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难民潮冲击下，欧洲过去对于移民融入问题上的两种认识误区也变得更加明显：

　　欧洲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白人对东方人、基督徒对“异教徒”的种族、宗教偏见和歧视。在现代化和民主化过程中这些偏见和歧视尽管已经拿不上台面，但潜在影响仍然存在。在“文化多元”的时髦名义下搞种族隔离或驱赶移民，就是一种“新型的”歧视。正如法国学者塔吉耶夫在批判法国极右翼排外论者勒庞时揭示的：过去的强势者强调文化不平等和自己文化的优势，他们要强制“同化”别人，这当然是歧视。

　　但现在的勒庞们却相反，他们打着文化平等的旗号，要强制“异化”别人。他们完全可能“恭维”弱势族群：是啊，你们当年的历史多么辉煌，你们祖先在非洲生活得多么美好，那么，你们回去吧!去维护和享受你们的伟大传统吧。过去我们强迫你们皈依基督，现在我们觉得你们的多神崇拜很有美感值得作为珍稀品种来大力保留，这基督教嘛就让我们白人勉为其难好啦。过去我们的祖先把你们的祖先抓来做奴隶，现在我们认错了，你们完全有权利回去!什么?你们不想行使这一权利?那就让我们“帮助”你们——把你们赶走!

　　显然，所谓平等如果不是每个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那么“文化平等”反而可能成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口实，犹如在南非后期人们看到的那样。因此塔吉耶夫强调：种族主义的“目的在于将脱离了集团类别的个体‘归位’”，即它归根结底是对个体权利的漠视。

　　在欧洲政治光谱上，贬低和漠视普世价值、强调宗教、种族、民族特点的倾向通常被归入“右翼”，而如果以上述特点来公然排外，那就是“极右翼”，例如勒庞那样。无可否认，近年来随着欧洲人对恐怖主义的担心和对高失业率时期移民就业竞争的顾虑，勒庞式的排外倾向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这种打着“文化平等(而不是人权平等)”旗号的“新型”排外主义还不仅仅体现在这些明显的极右翼上。实际上，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以平等为口实的排斥”一直是个潜在的心理障碍。

　　欧洲一体化是在普世人权平等的价值观下进行的。但如果这种普世性要有强大的说服力，她就应当是个跨民族、跨种族、跨宗教、跨文化的实体。如今欧洲各国凡是比较大的、移民较多的国家，内部都已经存在这四“跨”。就成员国而言，一体化过程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当然是在满足入欧的一般条件下。在1980年代前，欧洲联合的创始国都是基督教西方教派(新教和天主教)国家，或拉丁-日耳曼民族国家。1981年希腊的加入，开始有了东正教成员国;2004年波兰、捷克、匈牙利等的加入，欧盟开始有了斯拉夫人、乌拉尔人成员国。但是，至今欧盟仍然没有一个穆斯林居民为主的成员国。

　　而事实上，绝大多数国民为穆斯林的土耳其就是一个长期寻求“入欧”的国家。今天的土耳其虽然绝大部分国土地理上处于亚洲，但历史上的土耳其帝国有广大的欧洲领土，当时的首都、今天的土耳其最大城市和经济首都伊斯坦布尔也位于欧洲，该城就是古代欧洲名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延续，因此土耳其历来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从“一战”后的凯末尔革命开始，土耳其大刀阔斧地推进世俗化、现代化，并接着推进民主化进程，迄今已近一个世纪。

　　在政治上，土耳其长期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和多党制议会共和政体，是“最自由民主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之父”(阿塔图尔克)凯末尔把世俗主义作为现代土耳其立国之本，为此不惜改变文字，废弃阿拉伯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拼写土耳其文，百年后他的做法已经深入人心。尽管该国有些政党被认为有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倾向”，但那是按土耳其的标准而言。若是放在土耳其以外的伊斯兰世界，可以说土国即便“最伊斯兰化”的党，放在其他国家也算是最世俗化的党了。土耳其近年也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面临恐怖主义威胁。但值得指出的是：直到最近一年“伊斯兰国”式的恐怖主义开始渗入土耳其以前，该国发生的“恐怖主义”也都是世俗极左派(如库尔德工人党)干的，而非宗教性的。

　　在经济上，土耳其与欧盟平均水平虽有差距，但其发达程度已高于欧盟的一些东欧成员(如保加利亚)，财政指标更是远远好于欧盟的许多南欧成员。在绝大多数年份，土耳其的这些指标都能满足“马约红线”的要求，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在欧盟现有成员国中并不多。

　　必须指出，从经济角度看，目前欧盟成员构成上的致命缺陷，还不是它的成员有穷有富，而是他们的财政状况有好有差。只要政策得当，穷富联合其实可以做到双赢;但财政状况优劣悬殊则容易导致劣者不肯减赤，优者不愿救助，造成双输之局。因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财政红线比对GDP水平更为强调，而从人均GDP水平看算是相当富的“欧猪国家”给欧盟捅的娄子，是总体上似乎更穷的“新欧洲”国家没法比的。从这一点看，爱琴海两边最有资格当欧盟成员的绝对不该是希腊，而无疑应该是土耳其——但事实却相反!

　　作为经济增长的明星，土耳其经济总量(以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已居世界第15位，人均GDP已达两万多美元(PPP)。土国经济与欧洲的互补性很高，与许多欧洲国家经济空心化和虚拟化相比，土耳其有发达的制造业，电视机占据欧洲市场一半以上份额，汽车产量超过意大利，居欧洲第五，造船业更是欧洲的头筹。土耳其早在1961年就是有“发达国家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创始会员国，也是二十国集团成员。美国中情局将土耳其归类为发达国家，世界银行则归入中高收入国家。土国经济与欧盟关系密切，既是发达欧洲国家产业外移的主要对象之一，也是这些国家、尤其是德国的主要劳务输入源。

　　在国际上土耳其长期亲西方，冷战时代一直是北约盟国，几乎从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她就谋求加入。早在1949年她就是欧洲委员会的第一批成员国。1963年又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准成员”，1995年土耳其加入欧盟海关同盟，2005年土耳其与欧盟开始进行作为全权成员国入盟的谈判，至今又是十多年过去了，然而，土耳其的入盟依然遥遥无期。

　　尽管欧盟至今不接受土耳其也有某些理由(如北塞浦路斯问题、承认历史上屠杀亚美尼亚人的问题等)，但类似旧账欧盟一些成员也有。为什么土耳其就会长期被拒之门外?笔者就此问过不少欧洲学者，他们除了各自的一些具体回答外，总是会提到“对人口如此庞大的穆斯林国家，我们要特别谨慎”。

　　这种回答是可以理解的。土国人口7800万，与欧盟人口最多的成员德国差距不大。但由于穆斯林出生率高，土耳其如果入欧，很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取代德国成为人口最多的成员国。欧洲对此要有心理准备。但是如果一直这样“谨慎”下去，欧盟尊奉的基本价值观的普世性说服力无疑会面临质疑。一个实行自由民主、世俗政治、市场经济已经几十年的国家，一个人口、经济都举足轻重，地处两洲四海间极重要的战略位置，又与欧洲有深厚渊源的国家，难道仅仅因为大量人口是穆斯林就入不了欧?这使人隐隐感到欧洲对穆斯林的偏见并未完全消失，而且这不仅仅指勒庞这样的“极右翼”。

　　事实上，对于欧盟这种推拒态度，土耳其人已经越来越由抱怨发展到不耐烦，加上近年来欧盟麻烦不断，土耳其已经出现不祥的疏欧倾向，目前主流民意仍然希望入欧，但不再迫切，更不是非入不可。而这又导致出现对百年世俗化成果的怀疑和伊斯兰化的重新抬头。这反过来又增加欧洲的疑虑，使土耳其更难入欧……如此恶性循环，欧盟和土耳其将面临双输的危险。

　　相反，如果欧盟成功接受了土耳其这么个人口众多的穆斯林大国，欧盟将成为普世价值的更令人信服的范例。欧洲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摒弃千年怨仇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团结成一个人口世界第二、经济世界第一的新型政治实体，那意义将远远超过德、法这两个过去的世仇携手建设欧洲联盟这个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历史性进步。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局面。

 　　在难民潮冲击下，欧洲过去对于移民融入问题上的两种认识误区也变得更加明显：

　　欧洲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白人对东方人、基督徒对“异教徒”的种族、宗教偏见和歧视。在现代化和民主化过程中这些偏见和歧视尽管已经拿不上台面，但潜在影响仍然存在。在“文化多元”的时髦名义下搞种族隔离或驱赶移民，就是一种“新型的”歧视。正如法国学者塔吉耶夫在批判法国极右翼排外论者勒庞时揭示的：过去的强势者强调文化不平等和自己文化的优势，他们要强制“同化”别人，这当然是歧视。

　　但现在的勒庞们却相反，他们打着文化平等的旗号，要强制“异化”别人。他们完全可能“恭维”弱势族群：是啊，你们当年的历史多么辉煌，你们祖先在非洲生活得多么美好，那么，你们回去吧!去维护和享受你们的伟大传统吧。过去我们强迫你们皈依基督，现在我们觉得你们的多神崇拜很有美感值得作为珍稀品种来大力保留，这基督教嘛就让我们白人勉为其难好啦。过去我们的祖先把你们的祖先抓来做奴隶，现在我们认错了，你们完全有权利回去!什么?你们不想行使这一权利?那就让我们“帮助”你们——把你们赶走!

　　显然，所谓平等如果不是每个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那么“文化平等”反而可能成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口实，犹如在南非后期人们看到的那样。因此塔吉耶夫强调：种族主义的“目的在于将脱离了集团类别的个体‘归位’”，即它归根结底是对个体权利的漠视。

　　在欧洲政治光谱上，贬低和漠视普世价值、强调宗教、种族、民族特点的倾向通常被归入“右翼”，而如果以上述特点来公然排外，那就是“极右翼”，例如勒庞那样。无可否认，近年来随着欧洲人对恐怖主义的担心和对高失业率时期移民就业竞争的顾虑，勒庞式的排外倾向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这种打着“文化平等(而不是人权平等)”旗号的“新型”排外主义还不仅仅体现在这些明显的极右翼上。实际上，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以平等为口实的排斥”一直是个潜在的心理障碍。

　　欧洲一体化是在普世人权平等的价值观下进行的。但如果这种普世性要有强大的说服力，她就应当是个跨民族、跨种族、跨宗教、跨文化的实体。如今欧洲各国凡是比较大的、移民较多的国家，内部都已经存在这四“跨”。就成员国而言，一体化过程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当然是在满足入欧的一般条件下。在1980年代前，欧洲联合的创始国都是基督教西方教派(新教和天主教)国家，或拉丁-日耳曼民族国家。1981年希腊的加入，开始有了东正教成员国;2004年波兰、捷克、匈牙利等的加入，欧盟开始有了斯拉夫人、乌拉尔人成员国。但是，至今欧盟仍然没有一个穆斯林居民为主的成员国。

　　而事实上，绝大多数国民为穆斯林的土耳其就是一个长期寻求“入欧”的国家。今天的土耳其虽然绝大部分国土地理上处于亚洲，但历史上的土耳其帝国有广大的欧洲领土，当时的首都、今天的土耳其最大城市和经济首都伊斯坦布尔也位于欧洲，该城就是古代欧洲名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延续，因此土耳其历来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从“一战”后的凯末尔革命开始，土耳其大刀阔斧地推进世俗化、现代化，并接着推进民主化进程，迄今已近一个世纪。

　　在政治上，土耳其长期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和多党制议会共和政体，是“最自由民主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之父”(阿塔图尔克)凯末尔把世俗主义作为现代土耳其立国之本，为此不惜改变文字，废弃阿拉伯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拼写土耳其文，百年后他的做法已经深入人心。尽管该国有些政党被认为有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倾向”，但那是按土耳其的标准而言。若是放在土耳其以外的伊斯兰世界，可以说土国即便“最伊斯兰化”的党，放在其他国家也算是最世俗化的党了。土耳其近年也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面临恐怖主义威胁。但值得指出的是：直到最近一年“伊斯兰国”式的恐怖主义开始渗入土耳其以前，该国发生的“恐怖主义”也都是世俗极左派(如库尔德工人党)干的，而非宗教性的。

　　在经济上，土耳其与欧盟平均水平虽有差距，但其发达程度已高于欧盟的一些东欧成员(如保加利亚)，财政指标更是远远好于欧盟的许多南欧成员。在绝大多数年份，土耳其的这些指标都能满足“马约红线”的要求，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在欧盟现有成员国中并不多。

　　必须指出，从经济角度看，目前欧盟成员构成上的致命缺陷，还不是它的成员有穷有富，而是他们的财政状况有好有差。只要政策得当，穷富联合其实可以做到双赢;但财政状况优劣悬殊则容易导致劣者不肯减赤，优者不愿救助，造成双输之局。因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财政红线比对GDP水平更为强调，而从人均GDP水平看算是相当富的“欧猪国家”给欧盟捅的娄子，是总体上似乎更穷的“新欧洲”国家没法比的。从这一点看，爱琴海两边最有资格当欧盟成员的绝对不该是希腊，而无疑应该是土耳其——但事实却相反!

　　作为经济增长的明星，土耳其经济总量(以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已居世界第15位，人均GDP已达两万多美元(PPP)。土国经济与欧洲的互补性很高，与许多欧洲国家经济空心化和虚拟化相比，土耳其有发达的制造业，电视机占据欧洲市场一半以上份额，汽车产量超过意大利，居欧洲第五，造船业更是欧洲的头筹。土耳其早在1961年就是有“发达国家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创始会员国，也是二十国集团成员。美国中情局将土耳其归类为发达国家，世界银行则归入中高收入国家。土国经济与欧盟关系密切，既是发达欧洲国家产业外移的主要对象之一，也是这些国家、尤其是德国的主要劳务输入源。

　　在国际上土耳其长期亲西方，冷战时代一直是北约盟国，几乎从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她就谋求加入。早在1949年她就是欧洲委员会的第一批成员国。1963年又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准成员”，1995年土耳其加入欧盟海关同盟，2005年土耳其与欧盟开始进行作为全权成员国入盟的谈判，至今又是十多年过去了，然而，土耳其的入盟依然遥遥无期。

　　尽管欧盟至今不接受土耳其也有某些理由(如北塞浦路斯问题、承认历史上屠杀亚美尼亚人的问题等)，但类似旧账欧盟一些成员也有。为什么土耳其就会长期被拒之门外?笔者就此问过不少欧洲学者，他们除了各自的一些具体回答外，总是会提到“对人口如此庞大的穆斯林国家，我们要特别谨慎”。

　　这种回答是可以理解的。土国人口7800万，与欧盟人口最多的成员德国差距不大。但由于穆斯林出生率高，土耳其如果入欧，很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取代德国成为人口最多的成员国。欧洲对此要有心理准备。但是如果一直这样“谨慎”下去，欧盟尊奉的基本价值观的普世性说服力无疑会面临质疑。一个实行自由民主、世俗政治、市场经济已经几十年的国家，一个人口、经济都举足轻重，地处两洲四海间极重要的战略位置，又与欧洲有深厚渊源的国家，难道仅仅因为大量人口是穆斯林就入不了欧?这使人隐隐感到欧洲对穆斯林的偏见并未完全消失，而且这不仅仅指勒庞这样的“极右翼”。

　　事实上，对于欧盟这种推拒态度，土耳其人已经越来越由抱怨发展到不耐烦，加上近年来欧盟麻烦不断，土耳其已经出现不祥的疏欧倾向，目前主流民意仍然希望入欧，但不再迫切，更不是非入不可。而这又导致出现对百年世俗化成果的怀疑和伊斯兰化的重新抬头。这反过来又增加欧洲的疑虑，使土耳其更难入欧……如此恶性循环，欧盟和土耳其将面临双输的危险。

　　相反，如果欧盟成功接受了土耳其这么个人口众多的穆斯林大国，欧盟将成为普世价值的更令人信服的范例。欧洲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摒弃千年怨仇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团结成一个人口世界第二、经济世界第一的新型政治实体，那意义将远远超过德、法这两个过去的世仇携手建设欧洲联盟这个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历史性进步。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