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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一份红色高棉的控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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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读书 2017-01-29 08:36:31

 张弘:一份红色高棉的控诉书

作者:张弘

在《九三年》中,雨果曾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惨痛的历史过后,这样的常识应当成为人们反思的起点。再崇高的理想,一旦在现实中造成了巨大灾难和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么它就一钱不值,毫不足惜。 以理想的名义,在现实中攫取私利并酿成人间惨剧,则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所谓辉煌的事业,如果是以千百万无辜者不断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作为实验,操作者就是最凶残的恶魔——无论他声称自己的动机多么高尚和纯洁。

  《儿子,你要活下去》/[法]品雅特海 著/花城出版社,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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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个月内,失去全家17口人和无数的朋友,一切都被夺走,只留下痛苦不堪的记忆。品雅特海的《儿子,你要活下去》,是其基于个人亲身惨痛经历的回忆录,但红色高棉的暴政统治给柬埔寨人带来的罪恶,却尽显无遗。可以说,它是一份对红色高棉的控诉书。

  从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柬共统治柬埔寨,即民主柬埔寨时期,是柬埔寨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惨痛的历史阶段。在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下,1975年4月17日会的一周,超过200万柬埔寨人从城市被赶到农村强制劳动,他们被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只有柬共高官家庭和红色高棉士兵被允许留下。大卫•钱德勒在《柬埔寨史》中称,在整个民主柬埔寨时期,全国范围内大约有200万人死于民柬的政策或行动,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大约有40万人被作为革命敌人杀害。品雅特海个人及一家的经历,显然只是柬埔寨众多罹难家庭中的一例。但是,作为受害者,他生动地展示了受难者在恐怖和暴力统治下的煎熬。

  “组织”:操纵品雅特海一家命运的幽灵

  上世纪席卷全球的共产革命,不仅以暴力方式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以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创造了许多新词。奥威尔在其《一九八四》的后面,还专门做了一个新词解释。对于品雅特海而言,最重要的新词就是“组织”(安卡)——“组织”决定了他和几百万柬埔寨人的命运,“组织”成为了士兵为所欲为的尚方宝剑。

  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前,一直与朗诺元帅的共和政府持续冲突。美国人4月12日撤走之后,红色高棉很快占领了金边。品雅特海曾到加拿大学习土木工程专业,1965年回柬埔寨后在公共建设部工作,不就升为新工程设备处处长。1970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被朗诺推翻,他逃到北京,宣布支持他以前的敌人红色高棉游击队,并改口称之为解放者。由于朗诺的无能,品雅特海和一些专业人士、知识分子都相信西哈努克的路线,因为其纲领不提“共产主义”,红色高棉通过秘密无线电广播许诺,说他们一旦胜利,马上就恢复和平,只有共和政府最高领导人“七大卖国贼”会被处决。

  品雅特海成立了反对朗诺的 “蜜蜂俱乐部”。参加者主要包括文职公务员、大学教师、军官以及几个反对派政治家。他们反对极权主义者,反对柬共,也反对朗诺政权,支持民族和解政府。作为一个工程师,品雅特海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在新柬埔寨施展才能。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的愿望就成为了泡影。

  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了金边,人们很快听到流言,所有的城市居民将被赶到农村。三名士兵到品雅特海家门口,宣布了这一决定。一个年轻人想转身进屋拿东西,不听当兵的命令,结果被士兵用AK47步枪当场击毙。

  很快,他们就明白,自己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安卡)。金边很快从一座喧哗的城市,变成了荒无人烟的鬼城。他们亲眼看到,红色高棉的军官以“组织”需要为名,抄走了逃难者的三辆摩托车。马上,品雅特海妹妹莴齐运行李的摩托车,也被红色高棉的士兵以“组织”之名“借”走。品雅特海的菲亚特小汽车被“组织”留下,他收到一张“组织”开的收据。很快,他得到一个印象:那些士兵似乎认为,任何人都不会拒绝组织要求。尽管如此,他还是留下了随身携带的3000美元,没有上交。正因如此,一家人几次捱过了难关——尽管从事后来看,只是多遭了一段时间的活罪。

  “组织”(安卡)成了无处不在的“上帝”,但现实中有时只是红色高棉不识字或文化程度极低的官兵个人。在赶往农村途中一个训话者多次提到“组织”:你们和过去的政权合作过,“组织”饶了你们,“组织”仁慈,宽宏大量,什么事都不应该对“组织”隐瞒,“组织”的权力机关在监视着你……

  忍饥挨饿劳动一段时间后,品雅特海问一个结识的红色高棉军官佩奇米特一些问题,说自己想回老家。佩奇米特告诉他,“组织”(安卡)是你命运的主人,“组织”(安卡)有很多随机应变的办法,“组织”(安卡)是不可预测的,不要以为“组织”(安卡)说的就永远一成不变,“组织”(安卡)总是有理。

  佩奇米特的描述,准确道出了“组织”的属性:它是被统治者命运的主宰;它神通广大;它可以出尔反尔;它永远不会犯错,错的只有执行者和服从者。

  很快,品雅特海一家就领教了“组织”的不可预测和出尔反尔。到邱庄劳动三个月后,红色高棉的官员问,有没有磅士卑省和贡布省的人,愿意回到原籍村子的,因为父母原籍是磅士卑,品雅特海以为要让他们回家,于是举手。不料,却被送到了红色高棉的老巢茶胶省的斯拉玛丽。在这里劳动了一段时间,一个官员问有谁是马德望来的,想不想回去。品雅特海再次举手,并说老婆和家里人都是那里的人。不料,他们一家却被送到了豆蔻。在途中,品雅特海终于明白,在邱庄时,自己说想回老家去,这是上了大当,等于自我揭发,自投罗网,被归入到有“个人主义倾向”那一类人中。

  有了前几次的教训,品雅特海开始变“聪明了”,他虽然心生逃念,但明白必须不显山,不露水,不要有任何抱怨,任何时候都要小心谨慎。有一次正在学习,村长说,西哈努克马上就要成立一个新政府,叫技术专家、毕业生、前政府官员、医生、工程师和学生在一个特别名单上登记。品雅特海“把手坚定地放在膝盖上,没举起来。”而那些走了的人,传说都被处决了,但是没有证据。只知道那些人都消失不见了。

  由于饥饿,好几百名“新人”在村子里和平示威,由五位教师带头,抗议不给吃饱饭。品雅特海没有参加,并警告弟弟不要参与。第二天,定量发下来了。一周之后,那五个校事和一些参加抗议的村民都消失不见了。荷枪实弹的红色高棉不断在村里巡逻,夜间把他们一个个弄走害死了。

  显而易见,“组织”(安卡)在以暴力为基础实施的红色恐怖中,不仅有“阳谋”——即硬性的强制操纵,还有“阴谋”——即“引蛇出洞”,将暴露分子一网打尽,然后铁拳镇压。如此严酷的情境中,若要求生,就必须如品雅特海所做的那样,对“组织”(安卡)的任何命令,都无条件服从,无论遭到多么不公正的对待和整治,都不吐露半句怨言,平时老老实实,心生逃念更要沉得住气,不显山不露水。正如品雅特海的父亲临死前对他的告诫:“你一定要逃出去。要装傻,什么也不要说,什么牢骚也不要发,不要和别人争辩。”

  1975年底,品雅特海一家选择去了巴萨河边的另一个村庄。在没完没了的政治生活中,他学会了自我批评的套话,感谢组织。由于缺粮,很多人被饿死。品雅特海的父亲、母亲、两个妹妹、弟弟都死在了这里。红色高棉的官员告诉患病的品雅特海,他10岁的儿子苏达属于“组织”(安卡),次日就不得不去劳动,五天之后就死了。

  隐藏身份的品雅特海,1976年11月初被一名红色高棉的士兵认出,在得知对方准备将其消灭之后,开始了流亡之旅。他们将6岁的小儿子纳娃送到了医院,托给一个护士照顾,然后逃到了里奇。并向里奇基地营营长贿赂黄金,得以留下。

  而品雅特海被派去耕田,因为牛跑了,队长代表“组织”(安卡)宣布, 让三个打手对他“热教育”,将其殴打了十五到二十分钟。

  由于看不到生机,品雅特海和妻子艾尼及其女伴恩娥踏上了逃亡之旅。最终,艾尼和恩娥在一场山火中失踪,仅有品雅特海一人九死一生后逃到了泰国。

  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

  上世纪中期至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对峙的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国家输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革命。两大阵营持续数十年的冷战,深刻改变着世界的格局。

  显而易见,品雅特海一家,成为了民柬政府实施社会主义实验的牺牲品。《柬埔寨史》称,民柬政府领导人试图改变柬埔寨,以革命热情和动力取代他们认为组织国家自治和社会正义的障碍。他们认为,家庭生活、个人主义和人们思想深处对封建制度的偏爱,与封建制度本身都是组织革命的拦路石。他们声称,柬埔寨的穷人一直受到剥削和奴役。革命带给他们解放,胜利赋予他们权利,无论男女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也集体成为国家的主人。

  以苏联为例,根据苏俄专家陆南泉的研究,住在苏联几十年的斯大林模式包括:1.两种形式的公有制: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2.政治上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3.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4. 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另外还包括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等等,如“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

  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有着更高涨的革命激情,他们要超越当时的苏联和中国。《柬埔寨史》253页显示,夺取政权以后几个月,波尔布特和他的同时起草了一份“旨在个领域建成社会主义”的四年经济计划,1976年9月开始实施。政府号召对私有财产实行集体化。革命前,柬埔寨的稻米产量全国平均值为每公顷不到1吨,现在讲均产提高至原来的3倍,要达到每公顷3吨。为此要靠大范围的水利灌溉,扩大2-3倍的种植面积,延长耕作时间并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一些计划的编写者将此与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想媲美,还有人把民柬的政策比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大跃进”。根据这一计划,棉花等作物都用于出口,赚来的钱用于发展轻工业,然后是重工业。

  1978年,波尔布特向到访的南斯拉夫客人鼓吹柬埔寨“不模仿任何人建立社会主义”。15-25岁的柬埔寨乡下人,成为了反封建和反美斗争的先锋,他们把一切事情都诉诸革命组织,视组织为他们的父母。

  左翼暴力革命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激进。而激进革命的内部动力,是革命目标的升级与革命手段一次比一次激烈。较之苏联的苏维埃革命与中共的共产革命,波尔布特采取的更为极端的手段。显然,他想成就之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建立的事业——将城市居民全部赶走,发配到偏远农村劳动,是其实现崇高理想的重要举措。然而,领导人头脑发热甚至高烧不退,将崇高的革命理想在现实中强行实施,并没有在地面建成一个人间乐园,而是将柬埔寨变成了人间地狱。新政权将新人赶到柬埔寨的西北地区,指望这里带头扩大柬埔寨的大米生产。但是,毫不在意这些人的生死。幸存者们经常听到的一句冷酷的警告是,“留着你也没什么好处,失去你也没有损失”。而《儿子,你要活下去》181页显示,一个当官的在政治学习会上对挨饿的“新人”的发言是:“在新柬埔寨,有一百万人继续革命就够了。其他人,我们不需要。我们宁可杀十个朋友,也不让一个敌人活下去。”

  《柬埔寨史》显示,1976年初的粮食匮乏,1977年-1978年的饥荒,过了很久才传到金边的领导人那里。领导人认为,饥荒是哪些负责分发食物的干部疏于管理和被判造成的。这些人很快遭到逮捕、审讯以致处死。柬共的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秘密。对于柬共正式建立的日期,柬共内部一派主张1960年,一派主张1951年。柬共两名领导人乔密和嫩顺遭逮捕。从1975年底到1979年初,1.4万人在金边郊区多斯楞的民柬审讯中被审讯、受刑和处决。这个审讯中心在面监视器以代号S-21闻名。1976年12月,党内清洗活动进一步强化。波尔布特声称1976年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曾为朗诺打仗的士兵,在越南领导时期参加柬共的人,以及那些同国外有关系的人,被称为“罪恶的病菌”。到1978年,一些党内高官,军队指挥员和东区官员,只要在3个人的认罪书中被提到名字,就会被列为嫌疑对象。那些受指控的人又会提到他们认识的人的名字,如此继续下去。 直到1977年9月底,波尔布特才在金边广播电台5个小时的发言中公开宣布了柬共的存在。

  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倒行逆施,使得他们成为了所有柬埔寨人的公敌。1978年圣诞节,十多万越南军队进攻柬埔寨,“几乎每个人都欢迎越南人的占领,接受由侵略者迅速组件的政府,要比此前的政府好。”“不是因为他们宁愿遭受侵略也不愿意自治,而是因为越南的入侵终结了民柬政府”(《柬埔寨史》266页,269页。 )由此可见,红色高棉的残酷统治已经让民众忍无可忍!

  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

  斯大林、波尔布特的极权主义,都是以一个崇高的目标为口号,用国家、集体利益的名义,强迫命令个人无条件的服从。由于有着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方式,造成的危害极其巨大。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夺取权力之后的胡作非为,也正是企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激烈“竞争”,超越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在柬埔寨建立一个人间乌托邦,“不模仿任何人建立社会主义”。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波尔布特及其同伙的胡作非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柬埔寨史》显示, 1994年,红色高棉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数千名追随者向政府投诚。红色高棉领导人冥顽不化,隐藏域丛林中。他们仍然领导着超过5000人的武装部队。随着1994-1995年泰国支持的减少,投诚人数不断增加,而红色高棉也变得更为暴力,他们屠杀木材工人,绑架和杀害6名外国人,并发起零星的军事进攻。1997年6月,布尔波特命令暗杀了他的亲密伙伴宋先,以及其子女和孙子。红色高棉的中层干部推测自己或许会被杀害。布尔波特担心被抓,逃离指挥部,但很快被抓并受到审判。这个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被判处终身监禁。他被带到一个两间的房屋中,受到警卫严密看管。这个血债累累的人间恶魔,终于尝到了报应的滋味。

  在《九三年》中,雨果曾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惨痛的历史过后,这样的常识应当成为人们反思的起点。再崇高的理想,一旦在现实中造成了巨大灾难和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么它就一钱不值,毫不足惜。 以理想的名义,在现实中攫取私利并酿成人间惨剧,则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所谓辉煌的事业,如果是以千百万无辜者不断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作为实验,操作者就是最凶残的恶魔——无论他声称自己的动机多么高尚和纯洁。

  对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柬埔寨的这类做法并不新鲜,与苏联以“莫须有”之名产生的几百万囚犯去开发西伯利亚别无二致。两者都打着革命的名义,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都试图迅速改变国家的面貌。但是,都别无二致地将国家变成了囚禁民众的地狱和牢房。民众在忍饥挨饿的状况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统治者驱使民众时以暴力威逼且铁石心肠,民众的生命不如蝼蚁,被极其野蛮地对待并大批死亡。

  这样的现实,显然与它的口号彻底背离。红色高棉在崇高的理想主义名义之下,以追求公平的口号,激励着年轻人的政治狂热。而现实中,却随时随地造就巨大的腐败。在品雅特海的记录里,无论是在官员还是军队干部、普通士兵中,贪污受贿比比皆是,掠夺民众财物的行为无处不在。品雅特海能够从里奇逃走,也正是利用了“书记”贪图一块欧米茄手表的结果——他看准了“书记”的贪心。

  为实现领导人谵妄的目标,不顾民众疾苦强行践行,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了巨大灾难,造成了过多人的死亡。苏联如此,柬埔寨同样如此。而这一切,都源自以暴力为基础的极权主义统治。对此,中国的思想先驱顾准有着深刻的反思。他在写于1973年8月4日的《辩证法与神学》中说,“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这句话,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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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一份红色高棉的控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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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读书 2017-01-29 08:36:31

 张弘:一份红色高棉的控诉书

作者:张弘

在《九三年》中,雨果曾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惨痛的历史过后,这样的常识应当成为人们反思的起点。再崇高的理想,一旦在现实中造成了巨大灾难和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么它就一钱不值,毫不足惜。 以理想的名义,在现实中攫取私利并酿成人间惨剧,则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所谓辉煌的事业,如果是以千百万无辜者不断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作为实验,操作者就是最凶残的恶魔——无论他声称自己的动机多么高尚和纯洁。

  《儿子,你要活下去》/[法]品雅特海 著/花城出版社,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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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个月内,失去全家17口人和无数的朋友,一切都被夺走,只留下痛苦不堪的记忆。品雅特海的《儿子,你要活下去》,是其基于个人亲身惨痛经历的回忆录,但红色高棉的暴政统治给柬埔寨人带来的罪恶,却尽显无遗。可以说,它是一份对红色高棉的控诉书。

  从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柬共统治柬埔寨,即民主柬埔寨时期,是柬埔寨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惨痛的历史阶段。在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下,1975年4月17日会的一周,超过200万柬埔寨人从城市被赶到农村强制劳动,他们被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只有柬共高官家庭和红色高棉士兵被允许留下。大卫•钱德勒在《柬埔寨史》中称,在整个民主柬埔寨时期,全国范围内大约有200万人死于民柬的政策或行动,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大约有40万人被作为革命敌人杀害。品雅特海个人及一家的经历,显然只是柬埔寨众多罹难家庭中的一例。但是,作为受害者,他生动地展示了受难者在恐怖和暴力统治下的煎熬。

  “组织”:操纵品雅特海一家命运的幽灵

  上世纪席卷全球的共产革命,不仅以暴力方式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以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创造了许多新词。奥威尔在其《一九八四》的后面,还专门做了一个新词解释。对于品雅特海而言,最重要的新词就是“组织”(安卡)——“组织”决定了他和几百万柬埔寨人的命运,“组织”成为了士兵为所欲为的尚方宝剑。

  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前,一直与朗诺元帅的共和政府持续冲突。美国人4月12日撤走之后,红色高棉很快占领了金边。品雅特海曾到加拿大学习土木工程专业,1965年回柬埔寨后在公共建设部工作,不就升为新工程设备处处长。1970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被朗诺推翻,他逃到北京,宣布支持他以前的敌人红色高棉游击队,并改口称之为解放者。由于朗诺的无能,品雅特海和一些专业人士、知识分子都相信西哈努克的路线,因为其纲领不提“共产主义”,红色高棉通过秘密无线电广播许诺,说他们一旦胜利,马上就恢复和平,只有共和政府最高领导人“七大卖国贼”会被处决。

  品雅特海成立了反对朗诺的 “蜜蜂俱乐部”。参加者主要包括文职公务员、大学教师、军官以及几个反对派政治家。他们反对极权主义者,反对柬共,也反对朗诺政权,支持民族和解政府。作为一个工程师,品雅特海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在新柬埔寨施展才能。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的愿望就成为了泡影。

  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了金边,人们很快听到流言,所有的城市居民将被赶到农村。三名士兵到品雅特海家门口,宣布了这一决定。一个年轻人想转身进屋拿东西,不听当兵的命令,结果被士兵用AK47步枪当场击毙。

  很快,他们就明白,自己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安卡)。金边很快从一座喧哗的城市,变成了荒无人烟的鬼城。他们亲眼看到,红色高棉的军官以“组织”需要为名,抄走了逃难者的三辆摩托车。马上,品雅特海妹妹莴齐运行李的摩托车,也被红色高棉的士兵以“组织”之名“借”走。品雅特海的菲亚特小汽车被“组织”留下,他收到一张“组织”开的收据。很快,他得到一个印象:那些士兵似乎认为,任何人都不会拒绝组织要求。尽管如此,他还是留下了随身携带的3000美元,没有上交。正因如此,一家人几次捱过了难关——尽管从事后来看,只是多遭了一段时间的活罪。

  “组织”(安卡)成了无处不在的“上帝”,但现实中有时只是红色高棉不识字或文化程度极低的官兵个人。在赶往农村途中一个训话者多次提到“组织”:你们和过去的政权合作过,“组织”饶了你们,“组织”仁慈,宽宏大量,什么事都不应该对“组织”隐瞒,“组织”的权力机关在监视着你……

  忍饥挨饿劳动一段时间后,品雅特海问一个结识的红色高棉军官佩奇米特一些问题,说自己想回老家。佩奇米特告诉他,“组织”(安卡)是你命运的主人,“组织”(安卡)有很多随机应变的办法,“组织”(安卡)是不可预测的,不要以为“组织”(安卡)说的就永远一成不变,“组织”(安卡)总是有理。

  佩奇米特的描述,准确道出了“组织”的属性:它是被统治者命运的主宰;它神通广大;它可以出尔反尔;它永远不会犯错,错的只有执行者和服从者。

  很快,品雅特海一家就领教了“组织”的不可预测和出尔反尔。到邱庄劳动三个月后,红色高棉的官员问,有没有磅士卑省和贡布省的人,愿意回到原籍村子的,因为父母原籍是磅士卑,品雅特海以为要让他们回家,于是举手。不料,却被送到了红色高棉的老巢茶胶省的斯拉玛丽。在这里劳动了一段时间,一个官员问有谁是马德望来的,想不想回去。品雅特海再次举手,并说老婆和家里人都是那里的人。不料,他们一家却被送到了豆蔻。在途中,品雅特海终于明白,在邱庄时,自己说想回老家去,这是上了大当,等于自我揭发,自投罗网,被归入到有“个人主义倾向”那一类人中。

  有了前几次的教训,品雅特海开始变“聪明了”,他虽然心生逃念,但明白必须不显山,不露水,不要有任何抱怨,任何时候都要小心谨慎。有一次正在学习,村长说,西哈努克马上就要成立一个新政府,叫技术专家、毕业生、前政府官员、医生、工程师和学生在一个特别名单上登记。品雅特海“把手坚定地放在膝盖上,没举起来。”而那些走了的人,传说都被处决了,但是没有证据。只知道那些人都消失不见了。

  由于饥饿,好几百名“新人”在村子里和平示威,由五位教师带头,抗议不给吃饱饭。品雅特海没有参加,并警告弟弟不要参与。第二天,定量发下来了。一周之后,那五个校事和一些参加抗议的村民都消失不见了。荷枪实弹的红色高棉不断在村里巡逻,夜间把他们一个个弄走害死了。

  显而易见,“组织”(安卡)在以暴力为基础实施的红色恐怖中,不仅有“阳谋”——即硬性的强制操纵,还有“阴谋”——即“引蛇出洞”,将暴露分子一网打尽,然后铁拳镇压。如此严酷的情境中,若要求生,就必须如品雅特海所做的那样,对“组织”(安卡)的任何命令,都无条件服从,无论遭到多么不公正的对待和整治,都不吐露半句怨言,平时老老实实,心生逃念更要沉得住气,不显山不露水。正如品雅特海的父亲临死前对他的告诫:“你一定要逃出去。要装傻,什么也不要说,什么牢骚也不要发,不要和别人争辩。”

  1975年底,品雅特海一家选择去了巴萨河边的另一个村庄。在没完没了的政治生活中,他学会了自我批评的套话,感谢组织。由于缺粮,很多人被饿死。品雅特海的父亲、母亲、两个妹妹、弟弟都死在了这里。红色高棉的官员告诉患病的品雅特海,他10岁的儿子苏达属于“组织”(安卡),次日就不得不去劳动,五天之后就死了。

  隐藏身份的品雅特海,1976年11月初被一名红色高棉的士兵认出,在得知对方准备将其消灭之后,开始了流亡之旅。他们将6岁的小儿子纳娃送到了医院,托给一个护士照顾,然后逃到了里奇。并向里奇基地营营长贿赂黄金,得以留下。

  而品雅特海被派去耕田,因为牛跑了,队长代表“组织”(安卡)宣布, 让三个打手对他“热教育”,将其殴打了十五到二十分钟。

  由于看不到生机,品雅特海和妻子艾尼及其女伴恩娥踏上了逃亡之旅。最终,艾尼和恩娥在一场山火中失踪,仅有品雅特海一人九死一生后逃到了泰国。

  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

  上世纪中期至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对峙的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国家输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革命。两大阵营持续数十年的冷战,深刻改变着世界的格局。

  显而易见,品雅特海一家,成为了民柬政府实施社会主义实验的牺牲品。《柬埔寨史》称,民柬政府领导人试图改变柬埔寨,以革命热情和动力取代他们认为组织国家自治和社会正义的障碍。他们认为,家庭生活、个人主义和人们思想深处对封建制度的偏爱,与封建制度本身都是组织革命的拦路石。他们声称,柬埔寨的穷人一直受到剥削和奴役。革命带给他们解放,胜利赋予他们权利,无论男女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也集体成为国家的主人。

  以苏联为例,根据苏俄专家陆南泉的研究,住在苏联几十年的斯大林模式包括:1.两种形式的公有制: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2.政治上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3.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4. 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另外还包括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等等,如“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

  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有着更高涨的革命激情,他们要超越当时的苏联和中国。《柬埔寨史》253页显示,夺取政权以后几个月,波尔布特和他的同时起草了一份“旨在个领域建成社会主义”的四年经济计划,1976年9月开始实施。政府号召对私有财产实行集体化。革命前,柬埔寨的稻米产量全国平均值为每公顷不到1吨,现在讲均产提高至原来的3倍,要达到每公顷3吨。为此要靠大范围的水利灌溉,扩大2-3倍的种植面积,延长耕作时间并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一些计划的编写者将此与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想媲美,还有人把民柬的政策比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大跃进”。根据这一计划,棉花等作物都用于出口,赚来的钱用于发展轻工业,然后是重工业。

  1978年,波尔布特向到访的南斯拉夫客人鼓吹柬埔寨“不模仿任何人建立社会主义”。15-25岁的柬埔寨乡下人,成为了反封建和反美斗争的先锋,他们把一切事情都诉诸革命组织,视组织为他们的父母。

  左翼暴力革命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激进。而激进革命的内部动力,是革命目标的升级与革命手段一次比一次激烈。较之苏联的苏维埃革命与中共的共产革命,波尔布特采取的更为极端的手段。显然,他想成就之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建立的事业——将城市居民全部赶走,发配到偏远农村劳动,是其实现崇高理想的重要举措。然而,领导人头脑发热甚至高烧不退,将崇高的革命理想在现实中强行实施,并没有在地面建成一个人间乐园,而是将柬埔寨变成了人间地狱。新政权将新人赶到柬埔寨的西北地区,指望这里带头扩大柬埔寨的大米生产。但是,毫不在意这些人的生死。幸存者们经常听到的一句冷酷的警告是,“留着你也没什么好处,失去你也没有损失”。而《儿子,你要活下去》181页显示,一个当官的在政治学习会上对挨饿的“新人”的发言是:“在新柬埔寨,有一百万人继续革命就够了。其他人,我们不需要。我们宁可杀十个朋友,也不让一个敌人活下去。”

  《柬埔寨史》显示,1976年初的粮食匮乏,1977年-1978年的饥荒,过了很久才传到金边的领导人那里。领导人认为,饥荒是哪些负责分发食物的干部疏于管理和被判造成的。这些人很快遭到逮捕、审讯以致处死。柬共的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秘密。对于柬共正式建立的日期,柬共内部一派主张1960年,一派主张1951年。柬共两名领导人乔密和嫩顺遭逮捕。从1975年底到1979年初,1.4万人在金边郊区多斯楞的民柬审讯中被审讯、受刑和处决。这个审讯中心在面监视器以代号S-21闻名。1976年12月,党内清洗活动进一步强化。波尔布特声称1976年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曾为朗诺打仗的士兵,在越南领导时期参加柬共的人,以及那些同国外有关系的人,被称为“罪恶的病菌”。到1978年,一些党内高官,军队指挥员和东区官员,只要在3个人的认罪书中被提到名字,就会被列为嫌疑对象。那些受指控的人又会提到他们认识的人的名字,如此继续下去。 直到1977年9月底,波尔布特才在金边广播电台5个小时的发言中公开宣布了柬共的存在。

  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倒行逆施,使得他们成为了所有柬埔寨人的公敌。1978年圣诞节,十多万越南军队进攻柬埔寨,“几乎每个人都欢迎越南人的占领,接受由侵略者迅速组件的政府,要比此前的政府好。”“不是因为他们宁愿遭受侵略也不愿意自治,而是因为越南的入侵终结了民柬政府”(《柬埔寨史》266页,269页。 )由此可见,红色高棉的残酷统治已经让民众忍无可忍!

  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

  斯大林、波尔布特的极权主义,都是以一个崇高的目标为口号,用国家、集体利益的名义,强迫命令个人无条件的服从。由于有着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方式,造成的危害极其巨大。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夺取权力之后的胡作非为,也正是企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激烈“竞争”,超越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在柬埔寨建立一个人间乌托邦,“不模仿任何人建立社会主义”。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波尔布特及其同伙的胡作非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柬埔寨史》显示, 1994年,红色高棉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数千名追随者向政府投诚。红色高棉领导人冥顽不化,隐藏域丛林中。他们仍然领导着超过5000人的武装部队。随着1994-1995年泰国支持的减少,投诚人数不断增加,而红色高棉也变得更为暴力,他们屠杀木材工人,绑架和杀害6名外国人,并发起零星的军事进攻。1997年6月,布尔波特命令暗杀了他的亲密伙伴宋先,以及其子女和孙子。红色高棉的中层干部推测自己或许会被杀害。布尔波特担心被抓,逃离指挥部,但很快被抓并受到审判。这个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被判处终身监禁。他被带到一个两间的房屋中,受到警卫严密看管。这个血债累累的人间恶魔,终于尝到了报应的滋味。

  在《九三年》中,雨果曾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惨痛的历史过后,这样的常识应当成为人们反思的起点。再崇高的理想,一旦在现实中造成了巨大灾难和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么它就一钱不值,毫不足惜。 以理想的名义,在现实中攫取私利并酿成人间惨剧,则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所谓辉煌的事业,如果是以千百万无辜者不断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作为实验,操作者就是最凶残的恶魔——无论他声称自己的动机多么高尚和纯洁。

  对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柬埔寨的这类做法并不新鲜,与苏联以“莫须有”之名产生的几百万囚犯去开发西伯利亚别无二致。两者都打着革命的名义,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都试图迅速改变国家的面貌。但是,都别无二致地将国家变成了囚禁民众的地狱和牢房。民众在忍饥挨饿的状况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统治者驱使民众时以暴力威逼且铁石心肠,民众的生命不如蝼蚁,被极其野蛮地对待并大批死亡。

  这样的现实,显然与它的口号彻底背离。红色高棉在崇高的理想主义名义之下,以追求公平的口号,激励着年轻人的政治狂热。而现实中,却随时随地造就巨大的腐败。在品雅特海的记录里,无论是在官员还是军队干部、普通士兵中,贪污受贿比比皆是,掠夺民众财物的行为无处不在。品雅特海能够从里奇逃走,也正是利用了“书记”贪图一块欧米茄手表的结果——他看准了“书记”的贪心。

  为实现领导人谵妄的目标,不顾民众疾苦强行践行,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了巨大灾难,造成了过多人的死亡。苏联如此,柬埔寨同样如此。而这一切,都源自以暴力为基础的极权主义统治。对此,中国的思想先驱顾准有着深刻的反思。他在写于1973年8月4日的《辩证法与神学》中说,“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这句话,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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