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选择摆在大家面前：一、若不救治，斯大林苏醒过来，大家要担失职之责，但不出头，风险会低得多;二、谁做了主张，万一救治失败，同样要担责，而且可能性命不保;三、假设谁安排了高效及时的救护工作，一切井井有条，斯大林苏醒过来，可能会被扣上“擅权”罪名，斯大林会怀疑“这个国家是你控制，还是我控制，你怎么能独自发号施令把重大事情，尤其关涉斯大林安危的事情办得如果有条不紊，是不是平时早就暗中拉帮结伙，培值势力……”

　　何况，当时苏联最顶尖的医学权威都关在卢比扬卡监狱，无人敢做决定把专家们放出来治病。当然，他们派人去监狱里咨询了专家。那些医学权威们多数在监狱里早被关傻打懵了，哪还会看什么病。最终有一位根据病情判断，斯大林情况太严重，意思就是可能会死亡。

　　另一个推论是合理的，主席团成员们对救护斯大林并不上心。当时高层“老同志”们有个心知肚明的事实，斯大林已经多次旁敲侧击，准备清洗掉战争年代他亲手缔造的高层领导圈，换上新人，包括换掉贝利亚等人。所有人都提心吊胆，但都无可奈何，只能小心翼翼度日。听到斯大林即将死亡的消息，兴许大家内心都松了口气。

　　3月3日，斯大林躺在床上还未断气，主席团成员们已经紧锣密鼓在商定他死后的政治安排和权力格局，这是大家更为关心的问题。

　　斯大林死后不久，贝利亚推动下，平反了斯大林晚年制造的一系列冤案。《真理报》向全国通报：“医生案属于前内务部门领导人们非法炮制的冤假错案”。季玛舒克医生的列宁勋章被撤销，刚意气风发没几天的柳明作为“罪魁祸首”先被逮捕下狱，后被处决。

　　死神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你多高贵，不管你多卑贱，但终归都要被他收走。

　　1953年3月5日，晚9时50分，医生正式通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斯大林已停止呼吸，病逝了。当对外公布斯大林病逝消息时，很多平民简直无法相信“神”也会去世。

　　斯大林生前获得的正式和非正式别称多如牛毛，共产主义阵营称他是“伟大的导师”、“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不朽的列宁战友”、“全人类的救星”、“我们的慈父”、“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斯大林病逝后，毛泽东致去的唁电中，开头就使用了前三个称谓，当时中国各届纪念斯大林时，也用过其他各种称谓。

　　西方世界经常戏称他是世界的“红色沙皇”或“红色教宗”，苏联也有很多人谑称他是“人间上帝”。人间上帝的称谓真恰如其份，斯大林在位时，主宰着他治下所有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包括那些高层干部。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过：“他(斯大林)的‘建议’就是上帝给的命令，对上帝发出的命令你是不会讨价还价的，而只是表示谢意和服从。”此话不假，对斯大林的看法没有人敢质疑或评论，除非活腻了。

　　斯大林的决策和作为也影响了东欧和东亚数十亿人的命运，那些称号是否有阿谀之意且不说，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他的确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说来少有人相信，拥有人间上帝权威的斯大林，享受一流的医疗保健待遇，但病逝前未能得到及时救治，曾经令很多人费解，其实原因并不复杂，这正缘于他一手缔造的“神在人间”的体系。

　　尽管苏联高层干部有很多不良生活习惯，如抽烟、嗜酒、熬夜、爱吃大油大肉，但因为享有最好的医疗保健，寿命比普通人要长。斯大林去世时75岁，在高层干部中不算太长寿的，倘若能得到及时救治，再活几年的可能性很大。晚年的斯大林跟同龄人一样，浑身是病，除了心脏病，他还有阑尾炎、咽喉炎、鸡眼，可能还有皮肤方面的疾病。

　　大清洗能臣叶若夫最终难逃“除忆诅咒”

　　斯大林不相信任何人，也不信任医生，但如果没有医生多次施治，他早就挺不到1953年。医生们给斯大林看病时胆战心惊，害怕有点闪失就被扣上什么罪名丢了性命，但被选中给斯大林治病，是不敢回绝的任务。干这个活儿，相当于把脑袋别裤裆上。

　　苏联最顶尖的医生云集在克林姆林宫，赶巧的是，斯大林临死前发病那次，克里姆林宫医学权威都因“反革命医生谋杀案”，被送进了监狱。

　　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发起最大规模的大清洗，波及全国各个领域，除了这次著名的清洗之外，斯大林喜欢不定期发起各种中小规模的清洗。在他执政生涯中，各种“反党(反革命)集团”案件从不间断，每次都“大获成功”，所有涉案者都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有个著名段子说：斯大林有天丢失烟斗，命令贝利亚帮他寻找，贝利亚抓了二十多个人，经过刑讯逼供之后，他们都对偷斯大林烟斗的罪行供认不讳，侦破工作大获全胜。不久以后，斯大林在办公桌底下找到了自己烟斗。

　　斯大林也不信任他所依赖的强力部门(政治警察与情报机构)，会不定期重组和改名，进行人事洗牌，原来的亲信们能安全退休或调离就实属万幸，很多经常会被扣上各种罪名遭处决。

　　办案过程中，强力部门为了讨斯大林欢心，会采用最残酷的肉刑，涉事者们不堪折磨(很多时候审讯人员编造“罪行”，逼对方签字)，纷纷按照指示“认罪”，供出更多的“同伙”，从而又牵出更多的案件。

　　斯大林的逻辑是“我们的胜利越大，敌人的破坏就越多”，提示强力部门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如果斯大林不满意强力部门查案的数量和效率，他同样会实施清洗，换上新人，新人们鉴于前人的教训，会更卖力炮制冤假错案。但是否如此卖力，自己就能幸免于难呢?当然不是，如果冤案办得太多太坏，严重影响了高层的情绪和稳定，国际上造成恶劣评价，斯大林又会把办案人员当作“替罪羊”杀掉。

　　众所周知，亚戈达曾是斯大林所依赖的清洗运动干将，完成任务后，斯大林把他杀掉，用叶若夫顶替，最后叶若夫也被杀掉，换上了贝利亚。这只是最著名的几个领头人的案例，其实遭此下场的强力部门官员多不胜数。好多人上个月还充满干劲地用肉刑逼供“坏分子”，第二个月自己就成了被肉刑逼供的对象。

　　医生案是战后斯大林制造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犹委会，1948至1952)”重大冤案的附带小案子。犹委会曾为苏联立下汗马功劳，它是苏联官方战时组建的一个“国际统战组织”，通过这个委员会与国际上，尤其是与财力和影响力巨大的美国犹太人联络，为苏联争取更多经济、军事支援，获得英美国家的外交协助。

　　医生案之后，苏联杂志刊登的漫画

　　事情得从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大总管日丹诺夫病死说起。1948年8月，疾患缠身的日丹诺夫病危，克里姆里宫保健局派医疗小组为他治病，医生季玛舒克根据心电图判断，日丹诺夫有心梗，但与多数专家在诊断上有分歧，意见未被采纳。她给高层连写了两封信，说专家们的诊断及治疗措拖有错误，认为日丹诺夫应该停止工作与活动，以静养方式治疗。

　　季玛舒克写信的动机，可能恐惧未来担责。1948年8月31日丹诺夫病逝，斯大林知道季玛舒克写信一事，不过当时没关心这些情况。斯大林正愁如何把日丹诺夫换掉，现在他既然病死了，真是一了百了，省了好多麻烦。季玛舒克与其他医生的争执本属正常的业务分歧，但这事儿后来被无限政治化。

　　1950年11月，曾给众多高层领导治过病的医学泰斗埃廷格尔教授，受犹委会案牵连被捕，他在酷刑下“招认”一直从事“医学恐怖主义”，谋害了众多高层干部，如给谢尔巴科夫(曾担任过苏军总政治主任)治病时就有过不轨。1951年3月，埃廷格尔不堪折磨惨死狱中，他妻子也被逮捕，酷刑之后签字认同丈夫的“罪状”，他们的儿子也被发配去劳改营。

　　国家安全部大案侦察员柳明报告他上司，时任部长的阿巴库莫夫，说埃廷格尔谋杀了谢尔巴科夫和日丹诺夫等高层干部。作为刑讯老手的阿巴库莫夫都认为这个说法太过荒唐，而且牵涉甚大，未予搭理。其实阿巴库莫夫亲自审过埃廷格尔，对方向他出具过很多无可置辩论的医学证据，而且当年给谢尔巴科夫治病的都不是埃廷格尔，他只是担任顾问，主治医生是斯大林现任的保健医生维诺格拉多夫院士。

　　后来柳明因“挪用钱财”和虐死埃廷格尔，阿巴库莫夫把他解职。在马林科夫的支持下，派人唆使柳明向斯大林打报告，说在埃廷格尔一案中，阿巴库莫夫对于追究各种反革命集团态度冷漠，甚至故意弄死埃廷格尔，毁灭重要线索，以掩藏更多犹太民族主义集团的凶手和罪恶。

　　斯大林早就不相信国安部门，认为他们“效率”太低，肯定内部有“反革命”，该清洗了，柳明的告密引起了他的重视。斯大林委派的调查组认为，柳明所说“如实”，阿巴库莫夫和众多国家安全部的干部很快被捕，在自己的监狱里品尝肉刑。柳明得到提拔，斯大林任命伊格纳季耶夫担任国安部长。

　　这个案子表面看就要结束了，但没想到1952年又再度复活。

　　1952年元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给斯大林体检，建议他从健康角度考虑，应该退休以保全生命。这可触犯了重大禁忌，使斯大林重新想起“医生案”和季玛舒克的信件，坚信存在“医生恐怖主义集团”，要求强力部门加紧侦查。强力部门的新班子为了讨好斯大林，加快炮制案件的步伐。

　　舒玛舒克自然成为重要突破口，当内务部调查员光临她家时，她以为自己被捕了，带上了洗漱用品，结果没想到，自己被送到克里姆林宫，马林科夫接见了她，说感谢她提供线索，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将授予她列宁勋章。

　　当年给谢尔巴科夫、日丹诺夫治过病的医学教授，克里姆林宫的现任医学权威，几乎被一锅端。维诺格拉多夫院士被捕后，对待这位七旬老人，审讯员们绝不客气，大打出手。斯大林交待过强力部门，拿不到医生们的口供“就要砍你们的脑袋”。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专栏刊载了塔斯社的一篇关于“白衣天使罪恶”的评论，由斯大林亲自来修改和润色。评论说，国家安全部门破获了一个旨在通过有害医疗手段谋害领导人的医生恐怖集团，并称他们“与国际犹太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有关系。”季玛舒克由于“揭发”有功，一时间成为报刊纷纷表扬的“楷模”。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清洗运动，他的生命倒计时已经开始，而且没有任何权威任医生看护。

　　1953年2月28日，斯大林邀请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到他的孔沃别墅聚会，酒足饭饱后大家集体看电影，直到凌晨4点才散去。

　　斯大林末期，中央主席团中比较核心的四个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

　　3月1日早上10点，斯大林的卫队成员们坐立不安，按照惯例，这个时候斯大林会起床，召唤他们，比如要杯早茶之类。发现里面没动静，但没有任何人敢去探究，斯大林不允许别人知道他睡哪个房间，而且他有规定，没有他召唤不能进入别墅，否则严惩不贷，没有人敢拿脑袋开玩笑。

　　直到晚上6点，斯大林别墅才亮起灯，大家似乎松了一口气。奇怪的是，里面却仍然没有召唤他们的意思，一整天了，斯大林起码会要求送餐，会发布政令。等到晚上10点，卫队成员经过思想挣扎和艰苦讨论，推举一名警卫以送邮件为名，去探究情况。据俄罗斯通俗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的说法，警卫去之前就像完成有生命危险的任务，大家都说好了，如果他有不测，照顾他一家老小。

　　警卫应该是委托斯大林的女仆进入起居室打探，他们惊呆了，发现斯大林躺在地上，发出呼哧喘气声，不能开口说话，大小便失禁。基本可以推测，斯大林早就发病，所以迟迟未能起床，六点左右他可能挣扎着下床开灯，兴许想呼唤人，但跌倒在地，他的手表砸坏在地板上，时间停在6：30分。

　　卫队成员们傻眼，不知该如何处置，他们唯一敢自作主张的就是把斯大林抬到床上。他们焦急地扑向电话，通知国安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局长认为对此事的处置超出了自己权限，不敢做决定，要求向“上头”打电话，即指通知中央主席团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请他们指示。

　　从这会儿到斯大林死亡这段时间，缺乏核心档案记载，充满谜团，只能根据亲历者们的回忆印证出基本过程。

　　马林科夫不敢作主，他挨个通知主席团核心成员，尤其没有贝利亚首肯，谁也不敢叫医生，而且没有谁敢单独去斯大林的别墅。

　　根据赫鲁晓夫回忆，他上床睡觉时接到通知，与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去探望过一次，了解基本情况后，大家认为斯大林目前这种狼狈状态可能不希望他们在场，四个人又分头回家了。回家后，马林科夫又来电话，说“契卡”们又汇报，感觉情况不妙，斯大林在熟睡，但睡得很不正常，建议大家是否再去看一次。这一次他们还通知了其他主席团成员，如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叫上了医生。

　　赫鲁晓夫未交待详细时间，沃尔科戈诺夫(曾任苏联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以研究苏联领导人著名)的《斯大林传》中透露了更多细节。起初马林科夫一直找不到贝利亚(他在某个女人的处鬼混)，马、赫、布、贝四人凌晨三点才凑齐，来到斯大林别墅。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近前去瞅了，贝利亚说“斯大林在熟睡，大家别吵他，都出去”，然后四人就回家了。斯大林警卫雷宾说，到第二天早上九点，他们四人跟其他主席团成员和医生才再次来到别墅。

　　被召唤来的新手医生们忙乱一片，鉴定出斯大林脑溢血，右半身已经瘫痪，而且在斯大林别墅里，并无任何急救药品和设备。

　　有一点确凿无疑，斯大林从发病算起(可能比警卫发现的时间更早)，一直到医生赶到，不知拖延了多少小时。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民间野史传说他是被中央主席团的核心成员们集体谋杀的。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也不断地嚎叫“这是谋杀”。

　　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国家层面和高层事务，连小事都斯大林说了算，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面对这种“大事”，必然惊慌失措，任何人不敢擅作主张。所有人经历多年风雨，早都学会圆滑地不当“出头鸟”。只能互相知会，等聚齐了再互相看眼色，互相探口气，共同协商。

　　多难选择摆在大家面前：一、若不救治，斯大林苏醒过来，大家要担失职之责，但不出头，风险会低得多;二、谁做了主张，万一救治失败，同样要担责，而且可能性命不保;三、假设谁安排了高效及时的救护工作，一切井井有条，斯大林苏醒过来，可能会被扣上“擅权”罪名，斯大林会怀疑“这个国家是你控制，还是我控制，你怎么能独自发号施令把重大事情，尤其关涉斯大林安危的事情办得如果有条不紊，是不是平时早就暗中拉帮结伙，培值势力……”

　　何况，当时苏联最顶尖的医学权威都关在卢比扬卡监狱，无人敢做决定把专家们放出来治病。当然，他们派人去监狱里咨询了专家。那些医学权威们多数在监狱里早被关傻打懵了，哪还会看什么病。最终有一位根据病情判断，斯大林情况太严重，意思就是可能会死亡。

　　另一个推论是合理的，主席团成员们对救护斯大林并不上心。当时高层“老同志”们有个心知肚明的事实，斯大林已经多次旁敲侧击，准备清洗掉战争年代他亲手缔造的高层领导圈，换上新人，包括换掉贝利亚等人。所有人都提心吊胆，但都无可奈何，只能小心翼翼度日。听到斯大林即将死亡的消息，兴许大家内心都松了口气。

　　3月3日，斯大林躺在床上还未断气，主席团成员们已经紧锣密鼓在商定他死后的政治安排和权力格局，这是大家更为关心的问题。

　　斯大林死后不久，贝利亚推动下，平反了斯大林晚年制造的一系列冤案。《真理报》向全国通报：“医生案属于前内务部门领导人们非法炮制的冤假错案”。季玛舒克医生的列宁勋章被撤销，刚意气风发没几天的柳明作为“罪魁祸首”先被逮捕下狱，后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