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韩国人朴济英，如今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我是老望京了”。在这块被称为“中国韩国城”的北京最大韩国人聚居区里，韩国人人数最多时超过5万。

　　望京有闪着中韩字体的彩色霓虹灯箱、韩国企业云集的大厦、最正宗的韩餐馆。在街上，人们已经很难从外表分辨路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超市里，六神花露水和韩国空气清新剂整齐地码放在一个货架上;芝麻叶和香菜这两种基本不会在对方菜谱上出现的香料，也乖乖地躺在同一个冷藏柜里。

　　中心广场上孩子在嬉闹，年轻的韩国母亲用不熟练的中文，和中国大爷大妈聊着天。

　　如今，这种平静正在被打破，一些改变若隐若现。

　　在乐天超市望京店，一个工作日的午后，门前停着警车，超市里安保人员多了一倍，清空的货柜上少有韩国品牌的食品，戴着“安全员”袖章的员工比顾客还多。

　　两周前，一位刚毕业的韩国留学生，本打算在中国找工作，却临时改变计划，改签了第二天的航班，一刻不敢停留似地飞回了自己的国度。

　　这一切，都让朴济英担忧：“中韩关系就像一壶水，烧了半个小时才能热，碰到凉水又迅速凉下来了，不知何时才能再热起来?”

　　平静，不平静

　　3月中旬开始，朴济英发觉自己“享受”了一种“特殊待遇”。

　　他在山东某学校兼任外籍教授，每周往返于北京和山东。当他上完课乘坐高铁返回北京时，收到问候短信“你安全离开了吗?”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变成了“特殊保护的重点”。

　　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他近九成都是中国人的朋友圈里，开始传播一些他称之为“非正常的视频”，其中一些还带着对韩国人的谩骂和暴力。

　　他担任副会长的民间组织“中国韩国人会”也收到一些韩国人的咨询，尽管担心人身安全的还是少数。

　　直到这时，这位年过半百，中文标准的韩国人才开始担心起来。

　　在北京留学14年的成英善，也接到了母亲焦急的电话。

　　上一次令母亲如此担心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他被催促赶紧回国时，还奇怪地问为什么。母亲说，“不是有地震吗?”他有些哭笑不得，“很远，比韩国都远”。

　　“再远还是一个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母亲还是放不下心。而这次，尽管嘴里说着“没事，没事”，但他并没有让母亲信服。

　　而在兼职韩语教师的学校里，中国学生也焦急地向他询问：“现在可以去韩国吗?”

　　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成英善，“现在拦出租车，以前他们会问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是日本人的话就拒绝，但是现在换了，变成韩国人。他们不会不让你坐，但会特别认真地讲道理。”

　　一开始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令成英善感到尴尬的是，他的中国朋友看到相关的新闻，都会在第一时间转发给他，有人还会问，“这是真的吗?”

　　朴济英认真看了下微信里的一些视频。尽管他说，一看就是“找人演的”，“故意商业炒作的，”但他还是承认“老百姓看了，很容易激动”。

　　面对记者，他并不想谈到太多关于这次的争议。

　　“虽然目前在北京的韩国人没有那么大的情绪，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会有压力。”尽管朴济英努力安慰着那些前来咨询的韩国同胞，但还是隐约担心。

　　神奇，不神奇

　　这场低气压源自3月上旬。

　　在中国经商多年，朴济英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新闻，感受气氛的变化。然而这次还是让他感到不解。“中韩建交25周年来，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真是有些尴尬”。

　　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留学生，朴济英见证了中韩关系“热”起来的过程。

　　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1994年，朴济英来到北京。当时赴中国留学的韩国人并不多见，在北京的韩国人也比现在少得多。

　　朴济英因为“中国文化最深的是哲学、历史和中医”，选择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学。

　　两年后，他将妻子和两个孩子从韩国接来，两个孩子在北京长大，接受了中国学校的教育。“我的半辈子都在中国生活，比较旺盛的时期都在中国。”

　　那时的中国，在大多数韩国人眼中，是一个在历史课本上“红色”的“神秘国度”。

　　和朴济英几乎同时进入中国大门的，还有去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学位的留学生具滋元。

　　当时，他们脚下的望京全是一片绿地，没什么高楼，只有机场高速公路。晚上8点，马路上大巴都没有了，当时没有四环路，公交车也要换好几趟，各方面设施都没有，买东西也是到百货公司。

　　具滋元惊讶地看见马车和奔驰汽车一起奔跑在北京的大马路上。他眼中的中国，有着两个时代的重影——“19世纪和20世纪共存”。他感慨：“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在朴济英的中医专业，班上韩国留学生占外国留学生的绝大多数，30个外国留学生，26个是韩国人。

　　刚刚开放的年代，尽管学校规定中韩两国学生不能互访宿舍。然而还是有很多中国学生去韩国学生的宿舍，给成绩赶不上中国学生的韩国人辅导功课。在当时，韩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给韩国学生补课1小时15元，对中国学生来说，是很大的经济补贴。中国老师那时工资也不高，不到1000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2000年年初，当成英善来中国时，他成为4万余名韩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当时正是中韩双边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

　　拖着行李箱站在中关村，成英善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原来这里也有很多高楼啊”。

　　“出国的人都是因为喜欢那个国家才出国的。” 回忆起14年前做的决定，成英善说。

　　目前中韩已成为互派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据2016年4月教育部统计，2015年来华留学生中，韩国留学生数量最多，为66672人。

　　中国，更中国

　　20多年来，朴济英眼看着“韩流”在中国流行起来。他从留学到创业，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都踩在鼓点的节奏上。

　　20多年前，还在学中医的他，骑自行车看到西单的眼镜店，几百号中国人排着队配眼镜。尽管1天1万元的租金令他咋舌，但周末一天30万元的流水量更令他震惊。他下定决定，投资实业。

　　2005年《大长今》引进中国，带来了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旋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副研究员王晓玲认为，就纯输入的进口韩流而言，《大长今》达到顶峰。

　　韩流文化的兴起，也让朴济英的生意开始红火。2007年，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新闻联播给50秒啊，那个厉害了!”他作为韩国中小企业的代表回答关于“如何看待中国购买眼镜的消费观念变化”的问题。

　　他说到，“以前中国人一副眼镜是丢了才配，但是现在他们的理念是要求时尚化，而且会备用两到三副眼镜，2005年隐形眼镜也开始流行起来。中国的消费者也讲究美了。”

　　像朴济英一样，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在中国看到了机会，而望京因为靠近首都国际机场，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韩国人汇聚之地。

　　21世纪之初，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噌噌而起，大量的韩国人聚居于此，韩国的公司、银行、餐厅、娱乐场所等进驻其间，作为北京最大的韩国人聚居区，这里被称作“北京的飞地”“中国韩国城”。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目前在中国生活的韩国人到底有多少。“以前走在望京，5到10米就能见到一个韩国人。”朴济英说。

　　在2008年一场被称为“韩元咳嗽，望京感冒”的金融危机之前，这个数字很庞大。据统计，当时仅在望京居住的韩国人就有5万。

　　全职太太权素姬就是掉在望京人群里分辨不出国籍的韩国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感慨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商店购物、菜场买菜，人人都掏出手机，用支付宝、微信结账;出门打车，都用手机提前叫好车;网购的快递速度目前已经超越了韩国。她的手机里装着各种中国App，甚至孩子吃的止咳药水，都从网上买。

　　她觉得中国人很有人情味，不会韩语的家政阿姨不小心打碎了杯子，用两只食指从太阳穴开始往上指，问女主人“生气了吗”。

　　这些超越国家语言的“肢体语言”让她觉得，这个因为贫穷而辍学打工的中国女人身上有很多好品质，陪她买菜，教她那些菜都叫什么名字，每次服务时间是2小时，为了教她汉语，常常超过这个时间，却从不计较。“十分纯真，这样的人在韩国很少见”。

　　她还邀请过在中国教她汉语的大学生老师到首尔，住在她家里，带她去首尔弘大、梨大这种“很韩国”的地方，而没有去济州岛，因为那里已经没有韩国特色了。

　　权素姬还坚持每天阅读中国新闻——尽管目前她只能读懂标题。2013年年初，长春一名男婴被偷车贼掐死在雪地上，这个新闻让她揪心，“因为我也有孩子。”

　　在她眼里，孩子“还没有国家的概念，因为都长得一样，只是语言不同”。

　　她把4岁的孩子送到中韩双语幼儿园。在她看来，孩子从小就会说汉语和韩语，“能让他们在中国自然地生活，想法更大。”

　　她和丈夫都喜欢吃中国菜，每周都会去中国餐馆吃一顿饭，比如烤鸭、麻辣烫等。

　　有时候她也忍不住感叹，“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我真的不想住在望京，这里的韩国餐厅很多，连外卖都是韩语服务，生活太韩国了”。

　　她喜欢南锣鼓巷、芳草地，离望京地铁站仅一站之遥的阜通，被她看作是逃离这片“与韩国联系过于紧密”的土地的一个方向。因为“那里有个更真实的中国”。

　　发展快了，太快了

　　尽管在中国生活23年，回到韩国时反而觉得自己像个外国人，具滋元仍然不敢说他非常了解中国。

　　喜欢《三国演义》，视赵云为偶像的具滋元被朋友们称为“中国通”。不过，他自己不太愿意接受“中国通”这个标签。

　　“那些在中国没待满5年的人，才会说‘对中国我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待到10年的人，会说‘中国范围太大了，我开始不知道中国了’。待到10年以上的人，才会说‘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具滋元说。

　　当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拉着行李来到望京时，很多外地打工者也是冲着这里韩国人多慕名而来。

　　在望京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的小雨，就曾经揣着“看看韩剧中的人”的梦想，选择了到望京区域工作。不过她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家都一样是普通人。

　　她带着客户看房子，楼道里韩国住户会和中国住户用蹩脚的中文打招呼。要和韩国客户打交道，也可以去旁边的超市请韩国阿姨来帮忙做个翻译“志愿者”，在楼外的四川麻辣烫，去得最热情的是和她年龄差不多的韩国年轻人。

　　尽管乐天玛特门店关店的消息不时传来，可在很多望京人眼里，身边的韩国人大多仍然生活平静。朴济英很希望这种“平静”能一直持续下去。

　　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朴济英的很多朋友抛售了望京的房子，返回了韩国，但他还是留了下来。

　　不过，当韩国企业、中国企业、韩国人、中国人，从四面八方涌入望京时，朴济英选择离开。2012年，他迁出望京，搬到燕郊。那里房价便宜，且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不用担心上学问题。

　　他眼睁睁地看着望京房价一路飙升，“比首尔的房价都高了”。没能在中国买套房，成了他的遗憾。

　　在望京，人均租房的价格是4000元至6000元。房租的不断上涨，也促使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分散到北京的各个角落。

　　成英善已经习惯了中国飞驰的速度。“第二天醒来，又不一样了，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感觉”。让他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为了迎接奥运会，一半的北京出租车换成现代汽车。“之前都是红色的出租车，价格都不同，后来统一汽车排量标准2.0L。”

　　如今，连去韩国留学两年回来的中国学生，都觉得中国发展太快了，一不小心，自己就落伍了。在一次班级聚餐交份子钱时，只有从韩国回来的小王掏出了钱包，其他人都掏出了手机，用微信、支付宝付款。

　　但北京急速上升的房租让成英善感到压力。他偶尔去看电影，却抱怨“电影太贵了，在北京文化生活的价格太贵了。”不过他还是保持了韩国人爱喝酒的豪爽传统，周末时会和朋友去韩餐店喝两杯烧酒。

　　“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快车道。”权素姬对中国飞速的发展也感触良多。

　　这样一个飞速冲刺的中国，却并不能处处都令具滋元感到满意。为了看兵马俑、华清池，他去过12次西安。但十几年后再次来到这里，曾经“周围全是农村”的旅游景区早已修葺一新。“这里是西安、上海还是北京，我已经分不清了”。再一次站在这个古都，他陷入了迷茫。

　　理解，更理解

　　朴济英搬了新家，到河北燕郊后发现，在他新生活的周围，只有两家大超市，一家乐天玛特、一家沃尔玛超市。可是最近的一天，他上班回来时发现，乐天玛特关闭了，沃尔玛人满为患。

　　据称，截至3月19日，已有67家在中国经营的乐天玛特门店暂停营业，还有约20家门店自愿决定关店，这些占了乐天玛特在华门店总数的近90%。

　　在一段网络视频中，一群年龄不超过12岁的学生发誓要抵制韩国货。

　　同样是教师身份的朴济英感到这种做法不妥，小学生没有判断能力，“如果这个小学生活到90岁，他80年都有这样的记忆。但是中韩关系肯定会解决。”

　　自己在上课时，无论底下是韩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他一直强调要有一个“过了就不及的度”，“矛盾必然有，但是不要太过，出现了赶紧解决”。

　　去了中国一所知名的外语院校担任韩语教师，具滋元在上课的时候，同样会把不同的观点呈现给学生。

　　这位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插播少女时代MV、韩国综艺节目，也会跟着学生一起观看调侃韩国大叔、揭露社会丑闻的韩国新闻纪录片。他会说韩国社会竞争压力大，一些年轻人为了就职不惜整容，也会说在中国遇到的一些事。“我就是按照事实讲，不要让大家存在什么幻想。”他说。

　　不仅让中国学生了解韩国，每周四，他都要搭公交，从海淀去望京，给韩国同胞讲述中国历史。

　　“双方都要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不管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学习不同的文化，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具滋元说。

　　回到韩国，具滋元都有些不适应了。网上购物都要交给妹妹完成，因为自己懒得申请账号。吃饭更习惯拿筷子扒饭，而在韩国的饮食习俗中，喝汤和吃饭都应该用勺子。

　　更有甚者，当他端起饭碗时，母亲就会一脸惊讶地看着他，说“你怎么这么没礼仪?”因为在韩国，“端碗吃饭像乞丐”。

　　聊聊吧，再聊聊

　　尽管两个孩子回到韩国上大学，朴济英自己暂时还没想过回韩国。“我已经离不开中国。”他坦言。

　　对于朴济英来说，首尔到北京坐飞机只需要1个小时40分钟，比上海都要近。“实际上，我在生活上也离不开”。他的微信里百分之八九十也都是中国人。

　　“我的人脉、对社会的看法都是在中国形成。”朴济英说。

　　有韩国留学生说，每次回到首尔时，他的朋友说要带他去吃好吃的菜，他失望地发现“好吃的菜”并不是指传统韩餐，而是中餐、西餐，这些他在北京都能尝到。“不是有个说法吗，在北京能吃到全世界的菜。”

　　对成英善来说，他从没打算回过韩国。他更担心的是，回国之后，同样不能接受国内的看法。“一直在韩国成长的人，想法特别窄，接触的范围也特别窄，遇到外国人，‘唉，什么呀’，如果看到新闻里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就说‘当然’!和他们在一起的话特别有压力。”

　　朴济英认为，国外留学的经验非常重要。“如果我没有留学过，也可能跟国内的韩国人一样，看法狭窄。”

　　深陷中国朋友圈的朴济英，身边很少有人和他说“萨德”两个字，他也不会主动谈及。

　　“兄弟之间、邻居之间吵架不高兴都会有的，但是过了某一个程度只能搬家了。比如两家之间，关系已过了，起诉了、打官司了，就麻烦了，不好处理了，感情就是这样的。因此这个感情破坏了，肯定就后遗症大了。”朴济英说。

　　在中国待久了，朴济英理解了中国话的“深意”。这几日，他约一个中国朋友吃顿饭，对方回复“最近很忙”。他“明白中国人的习惯、做法”，推测对方可能真的很忙，也有可能最近气氛不好，不愿和韩国人来往太多。

　　一位在韩国留学两年的中国留学生，看见在他回国乘坐的飞机上，几乎没有游客的身影，在以往这个季节，都是人满为患。

　　他本来已经入职某国内旅游公司，但因为韩国团体游产品下架，最终面临失业的困境。

　　成英善有个朋友，跟中国一家电视台合作了一个中韩合资项目，策划了一年，最终流产。

　　王晓玲说：“韩国人跟中国人在文化心理、情感沟通都是比较近的，很容易成为朋友，并不是说今天就完全变了。”但是，“民间感情，伤害一次是很大的。”

　　具滋元说，“老百姓之间还是得多交流。先坐下来聊聊天，听听对方说了什么。”

　　3月25日的望京，直到晚上8点，韩式烤肉店前依然排满等号的中国食客;四川火锅店门口，推着婴儿车的韩国妈妈，起身和中国朋友道别;大厦外，三四个中年男子一边抽着烟，用夹杂着英文和韩语的中文聊着天。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夜晚。

　　在望京地铁站附近一处“望京韩国城”的建筑外，不知何时起，招牌中间的“韩”字，不见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成英善、权素姬均为化名)

 　　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韩国人朴济英，如今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我是老望京了”。在这块被称为“中国韩国城”的北京最大韩国人聚居区里，韩国人人数最多时超过5万。

　　望京有闪着中韩字体的彩色霓虹灯箱、韩国企业云集的大厦、最正宗的韩餐馆。在街上，人们已经很难从外表分辨路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超市里，六神花露水和韩国空气清新剂整齐地码放在一个货架上;芝麻叶和香菜这两种基本不会在对方菜谱上出现的香料，也乖乖地躺在同一个冷藏柜里。

　　中心广场上孩子在嬉闹，年轻的韩国母亲用不熟练的中文，和中国大爷大妈聊着天。

　　如今，这种平静正在被打破，一些改变若隐若现。

　　在乐天超市望京店，一个工作日的午后，门前停着警车，超市里安保人员多了一倍，清空的货柜上少有韩国品牌的食品，戴着“安全员”袖章的员工比顾客还多。

　　两周前，一位刚毕业的韩国留学生，本打算在中国找工作，却临时改变计划，改签了第二天的航班，一刻不敢停留似地飞回了自己的国度。

　　这一切，都让朴济英担忧：“中韩关系就像一壶水，烧了半个小时才能热，碰到凉水又迅速凉下来了，不知何时才能再热起来?”

　　平静，不平静

　　3月中旬开始，朴济英发觉自己“享受”了一种“特殊待遇”。

　　他在山东某学校兼任外籍教授，每周往返于北京和山东。当他上完课乘坐高铁返回北京时，收到问候短信“你安全离开了吗?”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变成了“特殊保护的重点”。

　　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他近九成都是中国人的朋友圈里，开始传播一些他称之为“非正常的视频”，其中一些还带着对韩国人的谩骂和暴力。

　　他担任副会长的民间组织“中国韩国人会”也收到一些韩国人的咨询，尽管担心人身安全的还是少数。

　　直到这时，这位年过半百，中文标准的韩国人才开始担心起来。

　　在北京留学14年的成英善，也接到了母亲焦急的电话。

　　上一次令母亲如此担心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他被催促赶紧回国时，还奇怪地问为什么。母亲说，“不是有地震吗?”他有些哭笑不得，“很远，比韩国都远”。

　　“再远还是一个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母亲还是放不下心。而这次，尽管嘴里说着“没事，没事”，但他并没有让母亲信服。

　　而在兼职韩语教师的学校里，中国学生也焦急地向他询问：“现在可以去韩国吗?”

　　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成英善，“现在拦出租车，以前他们会问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是日本人的话就拒绝，但是现在换了，变成韩国人。他们不会不让你坐，但会特别认真地讲道理。”

　　一开始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令成英善感到尴尬的是，他的中国朋友看到相关的新闻，都会在第一时间转发给他，有人还会问，“这是真的吗?”

　　朴济英认真看了下微信里的一些视频。尽管他说，一看就是“找人演的”，“故意商业炒作的，”但他还是承认“老百姓看了，很容易激动”。

　　面对记者，他并不想谈到太多关于这次的争议。

　　“虽然目前在北京的韩国人没有那么大的情绪，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会有压力。”尽管朴济英努力安慰着那些前来咨询的韩国同胞，但还是隐约担心。

　　神奇，不神奇

　　这场低气压源自3月上旬。

　　在中国经商多年，朴济英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新闻，感受气氛的变化。然而这次还是让他感到不解。“中韩建交25周年来，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真是有些尴尬”。

　　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留学生，朴济英见证了中韩关系“热”起来的过程。

　　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1994年，朴济英来到北京。当时赴中国留学的韩国人并不多见，在北京的韩国人也比现在少得多。

　　朴济英因为“中国文化最深的是哲学、历史和中医”，选择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学。

　　两年后，他将妻子和两个孩子从韩国接来，两个孩子在北京长大，接受了中国学校的教育。“我的半辈子都在中国生活，比较旺盛的时期都在中国。”

　　那时的中国，在大多数韩国人眼中，是一个在历史课本上“红色”的“神秘国度”。

　　和朴济英几乎同时进入中国大门的，还有去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学位的留学生具滋元。

　　当时，他们脚下的望京全是一片绿地，没什么高楼，只有机场高速公路。晚上8点，马路上大巴都没有了，当时没有四环路，公交车也要换好几趟，各方面设施都没有，买东西也是到百货公司。

　　具滋元惊讶地看见马车和奔驰汽车一起奔跑在北京的大马路上。他眼中的中国，有着两个时代的重影——“19世纪和20世纪共存”。他感慨：“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在朴济英的中医专业，班上韩国留学生占外国留学生的绝大多数，30个外国留学生，26个是韩国人。

　　刚刚开放的年代，尽管学校规定中韩两国学生不能互访宿舍。然而还是有很多中国学生去韩国学生的宿舍，给成绩赶不上中国学生的韩国人辅导功课。在当时，韩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给韩国学生补课1小时15元，对中国学生来说，是很大的经济补贴。中国老师那时工资也不高，不到1000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2000年年初，当成英善来中国时，他成为4万余名韩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当时正是中韩双边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

　　拖着行李箱站在中关村，成英善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原来这里也有很多高楼啊”。

　　“出国的人都是因为喜欢那个国家才出国的。” 回忆起14年前做的决定，成英善说。

　　目前中韩已成为互派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据2016年4月教育部统计，2015年来华留学生中，韩国留学生数量最多，为66672人。

　　中国，更中国

　　20多年来，朴济英眼看着“韩流”在中国流行起来。他从留学到创业，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都踩在鼓点的节奏上。

　　20多年前，还在学中医的他，骑自行车看到西单的眼镜店，几百号中国人排着队配眼镜。尽管1天1万元的租金令他咋舌，但周末一天30万元的流水量更令他震惊。他下定决定，投资实业。

　　2005年《大长今》引进中国，带来了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旋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副研究员王晓玲认为，就纯输入的进口韩流而言，《大长今》达到顶峰。

　　韩流文化的兴起，也让朴济英的生意开始红火。2007年，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新闻联播给50秒啊，那个厉害了!”他作为韩国中小企业的代表回答关于“如何看待中国购买眼镜的消费观念变化”的问题。

　　他说到，“以前中国人一副眼镜是丢了才配，但是现在他们的理念是要求时尚化，而且会备用两到三副眼镜，2005年隐形眼镜也开始流行起来。中国的消费者也讲究美了。”

　　像朴济英一样，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在中国看到了机会，而望京因为靠近首都国际机场，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韩国人汇聚之地。

　　21世纪之初，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噌噌而起，大量的韩国人聚居于此，韩国的公司、银行、餐厅、娱乐场所等进驻其间，作为北京最大的韩国人聚居区，这里被称作“北京的飞地”“中国韩国城”。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目前在中国生活的韩国人到底有多少。“以前走在望京，5到10米就能见到一个韩国人。”朴济英说。

　　在2008年一场被称为“韩元咳嗽，望京感冒”的金融危机之前，这个数字很庞大。据统计，当时仅在望京居住的韩国人就有5万。

　　全职太太权素姬就是掉在望京人群里分辨不出国籍的韩国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感慨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商店购物、菜场买菜，人人都掏出手机，用支付宝、微信结账;出门打车，都用手机提前叫好车;网购的快递速度目前已经超越了韩国。她的手机里装着各种中国App，甚至孩子吃的止咳药水，都从网上买。

　　她觉得中国人很有人情味，不会韩语的家政阿姨不小心打碎了杯子，用两只食指从太阳穴开始往上指，问女主人“生气了吗”。

　　这些超越国家语言的“肢体语言”让她觉得，这个因为贫穷而辍学打工的中国女人身上有很多好品质，陪她买菜，教她那些菜都叫什么名字，每次服务时间是2小时，为了教她汉语，常常超过这个时间，却从不计较。“十分纯真，这样的人在韩国很少见”。

　　她还邀请过在中国教她汉语的大学生老师到首尔，住在她家里，带她去首尔弘大、梨大这种“很韩国”的地方，而没有去济州岛，因为那里已经没有韩国特色了。

　　权素姬还坚持每天阅读中国新闻——尽管目前她只能读懂标题。2013年年初，长春一名男婴被偷车贼掐死在雪地上，这个新闻让她揪心，“因为我也有孩子。”

　　在她眼里，孩子“还没有国家的概念，因为都长得一样，只是语言不同”。

　　她把4岁的孩子送到中韩双语幼儿园。在她看来，孩子从小就会说汉语和韩语，“能让他们在中国自然地生活，想法更大。”

　　她和丈夫都喜欢吃中国菜，每周都会去中国餐馆吃一顿饭，比如烤鸭、麻辣烫等。

　　有时候她也忍不住感叹，“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我真的不想住在望京，这里的韩国餐厅很多，连外卖都是韩语服务，生活太韩国了”。

　　她喜欢南锣鼓巷、芳草地，离望京地铁站仅一站之遥的阜通，被她看作是逃离这片“与韩国联系过于紧密”的土地的一个方向。因为“那里有个更真实的中国”。

　　发展快了，太快了

　　尽管在中国生活23年，回到韩国时反而觉得自己像个外国人，具滋元仍然不敢说他非常了解中国。

　　喜欢《三国演义》，视赵云为偶像的具滋元被朋友们称为“中国通”。不过，他自己不太愿意接受“中国通”这个标签。

　　“那些在中国没待满5年的人，才会说‘对中国我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待到10年的人，会说‘中国范围太大了，我开始不知道中国了’。待到10年以上的人，才会说‘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具滋元说。

　　当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拉着行李来到望京时，很多外地打工者也是冲着这里韩国人多慕名而来。

　　在望京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的小雨，就曾经揣着“看看韩剧中的人”的梦想，选择了到望京区域工作。不过她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家都一样是普通人。

　　她带着客户看房子，楼道里韩国住户会和中国住户用蹩脚的中文打招呼。要和韩国客户打交道，也可以去旁边的超市请韩国阿姨来帮忙做个翻译“志愿者”，在楼外的四川麻辣烫，去得最热情的是和她年龄差不多的韩国年轻人。

　　尽管乐天玛特门店关店的消息不时传来，可在很多望京人眼里，身边的韩国人大多仍然生活平静。朴济英很希望这种“平静”能一直持续下去。

　　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朴济英的很多朋友抛售了望京的房子，返回了韩国，但他还是留了下来。

　　不过，当韩国企业、中国企业、韩国人、中国人，从四面八方涌入望京时，朴济英选择离开。2012年，他迁出望京，搬到燕郊。那里房价便宜，且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不用担心上学问题。

　　他眼睁睁地看着望京房价一路飙升，“比首尔的房价都高了”。没能在中国买套房，成了他的遗憾。

　　在望京，人均租房的价格是4000元至6000元。房租的不断上涨，也促使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分散到北京的各个角落。

　　成英善已经习惯了中国飞驰的速度。“第二天醒来，又不一样了，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感觉”。让他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为了迎接奥运会，一半的北京出租车换成现代汽车。“之前都是红色的出租车，价格都不同，后来统一汽车排量标准2.0L。”

　　如今，连去韩国留学两年回来的中国学生，都觉得中国发展太快了，一不小心，自己就落伍了。在一次班级聚餐交份子钱时，只有从韩国回来的小王掏出了钱包，其他人都掏出了手机，用微信、支付宝付款。

　　但北京急速上升的房租让成英善感到压力。他偶尔去看电影，却抱怨“电影太贵了，在北京文化生活的价格太贵了。”不过他还是保持了韩国人爱喝酒的豪爽传统，周末时会和朋友去韩餐店喝两杯烧酒。

　　“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快车道。”权素姬对中国飞速的发展也感触良多。

　　这样一个飞速冲刺的中国，却并不能处处都令具滋元感到满意。为了看兵马俑、华清池，他去过12次西安。但十几年后再次来到这里，曾经“周围全是农村”的旅游景区早已修葺一新。“这里是西安、上海还是北京，我已经分不清了”。再一次站在这个古都，他陷入了迷茫。

　　理解，更理解

　　朴济英搬了新家，到河北燕郊后发现，在他新生活的周围，只有两家大超市，一家乐天玛特、一家沃尔玛超市。可是最近的一天，他上班回来时发现，乐天玛特关闭了，沃尔玛人满为患。

　　据称，截至3月19日，已有67家在中国经营的乐天玛特门店暂停营业，还有约20家门店自愿决定关店，这些占了乐天玛特在华门店总数的近90%。

　　在一段网络视频中，一群年龄不超过12岁的学生发誓要抵制韩国货。

　　同样是教师身份的朴济英感到这种做法不妥，小学生没有判断能力，“如果这个小学生活到90岁，他80年都有这样的记忆。但是中韩关系肯定会解决。”

　　自己在上课时，无论底下是韩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他一直强调要有一个“过了就不及的度”，“矛盾必然有，但是不要太过，出现了赶紧解决”。

　　去了中国一所知名的外语院校担任韩语教师，具滋元在上课的时候，同样会把不同的观点呈现给学生。

　　这位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插播少女时代MV、韩国综艺节目，也会跟着学生一起观看调侃韩国大叔、揭露社会丑闻的韩国新闻纪录片。他会说韩国社会竞争压力大，一些年轻人为了就职不惜整容，也会说在中国遇到的一些事。“我就是按照事实讲，不要让大家存在什么幻想。”他说。

　　不仅让中国学生了解韩国，每周四，他都要搭公交，从海淀去望京，给韩国同胞讲述中国历史。

　　“双方都要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不管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学习不同的文化，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具滋元说。

　　回到韩国，具滋元都有些不适应了。网上购物都要交给妹妹完成，因为自己懒得申请账号。吃饭更习惯拿筷子扒饭，而在韩国的饮食习俗中，喝汤和吃饭都应该用勺子。

　　更有甚者，当他端起饭碗时，母亲就会一脸惊讶地看着他，说“你怎么这么没礼仪?”因为在韩国，“端碗吃饭像乞丐”。

　　聊聊吧，再聊聊

　　尽管两个孩子回到韩国上大学，朴济英自己暂时还没想过回韩国。“我已经离不开中国。”他坦言。

　　对于朴济英来说，首尔到北京坐飞机只需要1个小时40分钟，比上海都要近。“实际上，我在生活上也离不开”。他的微信里百分之八九十也都是中国人。

　　“我的人脉、对社会的看法都是在中国形成。”朴济英说。

　　有韩国留学生说，每次回到首尔时，他的朋友说要带他去吃好吃的菜，他失望地发现“好吃的菜”并不是指传统韩餐，而是中餐、西餐，这些他在北京都能尝到。“不是有个说法吗，在北京能吃到全世界的菜。”

　　对成英善来说，他从没打算回过韩国。他更担心的是，回国之后，同样不能接受国内的看法。“一直在韩国成长的人，想法特别窄，接触的范围也特别窄，遇到外国人，‘唉，什么呀’，如果看到新闻里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就说‘当然’!和他们在一起的话特别有压力。”

　　朴济英认为，国外留学的经验非常重要。“如果我没有留学过，也可能跟国内的韩国人一样，看法狭窄。”

　　深陷中国朋友圈的朴济英，身边很少有人和他说“萨德”两个字，他也不会主动谈及。

　　“兄弟之间、邻居之间吵架不高兴都会有的，但是过了某一个程度只能搬家了。比如两家之间，关系已过了，起诉了、打官司了，就麻烦了，不好处理了，感情就是这样的。因此这个感情破坏了，肯定就后遗症大了。”朴济英说。

　　在中国待久了，朴济英理解了中国话的“深意”。这几日，他约一个中国朋友吃顿饭，对方回复“最近很忙”。他“明白中国人的习惯、做法”，推测对方可能真的很忙，也有可能最近气氛不好，不愿和韩国人来往太多。

　　一位在韩国留学两年的中国留学生，看见在他回国乘坐的飞机上，几乎没有游客的身影，在以往这个季节，都是人满为患。

　　他本来已经入职某国内旅游公司，但因为韩国团体游产品下架，最终面临失业的困境。

　　成英善有个朋友，跟中国一家电视台合作了一个中韩合资项目，策划了一年，最终流产。

　　王晓玲说：“韩国人跟中国人在文化心理、情感沟通都是比较近的，很容易成为朋友，并不是说今天就完全变了。”但是，“民间感情，伤害一次是很大的。”

　　具滋元说，“老百姓之间还是得多交流。先坐下来聊聊天，听听对方说了什么。”

　　3月25日的望京，直到晚上8点，韩式烤肉店前依然排满等号的中国食客;四川火锅店门口，推着婴儿车的韩国妈妈，起身和中国朋友道别;大厦外，三四个中年男子一边抽着烟，用夹杂着英文和韩语的中文聊着天。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夜晚。

　　在望京地铁站附近一处“望京韩国城”的建筑外，不知何时起，招牌中间的“韩”字，不见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成英善、权素姬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