职工参与奥运会的工作。

　　申奥时，日本媒体提及东京的优势，总结为“700万都民(指东京都市民)之衷心要求”“举国一致之体制”。其实并非虚言。

　　每年的10月，东京奥运会的开幕纪念日，铸造工匠铃木文吾都要专程赶到东京，到国立竞技场擦洗火炬台，以此祭奠为铸造火炬台献出生命的父亲铃木万之助。铃木家族是日本铸造方面的名匠，负责铸造奥运火炬台。在盛会还有三周就将开幕的时候，模具在浇注过程中破裂，看上去这个无比重要和神圣的任务已无法完成。68岁的铃木万之助羞愤难当，心力交瘁，三天后就命赴黄泉，其子铃木文吾继续着父亲未竟的工作，巨大压力下的铃木文吾立下誓言：“如果失败，不但我家族永难翻身，而且故乡都将为此蒙羞。若有失败之日，我将切腹谢罪。”

　　赶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巨大的火炬台竟奇迹般地铸造成功。铃木文吾后来曾说：“我的生活很贫苦，但这又怎样，毕竟一件留给将来的东西，是我的。”

　　在西方人当时看来，把这项工作与人的生命相联系是难以理解的，而铃木家族的故事，在日本人心目中却成为与奥运有关的一段佳话。

　　3

　　1964年10月10日，第18届夏季奥运会在东京国立竞技场开幕，74160人出席，日本天皇也御驾亲临。欢腾的日本民众不会记起，21年前，也是在这里，日本天皇出席日军的“新徒出阵”仪式，接见两万多即将投入战争的新兵，鼓励他们在“圣战”中效忠。同一块体育场，物是人非，日本人希望借助喷气式飞机在天空划出的五环，驱除那场战争的阴霾。

　　对于奥运，普通人的狂热体现在售票处。为买奥运比赛门票，许多人扛着行李赶到售票处，排在前面的市民居然是提前五天就到了。1964年10月2日，中央邮局发售1000枚奥运纪念币，门前排起了6000人的长龙。

　　为了观看家门口的奥运会，相当多的家庭在1964年添置了电视机，或者把黑白电视换成彩电。1960年，日本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为54.5%，到举办奥运的1964年，这一数字飙升到93.5%。那一年，美国发射的“辛科姆”通信卫星可以向世界各地传输奥运信号，实现了奥运史的第一次电视直播。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手举圣火的坂井义则跑向圣火台(图/ eystone Press)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回忆说：“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1964年10月10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是对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而让那些西方人惊叹的不只是这个东方民族的狂热，还有这个国家国民的素质。一个广为传播的细节是，开幕式结束后，偌大的体育场居然看不到一张废纸。

　　民众热情的最高潮，无疑属于女排决赛。据NHK电视台的记载，那场比赛的瞬间最高收视率竟达到85%，比后来轰动日本的“红白歌会”更高。当日本女排最终取胜，有媒体评论说：本届奥运会在今天(10月23日)开幕，也在今天闭幕。

　　那场历史性的女排决赛，并不是以一个完美的细节收场，最后一个球的争夺中，苏联队员被判触网，日本姑娘不战而胜。裁判哨声吹响，日本队员和亿万观众都怔了片刻，才猛然意识到伟大时刻来临。

　　20年之后，女排题材的体育传奇移植到中国人身上，成为我们的民族强心剂，被强调的主题词同样是“拼搏”，这算不算东方式的巧合?

　　如同被毒瘾俘获，在经历了东京奥运赛场一个个激越瞬间，尤其是目睹日本女排夺冠之后，山田直稔深深迷恋上了体育带来的快感。东京奥运会之后，普通日本人渐渐平息了血脉的激荡，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以山田直稔为代表的一群人，却一直被那种激情紧紧攥住。

　　有身后的家族企业做依托，经费不是山田发愁的事情。他组建了一个日本体育后援团，开始了全球化的粉丝行动。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个镜头，感动了包括山田直稔在内的无数日本人。当运动员们以很自由的方式集体入场，一些兴奋的外国运动员把日本代表团的女旗手福井抬起来，绕场一周。《20世纪日本》一书这样评价这一细节的意义：“被孤立的日本回到世界。”感人的场景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为奥运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了。

　　1936年柏林奥运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都曾给奥运抹上过分浓烈的政治色彩。像所有国家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举办国一样，日本争办奥运会，也是一种迫切的政治上的“形象工程”(也有人刻薄地称之为“粉饰太平”)。回望1964年东京奥运会，不得不承认，这项“形象工程”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当年的日本报纸，有的把1964年称为日本的“国际化元年”，有的把奥运会闭幕时刻称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1964年，确实是日本重回国际社会的标志性年份。除了承办奥运会，另有大事件很“巧合”地发生——这一年，日本加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办奥运会，外国人都进来了，我们很开心，日本人当时很希望与外国人交流。”山田直稔的话印证着日本人当年渴望对外交流的心态。

　　随着门户大开，日本人的生活也开始更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化。

　　新井一二三说，直到1950年代末，东京人的家庭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榻榻米。

　　“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榻榻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4

　　SEIKO(精工)在奥运会前一年承担起计时设备的提供任务。他们做出了一个当时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要在奥运会上提供石英计时器。那时，人们还生活在机械表计时时代，而重量超过一吨的石英表只能用于天文。难道SEIKO要把庞然大物安放在赛场里?

　　奇迹在奥运开幕半年前发生，SEIKO居然推出一款精巧的石英精密计时器，人们不禁对着它惊呼：天啊，这东西只有3千克!而这种表的计时精度也比机械表提高了一百倍。这段奥运传奇，被SEIKO视为企业腾飞的里程碑。而精巧、耐久、精密的日本工业产品，开始借助奥运会给世界以惊喜。

　　借助奥运，日本改善了自身形象，也获得了更开放的心态和国际性的视野。无法满足于国内市场的日本企业，开始了商业上的疆土拓展。

　　事实上，以奥运为契机走向世界的日本企业与日本品牌，还远不止一家SEIKO，索尼、美津浓等许多品牌的全球化拓展，都是抓住了奥运这个天赐良机。

　　以奥运之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运输业、通信业等行业的高速发展，造就了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的阶段性繁荣。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在1967年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让我们延续一下“三种神器”的故事——到了东京奥运会之后，国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彩色电视、窗型冷气机、汽车非常普及，成为新“三种神器”。报纸上满眼都是汽车广告，鼓动日本国民赶快进入“My car”时代。

　　1962～1964年，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超过了10%，史称“奥林匹克景气”。不过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繁荣。从1954年至1970年，日本经济先后经历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和“伊奘诺景气”。奥运投资过热导致1965年出现半年左右的萧条期，随后又进入高速路。以此判断，夸大“奥运经济”对日本腾飞的助推力显然是不客观的。

　　日本的“北京奥运支持会”是一个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民间组织，其理事长冢大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虽然单从经济数据上分析，举办奥运会对日本经济崛起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于身处战败阴影中的国家和战后废墟中重建的城市而言，奥运会带给了战后日本“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精神动力”。

　　如果一定要为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寻找一些外部原因，奥运会的直接拉动作用甚至未必比得上“战争财”——越战、韩战的巨大军需，让日本工厂里的机器以更强的分贝日夜轰鸣。《日本历史》之现代卷记载，“韩战过后，日本经济已基本恢复战前水平，国民收入急速上升”。

　　日本经济崛起与中国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它没有造成悬殊的贫富分化。正如新井一二三所说：“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

　　奥运会带来的全球性游戏规则，远远超出了体育范畴。如今的日本，差不多成了世界上工作压力最大的国度，而山田直稔说，日本的传统文化是不鼓励竞争的，经历了奥运，好像竞争的意识突然强烈起来。“我本人不喜欢竞争，为什么要那么大压力呢，大家开心就好。”但是，老人的态度有时略显矛盾，“日本现在在体育上不爱竞争了，没有进取心了。”这又是他不喜欢的。

　　5

　　所谓的“缺乏进取心”，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在追求体育的另一种境界。

　　不知道日本在奥运后的体育道路抉择，对中国有无借鉴意义。1964年，日本在本土奥运会上奇迹般地获得16枚金牌，金牌数位列第三。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继续追逐“奥运争光”一类的梦想，而是借此完成了向大众体育的优雅转身。

　　对奥运的巨大关注也唤醒了普通人的体育热情。1957年，日本男性的体育参与率只有23%，奥运会后的1965年，这一数字已飙升为45%。而多数不需要工作的日本妇女，是体育热的重要推动者。

　　公众的体育参与热情，无疑是首先被“东洋魔女”引燃的。身份为大阪一家纺织厂原料采购部经理的业余教练，带领纺织女工们，竟战胜了异常高大的、专业体制下的苏联女排，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族英雄。日本女排的故事像一个丑小鸭的童话，使普通民众发现，原来奥运民族英雄就出自身边，他们自己也可以投入到运动的乐趣与激情中。

　　奥运会后，日本盛行“妈妈桑排球”，乒乓球也很受妈妈桑们钟爱，中国的许多退役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谋生，都以陪妈妈桑们打球为主业。

　　小野乔堪称当年日本的体操王子，曾获得过五枚奥运金牌，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作为运动员代表进行了宣誓。奥运会之后，他和妻子小野清子告别竞技体育，于1965年开办了日本第一家面向普通民众的体育俱乐部。渐渐地，大众化的运动俱乐部风靡日本，到1994年，这类俱乐部竟多达37万家。

　　大众体育兴起的同时，竞技体育也在被重新审视。

　　1968年1月9日，27岁的马拉松运动员圆谷幸吉在家中割颈自尽，他留下的遗书刺痛的不仅是他的家人和亲友。“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不能再跑了，我真的想成为一个胜利者，但我太累了。”

　　东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圆谷幸吉并不被人看好，却凭借超强的意志搏到一枚铜牌，其冲过终点后痛苦得满地翻滚的场景，是如此符合日本人推崇的隐忍、执着的品质，圆谷成了那届奥运会的英雄。

　　不甘心铜牌，一定要为日本夺金，舆论在切盼，圆谷本人也不断自我施压。他一直进行着魔鬼式的、不尽科学的训练，伤病也随之增加。实力所限加之伤病之虞，让圆谷幸吉自感1968年奥运夺冠的梦想有点遥不可及，“英雄”终于精神崩溃。

　　当时日本体育的成绩主要由陆上自卫队支撑，圆谷幸吉也是一位自卫队选手，严酷的自卫队“强化选手训练”制度是竞技体育升空的引擎，也被认为是杀死圆谷幸吉的祸首。这种体制类似于中国的所谓“专业体育”体制，当年《每日新闻》的体育记者冈野对那种训练并不陌生：“自卫队的训练方式和外界那种自由宽松的训练环境是不一样的。不管队员压力是否太大，不管身体状况是否承受得起，都要进行艰苦训练。”

　　圆谷自杀事件让日本人大为震惊，各大媒体开始对锦标主义、奥运战略进行反思，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声音是，日本正“忘记体育的原点”。《朝日新闻》的评论是“无视人性的期待”，激烈批判了现代竞技中的狭隘民族主义，痛斥锦标主义对人性的戕害。

　　对现代竞技运动的批判，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抵制名古屋申奥的运动。当名古屋市提出申奥，意外招致民众激烈反对，舆论普遍认为，应该把财政经费用于大众体育而非少数运动精英。

　　大阪也曾与北京一起竞逐2008年奥运会承办权，不过与名古屋那次申办一样，国内民众“动员力不足”，反对声浪巨大。虽然长野也曾在1998年举办冬奥会，但留给作家新井一二三的印象仅仅是“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事情”。

　　奥运痴迷者山田直稔也在悄然转身，他最初只是一个体育民族主义者，满世界追着日本选手为他们加油，“做着做着，我发现世界和平很重要，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从此，这个不会外语的人俨然成了社会活动家、奥林匹克宣传大使，在东京一家咖啡店里，他兴奋地向我展示与几乎所有历任日本首相、与撒切尔夫人、萨马兰奇等名流的合影。在他那把金灿灿的扇子上，写着目前后援团的主旨：“笑脸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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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东京采访期间，那里正在全力申办2016年奥运会，第二个奥运梦，与1964年那一个有太多不同。他们的宣言变成：“值此‘都市的世纪’，希望借助都市之力建立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强烈地期待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奥林匹克运动会……把奥运会与东京更深远的复兴及有力的促进运动联系起来，改变日本。”

　　尽管口号提得富有煽动性，民众积极性还是调动不起来。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石原慎太郎还是积极为申办鼓与呼的东京都知事，他表达着自己的遗憾：“(1964年)整个日本都沉浸在喜悦的气氛当中，大家都用不同的方式为奥运会服务着，非常地团结。但是现在的日本人都变得崇尚个人主义，很少有人要团结起来为申办奥运做事，人们都是抱着旁观者的态度，心里想着如果办奥运，可能会去看看。”

　　民主社会进入超稳定结构之后，个人主义显得比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重要得多。到了最近几年，经济的持续不景气让日本社会需要某种外部因素的提振，这或许也是申奥支持率回升的主要原因，但是，五环在日本的号召力无论如何也不会重现1960年代的盛景。

　　伦敦与东京一样，都是战后第二次主办奥运，伦敦还要借助奥运推进城市的均衡发展，比如大兴土木“改造”贫民区之类，搞得甚是喧嚣，东京连这些都不需要——一切都令人放心恰恰是他们赢得申办的最大优势——他们的目光，如今更多地落在城市软实力的提升上。我看到，日本人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愿景，就是让城市发展成国际观光型都市，吸纳更多游人，同时也强化自己的体育品牌。还有一点在我看来也很重要：尽管两次主办奥运相隔56年，东京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1964年留下的奥运遗产，新的建设投入少之又少。

　　关于新一届东京奥运会，我们知道的最热门新闻无非是这个：2015年7月，日本政府否决了奥运新建主体育场的设计方案，毕竟，要为它的奢华支付太高的成本，民怨沸腾。“超鸟巢没戏”，中国的环球网起了这样的标题。虚荣心谁都有，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对它加以节制。在我看来，否决案是一个成熟社会的必然选择。

　　2015年春天，为了建造新的国立竞技场，老国立竞技场进行解体工事(图/Edomura no Tokuzo)

　　1957年日本开始调查国民体育参与率，当时男性的参与率只有23%，但奥运会后的第二年，这一数字就飙升到45%。趁着这股热潮，日本体育开始转身，从1965年开始，政府的预算更多地投向了国民体育。

　　东京奥运会的申办和成功举办促进了日本大众体育的发展。日本1997年和2015年体育白皮书中的统计数据表明，东京奥运会之后到2000年日本每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65年的45%上升到2000年的68%。其中，2000年日本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周参加2次体育活动以上的占全国总人口的40.8%，每周2次每次30分钟以上者已达33%。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我国。

　　1984年日本已有利用公共体育设施的各种类型的体育俱乐部30万个，1994年已达37万个，2000年参加体育俱乐部的人已占总人口的22%。

　　日本为准备东京奥运会而投入的资金是当时奥林匹克历史上最高的，如果把所有相关事业的投资均计算在内的话，高达1兆日元，按当时1美元折合360日元的汇率，约合30亿美元。这当中比赛设施和奥运村投资160亿日元，运营费60亿日元，道路及其他825亿日元，这几项总计约1000亿日元，其余是为突击完成东海道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东京高架单轨电力、东京地铁及交通网的整备而投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