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民主德国(东德)，曾经是中国政府的榜样。因为民主德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样本，当时中国所提的“四个现代化”，在民主德国已经全都实现。为了学习其科技发展、工业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法治，从中国奔赴东德“取经”的考察团络绎不绝。直到它1989年出人意料地崩溃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汽车保有量仍然超过现在(2016年)的中国。可是，这样一个发达社会的政权从未获得真正的稳定性，其存在只能依赖于苏联的强制力。它与苏联的关系，就如同陀螺与鞭子的关系：鞭子停下，陀螺倒掉。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相对富足的社会始终无法自立，无法把大多数国民培育成为本国感到自豪的公民?本文是一篇侧重于内政方面的民主德国简史，略以探讨其治理的成败。

　　苏占区时期

　　德国人常用“零点时刻”(Stunde Null)来描述1945年5月8日深夜12点的德国。的确，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当投降令生效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仿佛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自己和战友们为之献出汗水和鲜血的事业竟然是罪恶的。他们身处在残垣断壁中时，心中的信仰大厦已然崩塌，人生的计划被重新清零。尽管“零点时刻”这样的描述很符合想要除旧布新的德国人的心意，但它却很难说是对当时情况的准确描述。纳粹的、魏玛共和国的、威廉德国的，乃至普鲁士王国的遗产都将落到德国人身上。就算德国人想忘记，此刻支配着他们命运的盟军占领当局也不会忘记。

　　人们(特别是中国人)谈论德国历史的时候，常常忘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德意志这片土地上，分裂乃是常态，统一反而是异数。在普鲁士人几百年间费尽心血统一了德意志之后，这“大一统”也仅仅存在了七十四年，随后又是四十多年的分裂。然而，这四十多年的分裂却与之前大不相同。在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之前，这片土地上尽管邦国林立，不同国家之间还是分享着相似的法律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氛围，信仰着同一本《圣经》(尽管教义不同)^[1]。是的，当时的德意志人会觉得普鲁士与巴伐利亚之间有天壤之别。但从二战之后的视角看，当时的那些不同邦国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简直不值一提。战后德国分裂的不仅是疆土，而且是一整套价值观念：这两个德国有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态、经济体制、社会制度和道德标准，双方对几乎所有抽象概念，如“民主”、“自由”、“正义”、“爱国”等，都有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柏林墙两侧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东德领导人在1970年代提出：已经出现了两个德意志民族，这边是“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而西德那边是“资本主义的”德意志民族^[2]。

　　不过，这一切并非德国人自己的选择。在无条件投降之后，德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不存在，它未来的命运将由美、英、法、苏四大占领国之间的合作和斗争来决定。从1945年到1949年，这段德国受制于人^[3]的历史奠定了战后德国发展道路的基本框架：德意志分裂为两个相互敌视的政治实体，两者在军事上对峙，意识形态上对立，各自坚信自己所选择的是一种更加进步的政治体制。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的入侵就意味着德意志民族将自己再次抛入险境，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的战争最终将德国推到了几乎所有世界强国的对立面，只要德国不能切断英、美援助苏联的渠道，就难逃战败的命运。潜艇战专家邓尼茨的“狼群”为此竭尽全力，却依然功亏一篑。于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美国的卡车和苏联红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一起让第三帝国的毁灭变得不可逆转。

　　早在德国人尚在苏联境内作战时(1943年秋)，英国与苏联已经就战后对德占领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在打败纳粹德国后将占领德国东部(约占1937年德国领土的40%)。经过卡萨布兰卡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苏联、英国和美国达成了迫使德国割让部分领土(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由盟军分区占领德国的协议。至此，后来两个德国的边境线已经大体被画了出来。但即使在波茨坦会议细化了分区占领协定之后，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仍旧悬而未决。

　　这首先是因为斯大林尚举棋不定^[4]。毫无疑问，他的首要目标是苏联的安全。可是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诸多途径和条件之间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正因为如此，斯大林1945年到1952年间的对德政策才会不断游移。1945年后，苏联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有三：其一，自身问题。除了军工产业，苏联自身的经济能力被战争大大削弱。战后的国民需求将转向日常生活用品，因而迫切需要经济重建。为了维持苏联的稳定和强大，斯大林决定搜寻尽可能多的战利品，所以强烈要求同盟国共管鲁尔，以确保从德国得到赔偿。如果共管鲁尔的要求被英美拒绝，那么次优方案将是搜刮自己占领的部分。其二，德国的复仇。德国在一战之后冲破《凡尔赛条约》的重重阻力迅速复兴的历史，给斯大林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按照苏联的意识形态，只有改变德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永绝后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尽量肢解德国是一个次优的方案。其三，也是最严重的威胁：美国。假如能压制德国的复兴，那么世界上将只有这一个国家堪称苏联的对手。对苏联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无疑是尽可能与美国保持战时形成的友谊，并促使美军在这种友好气氛下像一战之后那样撤离欧洲大陆。如果此理想状态不能实现，那么现实主义方案就将成为苏联的首选，即像百年来的列强那样划分势力范围。1944年10月，斯大林和丘吉尔一起用“百分比协定”证明了双方都是精于此道的老手。美国是否能照此办理?1945年时情况仍不明朗。对苏联最槽糕的情况，莫过于出现1919年的多国围剿红色政权的场面，但斯大林也必须为这种最坏的可能进行准备。他所深信的俄国的传统安全策略，是尽可能地扩大防御纵深，而这个策略的有效性又被二战中的经历所“证实”。因此，当苏联感觉到将再次面临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时，最有可能的对策就是扩大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范围，将自己占领的德国地区变成前哨堡垒。

　　分开来看，这三大危险都是苏联的安全策略所要解决的问题，但解决方案之间却存在矛盾。英国之所以在德军尚在苏联境内作战时就向苏联提出有关分区占领德国的建议，就是想通过这一让步把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区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如果苏联在战争末期强烈要求共管鲁尔，势必会引起英美两国的疑心和反感，从而导致同盟关系的破裂。因此，苏联只能尽量在苏占区掠夺战利品。尽管这样既得实利又能削弱德国，但却有可能丧失苏占区内德国人的支持，导致这个前哨堡垒的作用大打折扣。

　　到底是把德国当作劫掠对象还是培养对象?在实际操作中，斯大林没有将任何一种政策推行到极端，而且总是将选择权保持到最后一刻，但是这也让苏联对德政策的矛盾性更加明显。一方面，苏联用掠夺战利品和分割德国领土的方式削弱德国;另一方面，又在可能的范围内争取德国民众的好感——或者说降低他们对苏联的恐惧感^[5]。一边让德国共产党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德国做准备，一边又期待在与西方国家谈判当中争取让德国中立化。甚至到了1952年3月，两个德国已经分别立国两年多了，斯大林又突然抛出照会，称希望各方从德国撤军，然后在一个联合政府下解决德国问题。然而这种矛盾性导致苏方的政策与西方相比显得被动，成了一种应对，而非下定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塑造战后德国。西占区加入马歇尔计划，苏占区则加入经济互助会;西占区推出货币改革，苏占区的应对是封锁柏林，然后在无法使西方屈服的情况下也仓促开始货币改革;西德要加入北约，苏联在实在阻拦不住之后只好让东德加入华约。

　　苏联的政策看上去总是慢了半拍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德国人更愿意亲近西方。启蒙运动之后一轮又一轮的民主洗礼(1848年革命、魏玛共和国)和1871年统一之后的经济发展，使得富裕的德意志地区在和平时期很难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撑。在战争结束不久之后，美国就将信任给予德国这个昔日的敌人，而苏联没有像美国一样。西方盟国(主要是美国)可以放心地将西德培养成一个反共堡垒，这使得它们的对德政策相对来说更加具有连贯性。而几十年来反共或反俄宣传的影响，以及苏军暴行所带来的恐惧，也使得多数西德人(其中有五分之一都是被苏军赶出来的难民)愿意服从美国人的安排，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

　　就战后初期的经济状况而言，苏占区本来可以算是摸到了一手好牌。不仅有大片的农业区能够提供战后最为紧缺的粮食，而且在工业方面也不输给西占区，只是在能源供应和钢铁工业方面比不过拥有鲁尔区的西占区。可是，苏联野蛮的索赔方式和斯大林举棋不定的对德政策，让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输在了起跑线上。苏联红军所到之处，大量的工业设备被视作战利品，被直接拆卸后运往苏联(同一时期中国东北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洗劫)，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在路途上或目的地变成了废铜烂铁。尽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巨大损伤可以让人更加明白苏联人想要实施报复的动机，但是不得不说这种低效和短视的劫掠政策带来了三个不利于苏联自身的后果。

　　其一，伤害了红军的形象，失了人心。对惊魂未定的德国人来说，戈培尔关于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宣传言犹在耳。有组织的劫掠与苏联红军其他的军纪败坏行为一起，坐实了德国人关于“野蛮的俄国人”的印象。斯大林在战后曾经表示“法西斯分子来了又去，德意志人民将万世长存”。苏军的拆卸工作让这句话的宣传效果大打折扣。长远地看，这样做不仅使德国人丧失对苏联的好感，同时也使他们丧失对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从而为之后四十年的“逃离共和国”现象埋下了伏笔。

　　其二，无可估量地增加了苏占区恢复经济的难度。这点不难理解，苏联占领当局的做法简直就是竭泽而渔。而与此同时，西占区在1947年被纳入到马歇尔计划的范围，享受着资本、信用和信心的注入。这一增一减，就决定了后来的两个德国经济重新起步时的基本态势。

　　其三，恶化了战后初期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在盟国当中，英国最先意识到恢复德国经济对于稳定战后欧洲局势的重要性。苏联的这种作风，使其染指鲁尔区的要求在英国看来完全不可接受。美国在不久之后也同意了英国的看法，拒绝在赔偿问题上向苏联作出让步。苏联将这看作背信弃义和羞辱，也看作英美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的明证。盟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矛盾亦就此成为冷战形成的原因之一。

　　斯大林之所以纵容这种低效的野蛮劫掠，依然是因为他在战后初期尚未有一个确定的德国政策。对他而言，一种比较可以接受的情况是使德国像奥地利一样成为不驻扎任何外国军队的中立国。那么，比起与新的德国政府谈判赔款，在不久就要到来的撤军之前尽量搜刮到能带走的东西显得更加方便。可是，在后面的四十年中，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这位机关算尽的强人的预料，苏联及整个东方阵营一直都在为斯大林当年的决定付出代价。

　　民主德国的建立

　　改造德国，是战后盟国一致认同的目标。而要实现改造德国的目的，仅仅依靠占领军的力量肯定是事倍功半。在苏占区，引导德国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落在了九死一生的德国共产党员身上。他们有的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幸存下来，随苏联红军一起返回^[6]，有的结束了在西方盟国的流亡跟盟军一同到达^[7]，还有幸存者蹒跚地从纳粹的集中营里走出。

　　为了标榜“民主”，苏占区在盟军占领区中最早开始解禁德国政党，表示要将治理权力交还给德国人民。虽然苏联人第一个解禁的是德国共产党(KPD)，但这时的他们为德共定下的方针已经完全不同于魏玛时期。这支以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人及其后代为班底，以“乌布利希小组”为核心的队伍，宣布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纲领：战后的德共成员将来自“全体劳动人民”，包括农民、职员、公务员，乃至各类中产阶级成员和宗教信徒;在苏占区时期，德共宣称在当前条件下要强迫德国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在经济领域，德共强调自由贸易和保护私有财产。除此之外，德共还以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式，将非共产主义政党基督教民主同盟(CDU，简称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LDPD，简称自民党)笼络在自己周围。不过，虽然斯大林对于是否把苏占区建成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还有些犹豫，但苏方已经让“乌布利希小组”为此进行了充分准备。该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逃到联邦德国的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回忆说，乌布利希在一次会议上明白说过：我们所要建立的政权“必须看上去是民主的，而实际上一切都要抓在我们手中”^[8]。

　　要想有效控制苏占区政权，仅仅依靠德共的力量是不够的。尽管采取了温和的口号和统战的手段，苏占区中的德共依然是绝对的少数派，要想在“议会民主制”的政权中取得执政的合法性，与支持者众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简称社民党)合并无疑是条捷径。在苏联占领当局的压力下，这两个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激烈争斗的党派于1946年4月21日在柏林海军宫合并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以乌布利希为代表的原德共党员掌控着新党的实权，而来自原社民党的格罗提渥等人后来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然而，此时两党之间的结合尚不稳定。当统一社会党在1947年宣布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时，许多党员对此表示不能理解^[9]。但此时的政治气氛已经迥异于战后初期，相对于“理解”，“服从”才是党内的美德。

　　由于苏联拒绝在马歇尔计划上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开始正式实施建立联邦德国的计划。首先是英国和美国的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继而法占区加入之后成立了统一的西占区。1948年6月，西占区开始单独进行货币改革，推出B记马克。此举是切断东西占领区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一个关键步骤，因而立即遭到了苏联方面的强力反击。苏联宣布对使用B记马克的西柏林实施封锁，试图迫使西方盟国要么放弃分裂德国的计划，要么从西柏林撤军。同时，苏联占领当局也开始自己的货币改革，发行了D记马克，为建立亲苏的社会主义德国做好准备。西方盟国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大举增兵西欧，并将可以投掷原子弹的B-29战略轰炸机调往英国。这剑拔弩张的情形便是“第一次柏林危机”。在随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尽管苏联切断了西占区与西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但西方盟国依靠大型运输机建立起了一座“空中之桥”(Luftbrücke)，保证了西柏林军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最终因苏联根据其全球战略需要改变了策略，西柏林的封锁在1949年5月12日得以解除。在经历了“柏林危机”之后，美苏这对昔日盟友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双方都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展开了一场仇视对方阵营的宣传大战。苏占区指责美国的货币改革是要分裂德国，西占区指责苏联封锁柏林是蓄意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冷战第一次显现了它的面目。身处于冷战不同阵营的德国人已经没有选择，分别建国的计划犹如箭在弦上。在苏联解除柏林封锁后的第12天(5月23日)，西占区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宪法性文件《基本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正式成立。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正式成立。老共产党员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出任第一任民主德国总统，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出任总理，三位副总理分别是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统一社会党)、奥托•努施克(Otto Nuschke，基督教民主同盟)和赫尔曼•卡斯特纳(Hermann Kastner，自由民主党)。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有德国特色的苏式国家。其特色在于，民主德国在最初的宪法中不但没有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像同一时期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同纲领》中那样自称为“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而是自称为“民主共和国”，与联邦德国在《基本法》的自称(“民主和社会的联邦制国家”)相近。但同时，民主德国也和其他苏式国家一样，国家的真正权力属于一个马列主义政党，权力的中心在该党的中央委员会，党中央的权力核心在政治局。政府部门的职位中，马列主义党控制所谓的“强力部门”，其他的“民主党派”可以出任副部长，或其他非强力部门的部长。在人民议院的选举当中，统一社会党通过组建“国家阵线”(Nationale Front)来实现对其他“民主党派”和大型组织(如工会)的控制。“国家阵线”由党派联盟组成，包括了统一社会党、基民盟、自民党、农民党等几乎所有重要政党。在选举中选民们只能对“国家阵线”提出的统一名单投票，所以赞成票通常都超过99%。选举结束后，再由统一社会党分配各个政党在人民议会中的席位。用这种方式，统一社会党实现了事实上的一党长期执政，正如乌布利希对他的同志们所说：“一旦我们建立了政府，我们就绝不会再放手。”

　　但要想保持权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53年统一社会党迎来了建政以来的最大考验。1949年后，民主德国经历了一轮“苏联化”的改造。战后初期德共曾经发布过不宜照搬苏联道路的口号，而现在政府的宣传口号是：“向苏联学习，就意味着向胜利学习!”在大学里，马列主义、俄语和“苏联科学”成为了必修课。在农村，没收容克地产的土地改革和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相继开展。国民经济方面，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全面引入，而且执行得比苏联更加严格。结果建政初期的经济很快也有了苏联的特色：重工业发展迅速，而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政治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其他苏东国家一样狂热。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整个苏东阵营一下子人心惶惶。是年六月，统一社会党决定在不加工资的情况下提高工人的生产定额，引发了6月16日柏林建筑工人的罢工行动。在政府拒绝了建筑工人的要求之后，17日的一场更大的罢工和游行活动席卷了整个东柏林，而且还扩散到了其他东德城市。正当乌布利希手足无措的时候，苏联驻东德部队用坦克敉平了这场政治运动。

　　“六•一七”事件之后，统一社会党得到了教训，一方面开始放慢“苏联化”的步骤，重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统一社会党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特别是强化了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简称MfS，但民间喜欢简称其为Stasi，音译为“斯塔西”)的职能。从1957年起，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开始担任“斯塔西”领导人，直到32年后柏林墙倒塌。在他的建设之下，“斯塔西”成为了全世界最高效的特务机关之一。在对内控制方面，高新科技的应用、精神压迫手段的运用和庞大的“线民”队伍，堪称“斯塔西”的三大法宝。其中“精神压迫手段”较难为外行所理解，这是指通过暗中控制目标人物的信息来源、工作环境、升迁渠道、同事关系、社会交往和家庭因素等方面，实现打击目标人物的反抗意志或转化其为“线民”的目的。

　　在此环境下，那些对统一社会党政权感到绝望的东德居民，只能设法踏上自己的逃亡之路。

　　柏林墙

　　民主德国修建柏林墙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劳动力的流失。1950年代末，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使得处于扩展阶段的雇主们愿意用高薪吸引相对稀缺的劳动者。而同一时期的民主德国，正在饱尝“集体化运动”失败的苦果。曾经是德国农产品主要产区的东部地区，在肉、蛋、奶的人均消费水平上大大落后于西德，以至于东德领导人不断向中国求援。

　　薪酬水平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使得“到西边去”的冒险对于民主德国的年轻人充满吸引力。而柏林正是实施这种冒险的最佳地点。与今天向发达国家偷渡的人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弃暗投明”之举一直受到联邦德国政府和社会的欢迎。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所有生活在“苏占区”的德国人都是联邦德国公民。所以，逃亡者除了没有语言、文化障碍之外，也几乎没有公民身份等法律问题。成功到达西柏林的逃亡者可以先到由联邦德国政府设立的居住点安身，并接受一些基本的身份核查，不久之后就可以像其他公民一样开始自由生活。他们原来的文凭和教育经历都受到承认，有一技之长者不愁找不到工作。更不用说，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有亲朋好友可以投靠。正是因为这些便利性，从民主德国建立开始每年至少有十几万公民潜逃到联邦德国。到了局势紧张的1961年，每月的逃跑数字上升到5万。大量青年技术人员的丧失，犹如切开了民主德国的动脉，造成了经济上和政治上难以估量的损失。

　　1961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给了统一社会党一个机会，利用苏联自身的需求完成了柏林墙的建设。导致这场危机的背景有二，其一是北约决心将战术核武器推进到苏东阵营的边境，1958年3月联邦德国的联邦议院通过了用核武器武装本国军队的议案;其二是赫鲁晓夫高估了苏联的实力，因为1957年发射的“斯普尼克”卫星让他以为苏联在核军备竞赛中已经取得了压倒西方阵营的优势(赫鲁晓夫之所以形成这种印象，善于夸大忧患的西方媒体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忽视)。

　　为了应对北约核武器的前推，苏东阵营提出了“中欧无核区”的计划，但很快遭到联邦德国的拒绝。因为在阿登纳政府看来，“中欧无核区”跟从前苏联提出的“德国中立化”提议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基于对自身战略优势的判断，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西柏林脆弱的补给线向西方阵营施加压力。1959年11月27日，苏联照会英、法、美三国，宣布解除四国占领柏林的现状，要求在6个月内就柏林的自由城市(即中立城市)地位达成协议，否则苏联将与民主德国单独缔结和约。对于这份“限期撤离”的最后通牒，西方三国还是跟上次一样拒不接受。在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武装对峙了半年之后，苏联又称六个月并非最后期限。可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6月与肯尼迪会面时忽然再次提出要英美军队撤出柏林，也再次遭到美国拒绝。美苏双方军事对峙的升级趋势，引发了世界局势的紧张。苏联陷入了一种欲战不敢、欲罢不能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乌布利希为苏联提供了一个“下得了台”的方案并得到了赫鲁晓夫的许可。8月13日，一道主要由铁丝网和水泥墙组成的边境线开始横贯柏林。乌布利希对这一结果分外满意，因为对民主德国来说这次筑墙是一次主权宣示，对于那些不承认民主德国又不敢干涉的人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对于时不时会把民主德国政权当作交易筹码的苏联来说，也只能在无奈之下接受这个方案并为之背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次小国调动大国的事件是“尾巴摇动了狗”。

　　从实际效果看，柏林墙完成了民主德国政府预定目标。尽管在之后的28年历史中，接连不断的翻墙冒险留下了无数成功者的传奇经历和失败者的悲情故事，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个失血口总算是暂时给扎住了。同时，封闭柏林这一出口对于民主德国政权的意义还不只是阻止人口流失。柏林墙拉紧了铁幕，从而为不愿意冒生命危险的大多数人关闭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要模糊的存在就足以让人心神不宁。现在，这道水泥墙成了一座横亘在人间的“叹息之墙”：“弃绝一切希望”，尽可能活得更好吧!

　　稳定时期

　　开始建造柏林墙之后的数年里，乌布利希也相应调整了统治策略。统一社会党中央首先做的，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主要方针是对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放权让利”。政府给予了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并希望用“物质利益”的刺激来提升工人们的生产效率。为了实施这一方针，乌布利希提拔了一批懂技术、懂经济的年轻干部。其中最重要的是1963年统一社会党“六大”之后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埃里希•阿佩尔(Erich Apel)。阿佩尔是统一社会党于1963年提出的“计划与领导的新经济体系”(Neues Ökonomisches System der Planung und Leitung, NÖSPL)的主要推动者。该体系的核心是“经济杠杆”，也就是让企业职工的收入跟企业效益挂钩，从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随着这次经济改革取得显著效果，又恰逢世界经济进入繁荣周期，民主德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在1960年代前期有了大幅提升。到1966年，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东德家庭拥有电视机，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电冰箱和洗衣机。东德工人们还享受着越来越高的福利，比如从1964年4月起，他们每两周可以获得一个双休日。

　　可是，对于如何将这场经济改革继续下去，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意见不一，犹豫不决。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迅速提高，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感恩戴德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坚信不疑，反而产生出了许多对国内政治现状的不满和对西方文化的向往。这种气氛与苏共二十大后弥漫于苏东国家中的“解冻”思潮相混合，影响了统一社会党统治的稳定性。也许是因为看到这种令人忧心的趋势而无法为经济改革找到一条出路，“计划与领导的新经济体系”的设计者阿佩尔于1965年底自杀身亡。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民主德国领导人也在设法加强自身“软实力”的建设。乌布利希试图让人民看到，即使本国的经济水平暂时赶不上西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依然可以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来。比如说，当女权运动在西欧方兴未艾之时，民主德国也在大力提高妇女的地位，宣传公平对待妇女是与“马列主义不可分离的原则”。就已婚妇女的就业率而言，民主德国的确已经远超联邦德国，但这并非意味着妇女在家庭中已经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在东德普遍的“双职工”家庭中，妇女通常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同时，尽管妇女党员占到了统一社会党总党员数的23.5%(1958年)，但越是到权力金字塔的上层其比例越低，在中央委员中只有10%是妇女，而政治局中则一个女人都没有。

　　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统一社会党在1960年代前期并没有任何松懈，而且还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有所加强。从1964年起，政治思想课成为了东德初中生的必修课程。同时，统一社会党加强了对文化领域和大学等思想教育阵地的控制。较为典型的事例，是民主德国政府“封杀”了讽刺现实的诗人兼歌手沃尔夫•毕尔曼(Wolf Biermann)和通过引述马克思来批判国内政治现状的前柏林洪堡大学教授罗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前者被禁止一切演出和出版，后者被逐出洪堡大学并且无法再找工作。

　　统一社会党加强控制的高潮，是于1968年举行了民主德国的首次全民公决并通过了新的宪法。新的宪法去除了1949年宪法中《魏玛宪法》的痕迹和对统一德国的追求，参照1936年《苏联宪法》加强了宪法中的社会主义色彩。比如，把原宪法的第一条“德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由德国各州构成”改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和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领导的，由城市和乡村中的劳动人民构成的政治实体，其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随后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这个马列主义政党就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又如，将第二条中的“权力来自人民”改成了权力来自“城市和乡村中的劳动人民”，以此将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排除在“政权基础”之外。

　　就巩固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而言，这次修宪活动显得十分及时。因为就在此时，民主德国的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一场被西方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民主德国的官方媒体很快开始对这场改革提出批评，并表示“感到深深的遗憾”。当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民主德国立刻按照苏联的指示让国家人民军(NVA)加入苏联的行动。

　　然而，无论民主德国如何在军事上显示出与苏联团结一致，也难以掩盖两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日益扩大的差异。不管是工业化程度(以劳动生产率为标准)，还是居民的生活水平，民主德国都已经把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继续把自己的国民经济紧紧地与苏联绑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民主德国民众的利益。

　　既是出于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信，也是因为经济继续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还可能是因为莫斯科秉政诸公已经都是他的晚辈，原先由斯大林精心挑选的代理人——乌布利希，开始渐渐显现出相对于苏联的独立性。1967年，他在意识形态方面修改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称社会主义并非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短暂的过渡阶段，而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时代中，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形式”。他还为这种独立的“民主德国模式”起了一个相对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名字：“社会主义的人类共同体”(Sozialistische Menschengemeinschaft)^[10]。在他1968年之后的讲话中可以分明看出(当然是在除掉“感谢苏联”之类的套话之后)，至少在经济方面，苏联已经不再是民主德国的榜样。他在党报上重提列宁的话：俄罗斯也有要学习的地方。那么，他的言外之意或许是：学习谁呢?是社会主义阵营内最为先进的民主德国。正如他在马克思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的，“民主德国的经济体系”已经适应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民主德国的官方学者还进一步阐释：民主德国已经第一个证明了，社会主义也适应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11]1970年乌布利希在访问苏联时当众表示：民主德国计划1971年在80家联合企业中实行自动化，而这项工程“在我们那里，这是比较容易的，在你们这里建立这样大的机构就比较困难”。

　　乌布利希的这些言行自然遭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厌恶。据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提供的文件，勃列日涅夫曾经对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谈到：“作为共产党人对共产党人，我想坦率地说，在你们那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表现有某种程度的骄傲自大，对你们的经验，领导方法，等等，都觉得了不起。对我们也有这种表现。”在与昂纳克的另一次谈话中，勃列日涅夫对乌布利希的命运作出了非常露骨的暗示：“瓦尔特(指乌布利希——笔者注)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无法简单地抹掉。但是他老了。如果他身体健康，就会高高在上，什么事都自己来干。如果他病了，才会放手……”如果说在赫鲁晓夫时代，东欧领导人追求本国发展独立性的尝试还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容忍的话，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乌布利希想要自创发展模式的做法几乎等同于政治自杀。所以，当乌布利希多次不听指挥，在与联邦德国的谈判中固执己见的时候，莫斯科立刻决定换马。

　　苏联新选定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昂纳克，1912年出生在靠近法国的萨尔地区的一个矿工家庭。他青年时代就加入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蹲了十年监狱。二战结束后，昂纳克担任了十年“德国自由青年联盟”(Freie Deutsche Jugend，简称FDJ，相当于共青团)的主席，管理着统一社会党的后备力量。1955年，昂纳克被派往莫斯科中央高级党校进修一年，回国后担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安全事务的书记。1961年，他负责了“反法西斯防卫墙”(即柏林墙)的建设，以此巩固了自己在领导层中的位置。1960年代末，昂纳克察觉到克里姆林宫对乌布利希不满，他于1970年7月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勃列日涅夫秘密商谈了撤换乌布利希的可能性。在取得了勃列日涅夫的坚定支持之后，昂纳克及其政治盟友^[12]开始利用民主德国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向乌布利希直接施加压力，迫使乌布利希于1971年5月3日在统一社会党的第十六次中央全会上将党的“第一书记”(1976年后改称“总书记”)的位置“禅让”给他。退下来的乌布利希独享了一个专门为他新设的“统一社会党主席”的荣誉职务，直到他1973年去世。在那之后，有关他的一切都从民主德国的官方出版物上消失了。

　　昂纳克时代

　　昂纳克上台之后迅速将国家的航向重新向着苏联校准。乌布利希在执政晚期所追求的“独立性”被放弃，整个国家似乎又回到了1950年代初，名副其实地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与此同时，由乌布利希提拔起来的一批技术官僚，在1970年代初也多被昂纳克手下一批党务干部所取代(其中很多出自德国自由青年联盟)。在1974年修宪活动中，对苏关系被写进了民主德国宪法，其第六条由1968年宪法中的与苏联保持“兄弟间的友谊”改成了“民主德国永远是苏联坚定不移的同盟”。

　　对于刚刚登上权力巅峰的昂纳克来说，1972年到1975年是他的一段幸运时光。在这段冷战的缓和期中，他以灵活的手段抓住机遇，与西方、苏联都改善了关系。当西方国家因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而陷入经济衰退时，暂时未受波及的民主德国经济继续稳步发展，不仅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内最发达国家的地位，而且还保持着让一些西德同胞羡慕不已的高就业率。一时间，一度在大国夹缝中求生的民主德国竟呈现出左右逢源、风景独好的局面。

　　昂纳克政府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首先与他在两德关系上取得的进展紧密相关。1969年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之后，推行了旨在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其中，彻底放弃“哈尔斯坦主义”^[13]，重新接近民主德国政权是这项政策的核心。不过，在两德谈判初期乌布利希要价太高，除了要求联邦德国先对民主德国予以外交承认再谈合作之外，还要求联邦德国承认西柏林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在乌布利希下台之后，希望从与联邦德国的合作中获取利益的苏联向民主德国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力主昂纳克政府与联邦德国签约。昂纳克因势利导，在西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最终于1972年12月跟联邦德国签订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基础条约》(简称《基础条约》)，从而使得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也被整个西方社会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1973年，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基础条约》的签订对民主德国的命运有深远的影响。在最初的三年中，这种影响是十分有利于民主德国的。在政治上，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国际空间的拓展同时也巩固了昂纳克政权在国内的合法性，增强了民主德国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在经济上，联邦德国向民主德国提供的种种金融和技术援助，是昂纳克后来能展开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前提条件。尤其重要的是，两个德国之间互免关税的政策，使得民主德国事实上成为了欧共体的一个隐形成员，享受着欧洲共同市场所带来的巨大利益。

　　然而，不久之后，《基础条约》对于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威胁性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民主德国在《基础条约》中的重要让步是放弃了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完全控制权，并且承担促进两个德国在多方面开展交流的义务。而勃兰特政府之所以尽力加强与民主德国的经贸往来，也正是为了实现其“以接近促转变”的战略计划。随着两国官方和民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东西两个德国在生活水平、公民权利和国际声望上的差距越来越直观地呈现在东德民众眼前。透过学术访问、走亲访友，以及纷至沓来的外交官及其家属，大量在统一社会党看来带有危险思想的文字和多媒体出版物不断涌入东德，以至于形成了人数可观的“秘密阅读”群体。

　　本来，自1961年开始修建柏林墙之后，统一社会党中央已经逐渐降低了关于德国“再次统一”的调门，但是《基础条约》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东德民众对“两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个西德口号的认同。在1960年代，东德的官员已经不再用“同一个民族”的说法来对西德实施统战，转而强调两个德国已经具有了根本性的差异。例如，1967年12月政治局成员阿尔伯特•诺登在党报上声称：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举动已经使两国之间的民族关系永远终结，联邦德国再提一个民族不过是其用来反对民主德国政府的主权和合法性的手段。在《基础条约》缔结前夕，统一社会党并非没有预见到勃兰特“和平演变”手段的杀伤力，其应对的策略是动用立法和宣传手段，正式切断与联邦德国之间的民族联系。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昂纳克发言称：“历史已经对民族问题作出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对立，客观地导致了在一切社会领域中严格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之间的界限。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导致了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在联邦德国则相反，在那里帝国主义政权在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下已经复辟，由阶级对立造成的旧的资产阶级民族继续存在。”到了1974年修宪时，统一社会党干脆去掉了“德意志民族”的提法，宪法第一条的开头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改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事后看来，在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势能和文化势能的作用下，越是开放两国民众接触，民主德国的这套宣传话语就越没有市场。

　　从1976年起，昂纳克政府的好日子到了头。前几年让民主德国“左右逢源”的因素，如今都成了导致麻烦的根源。一方面，重新加强与苏联的政治、经济联系虽然有助于巩固昂纳克的执政地位，但也使得民主德国政府的改革举步维艰。政治上，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官僚作风被传到了民主德国，乌布利希当政末期的一些理论探索也被废弃，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党的干部体制走向僵化，好几位1950年代就进入政治局的领导人一直干到了1989年。经济上，与苏联的友谊是需要真金白银来巩固的。从1970年到1975年，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商品交换增加了50%。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双方都认为这样的贸易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为对方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然而当革命的热情消退之后，开始仔细地算经济账时，双方又都觉得是自己在吃亏。同时，由于民主德国与苏联的这种紧密的贸易联系，导致西方国家在与民主德国做生意时，在技术转让方面会有许多限制。

　　另一方面，与联邦德国缔结《基础条约》，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自然是民主德国的一大成功，但洞开的国门也为本国公民接触西方思想提供了方便。特别是从1970年代初起，民主德国政府不再系统地对收听和收看西方广播和电视进行干扰，这使得民主德国政府早年间建立起来的文化过滤网已经失去了作用(至少对于热衷于新媒体的受众而言是这样)。一个东德少年只要自己拼装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能在家收听到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至于再眼巴巴地望着图书馆中的“毒草柜”了。在1972到1975年间，社会尚基本稳定的时候，昂纳克政府为了国际观感，甚至还一度放松了对文化艺术领域的控制。不过，随着1976年之后社会动荡的增加，昂纳克很快又恢复和加强了对“不同政见”的打压。

　　从根本上说，民主德国再次陷入危机还是因为在经济上没有兑现对人民的承诺。昂纳克上台后不久，就用“统筹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口号代替了乌布利希时代“今天工作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这个口号。也就是说，国家会提供福利，让民众在当下就过上好日子，而不用一直等待“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在1976年之后，世界能源危机所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困难已经普遍传导到了民主德国，民众对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速度放缓感到十分不满。如果是在西方国家，民众的不满最终会导致政府的更迭，就像历史中实际发生的那样(所谓的“里根-撒切尔革命”)。而在民主德国，民众的怨气只能不断地叠加在统一社会党身上。“持不同政见者”变得越来越活跃，有条件移居到国外的公民加紧了自己的脚步。昂纳克政府对此的反应首先是收紧文化政策，打击异端分子。前文提到过的讽刺诗人兼歌手毕尔曼1976年在联邦德国演出期间被民主德国政府剥夺公民资格，无法再回国。另一位政府的批评者、毕尔曼的好友哈弗曼为此提出抗议，并将一份请愿书登在了联邦德国的《明镜》周刊上。不久，哈弗曼因此事被逮捕，并被一直关押到1982年去世。此后，仍有上百名知名作家、艺术家联合抗议政府对毕尔曼的政治迫害。抗议失败后，许多作家离开了民主德国。

　　在加大镇压力度的同时，昂纳克依然需要不断向民众提供福利以平息他们的不满。他不但承诺要提升最低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还承诺要增大对普通家用消费品的供给。对于民主德国经济已经不能支撑的部分，昂纳克政府想了种种办法(甚至扣下政治犯，让联邦德国政府拿钱出来赎人)，但主要还是通过向联邦德国借债来解决。但这样做并非没有代价，正如莫德罗后来总结的：“乌布利希时代的经济体制是积累，而昂纳克时期是消费。这样一来，不仅经济活动失去了自由，而且政治活动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莫德罗指的是，昂纳克政府执政后期对联邦德国经济援助的依赖已经变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其政府决策不仅受制于莫斯科，其实也受制于波恩。

　　崩溃

　　由于未能建立一个鼓励创新的经济制度，再加上信息的闭塞和反应迟钝，整个苏东阵营都错过了电子信息化的产业革命。从1970年代末起，民主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差距再次快速增大。自1984年开始，民主德国民众出现自柏林墙建起后最大的一波移民潮(主要是各类有出国资格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在国外滞留不归)。

　　可是，年过七旬的昂纳克总书记在参加1986年的统一社会党“十一大”时，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民主德国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他同样没有感受到不久前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为大会发来的贺词中的玄机：苏联共产党认为“自我批评”是“一个政党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如今的苏联领导人已经是昂纳克的晚辈，昂纳克跟1960年代末的乌布利希一样，开始时不时地在“老大哥”面前显现出得意之态。1985年5月5日，昂纳克在莫斯科出席活动时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提到一篇意大利记者的文章，称民主德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一种模式。1986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民主德国时，昂纳克坚持要让他行色匆匆的客人见识一下民主德国高水平的经济管理机构。而昂纳克所不愿正视的是，仅仅靠外债来支撑的社会福利政策已经使整个国家预算陷入将要破产的境地，而他竟然还在大言不惭地宣称：比起联邦德国，“总的来说，民主德国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

　　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政治“公开性”的影响扩散到民主德国时，昂纳克才真正开始紧张。对内，他一边试图堵塞民主德国民众接触苏联改革思想的渠道，不但几次推迟出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而且还像查禁西方杂志一样封杀苏联杂志《斯普尼克》——因为该杂志正在重新反思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的崛起过程中犯下的错误;一边打压党内的改革派，比如有“小戈尔巴乔夫”之称的德累斯顿区党委第一书记莫德罗。对外，他积极联络其他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保持距离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和中国)，以免单独面对苏联的压力。

　　但是对视苏联为“养父”(莫德罗语)的民主德国来说，从苏联刮起的这场风暴是无可逃避的。在民主德国，1989年的风波起于当年5月的地区选举。当地的公民们觉得官方所公布的数据有假，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投了反对票，但是统一社会党所主导的“国家阵线”却还是有“98.85%”的支持率。自称投了反对票的人们在莱比锡聚集起来，抗议国家在选举中舞弊。同时，德累斯顿也开始了呼唤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游行集会。6月初，统一社会党的党报《新德意志报》发文，支持别国对学潮的镇压措施，这种态度引起了许多市民和青年学生的抗议。

　　另一些对政府不满的民众开始选择用脚投票。由于5月2日，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已经向奥地利开放了边境，很多民主德国居民开始以旅游为名设法借道匈牙利、奥地利去往联邦德国。虽然这时匈牙利的边防警察还会阻止民主德国公民越过匈奥边境，但东德人为了逃离动用了偷渡、行贿边防警察和滞留西方国家使馆等办法。6月，先是在布达佩斯，随后又是在布拉格的联邦德国大使馆内，挤满了来自东德的旅游者，他们宁可风餐露宿也坚持要从此在西德的领土上生活。故事的高潮，是联邦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赶到布拉格，在大使馆的阳台宣布这些滞留人员被允许入境——话音未落就被东德人的欢呼声淹没。这一系列戏剧性的场面自然被西方媒体捕捉，从而将两个德国之间的人心向背展现在世界面前，也让东德政府丢了脸面。正在局势迅速发展的时候，77岁的昂纳克因病接受胆囊手术，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如克伦茨所言：“一段时间以来，政治局已没有什么活动，现在甚至连作用都不起了，仿佛处于一种灾难性的催眠状态。”9月10日，匈牙利与民主德国的边境全面开放，使柏林墙实际上已经失去作用。之后的20天内有两万五千多人逃出边境，民主德国陷入了自1961年以来的最大危机中。

　　从1989年9月开始，一系列的政治团体在民主德国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最开始，新出现的团体原则上依然赞成社会主义，但要求政治民主和公开性，如9月9日到10日在罗伯特•哈弗曼的遗孀卡佳•哈弗曼(Katja Havemann)的家中成立的“新论坛”(Neues Forum)，以及名噪一时的政治组织“现在就民主”(Demokratie Jetzt)。官方媒体不断恫吓这些新的政治力量，称其为“国家的敌人”，但实际上党的领导层并没有决心在没有苏联支持的情况下自己强硬解决问题。不久之后，一些更为激进的政治团体成立，直接对社会主义道路予以否定。在这些决心颠覆现存制度的党派中有一个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小党“民主的觉醒”(Demokratischer Aufbruch)，它将一位名叫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量子化学博士引入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十余年后，默克尔成为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并执政至今。

　　10月7日，在飘扬的彩旗下民主德国用四十周年国庆庆典最后一次向国内外显示自己的威严。从6日到9日，民主德国人民军被要求进入“准备战斗”级别，以备不虞。四十年前，正是观礼台上的昂纳克组织了第一场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国庆火炬游行。如今，这支社会主义的后备力量却在国庆日当着他的面向来参加庆典的戈尔巴乔夫呼喊：“戈比，戈比，帮帮我们!”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戈尔巴乔夫在庆典期间的一句话从此广为流传：“迟到者，将会受到生活的惩罚!”三天之后，统一社会党中央收到青年部部长、德国自由青年联盟主席和少先队主席联名签署的报告：多数青年已经不再相信党和国家的领导，他们要求政治革新并要求参与革新。

　　1989年10月17日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会议上，“斯塔西”的掌门人米尔克提出昂纳克应该承担责任，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克伦茨。昂纳克让大家讨论这件事，接下来却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坚定地支持昂纳克留任。在米尔克的再三要求下，昂纳克被迫提出了辞职要求。之后统一社会党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接受了昂纳克“因健康原因”提出的辞呈。

　　昂纳克辞职之后，群众游行的规模并未缩减，反而越来越声势浩大。针对统一社会党一再把“人民”二字挂在嘴边的宣传手法，游行的人们打出旗号：“我们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不久之后，这个口号不仅仅传遍了游行队伍，而且还引出一些衍生口号，其中之一是：“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 在德语中，Volk既可指人民，又可以作民族、种族来理解。)后面这个口号立刻被联邦德国媒体发现，并且被放大为民主德国人民要求德国重新统一的象征。这个象征立刻获得了柏林墙两侧众多德国人的认同，至于它的提出者最初究竟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统一”已经跟“改革”一样成为了众多抗议者支持的口号，他们期待统一能让他们的生活水平变得跟联邦德国的居民一样高。而且人们感觉，苏共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总书记不会是常有的事，如果错过这个机遇，就不知道要再等多少年了。

　　11月4日东柏林发生百万人的大游行^[14]，连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也游行到了党中央大楼门口。接替昂纳克担任总书记的克伦茨所能做的工作已经十分有限。据他事后回忆，新领导集体的工作重点是“避免任何武力升级，不允许发生流血”。因为当年9月底去别国的访问，让他“明白了那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在民主德国是绝不可取的”。

　　柏林墙被建起的时候，它是一项精心策划的工程;而当它倒塌的时候，却是一个糊里糊涂的过程。1989年11月9日下午，统一社会党召开了第十次中央全会，通过了新的《旅行法》，民主德国公民出国不再需要陈述条件，仅用身份证就可以办理出境手续——这比西德人到东德还要方便。会议尚未结束时，负责与新闻媒体联络的柏林专区第一书记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正好要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于是就把这个新鲜出炉的消息告诉了媒体。“那么新规定何时开始实施呢?”记者问道。“据我所知”，沙博夫斯基一边翻文件一边不太确定地答道，“应该是立即生效吧。”在这里他犯了一个错误，按照克伦茨的意思，应该是次日生效才对。但这一错误也让柏林墙的倒塌更加具有戏剧性。当天的晚间新闻播出之后，获得消息的人们纷纷涌到柏林的边境检查站门口，试探着要直接过境。可是民主德国的边防卫队此时还没有接到即刻实施新《旅行法》的通知，于是他们只能依照旧办法，持枪与人群对峙。数小时后，检查站门口的人越聚越多，越来越激动，有人开始冲击岗哨。如果此时的现场指挥官真的坚持旧原则，戏剧性恐怕就要变成悲剧性了。他们的上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先强调“维持秩序”和“不准开枪”这两条命令。最终，当这两者只能遵从其一时，士兵们坚持了后者。当晚21时许，克伦茨和米尔克在紧急磋商之后，决定当即开放边境。于是这场“和平的革命”达到了高潮，人们蜂拥通过哨卡。有人欢呼，有人哭泣，还有人去拥抱了持枪的士兵。

　　经过这一夜，整个民主德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民主德国”已经不再是大多数人的主要诉求，因为他们看到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希望。相对于“改革”的阻力、烦难和复杂，“统一”看上去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至于说民主德国在仓促“统一”中会有被“贱卖”的风险，民众并不关心——他们并没有感受到那些资产是他们的。当联邦德国政府承诺一旦统一就让两种马克等值兑换时(对东德人而言，相当于银行存款立刻增值了数倍)，一切就已经势不可挡。

　　民主德国的新总理莫德罗想让统一社会党重新举起“德国统一”的旗帜，以尽量平等、体面的方式完成统一，可这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再重视这个党的意见。基层党员对上层干部特权和贪腐的愤怒、因苏联放手不管而导致的信心动摇都让整个党涣散。既然军警在11月9日这样的情况下都没有开枪，那么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担心政府会对和平示威使用暴力。事实上，后来当愤怒的人群以不那么和平的方式冲击“斯塔西”总部时，安全部门同样保持了沉默。一个专制政府，就这样丧失了权威。人们关心的是来自波恩的消息，关心莫斯科是否会同意两德统一，关心美国是否会给予足够的援助，而不再关心统一社会党的“洗心革面”。12月3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全体辞职，昂纳克等11名原高级干部被开除出党，米塔克等前政治局成员因经济问题被逮捕。与一年前举步维艰的政治改革比起来，这些举措简直是惊天动地，可是却难以再为党挽回民心。在1990年3月18日举行的全民大选中，受到联邦德国大力支持的“德国联盟”获胜，已经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的执政党丧失政权。5月5日开始的“2+4”谈判中，民主德国与其说是一个参与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旁观者。它看着联邦德国威逼利诱，看着美国施加压力，看着苏联撒手而去。这个由“德国联盟”执政的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看守政府，平反政治犯、维持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秩序成为其主要工作。1990年7月1日，东德马克退出流通，西德马克成为唯一货币。10月3日，在烟火、掌声和欢呼声中，民主德国停止存在。

　　结语

　　正如同本文开头所言，在东德存在的四十年里，其获得稳定性的关键是苏联的武力支撑。所以讨论东德在1989年为什么会崩溃没有多大意义，只要苏联放弃使用武力干涉德国统一，则东德之并入西德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在四十年的时间里，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取得了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成就(东德是世界工业十强之一)，却得不到大多数国民的真心拥护?而且，为什么一旦苏联决定撒手，东德政府就无法再控制局面?如果说西德的吸引力仅仅在于其物质生活水平，那么在朝鲜与韩国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远远超出东西德差距的情况下，为什么朝鲜当局就能够在没有外国驻军的情况下控制局面?

　　其一，东德的现代化是残缺的现代化。邓小平说过：“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从1950年代开始，居于执政地位的统一社会党所面临的挑战就已经不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而是东德居民多方面的要求。物质上，民众并不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比较，而是要和西边的同胞比较生活水平，而西德的生活水平是东德计划经济体制下所难以达到的。在精神生活方面，他们注重精神产品的质量，珍视个人权利，对社会舆论的开放程度敏感。所以，他们才会要求以西方国家的治理水平为参照来进行改革，要求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政治民主落到实处，反对“斯塔西”破坏法治的行为。只要东德政府在这些方面达不到民众的要求，西德对于东德民众来说就是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社会。这是因为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自由、平等、民主、公正、法治”这些被普遍认同的现代价值观念同样是现代化的目标。相对西德而言，东德在这些方面的现代化是残缺的。

　　其二，与朝鲜民众相比，东德民众对这种“残缺”更加敏感^[15]。原德累斯顿专区第一书记莫德罗说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有别于后封建主义的俄国(后者同时具有亚洲和欧洲特征)，它是一个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东德民众也是德国人，生活在现代化运动的中心——欧洲。尽管与其他被卷入现代化的国家一样，德意志地区在其现代化道路上一再出现反对现代化的思潮和运动(追求“德意志特殊道路”)，但在一次又一次启蒙和一次又一次接受教训之后，总体上，德国人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能接受，对于前现代的种种做法(如专制、特权)越来越厌弃。而苏联的斯大林体制，恰恰是多数德国人心中落后体制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为了获得民心，在德共掌权的情况下1949年的东德宪法要以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为蓝本，德共要宣称不走苏式道路，德共要把自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叫“自由青年联盟”，最后德共还要放弃自己的名字并设法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与朝鲜的民众相比，东德的民众要“刁蛮”得多，他们当中更多的人对“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有自己的标准，他们以此标准向政府提出要求，却不习惯对政府感恩戴德。民众的高要求，对执政党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同时会对党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乌布利希在执政晚期提出“社会主义的人类共同体”概念，身为地区书记的莫德罗为了市民能看上西方的电视节目而奔忙，1980年代后期基层党员对改革的热切期盼，都与这种影响相关。不过，对多数民众而言，要让他们勇于公开表达出自己的不满，还需要一个条件。

　　其三，东德的马列政党对于暴力手段的使用有更多顾虑。这绝不是说东德政府不敢使用暴力。事实上，从射杀翻越柏林墙的逃亡者，到“斯塔西”秘密的精神压迫，东德的国家暴力机关至少在有苏联支持的时候都维持了社会的表面稳定。不过，相对于其他列宁主义党而言，东德的统一社会党无论是对党内同志，还是对党外群众，在使用暴力手段方面都较为克制。党内斗争中的失败者，常常还能保持其政治名誉(如1971年的乌布利希、1989年的昂纳克)。即便是被打成“反党集团”，遭到“清洗”，也不过就是去档案馆当研究员，并不会受到肉体上的迫害。正如克伦茨所言：“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我们确实未曾发生过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严重程度的破坏党内民主和破坏政治原则的情况。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像它的苏联姊妹党那样流尽了血。”在面对国内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时，无论是1953年还是1989年，东德政府都未敢下达开枪的命令。事件的不同后果，仅仅是因为前一次苏联的坦克开上了马路，后一次苏军奉命待在军营里。在西方媒体，特别是西德媒体的描绘下，以“斯塔西”为代表的东德政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政权。但必须要说的是，当代欧洲人和亚洲人在理解“暴政”方面的确有差异。举一个笔者亲身经历的例子，在东柏林有一所“斯塔西”用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霍亨舍恩豪森(Hohenschönhausen，直译是“高耸的美丽房子”)。联邦德国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总喜欢将外国留学生组织到这里，让大家见识一下“斯塔西”的暴政。可是说实话，大多数听过“肃反”、“76号”和“文革”故事的中国学生无法不在讲解员“义愤填膺”的解说面前哑然失笑。那些拥有书桌、洗脸池和抽水马桶的单人房间看上去是那么宽敞整洁，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本科宿舍都舒适。据说这个监狱最可怕的“酷刑”之一，是把犯人绑在椅子上，上悬一有孔水桶，不断让冰水滴到犯人身上^[16]。这诚然可怕，但中国学生除了笑而不语还能怎样呢?即使是这样的监狱，东德政府也只能偷偷地办。“斯塔西”的触角无孔不入，“线民”千千万万，也只能偷偷地告密。因为没有多少东德民众会觉得这是光荣的事情，公开的“检举”、“揭发”是很难想象的。

　　从东德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的是：斯大林模式被安排在了一片不属于它的土壤之上。德国民众已经经历过工业化浪潮和思想启蒙，不但相对富裕而且具备国际视野。在这样的土壤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也只能这样看待苏式国家：“虽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一小撮政客们的专政。”四十年中，这种制度所带来的残缺的现代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无法满足东德民众的渴望，因而无法获得他们的真心拥护，无法使国家获得独立的稳定性。

　　迟到者受到了生活的惩罚。

　　(相关简介：童欣，历史研究者。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

　　注释

　　[1] 只不过，有少量天主教地区奉为正典的经文在新教徒看来是不具有权威性的次经。

　　[2] 西德的领导人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在德国重新统一25年后的今天，德国媒体依然热衷于讨论“新州”或“东部各州”的民众不同于“旧州”民众的种种特性。

　　[3] 这并不是说这几年中德国人自己毫无作为，他们也在参与战后德国的塑造，只是没有最后决定权。1949年之后，特别是1955年之后，德国人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但作为冷战中两个敌对阵营的前哨，两个德国始终背负着各自阵营沉重的义务。

　　[4] 西方盟国内部对如何解决德国问题同样有分歧，但没有谁能挑战美国的权威。而在美国的内部争议中，史汀生计划(有条件地支持德国的统一和重建)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取得了相对于摩根索计划(肢解德国并降其为农业国)的绝对优势。只有斯大林的想法让人捉摸不定。

　　[5] 当然，这方面的宣传效果因为大量红军士兵违反军纪的事实而大打折扣。

　　[6] 不少学者认为死于斯大林政府的德国共产党员比死于希特勒政权的更多。

　　[7] 其中有些人甚至早于盟军，直接作为抵抗运动成员被空投到纳粹德国，如后来担任过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的霍斯特·贝里(Horst Brie)。

　　[8] Wolfgang 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ßt ihre Kinder. Köln, 1992 [1. Auflage 1955], S. 440. 乌布利希是否说过类似的话，实在难于查证，但苏占区政局的实际发展情况基本符合这种表述。1947年12月20日，苏占区基民盟主席雅各布·凯撒(Jakob Kaiser)因政见原因被苏占区当局勒令辞职，是最典型的一例。

　　[9] 乌布利希用大量开除前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办法实现对党的完全控制，尚在1953年6月的政治风波之后。

　　[10] 这个概念在乌布利希下台后即受到批判。

　　[11] 此言明显是针对“贫穷和落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温床”的说法。

　　[12] 其中最重要的是维利·斯托夫(Willi Stoph)和君特·米塔克(Günter Mittag)，他们与“斯塔西”的米尔克一起，共同构成了昂纳克时代的权力核心。

　　[13] “哈尔斯坦主义”最主要的内容是：所有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国家，必须承认联邦德国是代表德国的唯一合法政权。在阿登纳政府时期，哈尔斯坦主义被严格遵守。而在库尔特·基辛格政府时期，自1967年1月30日联邦德国与罗马尼亚建交后，该原则已经被动摇。

　　[14] Hermann Weber的书中称游行人数有百万之多，莫德罗和克伦茨则认为只有五十万人。无论如何，考虑到今天统一后的柏林市也才三百多万人，当天游行的震撼程度可以想见。

　　[15] 应该指出，东德的民众肯定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当中，既有任劳任怨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拳击手”(借用《动物农庄》中的隐喻)，也有谨小慎微的“套中人”和表里不一的“双面人”，还有越到后期越多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此处仅仅是就“是否容忍政府在现代化方面的缺陷”这一点，将东德民众的整体表现与朝鲜民众对比。 

　　[16] 而且，酷刑和折磨大都是1950年代的事情，1960年代以后基本上已经改为以心理手段迫使犯人屈服。

　  1980年代的民主德国(东德)，曾经是中国政府的榜样。因为民主德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样本，当时中国所提的“四个现代化”，在民主德国已经全都实现。为了学习其科技发展、工业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法治，从中国奔赴东德“取经”的考察团络绎不绝。直到它1989年出人意料地崩溃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汽车保有量仍然超过现在(2016年)的中国。可是，这样一个发达社会的政权从未获得真正的稳定性，其存在只能依赖于苏联的强制力。它与苏联的关系，就如同陀螺与鞭子的关系：鞭子停下，陀螺倒掉。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相对富足的社会始终无法自立，无法把大多数国民培育成为本国感到自豪的公民?本文是一篇侧重于内政方面的民主德国简史，略以探讨其治理的成败。

　　苏占区时期

　　德国人常用“零点时刻”(Stunde Null)来描述1945年5月8日深夜12点的德国。的确，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当投降令生效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仿佛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自己和战友们为之献出汗水和鲜血的事业竟然是罪恶的。他们身处在残垣断壁中时，心中的信仰大厦已然崩塌，人生的计划被重新清零。尽管“零点时刻”这样的描述很符合想要除旧布新的德国人的心意，但它却很难说是对当时情况的准确描述。纳粹的、魏玛共和国的、威廉德国的，乃至普鲁士王国的遗产都将落到德国人身上。就算德国人想忘记，此刻支配着他们命运的盟军占领当局也不会忘记。

　　人们(特别是中国人)谈论德国历史的时候，常常忘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德意志这片土地上，分裂乃是常态，统一反而是异数。在普鲁士人几百年间费尽心血统一了德意志之后，这“大一统”也仅仅存在了七十四年，随后又是四十多年的分裂。然而，这四十多年的分裂却与之前大不相同。在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之前，这片土地上尽管邦国林立，不同国家之间还是分享着相似的法律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氛围，信仰着同一本《圣经》(尽管教义不同)^[1]。是的，当时的德意志人会觉得普鲁士与巴伐利亚之间有天壤之别。但从二战之后的视角看，当时的那些不同邦国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简直不值一提。战后德国分裂的不仅是疆土，而且是一整套价值观念：这两个德国有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态、经济体制、社会制度和道德标准，双方对几乎所有抽象概念，如“民主”、“自由”、“正义”、“爱国”等，都有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柏林墙两侧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东德领导人在1970年代提出：已经出现了两个德意志民族，这边是“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而西德那边是“资本主义的”德意志民族^[2]。

　　不过，这一切并非德国人自己的选择。在无条件投降之后，德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不存在，它未来的命运将由美、英、法、苏四大占领国之间的合作和斗争来决定。从1945年到1949年，这段德国受制于人^[3]的历史奠定了战后德国发展道路的基本框架：德意志分裂为两个相互敌视的政治实体，两者在军事上对峙，意识形态上对立，各自坚信自己所选择的是一种更加进步的政治体制。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的入侵就意味着德意志民族将自己再次抛入险境，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的战争最终将德国推到了几乎所有世界强国的对立面，只要德国不能切断英、美援助苏联的渠道，就难逃战败的命运。潜艇战专家邓尼茨的“狼群”为此竭尽全力，却依然功亏一篑。于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美国的卡车和苏联红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一起让第三帝国的毁灭变得不可逆转。

　　早在德国人尚在苏联境内作战时(1943年秋)，英国与苏联已经就战后对德占领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在打败纳粹德国后将占领德国东部(约占1937年德国领土的40%)。经过卡萨布兰卡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苏联、英国和美国达成了迫使德国割让部分领土(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由盟军分区占领德国的协议。至此，后来两个德国的边境线已经大体被画了出来。但即使在波茨坦会议细化了分区占领协定之后，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仍旧悬而未决。

　　这首先是因为斯大林尚举棋不定^[4]。毫无疑问，他的首要目标是苏联的安全。可是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诸多途径和条件之间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正因为如此，斯大林1945年到1952年间的对德政策才会不断游移。1945年后，苏联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有三：其一，自身问题。除了军工产业，苏联自身的经济能力被战争大大削弱。战后的国民需求将转向日常生活用品，因而迫切需要经济重建。为了维持苏联的稳定和强大，斯大林决定搜寻尽可能多的战利品，所以强烈要求同盟国共管鲁尔，以确保从德国得到赔偿。如果共管鲁尔的要求被英美拒绝，那么次优方案将是搜刮自己占领的部分。其二，德国的复仇。德国在一战之后冲破《凡尔赛条约》的重重阻力迅速复兴的历史，给斯大林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按照苏联的意识形态，只有改变德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永绝后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尽量肢解德国是一个次优的方案。其三，也是最严重的威胁：美国。假如能压制德国的复兴，那么世界上将只有这一个国家堪称苏联的对手。对苏联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无疑是尽可能与美国保持战时形成的友谊，并促使美军在这种友好气氛下像一战之后那样撤离欧洲大陆。如果此理想状态不能实现，那么现实主义方案就将成为苏联的首选，即像百年来的列强那样划分势力范围。1944年10月，斯大林和丘吉尔一起用“百分比协定”证明了双方都是精于此道的老手。美国是否能照此办理?1945年时情况仍不明朗。对苏联最槽糕的情况，莫过于出现1919年的多国围剿红色政权的场面，但斯大林也必须为这种最坏的可能进行准备。他所深信的俄国的传统安全策略，是尽可能地扩大防御纵深，而这个策略的有效性又被二战中的经历所“证实”。因此，当苏联感觉到将再次面临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时，最有可能的对策就是扩大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范围，将自己占领的德国地区变成前哨堡垒。

　　分开来看，这三大危险都是苏联的安全策略所要解决的问题，但解决方案之间却存在矛盾。英国之所以在德军尚在苏联境内作战时就向苏联提出有关分区占领德国的建议，就是想通过这一让步把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区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如果苏联在战争末期强烈要求共管鲁尔，势必会引起英美两国的疑心和反感，从而导致同盟关系的破裂。因此，苏联只能尽量在苏占区掠夺战利品。尽管这样既得实利又能削弱德国，但却有可能丧失苏占区内德国人的支持，导致这个前哨堡垒的作用大打折扣。

　　到底是把德国当作劫掠对象还是培养对象?在实际操作中，斯大林没有将任何一种政策推行到极端，而且总是将选择权保持到最后一刻，但是这也让苏联对德政策的矛盾性更加明显。一方面，苏联用掠夺战利品和分割德国领土的方式削弱德国;另一方面，又在可能的范围内争取德国民众的好感——或者说降低他们对苏联的恐惧感^[5]。一边让德国共产党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德国做准备，一边又期待在与西方国家谈判当中争取让德国中立化。甚至到了1952年3月，两个德国已经分别立国两年多了，斯大林又突然抛出照会，称希望各方从德国撤军，然后在一个联合政府下解决德国问题。然而这种矛盾性导致苏方的政策与西方相比显得被动，成了一种应对，而非下定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塑造战后德国。西占区加入马歇尔计划，苏占区则加入经济互助会;西占区推出货币改革，苏占区的应对是封锁柏林，然后在无法使西方屈服的情况下也仓促开始货币改革;西德要加入北约，苏联在实在阻拦不住之后只好让东德加入华约。

　　苏联的政策看上去总是慢了半拍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德国人更愿意亲近西方。启蒙运动之后一轮又一轮的民主洗礼(1848年革命、魏玛共和国)和1871年统一之后的经济发展，使得富裕的德意志地区在和平时期很难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撑。在战争结束不久之后，美国就将信任给予德国这个昔日的敌人，而苏联没有像美国一样。西方盟国(主要是美国)可以放心地将西德培养成一个反共堡垒，这使得它们的对德政策相对来说更加具有连贯性。而几十年来反共或反俄宣传的影响，以及苏军暴行所带来的恐惧，也使得多数西德人(其中有五分之一都是被苏军赶出来的难民)愿意服从美国人的安排，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

　　就战后初期的经济状况而言，苏占区本来可以算是摸到了一手好牌。不仅有大片的农业区能够提供战后最为紧缺的粮食，而且在工业方面也不输给西占区，只是在能源供应和钢铁工业方面比不过拥有鲁尔区的西占区。可是，苏联野蛮的索赔方式和斯大林举棋不定的对德政策，让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输在了起跑线上。苏联红军所到之处，大量的工业设备被视作战利品，被直接拆卸后运往苏联(同一时期中国东北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洗劫)，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在路途上或目的地变成了废铜烂铁。尽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巨大损伤可以让人更加明白苏联人想要实施报复的动机，但是不得不说这种低效和短视的劫掠政策带来了三个不利于苏联自身的后果。

　　其一，伤害了红军的形象，失了人心。对惊魂未定的德国人来说，戈培尔关于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宣传言犹在耳。有组织的劫掠与苏联红军其他的军纪败坏行为一起，坐实了德国人关于“野蛮的俄国人”的印象。斯大林在战后曾经表示“法西斯分子来了又去，德意志人民将万世长存”。苏军的拆卸工作让这句话的宣传效果大打折扣。长远地看，这样做不仅使德国人丧失对苏联的好感，同时也使他们丧失对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从而为之后四十年的“逃离共和国”现象埋下了伏笔。

　　其二，无可估量地增加了苏占区恢复经济的难度。这点不难理解，苏联占领当局的做法简直就是竭泽而渔。而与此同时，西占区在1947年被纳入到马歇尔计划的范围，享受着资本、信用和信心的注入。这一增一减，就决定了后来的两个德国经济重新起步时的基本态势。

　　其三，恶化了战后初期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在盟国当中，英国最先意识到恢复德国经济对于稳定战后欧洲局势的重要性。苏联的这种作风，使其染指鲁尔区的要求在英国看来完全不可接受。美国在不久之后也同意了英国的看法，拒绝在赔偿问题上向苏联作出让步。苏联将这看作背信弃义和羞辱，也看作英美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的明证。盟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矛盾亦就此成为冷战形成的原因之一。

　　斯大林之所以纵容这种低效的野蛮劫掠，依然是因为他在战后初期尚未有一个确定的德国政策。对他而言，一种比较可以接受的情况是使德国像奥地利一样成为不驻扎任何外国军队的中立国。那么，比起与新的德国政府谈判赔款，在不久就要到来的撤军之前尽量搜刮到能带走的东西显得更加方便。可是，在后面的四十年中，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这位机关算尽的强人的预料，苏联及整个东方阵营一直都在为斯大林当年的决定付出代价。

　　民主德国的建立

　　改造德国，是战后盟国一致认同的目标。而要实现改造德国的目的，仅仅依靠占领军的力量肯定是事倍功半。在苏占区，引导德国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落在了九死一生的德国共产党员身上。他们有的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幸存下来，随苏联红军一起返回^[6]，有的结束了在西方盟国的流亡跟盟军一同到达^[7]，还有幸存者蹒跚地从纳粹的集中营里走出。

　　为了标榜“民主”，苏占区在盟军占领区中最早开始解禁德国政党，表示要将治理权力交还给德国人民。虽然苏联人第一个解禁的是德国共产党(KPD)，但这时的他们为德共定下的方针已经完全不同于魏玛时期。这支以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人及其后代为班底，以“乌布利希小组”为核心的队伍，宣布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纲领：战后的德共成员将来自“全体劳动人民”，包括农民、职员、公务员，乃至各类中产阶级成员和宗教信徒;在苏占区时期，德共宣称在当前条件下要强迫德国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在经济领域，德共强调自由贸易和保护私有财产。除此之外，德共还以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式，将非共产主义政党基督教民主同盟(CDU，简称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LDPD，简称自民党)笼络在自己周围。不过，虽然斯大林对于是否把苏占区建成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还有些犹豫，但苏方已经让“乌布利希小组”为此进行了充分准备。该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逃到联邦德国的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回忆说，乌布利希在一次会议上明白说过：我们所要建立的政权“必须看上去是民主的，而实际上一切都要抓在我们手中”^[8]。

　　要想有效控制苏占区政权，仅仅依靠德共的力量是不够的。尽管采取了温和的口号和统战的手段，苏占区中的德共依然是绝对的少数派，要想在“议会民主制”的政权中取得执政的合法性，与支持者众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简称社民党)合并无疑是条捷径。在苏联占领当局的压力下，这两个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激烈争斗的党派于1946年4月21日在柏林海军宫合并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以乌布利希为代表的原德共党员掌控着新党的实权，而来自原社民党的格罗提渥等人后来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然而，此时两党之间的结合尚不稳定。当统一社会党在1947年宣布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时，许多党员对此表示不能理解^[9]。但此时的政治气氛已经迥异于战后初期，相对于“理解”，“服从”才是党内的美德。

　　由于苏联拒绝在马歇尔计划上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开始正式实施建立联邦德国的计划。首先是英国和美国的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继而法占区加入之后成立了统一的西占区。1948年6月，西占区开始单独进行货币改革，推出B记马克。此举是切断东西占领区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一个关键步骤，因而立即遭到了苏联方面的强力反击。苏联宣布对使用B记马克的西柏林实施封锁，试图迫使西方盟国要么放弃分裂德国的计划，要么从西柏林撤军。同时，苏联占领当局也开始自己的货币改革，发行了D记马克，为建立亲苏的社会主义德国做好准备。西方盟国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大举增兵西欧，并将可以投掷原子弹的B-29战略轰炸机调往英国。这剑拔弩张的情形便是“第一次柏林危机”。在随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尽管苏联切断了西占区与西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但西方盟国依靠大型运输机建立起了一座“空中之桥”(Luftbrücke)，保证了西柏林军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最终因苏联根据其全球战略需要改变了策略，西柏林的封锁在1949年5月12日得以解除。在经历了“柏林危机”之后，美苏这对昔日盟友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双方都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展开了一场仇视对方阵营的宣传大战。苏占区指责美国的货币改革是要分裂德国，西占区指责苏联封锁柏林是蓄意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冷战第一次显现了它的面目。身处于冷战不同阵营的德国人已经没有选择，分别建国的计划犹如箭在弦上。在苏联解除柏林封锁后的第12天(5月23日)，西占区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宪法性文件《基本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正式成立。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正式成立。老共产党员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出任第一任民主德国总统，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出任总理，三位副总理分别是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统一社会党)、奥托•努施克(Otto Nuschke，基督教民主同盟)和赫尔曼•卡斯特纳(Hermann Kastner，自由民主党)。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有德国特色的苏式国家。其特色在于，民主德国在最初的宪法中不但没有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像同一时期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同纲领》中那样自称为“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而是自称为“民主共和国”，与联邦德国在《基本法》的自称(“民主和社会的联邦制国家”)相近。但同时，民主德国也和其他苏式国家一样，国家的真正权力属于一个马列主义政党，权力的中心在该党的中央委员会，党中央的权力核心在政治局。政府部门的职位中，马列主义党控制所谓的“强力部门”，其他的“民主党派”可以出任副部长，或其他非强力部门的部长。在人民议院的选举当中，统一社会党通过组建“国家阵线”(Nationale Front)来实现对其他“民主党派”和大型组织(如工会)的控制。“国家阵线”由党派联盟组成，包括了统一社会党、基民盟、自民党、农民党等几乎所有重要政党。在选举中选民们只能对“国家阵线”提出的统一名单投票，所以赞成票通常都超过99%。选举结束后，再由统一社会党分配各个政党在人民议会中的席位。用这种方式，统一社会党实现了事实上的一党长期执政，正如乌布利希对他的同志们所说：“一旦我们建立了政府，我们就绝不会再放手。”

　　但要想保持权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53年统一社会党迎来了建政以来的最大考验。1949年后，民主德国经历了一轮“苏联化”的改造。战后初期德共曾经发布过不宜照搬苏联道路的口号，而现在政府的宣传口号是：“向苏联学习，就意味着向胜利学习!”在大学里，马列主义、俄语和“苏联科学”成为了必修课。在农村，没收容克地产的土地改革和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相继开展。国民经济方面，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全面引入，而且执行得比苏联更加严格。结果建政初期的经济很快也有了苏联的特色：重工业发展迅速，而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政治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其他苏东国家一样狂热。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整个苏东阵营一下子人心惶惶。是年六月，统一社会党决定在不加工资的情况下提高工人的生产定额，引发了6月16日柏林建筑工人的罢工行动。在政府拒绝了建筑工人的要求之后，17日的一场更大的罢工和游行活动席卷了整个东柏林，而且还扩散到了其他东德城市。正当乌布利希手足无措的时候，苏联驻东德部队用坦克敉平了这场政治运动。

　　“六•一七”事件之后，统一社会党得到了教训，一方面开始放慢“苏联化”的步骤，重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统一社会党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特别是强化了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简称MfS，但民间喜欢简称其为Stasi，音译为“斯塔西”)的职能。从1957年起，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开始担任“斯塔西”领导人，直到32年后柏林墙倒塌。在他的建设之下，“斯塔西”成为了全世界最高效的特务机关之一。在对内控制方面，高新科技的应用、精神压迫手段的运用和庞大的“线民”队伍，堪称“斯塔西”的三大法宝。其中“精神压迫手段”较难为外行所理解，这是指通过暗中控制目标人物的信息来源、工作环境、升迁渠道、同事关系、社会交往和家庭因素等方面，实现打击目标人物的反抗意志或转化其为“线民”的目的。

　　在此环境下，那些对统一社会党政权感到绝望的东德居民，只能设法踏上自己的逃亡之路。

　　柏林墙

　　民主德国修建柏林墙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劳动力的流失。1950年代末，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使得处于扩展阶段的雇主们愿意用高薪吸引相对稀缺的劳动者。而同一时期的民主德国，正在饱尝“集体化运动”失败的苦果。曾经是德国农产品主要产区的东部地区，在肉、蛋、奶的人均消费水平上大大落后于西德，以至于东德领导人不断向中国求援。

　　薪酬水平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使得“到西边去”的冒险对于民主德国的年轻人充满吸引力。而柏林正是实施这种冒险的最佳地点。与今天向发达国家偷渡的人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弃暗投明”之举一直受到联邦德国政府和社会的欢迎。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所有生活在“苏占区”的德国人都是联邦德国公民。所以，逃亡者除了没有语言、文化障碍之外，也几乎没有公民身份等法律问题。成功到达西柏林的逃亡者可以先到由联邦德国政府设立的居住点安身，并接受一些基本的身份核查，不久之后就可以像其他公民一样开始自由生活。他们原来的文凭和教育经历都受到承认，有一技之长者不愁找不到工作。更不用说，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有亲朋好友可以投靠。正是因为这些便利性，从民主德国建立开始每年至少有十几万公民潜逃到联邦德国。到了局势紧张的1961年，每月的逃跑数字上升到5万。大量青年技术人员的丧失，犹如切开了民主德国的动脉，造成了经济上和政治上难以估量的损失。

　　1961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给了统一社会党一个机会，利用苏联自身的需求完成了柏林墙的建设。导致这场危机的背景有二，其一是北约决心将战术核武器推进到苏东阵营的边境，1958年3月联邦德国的联邦议院通过了用核武器武装本国军队的议案;其二是赫鲁晓夫高估了苏联的实力，因为1957年发射的“斯普尼克”卫星让他以为苏联在核军备竞赛中已经取得了压倒西方阵营的优势(赫鲁晓夫之所以形成这种印象，善于夸大忧患的西方媒体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忽视)。

　　为了应对北约核武器的前推，苏东阵营提出了“中欧无核区”的计划，但很快遭到联邦德国的拒绝。因为在阿登纳政府看来，“中欧无核区”跟从前苏联提出的“德国中立化”提议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基于对自身战略优势的判断，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西柏林脆弱的补给线向西方阵营施加压力。1959年11月27日，苏联照会英、法、美三国，宣布解除四国占领柏林的现状，要求在6个月内就柏林的自由城市(即中立城市)地位达成协议，否则苏联将与民主德国单独缔结和约。对于这份“限期撤离”的最后通牒，西方三国还是跟上次一样拒不接受。在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武装对峙了半年之后，苏联又称六个月并非最后期限。可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6月与肯尼迪会面时忽然再次提出要英美军队撤出柏林，也再次遭到美国拒绝。美苏双方军事对峙的升级趋势，引发了世界局势的紧张。苏联陷入了一种欲战不敢、欲罢不能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乌布利希为苏联提供了一个“下得了台”的方案并得到了赫鲁晓夫的许可。8月13日，一道主要由铁丝网和水泥墙组成的边境线开始横贯柏林。乌布利希对这一结果分外满意，因为对民主德国来说这次筑墙是一次主权宣示，对于那些不承认民主德国又不敢干涉的人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对于时不时会把民主德国政权当作交易筹码的苏联来说，也只能在无奈之下接受这个方案并为之背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次小国调动大国的事件是“尾巴摇动了狗”。

　　从实际效果看，柏林墙完成了民主德国政府预定目标。尽管在之后的28年历史中，接连不断的翻墙冒险留下了无数成功者的传奇经历和失败者的悲情故事，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个失血口总算是暂时给扎住了。同时，封闭柏林这一出口对于民主德国政权的意义还不只是阻止人口流失。柏林墙拉紧了铁幕，从而为不愿意冒生命危险的大多数人关闭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要模糊的存在就足以让人心神不宁。现在，这道水泥墙成了一座横亘在人间的“叹息之墙”：“弃绝一切希望”，尽可能活得更好吧!

　　稳定时期

　　开始建造柏林墙之后的数年里，乌布利希也相应调整了统治策略。统一社会党中央首先做的，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主要方针是对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放权让利”。政府给予了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并希望用“物质利益”的刺激来提升工人们的生产效率。为了实施这一方针，乌布利希提拔了一批懂技术、懂经济的年轻干部。其中最重要的是1963年统一社会党“六大”之后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埃里希•阿佩尔(Erich Apel)。阿佩尔是统一社会党于1963年提出的“计划与领导的新经济体系”(Neues Ökonomisches System der Planung und Leitung, NÖSPL)的主要推动者。该体系的核心是“经济杠杆”，也就是让企业职工的收入跟企业效益挂钩，从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随着这次经济改革取得显著效果，又恰逢世界经济进入繁荣周期，民主德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在1960年代前期有了大幅提升。到1966年，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东德家庭拥有电视机，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电冰箱和洗衣机。东德工人们还享受着越来越高的福利，比如从1964年4月起，他们每两周可以获得一个双休日。

　　可是，对于如何将这场经济改革继续下去，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意见不一，犹豫不决。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迅速提高，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感恩戴德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坚信不疑，反而产生出了许多对国内政治现状的不满和对西方文化的向往。这种气氛与苏共二十大后弥漫于苏东国家中的“解冻”思潮相混合，影响了统一社会党统治的稳定性。也许是因为看到这种令人忧心的趋势而无法为经济改革找到一条出路，“计划与领导的新经济体系”的设计者阿佩尔于1965年底自杀身亡。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民主德国领导人也在设法加强自身“软实力”的建设。乌布利希试图让人民看到，即使本国的经济水平暂时赶不上西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依然可以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来。比如说，当女权运动在西欧方兴未艾之时，民主德国也在大力提高妇女的地位，宣传公平对待妇女是与“马列主义不可分离的原则”。就已婚妇女的就业率而言，民主德国的确已经远超联邦德国，但这并非意味着妇女在家庭中已经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在东德普遍的“双职工”家庭中，妇女通常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同时，尽管妇女党员占到了统一社会党总党员数的23.5%(1958年)，但越是到权力金字塔的上层其比例越低，在中央委员中只有10%是妇女，而政治局中则一个女人都没有。

　　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统一社会党在1960年代前期并没有任何松懈，而且还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有所加强。从1964年起，政治思想课成为了东德初中生的必修课程。同时，统一社会党加强了对文化领域和大学等思想教育阵地的控制。较为典型的事例，是民主德国政府“封杀”了讽刺现实的诗人兼歌手沃尔夫•毕尔曼(Wolf Biermann)和通过引述马克思来批判国内政治现状的前柏林洪堡大学教授罗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前者被禁止一切演出和出版，后者被逐出洪堡大学并且无法再找工作。

　　统一社会党加强控制的高潮，是于1968年举行了民主德国的首次全民公决并通过了新的宪法。新的宪法去除了1949年宪法中《魏玛宪法》的痕迹和对统一德国的追求，参照1936年《苏联宪法》加强了宪法中的社会主义色彩。比如，把原宪法的第一条“德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由德国各州构成”改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和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领导的，由城市和乡村中的劳动人民构成的政治实体，其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随后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这个马列主义政党就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又如，将第二条中的“权力来自人民”改成了权力来自“城市和乡村中的劳动人民”，以此将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排除在“政权基础”之外。

　　就巩固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而言，这次修宪活动显得十分及时。因为就在此时，民主德国的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一场被西方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民主德国的官方媒体很快开始对这场改革提出批评，并表示“感到深深的遗憾”。当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民主德国立刻按照苏联的指示让国家人民军(NVA)加入苏联的行动。

　　然而，无论民主德国如何在军事上显示出与苏联团结一致，也难以掩盖两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日益扩大的差异。不管是工业化程度(以劳动生产率为标准)，还是居民的生活水平，民主德国都已经把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继续把自己的国民经济紧紧地与苏联绑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民主德国民众的利益。

　　既是出于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信，也是因为经济继续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还可能是因为莫斯科秉政诸公已经都是他的晚辈，原先由斯大林精心挑选的代理人——乌布利希，开始渐渐显现出相对于苏联的独立性。1967年，他在意识形态方面修改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称社会主义并非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短暂的过渡阶段，而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时代中，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形式”。他还为这种独立的“民主德国模式”起了一个相对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名字：“社会主义的人类共同体”(Sozialistische Menschengemeinschaft)^[10]。在他1968年之后的讲话中可以分明看出(当然是在除掉“感谢苏联”之类的套话之后)，至少在经济方面，苏联已经不再是民主德国的榜样。他在党报上重提列宁的话：俄罗斯也有要学习的地方。那么，他的言外之意或许是：学习谁呢?是社会主义阵营内最为先进的民主德国。正如他在马克思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的，“民主德国的经济体系”已经适应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民主德国的官方学者还进一步阐释：民主德国已经第一个证明了，社会主义也适应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11]1970年乌布利希在访问苏联时当众表示：民主德国计划1971年在80家联合企业中实行自动化，而这项工程“在我们那里，这是比较容易的，在你们这里建立这样大的机构就比较困难”。

　　乌布利希的这些言行自然遭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厌恶。据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提供的文件，勃列日涅夫曾经对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谈到：“作为共产党人对共产党人，我想坦率地说，在你们那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表现有某种程度的骄傲自大，对你们的经验，领导方法，等等，都觉得了不起。对我们也有这种表现。”在与昂纳克的另一次谈话中，勃列日涅夫对乌布利希的命运作出了非常露骨的暗示：“瓦尔特(指乌布利希——笔者注)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无法简单地抹掉。但是他老了。如果他身体健康，就会高高在上，什么事都自己来干。如果他病了，才会放手……”如果说在赫鲁晓夫时代，东欧领导人追求本国发展独立性的尝试还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容忍的话，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乌布利希想要自创发展模式的做法几乎等同于政治自杀。所以，当乌布利希多次不听指挥，在与联邦德国的谈判中固执己见的时候，莫斯科立刻决定换马。

　　苏联新选定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昂纳克，1912年出生在靠近法国的萨尔地区的一个矿工家庭。他青年时代就加入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蹲了十年监狱。二战结束后，昂纳克担任了十年“德国自由青年联盟”(Freie Deutsche Jugend，简称FDJ，相当于共青团)的主席，管理着统一社会党的后备力量。1955年，昂纳克被派往莫斯科中央高级党校进修一年，回国后担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安全事务的书记。1961年，他负责了“反法西斯防卫墙”(即柏林墙)的建设，以此巩固了自己在领导层中的位置。1960年代末，昂纳克察觉到克里姆林宫对乌布利希不满，他于1970年7月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勃列日涅夫秘密商谈了撤换乌布利希的可能性。在取得了勃列日涅夫的坚定支持之后，昂纳克及其政治盟友^[12]开始利用民主德国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向乌布利希直接施加压力，迫使乌布利希于1971年5月3日在统一社会党的第十六次中央全会上将党的“第一书记”(1976年后改称“总书记”)的位置“禅让”给他。退下来的乌布利希独享了一个专门为他新设的“统一社会党主席”的荣誉职务，直到他1973年去世。在那之后，有关他的一切都从民主德国的官方出版物上消失了。

　　昂纳克时代

　　昂纳克上台之后迅速将国家的航向重新向着苏联校准。乌布利希在执政晚期所追求的“独立性”被放弃，整个国家似乎又回到了1950年代初，名副其实地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与此同时，由乌布利希提拔起来的一批技术官僚，在1970年代初也多被昂纳克手下一批党务干部所取代(其中很多出自德国自由青年联盟)。在1974年修宪活动中，对苏关系被写进了民主德国宪法，其第六条由1968年宪法中的与苏联保持“兄弟间的友谊”改成了“民主德国永远是苏联坚定不移的同盟”。

　　对于刚刚登上权力巅峰的昂纳克来说，1972年到1975年是他的一段幸运时光。在这段冷战的缓和期中，他以灵活的手段抓住机遇，与西方、苏联都改善了关系。当西方国家因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而陷入经济衰退时，暂时未受波及的民主德国经济继续稳步发展，不仅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内最发达国家的地位，而且还保持着让一些西德同胞羡慕不已的高就业率。一时间，一度在大国夹缝中求生的民主德国竟呈现出左右逢源、风景独好的局面。

　　昂纳克政府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首先与他在两德关系上取得的进展紧密相关。1969年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之后，推行了旨在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其中，彻底放弃“哈尔斯坦主义”^[13]，重新接近民主德国政权是这项政策的核心。不过，在两德谈判初期乌布利希要价太高，除了要求联邦德国先对民主德国予以外交承认再谈合作之外，还要求联邦德国承认西柏林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在乌布利希下台之后，希望从与联邦德国的合作中获取利益的苏联向民主德国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力主昂纳克政府与联邦德国签约。昂纳克因势利导，在西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最终于1972年12月跟联邦德国签订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基础条约》(简称《基础条约》)，从而使得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也被整个西方社会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1973年，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基础条约》的签订对民主德国的命运有深远的影响。在最初的三年中，这种影响是十分有利于民主德国的。在政治上，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国际空间的拓展同时也巩固了昂纳克政权在国内的合法性，增强了民主德国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在经济上，联邦德国向民主德国提供的种种金融和技术援助，是昂纳克后来能展开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前提条件。尤其重要的是，两个德国之间互免关税的政策，使得民主德国事实上成为了欧共体的一个隐形成员，享受着欧洲共同市场所带来的巨大利益。

　　然而，不久之后，《基础条约》对于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威胁性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民主德国在《基础条约》中的重要让步是放弃了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完全控制权，并且承担促进两个德国在多方面开展交流的义务。而勃兰特政府之所以尽力加强与民主德国的经贸往来，也正是为了实现其“以接近促转变”的战略计划。随着两国官方和民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东西两个德国在生活水平、公民权利和国际声望上的差距越来越直观地呈现在东德民众眼前。透过学术访问、走亲访友，以及纷至沓来的外交官及其家属，大量在统一社会党看来带有危险思想的文字和多媒体出版物不断涌入东德，以至于形成了人数可观的“秘密阅读”群体。

　　本来，自1961年开始修建柏林墙之后，统一社会党中央已经逐渐降低了关于德国“再次统一”的调门，但是《基础条约》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东德民众对“两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个西德口号的认同。在1960年代，东德的官员已经不再用“同一个民族”的说法来对西德实施统战，转而强调两个德国已经具有了根本性的差异。例如，1967年12月政治局成员阿尔伯特•诺登在党报上声称：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举动已经使两国之间的民族关系永远终结，联邦德国再提一个民族不过是其用来反对民主德国政府的主权和合法性的手段。在《基础条约》缔结前夕，统一社会党并非没有预见到勃兰特“和平演变”手段的杀伤力，其应对的策略是动用立法和宣传手段，正式切断与联邦德国之间的民族联系。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昂纳克发言称：“历史已经对民族问题作出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对立，客观地导致了在一切社会领域中严格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之间的界限。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导致了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在联邦德国则相反，在那里帝国主义政权在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下已经复辟，由阶级对立造成的旧的资产阶级民族继续存在。”到了1974年修宪时，统一社会党干脆去掉了“德意志民族”的提法，宪法第一条的开头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改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事后看来，在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势能和文化势能的作用下，越是开放两国民众接触，民主德国的这套宣传话语就越没有市场。

　　从1976年起，昂纳克政府的好日子到了头。前几年让民主德国“左右逢源”的因素，如今都成了导致麻烦的根源。一方面，重新加强与苏联的政治、经济联系虽然有助于巩固昂纳克的执政地位，但也使得民主德国政府的改革举步维艰。政治上，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官僚作风被传到了民主德国，乌布利希当政末期的一些理论探索也被废弃，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党的干部体制走向僵化，好几位1950年代就进入政治局的领导人一直干到了1989年。经济上，与苏联的友谊是需要真金白银来巩固的。从1970年到1975年，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商品交换增加了50%。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双方都认为这样的贸易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为对方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然而当革命的热情消退之后，开始仔细地算经济账时，双方又都觉得是自己在吃亏。同时，由于民主德国与苏联的这种紧密的贸易联系，导致西方国家在与民主德国做生意时，在技术转让方面会有许多限制。

　　另一方面，与联邦德国缔结《基础条约》，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自然是民主德国的一大成功，但洞开的国门也为本国公民接触西方思想提供了方便。特别是从1970年代初起，民主德国政府不再系统地对收听和收看西方广播和电视进行干扰，这使得民主德国政府早年间建立起来的文化过滤网已经失去了作用(至少对于热衷于新媒体的受众而言是这样)。一个东德少年只要自己拼装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能在家收听到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至于再眼巴巴地望着图书馆中的“毒草柜”了。在1972到1975年间，社会尚基本稳定的时候，昂纳克政府为了国际观感，甚至还一度放松了对文化艺术领域的控制。不过，随着1976年之后社会动荡的增加，昂纳克很快又恢复和加强了对“不同政见”的打压。

　　从根本上说，民主德国再次陷入危机还是因为在经济上没有兑现对人民的承诺。昂纳克上台后不久，就用“统筹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口号代替了乌布利希时代“今天工作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这个口号。也就是说，国家会提供福利，让民众在当下就过上好日子，而不用一直等待“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在1976年之后，世界能源危机所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困难已经普遍传导到了民主德国，民众对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速度放缓感到十分不满。如果是在西方国家，民众的不满最终会导致政府的更迭，就像历史中实际发生的那样(所谓的“里根-撒切尔革命”)。而在民主德国，民众的怨气只能不断地叠加在统一社会党身上。“持不同政见者”变得越来越活跃，有条件移居到国外的公民加紧了自己的脚步。昂纳克政府对此的反应首先是收紧文化政策，打击异端分子。前文提到过的讽刺诗人兼歌手毕尔曼1976年在联邦德国演出期间被民主德国政府剥夺公民资格，无法再回国。另一位政府的批评者、毕尔曼的好友哈弗曼为此提出抗议，并将一份请愿书登在了联邦德国的《明镜》周刊上。不久，哈弗曼因此事被逮捕，并被一直关押到1982年去世。此后，仍有上百名知名作家、艺术家联合抗议政府对毕尔曼的政治迫害。抗议失败后，许多作家离开了民主德国。

　　在加大镇压力度的同时，昂纳克依然需要不断向民众提供福利以平息他们的不满。他不但承诺要提升最低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还承诺要增大对普通家用消费品的供给。对于民主德国经济已经不能支撑的部分，昂纳克政府想了种种办法(甚至扣下政治犯，让联邦德国政府拿钱出来赎人)，但主要还是通过向联邦德国借债来解决。但这样做并非没有代价，正如莫德罗后来总结的：“乌布利希时代的经济体制是积累，而昂纳克时期是消费。这样一来，不仅经济活动失去了自由，而且政治活动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莫德罗指的是，昂纳克政府执政后期对联邦德国经济援助的依赖已经变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其政府决策不仅受制于莫斯科，其实也受制于波恩。

　　崩溃

　　由于未能建立一个鼓励创新的经济制度，再加上信息的闭塞和反应迟钝，整个苏东阵营都错过了电子信息化的产业革命。从1970年代末起，民主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差距再次快速增大。自1984年开始，民主德国民众出现自柏林墙建起后最大的一波移民潮(主要是各类有出国资格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在国外滞留不归)。

　　可是，年过七旬的昂纳克总书记在参加1986年的统一社会党“十一大”时，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民主德国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他同样没有感受到不久前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为大会发来的贺词中的玄机：苏联共产党认为“自我批评”是“一个政党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如今的苏联领导人已经是昂纳克的晚辈，昂纳克跟1960年代末的乌布利希一样，开始时不时地在“老大哥”面前显现出得意之态。1985年5月5日，昂纳克在莫斯科出席活动时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提到一篇意大利记者的文章，称民主德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一种模式。1986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民主德国时，昂纳克坚持要让他行色匆匆的客人见识一下民主德国高水平的经济管理机构。而昂纳克所不愿正视的是，仅仅靠外债来支撑的社会福利政策已经使整个国家预算陷入将要破产的境地，而他竟然还在大言不惭地宣称：比起联邦德国，“总的来说，民主德国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

　　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政治“公开性”的影响扩散到民主德国时，昂纳克才真正开始紧张。对内，他一边试图堵塞民主德国民众接触苏联改革思想的渠道，不但几次推迟出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而且还像查禁西方杂志一样封杀苏联杂志《斯普尼克》——因为该杂志正在重新反思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的崛起过程中犯下的错误;一边打压党内的改革派，比如有“小戈尔巴乔夫”之称的德累斯顿区党委第一书记莫德罗。对外，他积极联络其他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保持距离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和中国)，以免单独面对苏联的压力。

　　但是对视苏联为“养父”(莫德罗语)的民主德国来说，从苏联刮起的这场风暴是无可逃避的。在民主德国，1989年的风波起于当年5月的地区选举。当地的公民们觉得官方所公布的数据有假，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投了反对票，但是统一社会党所主导的“国家阵线”却还是有“98.85%”的支持率。自称投了反对票的人们在莱比锡聚集起来，抗议国家在选举中舞弊。同时，德累斯顿也开始了呼唤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游行集会。6月初，统一社会党的党报《新德意志报》发文，支持别国对学潮的镇压措施，这种态度引起了许多市民和青年学生的抗议。

　　另一些对政府不满的民众开始选择用脚投票。由于5月2日，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已经向奥地利开放了边境，很多民主德国居民开始以旅游为名设法借道匈牙利、奥地利去往联邦德国。虽然这时匈牙利的边防警察还会阻止民主德国公民越过匈奥边境，但东德人为了逃离动用了偷渡、行贿边防警察和滞留西方国家使馆等办法。6月，先是在布达佩斯，随后又是在布拉格的联邦德国大使馆内，挤满了来自东德的旅游者，他们宁可风餐露宿也坚持要从此在西德的领土上生活。故事的高潮，是联邦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赶到布拉格，在大使馆的阳台宣布这些滞留人员被允许入境——话音未落就被东德人的欢呼声淹没。这一系列戏剧性的场面自然被西方媒体捕捉，从而将两个德国之间的人心向背展现在世界面前，也让东德政府丢了脸面。正在局势迅速发展的时候，77岁的昂纳克因病接受胆囊手术，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如克伦茨所言：“一段时间以来，政治局已没有什么活动，现在甚至连作用都不起了，仿佛处于一种灾难性的催眠状态。”9月10日，匈牙利与民主德国的边境全面开放，使柏林墙实际上已经失去作用。之后的20天内有两万五千多人逃出边境，民主德国陷入了自1961年以来的最大危机中。

　　从1989年9月开始，一系列的政治团体在民主德国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最开始，新出现的团体原则上依然赞成社会主义，但要求政治民主和公开性，如9月9日到10日在罗伯特•哈弗曼的遗孀卡佳•哈弗曼(Katja Havemann)的家中成立的“新论坛”(Neues Forum)，以及名噪一时的政治组织“现在就民主”(Demokratie Jetzt)。官方媒体不断恫吓这些新的政治力量，称其为“国家的敌人”，但实际上党的领导层并没有决心在没有苏联支持的情况下自己强硬解决问题。不久之后，一些更为激进的政治团体成立，直接对社会主义道路予以否定。在这些决心颠覆现存制度的党派中有一个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小党“民主的觉醒”(Demokratischer Aufbruch)，它将一位名叫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量子化学博士引入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十余年后，默克尔成为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并执政至今。

　　10月7日，在飘扬的彩旗下民主德国用四十周年国庆庆典最后一次向国内外显示自己的威严。从6日到9日，民主德国人民军被要求进入“准备战斗”级别，以备不虞。四十年前，正是观礼台上的昂纳克组织了第一场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国庆火炬游行。如今，这支社会主义的后备力量却在国庆日当着他的面向来参加庆典的戈尔巴乔夫呼喊：“戈比，戈比，帮帮我们!”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戈尔巴乔夫在庆典期间的一句话从此广为流传：“迟到者，将会受到生活的惩罚!”三天之后，统一社会党中央收到青年部部长、德国自由青年联盟主席和少先队主席联名签署的报告：多数青年已经不再相信党和国家的领导，他们要求政治革新并要求参与革新。

　　1989年10月17日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会议上，“斯塔西”的掌门人米尔克提出昂纳克应该承担责任，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克伦茨。昂纳克让大家讨论这件事，接下来却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坚定地支持昂纳克留任。在米尔克的再三要求下，昂纳克被迫提出了辞职要求。之后统一社会党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接受了昂纳克“因健康原因”提出的辞呈。

　　昂纳克辞职之后，群众游行的规模并未缩减，反而越来越声势浩大。针对统一社会党一再把“人民”二字挂在嘴边的宣传手法，游行的人们打出旗号：“我们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不久之后，这个口号不仅仅传遍了游行队伍，而且还引出一些衍生口号，其中之一是：“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 在德语中，Volk既可指人民，又可以作民族、种族来理解。)后面这个口号立刻被联邦德国媒体发现，并且被放大为民主德国人民要求德国重新统一的象征。这个象征立刻获得了柏林墙两侧众多德国人的认同，至于它的提出者最初究竟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统一”已经跟“改革”一样成为了众多抗议者支持的口号，他们期待统一能让他们的生活水平变得跟联邦德国的居民一样高。而且人们感觉，苏共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总书记不会是常有的事，如果错过这个机遇，就不知道要再等多少年了。

　　11月4日东柏林发生百万人的大游行^[14]，连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也游行到了党中央大楼门口。接替昂纳克担任总书记的克伦茨所能做的工作已经十分有限。据他事后回忆，新领导集体的工作重点是“避免任何武力升级，不允许发生流血”。因为当年9月底去别国的访问，让他“明白了那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在民主德国是绝不可取的”。

　　柏林墙被建起的时候，它是一项精心策划的工程;而当它倒塌的时候，却是一个糊里糊涂的过程。1989年11月9日下午，统一社会党召开了第十次中央全会，通过了新的《旅行法》，民主德国公民出国不再需要陈述条件，仅用身份证就可以办理出境手续——这比西德人到东德还要方便。会议尚未结束时，负责与新闻媒体联络的柏林专区第一书记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正好要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于是就把这个新鲜出炉的消息告诉了媒体。“那么新规定何时开始实施呢?”记者问道。“据我所知”，沙博夫斯基一边翻文件一边不太确定地答道，“应该是立即生效吧。”在这里他犯了一个错误，按照克伦茨的意思，应该是次日生效才对。但这一错误也让柏林墙的倒塌更加具有戏剧性。当天的晚间新闻播出之后，获得消息的人们纷纷涌到柏林的边境检查站门口，试探着要直接过境。可是民主德国的边防卫队此时还没有接到即刻实施新《旅行法》的通知，于是他们只能依照旧办法，持枪与人群对峙。数小时后，检查站门口的人越聚越多，越来越激动，有人开始冲击岗哨。如果此时的现场指挥官真的坚持旧原则，戏剧性恐怕就要变成悲剧性了。他们的上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先强调“维持秩序”和“不准开枪”这两条命令。最终，当这两者只能遵从其一时，士兵们坚持了后者。当晚21时许，克伦茨和米尔克在紧急磋商之后，决定当即开放边境。于是这场“和平的革命”达到了高潮，人们蜂拥通过哨卡。有人欢呼，有人哭泣，还有人去拥抱了持枪的士兵。

　　经过这一夜，整个民主德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民主德国”已经不再是大多数人的主要诉求，因为他们看到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希望。相对于“改革”的阻力、烦难和复杂，“统一”看上去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至于说民主德国在仓促“统一”中会有被“贱卖”的风险，民众并不关心——他们并没有感受到那些资产是他们的。当联邦德国政府承诺一旦统一就让两种马克等值兑换时(对东德人而言，相当于银行存款立刻增值了数倍)，一切就已经势不可挡。

　　民主德国的新总理莫德罗想让统一社会党重新举起“德国统一”的旗帜，以尽量平等、体面的方式完成统一，可这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再重视这个党的意见。基层党员对上层干部特权和贪腐的愤怒、因苏联放手不管而导致的信心动摇都让整个党涣散。既然军警在11月9日这样的情况下都没有开枪，那么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担心政府会对和平示威使用暴力。事实上，后来当愤怒的人群以不那么和平的方式冲击“斯塔西”总部时，安全部门同样保持了沉默。一个专制政府，就这样丧失了权威。人们关心的是来自波恩的消息，关心莫斯科是否会同意两德统一，关心美国是否会给予足够的援助，而不再关心统一社会党的“洗心革面”。12月3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全体辞职，昂纳克等11名原高级干部被开除出党，米塔克等前政治局成员因经济问题被逮捕。与一年前举步维艰的政治改革比起来，这些举措简直是惊天动地，可是却难以再为党挽回民心。在1990年3月18日举行的全民大选中，受到联邦德国大力支持的“德国联盟”获胜，已经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的执政党丧失政权。5月5日开始的“2+4”谈判中，民主德国与其说是一个参与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旁观者。它看着联邦德国威逼利诱，看着美国施加压力，看着苏联撒手而去。这个由“德国联盟”执政的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看守政府，平反政治犯、维持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秩序成为其主要工作。1990年7月1日，东德马克退出流通，西德马克成为唯一货币。10月3日，在烟火、掌声和欢呼声中，民主德国停止存在。

　　结语

　　正如同本文开头所言，在东德存在的四十年里，其获得稳定性的关键是苏联的武力支撑。所以讨论东德在1989年为什么会崩溃没有多大意义，只要苏联放弃使用武力干涉德国统一，则东德之并入西德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在四十年的时间里，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取得了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成就(东德是世界工业十强之一)，却得不到大多数国民的真心拥护?而且，为什么一旦苏联决定撒手，东德政府就无法再控制局面?如果说西德的吸引力仅仅在于其物质生活水平，那么在朝鲜与韩国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远远超出东西德差距的情况下，为什么朝鲜当局就能够在没有外国驻军的情况下控制局面?

　　其一，东德的现代化是残缺的现代化。邓小平说过：“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从1950年代开始，居于执政地位的统一社会党所面临的挑战就已经不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而是东德居民多方面的要求。物质上，民众并不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比较，而是要和西边的同胞比较生活水平，而西德的生活水平是东德计划经济体制下所难以达到的。在精神生活方面，他们注重精神产品的质量，珍视个人权利，对社会舆论的开放程度敏感。所以，他们才会要求以西方国家的治理水平为参照来进行改革，要求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政治民主落到实处，反对“斯塔西”破坏法治的行为。只要东德政府在这些方面达不到民众的要求，西德对于东德民众来说就是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社会。这是因为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自由、平等、民主、公正、法治”这些被普遍认同的现代价值观念同样是现代化的目标。相对西德而言，东德在这些方面的现代化是残缺的。

　　其二，与朝鲜民众相比，东德民众对这种“残缺”更加敏感^[15]。原德累斯顿专区第一书记莫德罗说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有别于后封建主义的俄国(后者同时具有亚洲和欧洲特征)，它是一个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东德民众也是德国人，生活在现代化运动的中心——欧洲。尽管与其他被卷入现代化的国家一样，德意志地区在其现代化道路上一再出现反对现代化的思潮和运动(追求“德意志特殊道路”)，但在一次又一次启蒙和一次又一次接受教训之后，总体上，德国人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能接受，对于前现代的种种做法(如专制、特权)越来越厌弃。而苏联的斯大林体制，恰恰是多数德国人心中落后体制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为了获得民心，在德共掌权的情况下1949年的东德宪法要以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为蓝本，德共要宣称不走苏式道路，德共要把自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叫“自由青年联盟”，最后德共还要放弃自己的名字并设法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与朝鲜的民众相比，东德的民众要“刁蛮”得多，他们当中更多的人对“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有自己的标准，他们以此标准向政府提出要求，却不习惯对政府感恩戴德。民众的高要求，对执政党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同时会对党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乌布利希在执政晚期提出“社会主义的人类共同体”概念，身为地区书记的莫德罗为了市民能看上西方的电视节目而奔忙，1980年代后期基层党员对改革的热切期盼，都与这种影响相关。不过，对多数民众而言，要让他们勇于公开表达出自己的不满，还需要一个条件。

　　其三，东德的马列政党对于暴力手段的使用有更多顾虑。这绝不是说东德政府不敢使用暴力。事实上，从射杀翻越柏林墙的逃亡者，到“斯塔西”秘密的精神压迫，东德的国家暴力机关至少在有苏联支持的时候都维持了社会的表面稳定。不过，相对于其他列宁主义党而言，东德的统一社会党无论是对党内同志，还是对党外群众，在使用暴力手段方面都较为克制。党内斗争中的失败者，常常还能保持其政治名誉(如1971年的乌布利希、1989年的昂纳克)。即便是被打成“反党集团”，遭到“清洗”，也不过就是去档案馆当研究员，并不会受到肉体上的迫害。正如克伦茨所言：“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我们确实未曾发生过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严重程度的破坏党内民主和破坏政治原则的情况。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像它的苏联姊妹党那样流尽了血。”在面对国内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时，无论是1953年还是1989年，东德政府都未敢下达开枪的命令。事件的不同后果，仅仅是因为前一次苏联的坦克开上了马路，后一次苏军奉命待在军营里。在西方媒体，特别是西德媒体的描绘下，以“斯塔西”为代表的东德政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政权。但必须要说的是，当代欧洲人和亚洲人在理解“暴政”方面的确有差异。举一个笔者亲身经历的例子，在东柏林有一所“斯塔西”用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霍亨舍恩豪森(Hohenschönhausen，直译是“高耸的美丽房子”)。联邦德国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总喜欢将外国留学生组织到这里，让大家见识一下“斯塔西”的暴政。可是说实话，大多数听过“肃反”、“76号”和“文革”故事的中国学生无法不在讲解员“义愤填膺”的解说面前哑然失笑。那些拥有书桌、洗脸池和抽水马桶的单人房间看上去是那么宽敞整洁，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本科宿舍都舒适。据说这个监狱最可怕的“酷刑”之一，是把犯人绑在椅子上，上悬一有孔水桶，不断让冰水滴到犯人身上^[16]。这诚然可怕，但中国学生除了笑而不语还能怎样呢?即使是这样的监狱，东德政府也只能偷偷地办。“斯塔西”的触角无孔不入，“线民”千千万万，也只能偷偷地告密。因为没有多少东德民众会觉得这是光荣的事情，公开的“检举”、“揭发”是很难想象的。

　　从东德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的是：斯大林模式被安排在了一片不属于它的土壤之上。德国民众已经经历过工业化浪潮和思想启蒙，不但相对富裕而且具备国际视野。在这样的土壤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也只能这样看待苏式国家：“虽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一小撮政客们的专政。”四十年中，这种制度所带来的残缺的现代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无法满足东德民众的渴望，因而无法获得他们的真心拥护，无法使国家获得独立的稳定性。

　　迟到者受到了生活的惩罚。

　　(相关简介：童欣，历史研究者。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

　　注释

　　[1] 只不过，有少量天主教地区奉为正典的经文在新教徒看来是不具有权威性的次经。

　　[2] 西德的领导人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在德国重新统一25年后的今天，德国媒体依然热衷于讨论“新州”或“东部各州”的民众不同于“旧州”民众的种种特性。

　　[3] 这并不是说这几年中德国人自己毫无作为，他们也在参与战后德国的塑造，只是没有最后决定权。1949年之后，特别是1955年之后，德国人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但作为冷战中两个敌对阵营的前哨，两个德国始终背负着各自阵营沉重的义务。

　　[4] 西方盟国内部对如何解决德国问题同样有分歧，但没有谁能挑战美国的权威。而在美国的内部争议中，史汀生计划(有条件地支持德国的统一和重建)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取得了相对于摩根索计划(肢解德国并降其为农业国)的绝对优势。只有斯大林的想法让人捉摸不定。

　　[5] 当然，这方面的宣传效果因为大量红军士兵违反军纪的事实而大打折扣。

　　[6] 不少学者认为死于斯大林政府的德国共产党员比死于希特勒政权的更多。

　　[7] 其中有些人甚至早于盟军，直接作为抵抗运动成员被空投到纳粹德国，如后来担任过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的霍斯特·贝里(Horst Brie)。

　　[8] Wolfgang 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ßt ihre Kinder. Köln, 1992 [1. Auflage 1955], S. 440. 乌布利希是否说过类似的话，实在难于查证，但苏占区政局的实际发展情况基本符合这种表述。1947年12月20日，苏占区基民盟主席雅各布·凯撒(Jakob Kaiser)因政见原因被苏占区当局勒令辞职，是最典型的一例。

　　[9] 乌布利希用大量开除前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办法实现对党的完全控制，尚在1953年6月的政治风波之后。

　　[10] 这个概念在乌布利希下台后即受到批判。

　　[11] 此言明显是针对“贫穷和落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温床”的说法。

　　[12] 其中最重要的是维利·斯托夫(Willi Stoph)和君特·米塔克(Günter Mittag)，他们与“斯塔西”的米尔克一起，共同构成了昂纳克时代的权力核心。

　　[13] “哈尔斯坦主义”最主要的内容是：所有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国家，必须承认联邦德国是代表德国的唯一合法政权。在阿登纳政府时期，哈尔斯坦主义被严格遵守。而在库尔特·基辛格政府时期，自1967年1月30日联邦德国与罗马尼亚建交后，该原则已经被动摇。

　　[14] Hermann Weber的书中称游行人数有百万之多，莫德罗和克伦茨则认为只有五十万人。无论如何，考虑到今天统一后的柏林市也才三百多万人，当天游行的震撼程度可以想见。

　　[15] 应该指出，东德的民众肯定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当中，既有任劳任怨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拳击手”(借用《动物农庄》中的隐喻)，也有谨小慎微的“套中人”和表里不一的“双面人”，还有越到后期越多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此处仅仅是就“是否容忍政府在现代化方面的缺陷”这一点，将东德民众的整体表现与朝鲜民众对比。 

　　[16] 而且，酷刑和折磨大都是1950年代的事情，1960年代以后基本上已经改为以心理手段迫使犯人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