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新长篇小说《騎士団長殺し》。

　　上册的副标题是：顕われるイデア。

　　下册的副标题是：迁ろうメタファー。

　　村上春树新书《骑士团长杀》，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名为“意念的显现”，下册名为“变化的隐喻”

　　“イデア”也就算了，日本人并不陌生，虽然来自于柏拉图哲学的“理念/意念/思想”的概念。问题是“メタファー”。明明有日语汉字对应的“暗喩/隠喩”词语，但是村上没有兴趣。说他对汉字没有兴趣吧，但他的《騎士団長殺し》连用了5个汉字。骑士在日语里也有“ナイト”的片假名，但村上没有用。看来，村上的文字本位与体感，确实有自己的盘算有自己的嗜好。否则他就不会用西文的“マスターベーション”来替代稍显土气的“自慰”二个汉字。

　　这就联想到日本汉字学家解构“他妈的”的问题。阿辻哲次是日本著名的汉字学家。他在《禁忌的汉字学》(讲谈社)著作中分析中国国骂“他妈的”。阿辻认为从构造上说，“他”是第三人称代名词，也就是日语“彼”的汉字。“妈”意味着母亲，“的”是日语“の”的意思。这三个汉字用日语表现只不过是“彼のおかあさん(母親)の”意思，为什么在中国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呢?日本人不明白。

　　当然还是这位汉字学家厉害，看出了门道。他说这句话故意省略的一个动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认为这三个汉字的前面少了一个动词。什么动词呢?英语的话或许就是“fuck”，日语的话就是“犯す”。中文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操”字。所以应该是“操他妈的”四个字。日语就是“母親を犯す”。

　　这为什么会构成一句“国骂”的话呢?这位学者分析说：中国人非常看重人伦的长幼秩序。“X他妈的”这句国骂潜在的背景认知就是：与母亲有性交涉关系的只有父亲。所以当A对着B骂这句话的时候，也就表明A与B的父亲属于同一世代，或者说A就成了B的父亲。从这个意义上说，A就比B年长一辈，A就可以看低B。所以这句国骂的实质就是技巧且下流地利用了身份世代的差异来骂倒对方。阿辻哲次说这是它的理论构造。

　　那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没有类似自喻父亲身份的国骂呢?就在于日本人表面看也重视长幼秩序，但就其母性体质而言更能容忍长幼人伦秩序的颠倒(如日本性史上的乱伦就比中国多得多)。一个典型就是《源氏物语》里的光源氏。他不只是“他妈的”的问题了，而是“自妈的”问题了(虽然藤壶只是光源氏的继母，但不可忘的是她也是父亲桐壶帝的宠妃。)。

　　这是问题关键。这位学者还引用鲁迅杂文集《坟》里《论他妈的》的一段话：假使有人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他妈的’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你看，这位汉字学家能从文化学着手精准地解构“他妈的”，也令中国人亮眼。

　　日本有国骂吗?答案是从性关系上，从祖宗层面上生出的国骂，日本是没有的。日本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性关系的人伦，何以成骂人之语?这就表明他们是将性与道德分离的。而分离的一个结果就是性不该带邪恶的污名。所以日本人不说性的骂语，就在于性本身并不是禁忌。如果硬要问日本的国骂是什么的话，恐怕就是“馬鹿”(バカ)了。

　　日本人骂“馬鹿”，表明被骂者太蠢太笨。蠢在哪里笨在哪里呢?因为你指鹿为马了。而指鹿为马为什么又是愚与笨的?因为在日本，主从关系，上下关系不仅是现实的也是美学的。江户时代的殉死之风，就是这层关系的美风再现。因此日本人最恨的最不能原谅的就是共同体内发生背叛旧主投靠新主的“馬鹿”行为。这既是最大之愚也是人的极恶。

　　在本能寺，明智光秀一把大火烧死自己的大恩人织田信长，日本人至今还在耿耿于怀，不放过明智光秀指鹿为马的“馬鹿”行为。而楠木正成一生效忠后醍醐天皇，则日后被视为日本人忠诚的典范。“樱井诀别”至今还令日本人落泪。

　　村上春树的新长篇小说《騎士団長殺し》。

　　上册的副标题是：顕われるイデア。

　　下册的副标题是：迁ろうメタファー。

　　村上春树新书《骑士团长杀》，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名为“意念的显现”，下册名为“变化的隐喻”

　　“イデア”也就算了，日本人并不陌生，虽然来自于柏拉图哲学的“理念/意念/思想”的概念。问题是“メタファー”。明明有日语汉字对应的“暗喩/隠喩”词语，但是村上没有兴趣。说他对汉字没有兴趣吧，但他的《騎士団長殺し》连用了5个汉字。骑士在日语里也有“ナイト”的片假名，但村上没有用。看来，村上的文字本位与体感，确实有自己的盘算有自己的嗜好。否则他就不会用西文的“マスターベーション”来替代稍显土气的“自慰”二个汉字。

　　这就联想到日本汉字学家解构“他妈的”的问题。阿辻哲次是日本著名的汉字学家。他在《禁忌的汉字学》(讲谈社)著作中分析中国国骂“他妈的”。阿辻认为从构造上说，“他”是第三人称代名词，也就是日语“彼”的汉字。“妈”意味着母亲，“的”是日语“の”的意思。这三个汉字用日语表现只不过是“彼のおかあさん(母親)の”意思，为什么在中国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呢?日本人不明白。

　　当然还是这位汉字学家厉害，看出了门道。他说这句话故意省略的一个动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认为这三个汉字的前面少了一个动词。什么动词呢?英语的话或许就是“fuck”，日语的话就是“犯す”。中文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操”字。所以应该是“操他妈的”四个字。日语就是“母親を犯す”。

　　这为什么会构成一句“国骂”的话呢?这位学者分析说：中国人非常看重人伦的长幼秩序。“X他妈的”这句国骂潜在的背景认知就是：与母亲有性交涉关系的只有父亲。所以当A对着B骂这句话的时候，也就表明A与B的父亲属于同一世代，或者说A就成了B的父亲。从这个意义上说，A就比B年长一辈，A就可以看低B。所以这句国骂的实质就是技巧且下流地利用了身份世代的差异来骂倒对方。阿辻哲次说这是它的理论构造。

　　那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没有类似自喻父亲身份的国骂呢?就在于日本人表面看也重视长幼秩序，但就其母性体质而言更能容忍长幼人伦秩序的颠倒(如日本性史上的乱伦就比中国多得多)。一个典型就是《源氏物语》里的光源氏。他不只是“他妈的”的问题了，而是“自妈的”问题了(虽然藤壶只是光源氏的继母，但不可忘的是她也是父亲桐壶帝的宠妃。)。

　　这是问题关键。这位学者还引用鲁迅杂文集《坟》里《论他妈的》的一段话：假使有人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他妈的’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你看，这位汉字学家能从文化学着手精准地解构“他妈的”，也令中国人亮眼。

　　日本有国骂吗?答案是从性关系上，从祖宗层面上生出的国骂，日本是没有的。日本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性关系的人伦，何以成骂人之语?这就表明他们是将性与道德分离的。而分离的一个结果就是性不该带邪恶的污名。所以日本人不说性的骂语，就在于性本身并不是禁忌。如果硬要问日本的国骂是什么的话，恐怕就是“馬鹿”(バカ)了。

　　日本人骂“馬鹿”，表明被骂者太蠢太笨。蠢在哪里笨在哪里呢?因为你指鹿为马了。而指鹿为马为什么又是愚与笨的?因为在日本，主从关系，上下关系不仅是现实的也是美学的。江户时代的殉死之风，就是这层关系的美风再现。因此日本人最恨的最不能原谅的就是共同体内发生背叛旧主投靠新主的“馬鹿”行为。这既是最大之愚也是人的极恶。

　　在本能寺，明智光秀一把大火烧死自己的大恩人织田信长，日本人至今还在耿耿于怀，不放过明智光秀指鹿为马的“馬鹿”行为。而楠木正成一生效忠后醍醐天皇，则日后被视为日本人忠诚的典范。“樱井诀别”至今还令日本人落泪。

　　被明智光秀一把大火烧掉的本能寺

　　从国民性出发，忠诚的反叛就成了日本人最大“馬鹿”。然而，在“馬鹿”之语的诞生国中国，这“馬鹿”二字之所以不是骂人话，则在于中国人的最高道德智慧，最高官场智慧就是体现在站队与选边上。而站队与选边的本质不就是指鹿为马吗?

　　如果你一旦真的指鹿为鹿，指马为马，则是最大的天真最大的笨蛋了。你看，中国人将“馬鹿”看成是做人的灵活，日本人将“馬鹿”看成是做人的失败，文化的差异有多大。

　　北野武出版过一本诗集，名字就叫《我就成了馬鹿》(图片来自网络)

　　不用性关系骂人，显现出日本人优雅的一面。在日本，就算被男性性侵，被害女性脱口而出的话语恐怕就是“やめて”(不可以/住手)。声音因为恐惧可能会嘶声竭力些，但绝非是中国式的“你他妈的敢碰老娘一下不?”。丰田行二是日本著名的官能小说家，他在《一夜妻》(光文社)里，写高嶋与贵美的床上事。完全进入快感的贵美，这时的语言还不失温柔与优雅：

　　“いいわ、あなたのいいときに、出して”/“わたし、いくｳ……”/“あう……、熱い……”/。贵美的唇边，滚动着的是奇妙的呻吟声。

　　而杉本彩，作为一名出道的女官能小说家，她在《官能小说家R》(德间书店)里，写社长及川和丽子的情事。其中的二句对话：

　　“どう?濡れてる?”

　　“うん、少しだけ。”

　　“どう、気持ちいい?”

　　“ん?うん、よくわからないけど、多分気持ちいいのかも。”

　　这里，没有色情语言，只有情色语言。色情与情色的最大区别，在笔者看来前者只是刺激官能，后者在刺激官能的同时给人以美感。这就像永井荷风《濹东绮谭》里的主人公大江在玉之井突遇大雨，身着浴衣的私娼阿雪，从后面硬生生但不失淡雅地喊道：“檀那、そこまで入れてってよ。”(先生，带我到前面吧。)一个大大的发髻，一段雪白的脖颈(日语用“真っ白な首”来表示)，倏地钻进了大江的伞下。对坐着躺着挣钱的女人来说，也能保有这份优雅也确属不易。

　　与中国语相比，日本语显得更有修养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如，日语汉字有唖巴的“唖”字，读“おし”。但平时日本人用“口の不自由な人”来表示;日语汉字里有“盲”(めくら)这个字，但平时日本人用“目の不自由な人”来表示;日语汉字里有“聾”(つんぼ)这个字，但平时日本人用“耳の不自由な人”来表示。总之，用口不自由/目不自由/耳不自由替代唖/盲/聾，给了残疾人以最大的人格尊重。

　　由此，我们在日本也绝对找不到“聋哑人学校”这样的表记。他们用“障碍者”替代“残疾人”，用“認知症”替代“痴呆”，用“不感症”替代“性冷淡”。1987年大黑堂制药公司打出广告用语——ぢ。痔。恼人的痔。男女都有，但男人的雄性角色使得男人更具羞色。怎么办?于是出现在银座大街上的痔药广告，就表现为大大的“ぢ”字。不是说不能用汉字，但万事讲优雅的日本人，还是将“痔”变“ぢ”，甚至连“じ”都避开使用(痔的发音其实是“じ”)。这就像在超市买避孕套或女性生理用品，收银员会将其放入纸袋里给客人一样。表现出语言美与行为美的一致性。

　　日语中，“あそこ”(那里)有时暗指女性器，“これ”(这个)有时暗指男性器。日语没有这么多骂人语，原因或许也在这里。它用一种优雅吸收了粗鲁，霸道和下品。

　　在日本，高声的是女性，低声的是男性;“あら/まあ”的感叹词是女性，“おい/こら”感叹词是男性;“あたし”是女性的人称词，“ぼく·おれ·おまえ·きみ”是男性的人称词;“だわ·ね·よ·かしら”是女性的文末词，“ぜ·ぞ”是男性的文末词。同样是肚子饿了，女性必须说“お腹すいた”。男性必须说“ 腹へった”。在日本，室町时代有“女房词”，江户时代有“游女语”。那么在明治时代呢?明治的女生开始用“てよ·だわ·のよ”的语词。

　　当时的明治作家小栗风叶写有《袖与袖》的小说。其中有一段叫君子的女学生这样说：“私も行ってよ、もう行ってよ……嗚呼好いのよ……フウハア。”日本人一看就知道这位叫君子的女学生堕入了风尘。何以见得?关键是她用了“てよ/のよ”的语言。后来这个语句在日本逐渐流行开来，特别是在女生中使用广泛。但有品的女生还是拒绝使用，因为这是轻薄女子学生的表象语言。

　　都知道写有美文随笔《枕草子》的清少纳言。日本人说，日本女性玩优雅的源头在她那里。何以见得?日本的言语学家大野晋在《日语是如何成立的》(中公文库)中说了这么一件事。说在宫廷的清少纳言，有一天接到相当于宰相的藤原公任给她的一封信函。上面写有：

　　すこし春ある心地こそすれ。

　　清少纳言便回复：

　　空寒み花にまがへて散る雪に。

　　对此，大野晋判断说，他们二人肯定看过了《白氏文集》中的《南秦雪》诗句。这个白氏是谁?就时唐代的白居易。《南秦雪》中的二句诗是：三时云冷多飞雪/二月山寒少有春。时值2月末。风吹云暗。雪花飘飘。面对这样的景色，藤原公任想起了白居易的诗句“二月山寒うして少しく春有り”，由此启发出了“すこし春ある心地こそすれ”的句子。而清少纳言肯定也是读过白居易的诗文。便将“三時曇冷やかにして多く雪を飛ばし”的诗句启发成“空寒み花にまがへて散る雪に。”大野晋最后总结道：清少纳言就是有这般修养的女性。

　　在日本，“春眠不觉晓”的经典翻译是“春眠暁を覚えず”。四个汉字三个假名。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翻译就是一字不减一字不繁的复现“南朝四百八十寺”。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句，难道假名就难以渗透?“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句，难道就是铁打金刚身?这是日本文字史上的一个谜。当然更是日本文化的一个迷。这个迷是否与日本没有性的国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