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讲席教授埃里克·方纳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之邀在美国大学举行主题为“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的系列讲座。3月9日晚在北大二体中心报告厅做了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再次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参加。第二讲的题目为“逃奴、地下铁路以及美国内战的来临”，主要围绕十九世纪上半叶废奴主义者的活动与奴隶自身反抗，讲述了逃奴和鲜为人知的纽约市“地下铁路”的故事。本次讲座还邀请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作为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也参加了问答环节的讨论。

　　方纳首先介绍了自己选择和发现写作主题的方式。他认为选题的原因各不相同，甚至有时候是由于偶然事件所引发的。例如，他关于内战后重建时期的研究就是得益于出版社的建议;有时候也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比如关于林肯的写作就是针对既有研究的批评和修正，以期破除林肯是“伟大解放者”的神话，使得人们较为客观地认识林肯和废奴主义者之间的联系。而他关于逃奴以及“地下铁路”问题的关注则是源于对历史资料的偶然发现。他在哥伦比大学任教时，一位本科女生在自己的研究中无意中发现了纽约市反奴主义者西德尼·霍华德·盖伊(Sydney Howard Gay)的一部手稿，并将这个信息告诉了他，从而引发了他的研究兴趣。盖伊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内战前夕帮助过大量逃亡黑奴，同时也是著名的废奴主义周报《全国反奴标准报》(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的主编。手稿中不仅包含了盖伊办报的经历，还涉及了大量关于逃奴以及“地下铁路”的具体情况，包括逃奴的来源、帮助他们逃亡的人以及他们如何逃亡的大量细节。正是这一发现促使方纳开始了《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Gateway to Freedom: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该书中译本日前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写作。

　　作为史学概念的“地下铁路”

　　方纳教授剖析了历史学和公共领域中对“地下铁路” 关注的不同侧面。作为一个史学概念，“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一词通常用来指废奴主义者建立的南北贯通、帮助南部奴隶摆脱奴隶制、通向北方的秘密交通网络。该术语最早可见于1853年的《纽约时报》。方纳指出，尽管关于“地下铁路”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是对于逃奴故事的解释(interpretation)却在不断发生变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者关于“地下铁路”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内战之后出版的回忆录。这些作品大多把废奴主义者视作英雄，并对他们帮助逃奴的事迹大加赞赏，由此人为地建构了这样一种神话，即逃亡的黑奴常常被塑造成茫然无助的个人形象，白人废奴主义者“修建”的地下铁路给予了他们自由的希望。也就是说，在关于逃奴的叙事中依然体现了白人对黑奴命运的主宰和控制，忽视了黑奴自身想要打破奴隶制的自我觉醒意识。当然也有例外。在黑人废奴主义者威廉•斯蒂尔(William Still)的著作《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1872)中就强调了逃奴的勇气和智慧。

　　不仅在专业学术领域，“地下铁路”在公共史学领域也受到极大关注。博物馆、文学作品、公园和网站都试图发掘这段隐秘的逃奴史。一方面由于故事本身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引起民众想要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地下铁路”也成为了一种旅游资源被赋予了商业价值。例如，“地下铁路”还被开发出一种“单车探险”(bicycle adventure)让体验者循着当年逃奴的逃跑路线进行骑行。与公共史学中“猎奇”的心理不同，方纳指出，历史学语境中的“地下铁路”则被历史学家赋予了历史意义：“地下铁路”被看做是白人和黑人致力于相同的目标并肩合作以促进自由事业的例证。

　　随后，方纳援引了一位系统研究地下铁路的俄亥俄州学者的观点，详细辨析了“地下铁路”一词的定义。在这位学者看来，“地下铁路”是一套错综复杂和规模巨大的运输网络，中间包含有成千上万的联系人。他使用“铁路”来指南方的逃奴被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运往北方。他甚至还公布了详细的地下铁路路线图。但方纳指出，“地下铁路”的含义远远不止于此，逃亡路线既包括地下线路也包括地上线路。它不仅仅覆盖了铁路隧道，也包括公路、水路等多样化的路线。逃奴有时还需要乔装打扮或者躲进货箱中搭乘货船偷运到北方。同时，废奴主义者也通过集会、演讲、出版等方式致力于扩大反奴思想的影响力。所以，“地下铁路”的比喻已经超出了本身的含义，而成为泛指黑奴逃亡和废奴主义者帮助其逃往北方的广义概念。

　　方纳阐述了他特别关注纽约市在“地下铁路”中所起作用的原因。如今人们一提到纽约便将其作为自由、大都市的代表。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纽约城的财富和奴隶制有着密切的联系。纽约商人依靠奴隶种植的棉花和糖发家致富;大造船商生产的货船被用于运送奴隶。而另一方面，反对奴隶制的力量也在悄然滋长。纽约的废奴主义者常常通过演讲、出版等方式为废奴运动奔走呼告。方纳特别强调，他在书中重点描述了纽约市废奴主义者在“地下铁路”中所起到的作用，而这一故事以前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

　　方纳指出，他在书中重点关注东海岸的逃奴运输网路。他认为，更准确的说“地下铁路”指的是通过帮助逃奴的地方群体和个人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地方网络(local network)。他称其为“东部的城市走廊”(metropolitan corridor of the East)，即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到华盛顿、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也包括特拉华州，费城，纽约等城市并最终通向加拿大。

　　逃奴现象所推动的19世纪美国政治危机

　　关于奴隶逃亡的行动如何引发了内战?方纳教授认为，内战不仅是政治家对奴隶制问题的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同时也不能忽视奴隶渴望获得自由的积极反抗对内战的影响。据方纳教授估计，每年逃奴的数量约为1,000人左右。也就是说，从1830-1860年代约有30,000奴隶逃亡北方。然而1860年代美国的奴隶总数大约为四百万。尽管所占人数不足以完全摧毁奴隶制，但是逃奴还是对奴隶主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对于广泛发生的逃奴现象，当时的舆论有许多怪谈。著名的新奥尔良内科医生萨缪尔·阿道弗斯·卡特赖特(Samuel Adolphus Cartwright)通过对逃奴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声称发现了一种未知病症，他称之为“漂泊狂症”(Drapetomania)，就是一种导致黑奴逃亡的病。在他看来，“漂泊狂症”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方纳教授还特别强调逃奴问题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即逃奴现象改变了当时关于奴隶制讨论的立场。在当时关于奴隶制盛行的观点是：拥有奴隶是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同时南方奴隶主声称拥有奴隶的生活比北方的自由人更为幸福。但是通过公开帮助逃奴向北方逃亡以及公开的宣传，废奴主义者对南方奴隶主的虚伪辩护进行抨击，并改变了政治家和普通人对奴隶制的看法，奴隶制也越发成为了国会讨论、公众舆论中的热门话题。“地下铁路”推动了十九世纪中期的政治危机，同时也让同情奴隶悲苦遭遇的北方人准备好加入反抗南方奴隶主的斗争中去。比如参与逃亡行动的著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通过亲身的经历来揭露奴隶制的罪恶和非正当性。

　　方纳还谈到了打击逃奴所体现的联邦政府权力增强的事实。和废奴主义者致力于抨击奴隶制的行动相反，北方的州政府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追捕并且遣返逃奴。北方州政府认为奴隶制成为了南方和北方州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威胁到了全美国的安全，当然也包括白人的自由。

　　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建国时期就已存在。宪法中明确有关于逃奴必须被遣返的条款。当然宪法中使用的不是“奴隶”(slave)，而是“服劳役的人”(persons held to labor)。很显然，这里体现了对南方奴隶制的妥协和保护。1793 年通过的《逃奴法》(Fugitive Slave Act)使得对逃往美国境外的黑奴进行追捕变得合法化，并规定了对帮助奴隶者给予严惩。《逃奴法》的颁布也表明了联邦政府有权依法追捕逃奴并将其遣返回奴隶主身边。同时，遣返逃奴的另一个依据是通过普通法中所谓的对动产的“领回权”(the right of caption)来捍卫政府追捕奴隶的权利。而1850年的《新逃奴法案》进一步加强了联邦政府缉捕逃奴的权力，并规定了北方公民帮助捉捕逃奴的义务。该法案的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州政府和个人的自由权利。纽约警戒委员会(New York State Vigilance Committee)常常抓捕并绑架自由黑人，尤其是抓捕一些小孩将他们送回南方。同时捕奴者还鼓励其他州效仿纽约建立类似的民间组织。

　　方纳随后就奴隶逃跑的原因和逃奴援助者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指出，大多数来到纽约的逃奴来自马里兰和特拉华州这些中立州，也有部分来自上南方。例如，在北卡罗莱纳州主要的居民是小农(small farmer)，由于他们的生产规模小，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不强，奴隶逃亡往往给他们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奴隶逃跑的共同原因是反抗奴隶制所带来的压迫。而反抗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不堪忍受奴隶主的暴虐和体罚。其他原因还包括害怕被卖到密西西比、路易斯安纳州等“棉花王国”，和家人分离。方纳还特别提示到，与我们想象中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黑奴形单影只独自穿行于山林小径之间不同，黑奴实际逃跑的方式主要以群体为主，而不是个人行为，他们往往集体乘船或者火车进入北方。而帮助逃奴的人主要是有废奴主义者，包括自由黑人和教友派成员(quakers)。废奴主义者往往冒着违法的风险公开支持逃奴行动，他们沿途为逃奴提供食物和衣物，掩护他们进入北方。有的人甚至明目张胆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声明为逃奴提供帮助。

　　最后，方纳讲述了内战中和重建时期的逃奴问题。方纳认为，在内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林肯坚持认为内战的目的是保卫联邦，但是随着勇敢的逃奴冒险加入联邦军队并对内战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之时，林肯以及其他政治家开始对内战的目标改变看法。1850年《逃奴法》最终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的后一年(1864)废除。而在重建时期颁布的《1866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保证了被解放黑人的基本权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逃奴法》中所否认的逃奴权利在《1866年民权法》中成为了必须维护的自由权利。

　　汪晖评议：

　　美国革命是一场“漫长的革命”

　　汪晖教授在之后的评议中认为，方纳教授的《自由之路》一书和《火的考验：林肯与美国奴隶制》一脉相承，都是“先解构再重构”的写作典范。方纳教授有着极高的史料驾驭能力，他从主叙事所建构的神话切入，批判了用现实观点看过去的非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并从纷乱庞杂的历史细节中抽丝剥茧，对传统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解释，向读者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汪晖进而分析说，在历史教科书或者人们通常的认识上，美国革命仅仅指18世纪后半期导致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并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事件。但是纵观独立后关于奴隶制和公民权问题的一系列激烈、持久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漫长的革命”(long revolution)。随后，汪晖老师分享了自己阅读《自由之路》一书的体会，他认为书中关于白人废奴主义者对“地下铁路”的贡献、宗教力量(教友派)对反奴正当性的论证以及美国革命中奴隶制问题在外交中的影响都启发了他的思考。

　　提问环节：

　　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和《逃奴法》的相似之处

　　在提问环节中，一位同学问：“美国历史是白人和黑人之间对抗的历史，但是随着美国人口的多元化，少数族裔对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如何看待如今美国少数族裔的问题”。方纳教授认为，如今美国的人口构成更为多元化，包括西班牙裔、亚裔等等。比如在美国历史上，爱尔兰裔白人移民享有移民特权，而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公民资格的取得过程中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内战后，随着淘金热的出现，中国移民的涌入，移民问题则更加复杂化。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对立。

　　在回答关于“19世纪上半叶州权力和联邦权力的斗争”问题时，方纳认为，联邦主义者主张联邦政府掌握最高的权力，但是即使到如今州政府依然是制衡联邦政府的重要力量。奴隶制问题最初是由州法律所产生的，联邦政府无权要求州政府废除奴隶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争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尽管联邦政府确立了自己的至高地位，但是州政府依然保留了很多权利，以制衡联邦。而如今特朗普总统想要实施的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就和《逃奴法》有相似之处，而州政府则运用州的权利来抗议联邦政府的政策。

　　还有同学提问关于“宗教力量和地下铁路之间关系的问题”。方纳认为，宗教因素无论对黑人还是白人废奴主义者都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来论述反奴的正当性的。比如，从《圣经》中寻找到关于奴隶制是“违背上帝之罪”的说法(sin against God)，认为奴隶制给予了一个人以控制另一个人的权力，而这一权力侵犯了上帝对人类统治的不二权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宗教人士都不是反奴主义者，尤其是教会人员。这也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Second Great Awakening)发生的背景，人们质疑教会对奴隶制的观点，对教会是否应该公开讨论奴隶制问题产生争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的许多人都是具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认为圣经中耶稣没有谴责奴隶制，所以不能单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断是否是反奴主义者。王希补充说，19世纪上半期，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曾最终导致了类似美以美会教会的大分裂，分裂后的各教派对于奴隶制的态度更为多样。所以宗教因素对奴隶问题的影响十分复杂。

 　　近日，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讲席教授埃里克·方纳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之邀在美国大学举行主题为“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的系列讲座。3月9日晚在北大二体中心报告厅做了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再次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参加。第二讲的题目为“逃奴、地下铁路以及美国内战的来临”，主要围绕十九世纪上半叶废奴主义者的活动与奴隶自身反抗，讲述了逃奴和鲜为人知的纽约市“地下铁路”的故事。本次讲座还邀请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作为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也参加了问答环节的讨论。

　　方纳首先介绍了自己选择和发现写作主题的方式。他认为选题的原因各不相同，甚至有时候是由于偶然事件所引发的。例如，他关于内战后重建时期的研究就是得益于出版社的建议;有时候也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比如关于林肯的写作就是针对既有研究的批评和修正，以期破除林肯是“伟大解放者”的神话，使得人们较为客观地认识林肯和废奴主义者之间的联系。而他关于逃奴以及“地下铁路”问题的关注则是源于对历史资料的偶然发现。他在哥伦比大学任教时，一位本科女生在自己的研究中无意中发现了纽约市反奴主义者西德尼·霍华德·盖伊(Sydney Howard Gay)的一部手稿，并将这个信息告诉了他，从而引发了他的研究兴趣。盖伊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内战前夕帮助过大量逃亡黑奴，同时也是著名的废奴主义周报《全国反奴标准报》(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的主编。手稿中不仅包含了盖伊办报的经历，还涉及了大量关于逃奴以及“地下铁路”的具体情况，包括逃奴的来源、帮助他们逃亡的人以及他们如何逃亡的大量细节。正是这一发现促使方纳开始了《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Gateway to Freedom: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该书中译本日前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写作。

　　作为史学概念的“地下铁路”

　　方纳教授剖析了历史学和公共领域中对“地下铁路” 关注的不同侧面。作为一个史学概念，“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一词通常用来指废奴主义者建立的南北贯通、帮助南部奴隶摆脱奴隶制、通向北方的秘密交通网络。该术语最早可见于1853年的《纽约时报》。方纳指出，尽管关于“地下铁路”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是对于逃奴故事的解释(interpretation)却在不断发生变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者关于“地下铁路”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内战之后出版的回忆录。这些作品大多把废奴主义者视作英雄，并对他们帮助逃奴的事迹大加赞赏，由此人为地建构了这样一种神话，即逃亡的黑奴常常被塑造成茫然无助的个人形象，白人废奴主义者“修建”的地下铁路给予了他们自由的希望。也就是说，在关于逃奴的叙事中依然体现了白人对黑奴命运的主宰和控制，忽视了黑奴自身想要打破奴隶制的自我觉醒意识。当然也有例外。在黑人废奴主义者威廉•斯蒂尔(William Still)的著作《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1872)中就强调了逃奴的勇气和智慧。

　　不仅在专业学术领域，“地下铁路”在公共史学领域也受到极大关注。博物馆、文学作品、公园和网站都试图发掘这段隐秘的逃奴史。一方面由于故事本身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引起民众想要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地下铁路”也成为了一种旅游资源被赋予了商业价值。例如，“地下铁路”还被开发出一种“单车探险”(bicycle adventure)让体验者循着当年逃奴的逃跑路线进行骑行。与公共史学中“猎奇”的心理不同，方纳指出，历史学语境中的“地下铁路”则被历史学家赋予了历史意义：“地下铁路”被看做是白人和黑人致力于相同的目标并肩合作以促进自由事业的例证。

　　随后，方纳援引了一位系统研究地下铁路的俄亥俄州学者的观点，详细辨析了“地下铁路”一词的定义。在这位学者看来，“地下铁路”是一套错综复杂和规模巨大的运输网络，中间包含有成千上万的联系人。他使用“铁路”来指南方的逃奴被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运往北方。他甚至还公布了详细的地下铁路路线图。但方纳指出，“地下铁路”的含义远远不止于此，逃亡路线既包括地下线路也包括地上线路。它不仅仅覆盖了铁路隧道，也包括公路、水路等多样化的路线。逃奴有时还需要乔装打扮或者躲进货箱中搭乘货船偷运到北方。同时，废奴主义者也通过集会、演讲、出版等方式致力于扩大反奴思想的影响力。所以，“地下铁路”的比喻已经超出了本身的含义，而成为泛指黑奴逃亡和废奴主义者帮助其逃往北方的广义概念。

　　方纳阐述了他特别关注纽约市在“地下铁路”中所起作用的原因。如今人们一提到纽约便将其作为自由、大都市的代表。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纽约城的财富和奴隶制有着密切的联系。纽约商人依靠奴隶种植的棉花和糖发家致富;大造船商生产的货船被用于运送奴隶。而另一方面，反对奴隶制的力量也在悄然滋长。纽约的废奴主义者常常通过演讲、出版等方式为废奴运动奔走呼告。方纳特别强调，他在书中重点描述了纽约市废奴主义者在“地下铁路”中所起到的作用，而这一故事以前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

　　方纳指出，他在书中重点关注东海岸的逃奴运输网路。他认为，更准确的说“地下铁路”指的是通过帮助逃奴的地方群体和个人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地方网络(local network)。他称其为“东部的城市走廊”(metropolitan corridor of the East)，即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到华盛顿、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也包括特拉华州，费城，纽约等城市并最终通向加拿大。

　　逃奴现象所推动的19世纪美国政治危机

　　关于奴隶逃亡的行动如何引发了内战?方纳教授认为，内战不仅是政治家对奴隶制问题的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同时也不能忽视奴隶渴望获得自由的积极反抗对内战的影响。据方纳教授估计，每年逃奴的数量约为1,000人左右。也就是说，从1830-1860年代约有30,000奴隶逃亡北方。然而1860年代美国的奴隶总数大约为四百万。尽管所占人数不足以完全摧毁奴隶制，但是逃奴还是对奴隶主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对于广泛发生的逃奴现象，当时的舆论有许多怪谈。著名的新奥尔良内科医生萨缪尔·阿道弗斯·卡特赖特(Samuel Adolphus Cartwright)通过对逃奴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声称发现了一种未知病症，他称之为“漂泊狂症”(Drapetomania)，就是一种导致黑奴逃亡的病。在他看来，“漂泊狂症”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方纳教授还特别强调逃奴问题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即逃奴现象改变了当时关于奴隶制讨论的立场。在当时关于奴隶制盛行的观点是：拥有奴隶是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同时南方奴隶主声称拥有奴隶的生活比北方的自由人更为幸福。但是通过公开帮助逃奴向北方逃亡以及公开的宣传，废奴主义者对南方奴隶主的虚伪辩护进行抨击，并改变了政治家和普通人对奴隶制的看法，奴隶制也越发成为了国会讨论、公众舆论中的热门话题。“地下铁路”推动了十九世纪中期的政治危机，同时也让同情奴隶悲苦遭遇的北方人准备好加入反抗南方奴隶主的斗争中去。比如参与逃亡行动的著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通过亲身的经历来揭露奴隶制的罪恶和非正当性。

　　方纳还谈到了打击逃奴所体现的联邦政府权力增强的事实。和废奴主义者致力于抨击奴隶制的行动相反，北方的州政府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追捕并且遣返逃奴。北方州政府认为奴隶制成为了南方和北方州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威胁到了全美国的安全，当然也包括白人的自由。

　　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建国时期就已存在。宪法中明确有关于逃奴必须被遣返的条款。当然宪法中使用的不是“奴隶”(slave)，而是“服劳役的人”(persons held to labor)。很显然，这里体现了对南方奴隶制的妥协和保护。1793 年通过的《逃奴法》(Fugitive Slave Act)使得对逃往美国境外的黑奴进行追捕变得合法化，并规定了对帮助奴隶者给予严惩。《逃奴法》的颁布也表明了联邦政府有权依法追捕逃奴并将其遣返回奴隶主身边。同时，遣返逃奴的另一个依据是通过普通法中所谓的对动产的“领回权”(the right of caption)来捍卫政府追捕奴隶的权利。而1850年的《新逃奴法案》进一步加强了联邦政府缉捕逃奴的权力，并规定了北方公民帮助捉捕逃奴的义务。该法案的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州政府和个人的自由权利。纽约警戒委员会(New York State Vigilance Committee)常常抓捕并绑架自由黑人，尤其是抓捕一些小孩将他们送回南方。同时捕奴者还鼓励其他州效仿纽约建立类似的民间组织。

　　方纳随后就奴隶逃跑的原因和逃奴援助者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指出，大多数来到纽约的逃奴来自马里兰和特拉华州这些中立州，也有部分来自上南方。例如，在北卡罗莱纳州主要的居民是小农(small farmer)，由于他们的生产规模小，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不强，奴隶逃亡往往给他们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奴隶逃跑的共同原因是反抗奴隶制所带来的压迫。而反抗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不堪忍受奴隶主的暴虐和体罚。其他原因还包括害怕被卖到密西西比、路易斯安纳州等“棉花王国”，和家人分离。方纳还特别提示到，与我们想象中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黑奴形单影只独自穿行于山林小径之间不同，黑奴实际逃跑的方式主要以群体为主，而不是个人行为，他们往往集体乘船或者火车进入北方。而帮助逃奴的人主要是有废奴主义者，包括自由黑人和教友派成员(quakers)。废奴主义者往往冒着违法的风险公开支持逃奴行动，他们沿途为逃奴提供食物和衣物，掩护他们进入北方。有的人甚至明目张胆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声明为逃奴提供帮助。

　　最后，方纳讲述了内战中和重建时期的逃奴问题。方纳认为，在内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林肯坚持认为内战的目的是保卫联邦，但是随着勇敢的逃奴冒险加入联邦军队并对内战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之时，林肯以及其他政治家开始对内战的目标改变看法。1850年《逃奴法》最终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的后一年(1864)废除。而在重建时期颁布的《1866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保证了被解放黑人的基本权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逃奴法》中所否认的逃奴权利在《1866年民权法》中成为了必须维护的自由权利。

　　汪晖评议：

　　美国革命是一场“漫长的革命”

　　汪晖教授在之后的评议中认为，方纳教授的《自由之路》一书和《火的考验：林肯与美国奴隶制》一脉相承，都是“先解构再重构”的写作典范。方纳教授有着极高的史料驾驭能力，他从主叙事所建构的神话切入，批判了用现实观点看过去的非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并从纷乱庞杂的历史细节中抽丝剥茧，对传统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解释，向读者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汪晖进而分析说，在历史教科书或者人们通常的认识上，美国革命仅仅指18世纪后半期导致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并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事件。但是纵观独立后关于奴隶制和公民权问题的一系列激烈、持久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漫长的革命”(long revolution)。随后，汪晖老师分享了自己阅读《自由之路》一书的体会，他认为书中关于白人废奴主义者对“地下铁路”的贡献、宗教力量(教友派)对反奴正当性的论证以及美国革命中奴隶制问题在外交中的影响都启发了他的思考。

　　提问环节：

　　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和《逃奴法》的相似之处

　　在提问环节中，一位同学问：“美国历史是白人和黑人之间对抗的历史，但是随着美国人口的多元化，少数族裔对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如何看待如今美国少数族裔的问题”。方纳教授认为，如今美国的人口构成更为多元化，包括西班牙裔、亚裔等等。比如在美国历史上，爱尔兰裔白人移民享有移民特权，而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公民资格的取得过程中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内战后，随着淘金热的出现，中国移民的涌入，移民问题则更加复杂化。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对立。

　　在回答关于“19世纪上半叶州权力和联邦权力的斗争”问题时，方纳认为，联邦主义者主张联邦政府掌握最高的权力，但是即使到如今州政府依然是制衡联邦政府的重要力量。奴隶制问题最初是由州法律所产生的，联邦政府无权要求州政府废除奴隶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争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尽管联邦政府确立了自己的至高地位，但是州政府依然保留了很多权利，以制衡联邦。而如今特朗普总统想要实施的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就和《逃奴法》有相似之处，而州政府则运用州的权利来抗议联邦政府的政策。

　　还有同学提问关于“宗教力量和地下铁路之间关系的问题”。方纳认为，宗教因素无论对黑人还是白人废奴主义者都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来论述反奴的正当性的。比如，从《圣经》中寻找到关于奴隶制是“违背上帝之罪”的说法(sin against God)，认为奴隶制给予了一个人以控制另一个人的权力，而这一权力侵犯了上帝对人类统治的不二权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宗教人士都不是反奴主义者，尤其是教会人员。这也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Second Great Awakening)发生的背景，人们质疑教会对奴隶制的观点，对教会是否应该公开讨论奴隶制问题产生争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的许多人都是具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认为圣经中耶稣没有谴责奴隶制，所以不能单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断是否是反奴主义者。王希补充说，19世纪上半期，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曾最终导致了类似美以美会教会的大分裂，分裂后的各教派对于奴隶制的态度更为多样。所以宗教因素对奴隶问题的影响十分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