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

　　为癌症设定世界日，表明面对难治的癌症与高病死率，人类还是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人的理智与狡黠又算什么?仍然抵不过癌症“精神现象学”的高深。向人体细胞作战与向人体病毒作战，我们看到的是攻克艾滋病的曙光就在前头了，问题是抗癌之路依旧长夜漫漫。但就是在这漫漫长夜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几缕透露晨曦的曙光。在亚洲，这道曙光首先是从岛国日本射出。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在去年7月发表2006年-2008年全癌症5年生存率，总体为62.1%。其中男性为59.1%，女性为66.0%。这在发达国家中几乎与美国并肩。中国是30.9%，只有日本的一半。在日本，男性前列腺癌生存率最高，为97.4%;女性甲状腺癌生存率最高，为94.9%。在主要癌症中，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日本为92.2%，大肠癌为72.1%，胃癌为71.2%。即便是较为难治的肺癌和肝癌，如是早期的话也达到了78%和60%的好成绩。

　　位于东京都中央区的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

　　这样来看，日本确实是癌症治疗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精密检查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癌症研究最为领先的国家之一(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居全球之首)。而早在2001年就开设的兵库县立粒子线医疗中心，则是世界上率先开展质子和重离子这两种放射线治疗的“开垦地”。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刚过完新年，日本的NHK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引发热买的书，书名为《因癌致死的县 因癌不死的县》。作者是松田智大，一位著名的参与日本癌症数据库建设的医疗学者。作者在书中最新披露，遗传致癌只占全体的5%，其余大部分都是由于不良生活习惯致癌。

　　2017年1月，NHK出版社新书：《因癌致死的县 因癌不死的县》

　　因此日本各地生活习惯不同，患癌机率也大不相同。如“女性杀手”的乳腺癌东京为最，比率为10人/100.8人。最不易患乳腺癌的是鹿儿岛县，同比48.8人。而男性最常见的胃癌，前三是秋田县，同比119.6人;山形县，同比106.2人;富山县，同比96.6人。几乎都集中在日本海的东北地区。而最不易患胃癌的前三是冲绳县，同比38,3人。鹿儿岛县，同比52.1人;熊本县，同比57.1人。可见前三全是处于日本的最南端，表明癌发与饮食习惯的内在关系。

　　该书还统计出日本癌死的最高县和最低县。最高是青森县，最低是长野县，这之间死亡率之差最大为1.4倍。此外，北海道是肺癌之最，福冈县是肝癌之最。这本书的意义在于：研究者丝毫不隐瞒地方差异，将因风土和习惯不同而导致的癌发现装状作数据式梳理，提供给读者参照与思考：你将如何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健康地活下去?显然这是成熟的癌症大国的非常成熟的做法。

　　早在2005年，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养老孟司与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癌症治疗专家中川惠一，在其合著的《活出自己——日本的癌症医疗与死生观》书中就预测，日本的癌症患者将大幅提升，10年后进入2人中有一人患癌的时代。自己不死为前提的社会怎么可能?死如何日常化?延缓时日的癌症治疗与安乐死何以对应?书中不无先见地提出了人生——社会——医疗三位一体的构造组合。

　　2011年，中川惠一又独立出版《癌的练习手册》一书。他在书中宣布日本已成为世界头号癌症大国。患上癌症，怎样对应为好?因癌而死，怎样的死才好?从预防到被宣告的心情构造又是如何的?治疗和复查又该如何选择?晚期疼痛怎么办?如此等等。作者认为这些如果事先都能得到练习，就会回归平常心。癌症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癌症的无知。这二位活跃于癌症前沿的私见，正好与以下二组数据相符：

　　日本2016年患癌人数为101万200例。其中男性57万6100例，女性43万4100例。与2015年的98万2100例比较，增加了28000例。癌种的前五是：大肠，胃，肺，前列腺，乳房(女性)。

　　日本2016年癌症死亡人数为37万4000人。其中男性为22万300人，女性为15万3700人。比与2015年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3000人。癌死的前五是：肺，大肠，胃，胰脏，肝脏。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治癌先进国的日本为什么又是癌症高发国呢?一个说法认为是日本人太长寿。长寿凸显了“天寿癌”。另一个说法则指向日本人最为得意的软实力之一的和食。甜咸腌炸，且精致精细精准过度的一个结果就是依赖加工食品过多。生鱼片当然爽心悦目，但经常食用带来的是人体免疫力的总体下降。显然这个指向是令日本人不安的，但这就是不设任何前提的学术研究。

　　癌症多了，成了常见病。带癌工作也就成了日本社会的一个常态。日本的名人与学者，日本的政治家基本不隐瞒自己的病情。

　　直言告白是日本癌症文化的一个特色。如1938年出生的与谢野馨，2012年出版《全身癌政治家》一书。在书中告白自己在39岁第一次当选议员的时候被诊断出恶性淋巴癌。医生宣告余命是2年。之后在35年之间他又患上直肠癌，前列腺癌和下咽喉癌。

　　一生患有四种癌的与谢野馨，东大法学部毕业，当过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秘书，历任文部大臣，通产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第一次安倍内阁的官房长官，麻生内阁的财务，金融，经济财政的三阁僚大臣。与谢野馨的母亲患食道癌，妻子患大肠癌，妹妹患舌癌，可谓癌症世家。

　　而目前担任2020年东奥会组委会会长的前首相森喜朗，2015年被诊断出肺癌，做了左肺切除术。手术一星期后就出席有关奥运会议了。这位早稻田毕业的政治家，在2000年担任首相的时候被诊断出前列腺癌。不过他一直坚持工作，直到辞去首相一职才走进手术室。

　　2013年12月5日，当时担任TPP谈判的日本经济再生大臣甘利明召开记者会，宣布自己患了舌癌。在接受手术治疗的10天后，就复归公务，参与新一轮的TPP谈判。

　　而为世人所知的日本明仁天皇在2003年1月接受前列腺癌的手术。日本宫内厅在2002年12月28日向国民发布了这一消息。

　　日本的一些名人也基本不隐瞒自己的病情。如我们熟知的患食道癌的作词作曲家桑田佳祐，患乳腺癌的歌手生稻晃子，患急性淋巴白血病的节目主持人大塚范一，患胃癌的演员宫迫博之，患咽喉癌的第54代横纲轮岛大士，患乳腺癌的女子摔跤选手亚利弥，患乳腺癌的女艺能北斗晶，患脑癌的歌手北山阳一，患胃癌的名演员渡边谦，患乳腺癌的女演员南果步，当然还有去年也患上乳腺癌成为话题的小林麻央。而在日本有“知的巨人”之称的立花隆，2013年出版《癌：挑战生死之谜》一书。书中告白自己在2007年患上膀胱癌。通过治疗，得知了什么叫日本癌症治疗的最前沿。

　　2016年9月，因患上乳腺癌成为话题的演员小林麻央开始在个人博客上更新斗病日记

　　显然日本人的这些做法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我们经常耳闻讣告或悼词里的某人“因病医治无效”的说法，因什么病呢?没有人知道。或者不想让人知道。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呢?追问到本质上还是与癌症文化远未成熟有关。

　　癌症，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是自己思虑的一部分，也是自己情感的一部分。有什么必要隐瞒呢?佐野洋子，这位创作了《活了一百万次的猫》知名绘本作家，在66岁那年因乳腺癌行乳房切除术。二年后，癌细胞转移至大腿骨。她拒绝治疗，并在这段日子里写了畅销书《无用的日子》。里面有这么一段医患对话：

　　“我还可以活几年?”

　　“如果进安宁病房，大概二年左右。”

　　“到死之前，要花多少钱?”

　　“一千万(日元)。”

　　“知道了。那我不使用抗癌剂，也不要延长我的寿命，尽可能让我过正常的生活。”

　　“好。”

　　2010年11月，洋子辞世。72岁。

　　她的这本书，就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什么叫癌死?

　　那么，什么叫癌死呢?洋子这样说：

　　癌死的恐惧，癌死的意义并非来自自己的死，而是他人的死。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能多少明白了一些在日本有“医界良心”之称(虽然争议巨大)的近藤诚的用心所在。他这些年来著书立说所要表达的一个强烈意愿就是“放弃治疗”让心灵更自由。这就令人想起顺天堂大学医学部病理癌症讲座教授，医学博士樋野兴夫。他在2008年1月开始在顺天堂医院开设“癌症哲学门诊”。第二年成立NPO法人“癌症哲学门诊”，自己亲任理事长。

　　请注意日本人创生的这个全新概念：癌症哲学门诊。不是临床医的诊疗行为，而是病理学者与患者与家属对话沟通的一个姿态。这个姿态传达的一个声音是：人生是好是坏，取决于最后五年。不必在于过往人生究竟过得如何，时时抱着犹如渡过人生最后五年的心态，全力而活。

　　去年12月9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新版“癌症对策基本法”。这里的亮眼之处在于日本政府毫无隐瞒地宣布，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率先进入每2人中1人患癌，每3人中1人死于癌症的时代。为此基本法提出了一个旨在缓解身心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的“舒缓治疗”的概念。

　　这个概念的最终指向是创建一个“能让患者放心生活的社会”。日本政府用基本法的规格为癌症立法，一方面固然表明癌症已成日本人的国民病，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日本这个癌症大国的癌症文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就如同日本也有“癌”这个汉字，但日本的“国立癌症中心”是这样表记的：“国立がんセンター”。“癌”用假名“がん”来表示。为什么不直接用汉字呢?原来日本人说汉字的“癌”给人一种冷硬的恐惧感，给人一种无法根治的失落感。你看，日本人癌症文化的感觉，是多么的细润无声。

　　看来，这也是实用理性精神十足的中国人，从“爆买”到“爆医”的一个非常自在的逻辑行程了。

　　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

　　为癌症设定世界日，表明面对难治的癌症与高病死率，人类还是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人的理智与狡黠又算什么?仍然抵不过癌症“精神现象学”的高深。向人体细胞作战与向人体病毒作战，我们看到的是攻克艾滋病的曙光就在前头了，问题是抗癌之路依旧长夜漫漫。但就是在这漫漫长夜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几缕透露晨曦的曙光。在亚洲，这道曙光首先是从岛国日本射出。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在去年7月发表2006年-2008年全癌症5年生存率，总体为62.1%。其中男性为59.1%，女性为66.0%。这在发达国家中几乎与美国并肩。中国是30.9%，只有日本的一半。在日本，男性前列腺癌生存率最高，为97.4%;女性甲状腺癌生存率最高，为94.9%。在主要癌症中，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日本为92.2%，大肠癌为72.1%，胃癌为71.2%。即便是较为难治的肺癌和肝癌，如是早期的话也达到了78%和60%的好成绩。

　　位于东京都中央区的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

　　这样来看，日本确实是癌症治疗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精密检查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癌症研究最为领先的国家之一(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居全球之首)。而早在2001年就开设的兵库县立粒子线医疗中心，则是世界上率先开展质子和重离子这两种放射线治疗的“开垦地”。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刚过完新年，日本的NHK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引发热买的书，书名为《因癌致死的县 因癌不死的县》。作者是松田智大，一位著名的参与日本癌症数据库建设的医疗学者。作者在书中最新披露，遗传致癌只占全体的5%，其余大部分都是由于不良生活习惯致癌。

　　2017年1月，NHK出版社新书：《因癌致死的县 因癌不死的县》

　　因此日本各地生活习惯不同，患癌机率也大不相同。如“女性杀手”的乳腺癌东京为最，比率为10人/100.8人。最不易患乳腺癌的是鹿儿岛县，同比48.8人。而男性最常见的胃癌，前三是秋田县，同比119.6人;山形县，同比106.2人;富山县，同比96.6人。几乎都集中在日本海的东北地区。而最不易患胃癌的前三是冲绳县，同比38,3人。鹿儿岛县，同比52.1人;熊本县，同比57.1人。可见前三全是处于日本的最南端，表明癌发与饮食习惯的内在关系。

　　该书还统计出日本癌死的最高县和最低县。最高是青森县，最低是长野县，这之间死亡率之差最大为1.4倍。此外，北海道是肺癌之最，福冈县是肝癌之最。这本书的意义在于：研究者丝毫不隐瞒地方差异，将因风土和习惯不同而导致的癌发现装状作数据式梳理，提供给读者参照与思考：你将如何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健康地活下去?显然这是成熟的癌症大国的非常成熟的做法。

　　早在2005年，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养老孟司与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癌症治疗专家中川惠一，在其合著的《活出自己——日本的癌症医疗与死生观》书中就预测，日本的癌症患者将大幅提升，10年后进入2人中有一人患癌的时代。自己不死为前提的社会怎么可能?死如何日常化?延缓时日的癌症治疗与安乐死何以对应?书中不无先见地提出了人生——社会——医疗三位一体的构造组合。

　　2011年，中川惠一又独立出版《癌的练习手册》一书。他在书中宣布日本已成为世界头号癌症大国。患上癌症，怎样对应为好?因癌而死，怎样的死才好?从预防到被宣告的心情构造又是如何的?治疗和复查又该如何选择?晚期疼痛怎么办?如此等等。作者认为这些如果事先都能得到练习，就会回归平常心。癌症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癌症的无知。这二位活跃于癌症前沿的私见，正好与以下二组数据相符：

　　日本2016年患癌人数为101万200例。其中男性57万6100例，女性43万4100例。与2015年的98万2100例比较，增加了28000例。癌种的前五是：大肠，胃，肺，前列腺，乳房(女性)。

　　日本2016年癌症死亡人数为37万4000人。其中男性为22万300人，女性为15万3700人。比与2015年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3000人。癌死的前五是：肺，大肠，胃，胰脏，肝脏。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治癌先进国的日本为什么又是癌症高发国呢?一个说法认为是日本人太长寿。长寿凸显了“天寿癌”。另一个说法则指向日本人最为得意的软实力之一的和食。甜咸腌炸，且精致精细精准过度的一个结果就是依赖加工食品过多。生鱼片当然爽心悦目，但经常食用带来的是人体免疫力的总体下降。显然这个指向是令日本人不安的，但这就是不设任何前提的学术研究。

　　癌症多了，成了常见病。带癌工作也就成了日本社会的一个常态。日本的名人与学者，日本的政治家基本不隐瞒自己的病情。

　　直言告白是日本癌症文化的一个特色。如1938年出生的与谢野馨，2012年出版《全身癌政治家》一书。在书中告白自己在39岁第一次当选议员的时候被诊断出恶性淋巴癌。医生宣告余命是2年。之后在35年之间他又患上直肠癌，前列腺癌和下咽喉癌。

　　一生患有四种癌的与谢野馨，东大法学部毕业，当过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秘书，历任文部大臣，通产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第一次安倍内阁的官房长官，麻生内阁的财务，金融，经济财政的三阁僚大臣。与谢野馨的母亲患食道癌，妻子患大肠癌，妹妹患舌癌，可谓癌症世家。

　　而目前担任2020年东奥会组委会会长的前首相森喜朗，2015年被诊断出肺癌，做了左肺切除术。手术一星期后就出席有关奥运会议了。这位早稻田毕业的政治家，在2000年担任首相的时候被诊断出前列腺癌。不过他一直坚持工作，直到辞去首相一职才走进手术室。

　　2013年12月5日，当时担任TPP谈判的日本经济再生大臣甘利明召开记者会，宣布自己患了舌癌。在接受手术治疗的10天后，就复归公务，参与新一轮的TPP谈判。

　　而为世人所知的日本明仁天皇在2003年1月接受前列腺癌的手术。日本宫内厅在2002年12月28日向国民发布了这一消息。

　　日本的一些名人也基本不隐瞒自己的病情。如我们熟知的患食道癌的作词作曲家桑田佳祐，患乳腺癌的歌手生稻晃子，患急性淋巴白血病的节目主持人大塚范一，患胃癌的演员宫迫博之，患咽喉癌的第54代横纲轮岛大士，患乳腺癌的女子摔跤选手亚利弥，患乳腺癌的女艺能北斗晶，患脑癌的歌手北山阳一，患胃癌的名演员渡边谦，患乳腺癌的女演员南果步，当然还有去年也患上乳腺癌成为话题的小林麻央。而在日本有“知的巨人”之称的立花隆，2013年出版《癌：挑战生死之谜》一书。书中告白自己在2007年患上膀胱癌。通过治疗，得知了什么叫日本癌症治疗的最前沿。

　　2016年9月，因患上乳腺癌成为话题的演员小林麻央开始在个人博客上更新斗病日记

　　显然日本人的这些做法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我们经常耳闻讣告或悼词里的某人“因病医治无效”的说法，因什么病呢?没有人知道。或者不想让人知道。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呢?追问到本质上还是与癌症文化远未成熟有关。

　　癌症，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是自己思虑的一部分，也是自己情感的一部分。有什么必要隐瞒呢?佐野洋子，这位创作了《活了一百万次的猫》知名绘本作家，在66岁那年因乳腺癌行乳房切除术。二年后，癌细胞转移至大腿骨。她拒绝治疗，并在这段日子里写了畅销书《无用的日子》。里面有这么一段医患对话：

　　“我还可以活几年?”

　　“如果进安宁病房，大概二年左右。”

　　“到死之前，要花多少钱?”

　　“一千万(日元)。”

　　“知道了。那我不使用抗癌剂，也不要延长我的寿命，尽可能让我过正常的生活。”

　　“好。”

　　2010年11月，洋子辞世。72岁。

　　她的这本书，就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什么叫癌死?

　　那么，什么叫癌死呢?洋子这样说：

　　癌死的恐惧，癌死的意义并非来自自己的死，而是他人的死。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能多少明白了一些在日本有“医界良心”之称(虽然争议巨大)的近藤诚的用心所在。他这些年来著书立说所要表达的一个强烈意愿就是“放弃治疗”让心灵更自由。这就令人想起顺天堂大学医学部病理癌症讲座教授，医学博士樋野兴夫。他在2008年1月开始在顺天堂医院开设“癌症哲学门诊”。第二年成立NPO法人“癌症哲学门诊”，自己亲任理事长。

　　请注意日本人创生的这个全新概念：癌症哲学门诊。不是临床医的诊疗行为，而是病理学者与患者与家属对话沟通的一个姿态。这个姿态传达的一个声音是：人生是好是坏，取决于最后五年。不必在于过往人生究竟过得如何，时时抱着犹如渡过人生最后五年的心态，全力而活。

　　去年12月9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新版“癌症对策基本法”。这里的亮眼之处在于日本政府毫无隐瞒地宣布，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率先进入每2人中1人患癌，每3人中1人死于癌症的时代。为此基本法提出了一个旨在缓解身心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的“舒缓治疗”的概念。

　　这个概念的最终指向是创建一个“能让患者放心生活的社会”。日本政府用基本法的规格为癌症立法，一方面固然表明癌症已成日本人的国民病，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日本这个癌症大国的癌症文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就如同日本也有“癌”这个汉字，但日本的“国立癌症中心”是这样表记的：“国立がんセンター”。“癌”用假名“がん”来表示。为什么不直接用汉字呢?原来日本人说汉字的“癌”给人一种冷硬的恐惧感，给人一种无法根治的失落感。你看，日本人癌症文化的感觉，是多么的细润无声。

　　看来，这也是实用理性精神十足的中国人，从“爆买”到“爆医”的一个非常自在的逻辑行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