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一月十一日，自己在电脑前书写一个中东反恐的文章，劵累之际，拿出手机，却发现微信群里有人说出某位宫姓国际关系教授去世的消息。自己心头一紧，再细看时，发现自己的导师，外交学院中东研究中心宫少朋教授，由于突发疾病，于家中去世，享年64岁。一刹那间，泪如雨下。

　　宫少朋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也是我至今学术和生活的榜样。最早见到宫少朋老师，是在2003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解说节目中，当时宫少朋教授作为特邀嘉宾，经常对中东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说和详尽的分析。后来我在宫少朋老师的家中，还看到过一个由中央电视台颁发的“特邀评论员奖杯”。而那时候我刚刚上高中，每日却已经被这位电视中的“学者明星”的魅力所征服，心中也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进入外交学院，跟随宫少朋老师学习，成为他门下弟子。

　　时光荏苒，本科毕业后，我报考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东方向的硕士生，并顺利的通过了笔试，有机会在北京外交学院参加面试。面试那天，我进入面试房间，让我吃惊不小的是，其中一位面试官正是自己心中的“偶像”宫少朋老师。至今仍然记得宫少朋老师提问自己的两个问题，第一个让我试着说说以色列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之间的不同，我自己读书很少，只得“打太极”，回答说以色列国内犹太人群体太多，彼此之间差异都很大，更何况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犹太人?第二个问题，宫老师直接让我用英语分析下未来美国和中国关系(当时奥巴马刚刚上台)，于是自己也就囫囵吞枣的说个大概。面试下来，自己心潮澎湃，却又担心不已：会不会因为自己答题太滑头，而让宫老师印象不佳?

　　半个月后，成绩揭晓，自己有幸进入外交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而自己千万遍的祈祷也终于实现，宫少朋成为了我的导师!记得开学第一天，我和同门其他五位同学，在宫少朋老师的办公室——外交学院中东研究中心齐聚。宫老师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老实做学问，扎实搞研究。当时我激动之余，拿出自己崭新的笔记本，希望宫老师能够给自己签名留念，宫老师摆摆手说：“这签名就算了，要记得，将来我给你毕业论文考核上的签名，那才是最重要的!”

　　入学之后，和宫老师的接触也多了起来。总的来说，宫老师在我们心中就一个印象：严!后来曾经和师兄师姐们聊天，大家的印象都是，在宫老师的课堂上，“大气都不敢喘”。宫老师对我们是小课教学，每一堂课，宫老师都会给每一个学生分配不同的课题作业，要求我们下一次上课之前，将自己找到的资料和书写的文章，拿到课堂上向他汇报。每次找材料分析问题，自己和其他同门都小心翼翼，因为如果做不好，宫老师会当堂严厉批评，不留情面的指出存在的问题。而被批评的学生也往往羞愧的面红耳赤，恨不得当时找个地缝钻下去。于是每当布置作业，大家都战战兢兢的钻图书馆，去自习室，到阅览室，查找资料，摘抄笔记;每当新的一堂课来临之时，大家都小心翼翼的汇报，偷偷观看宫老师的脸色，生怕出任何差错而受到批评。

　　宫老师布置的作业题目，涉及范围广，而且问题类型多样，不仅限于中东热点问题，而且也涉及宗教、经济、社会、历史，甚至还包括国际关系理论。那是自己的英文阅读水平还很差，宫老师要求我们在一个学期内要读下来一本英文学术原著，并且最后向他汇报。于是每天自己也不得不抽出时间，带着字典，在抓耳挠腮中，生拉硬拽的将英文原著读完。一个学期下来，我们才猛然发现，自己对于中东研究的知识，已经提高了不少。

　　宫老师性格直率，虽然当时年已六旬，但是仍然耿直如故，对于一些人甚至是领导，往往敢于顶撞，对于别人不敢批评的事儿，也往往敢于直说。比如在发表于2009年《西亚非洲》的文章《新中国中东研究六十年》的原稿中，宫老师毫不讳言，指出国内大学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学生录取、考核方面受到的来自于行政方面的干扰，大力呼吁学者们要勇于坚守底线，努力做好研究。又比如，某位领导写了一篇文章草件，其中有“伊拉克战争证明，美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敌人”这样的结论。宫老师立刻指出：“没有逻辑……美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敌人，而中国总说自己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是不是美国是中国的敌人?作为一个外交部的领导，这样的文字是不是很不合适?”

　　宫老师在学术指导上，留给我最大的两个财富，一个是要“甘于做小问题”，一个是“慎用大理论”。宫老师指导的几乎所有的硕博生，其毕业论文都是“小问题”，比如“苏丹和南苏丹的阿布耶伊问题”，“以色列的黑犹太人问题”，以及笔者硕士论文关注的“以色列德鲁兹人问题”。宫老师认为，小问题搞清楚了，大问题才明了;小问题糊里糊涂，大问题才只剩下“喊口号”。作为学者，应该敢于做“小问题”。在“大理论”方面，宫老师始终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结合案例时要慎重，尤其是要避免那种将世界和地区国家“统一化”的思想，而要努力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内部的情况，避免“将非洲国家不加区分的看待，将中东国家不加区分的看待”。时至今日，我仍然谨记这两条，所写论文所发文章，都是关于“小问题”，而且在套用理论时，慎之又慎。

　　宫老师言行一致，不仅学术做的出色，生活中也堪称模范。宫老师常说，学生不易。因此在招生中，宫老师完全按照学生的成绩排名来决定是否录取，那些所谓的“人情”“关系”，在宫老师眼中无法容忍。在私生活方面，宫老师自己就说过，高校里有一些老师私生活不检点，因此他招学生的一个标准就是“漂亮的女生不招”。宫老师一辈子单身，对于爱情的忠贞、对于自己的严格要求，让他不愿意去沾惹那些花边新闻，而他刚直的性格和正派的作风，也让几乎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学者，都由衷的赞叹和佩服。

　　如果说宫老师有什么爱好，那么一个是书，一个是烟。宫少朋老师的家，坐落在三环一个普通的小区。进入家中，简单的陈设，各式各样的书籍堆积如山，让人目不暇接。即使在退休之后，宫老师仍然每天阅读各类书籍，对于国际关系学科和中东研究的方向和前沿了如指掌。除了书，宫老师喜欢抽烟。我们也曾经劝过宫老师要“少抽烟”，但是宫老师却给了一个“歪理”：“很多领导人，不戒烟的时候身体很健康，一旦戒烟，就很快生病，因为身体失去了平衡，所以我还是继续抽烟吧。”

　　自己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宫老师的帮助下，前往以色列攻读博士学位。每次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宫老师打电话，前往宫老师家附近一起吃饭。也都会给宫老师带过去自己购买的骆驼牌香烟。而这时，宫老师已经“退休”。尽管宫老师心中积郁，但是宫老师总会关心的询问自己在以色列的见闻和自己最近读的书。临别之际，总会免不了一番鼓励和告诫：“好好学英语，英文写文章!”宫老师的英文水平是极高的。他自己坦言，当年作为第一批赴澳大利亚留学的新中国学生，他当时非常努力的学习英语，每天坚持收听英语新闻。那是国内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英语教学刚刚复苏，学习英语需要极大的毅力和耐力。宫老师回忆道，在到达澳大利亚后，自己甚至能够一字不落的听懂所有当地电台和广播，让使馆的翻译也大吃一惊。宫老师之所以重视英语写作，是因为他明白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中仍然太过封闭，需要“多发英文文章”，来打破外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学者的误解和轻慢，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

　　宫老师刚毅正直，敢说真话，对于学生严格要求，是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界和中东研究界难能可贵的学者和名家。笔者本来想跟着宫老师做博士生，但是2010年末到2011年初的一些事，让人无奈更让人感嘅。随后的几年，作为国内中东研究的领军人物，宫老师却因为“莫须有”的事件而身份尴尬，身陷纠纷，相关机构也相互推诿，不愿担责，让人唏嘘，让人寒心。

　　宫老师离去，很是突然。中国失去了一个敢讲真话、专心研究的中东研究名家，而一些事也随着宫老师的离去，似乎也将永远尘封。我会永远记得宫老师，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学者，一位敢于仗义执言的猛士，一位我心中永远铭记的榜样。

　　2017年一月十一日，自己在电脑前书写一个中东反恐的文章，劵累之际，拿出手机，却发现微信群里有人说出某位宫姓国际关系教授去世的消息。自己心头一紧，再细看时，发现自己的导师，外交学院中东研究中心宫少朋教授，由于突发疾病，于家中去世，享年64岁。一刹那间，泪如雨下。

　　宫少朋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也是我至今学术和生活的榜样。最早见到宫少朋老师，是在2003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解说节目中，当时宫少朋教授作为特邀嘉宾，经常对中东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说和详尽的分析。后来我在宫少朋老师的家中，还看到过一个由中央电视台颁发的“特邀评论员奖杯”。而那时候我刚刚上高中，每日却已经被这位电视中的“学者明星”的魅力所征服，心中也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进入外交学院，跟随宫少朋老师学习，成为他门下弟子。

　　时光荏苒，本科毕业后，我报考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东方向的硕士生，并顺利的通过了笔试，有机会在北京外交学院参加面试。面试那天，我进入面试房间，让我吃惊不小的是，其中一位面试官正是自己心中的“偶像”宫少朋老师。至今仍然记得宫少朋老师提问自己的两个问题，第一个让我试着说说以色列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之间的不同，我自己读书很少，只得“打太极”，回答说以色列国内犹太人群体太多，彼此之间差异都很大，更何况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犹太人?第二个问题，宫老师直接让我用英语分析下未来美国和中国关系(当时奥巴马刚刚上台)，于是自己也就囫囵吞枣的说个大概。面试下来，自己心潮澎湃，却又担心不已：会不会因为自己答题太滑头，而让宫老师印象不佳?

　　半个月后，成绩揭晓，自己有幸进入外交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而自己千万遍的祈祷也终于实现，宫少朋成为了我的导师!记得开学第一天，我和同门其他五位同学，在宫少朋老师的办公室——外交学院中东研究中心齐聚。宫老师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老实做学问，扎实搞研究。当时我激动之余，拿出自己崭新的笔记本，希望宫老师能够给自己签名留念，宫老师摆摆手说：“这签名就算了，要记得，将来我给你毕业论文考核上的签名，那才是最重要的!”

　　入学之后，和宫老师的接触也多了起来。总的来说，宫老师在我们心中就一个印象：严!后来曾经和师兄师姐们聊天，大家的印象都是，在宫老师的课堂上，“大气都不敢喘”。宫老师对我们是小课教学，每一堂课，宫老师都会给每一个学生分配不同的课题作业，要求我们下一次上课之前，将自己找到的资料和书写的文章，拿到课堂上向他汇报。每次找材料分析问题，自己和其他同门都小心翼翼，因为如果做不好，宫老师会当堂严厉批评，不留情面的指出存在的问题。而被批评的学生也往往羞愧的面红耳赤，恨不得当时找个地缝钻下去。于是每当布置作业，大家都战战兢兢的钻图书馆，去自习室，到阅览室，查找资料，摘抄笔记;每当新的一堂课来临之时，大家都小心翼翼的汇报，偷偷观看宫老师的脸色，生怕出任何差错而受到批评。

　　宫老师布置的作业题目，涉及范围广，而且问题类型多样，不仅限于中东热点问题，而且也涉及宗教、经济、社会、历史，甚至还包括国际关系理论。那是自己的英文阅读水平还很差，宫老师要求我们在一个学期内要读下来一本英文学术原著，并且最后向他汇报。于是每天自己也不得不抽出时间，带着字典，在抓耳挠腮中，生拉硬拽的将英文原著读完。一个学期下来，我们才猛然发现，自己对于中东研究的知识，已经提高了不少。

　　宫老师性格直率，虽然当时年已六旬，但是仍然耿直如故，对于一些人甚至是领导，往往敢于顶撞，对于别人不敢批评的事儿，也往往敢于直说。比如在发表于2009年《西亚非洲》的文章《新中国中东研究六十年》的原稿中，宫老师毫不讳言，指出国内大学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学生录取、考核方面受到的来自于行政方面的干扰，大力呼吁学者们要勇于坚守底线，努力做好研究。又比如，某位领导写了一篇文章草件，其中有“伊拉克战争证明，美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敌人”这样的结论。宫老师立刻指出：“没有逻辑……美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敌人，而中国总说自己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是不是美国是中国的敌人?作为一个外交部的领导，这样的文字是不是很不合适?”

　　宫老师在学术指导上，留给我最大的两个财富，一个是要“甘于做小问题”，一个是“慎用大理论”。宫老师指导的几乎所有的硕博生，其毕业论文都是“小问题”，比如“苏丹和南苏丹的阿布耶伊问题”，“以色列的黑犹太人问题”，以及笔者硕士论文关注的“以色列德鲁兹人问题”。宫老师认为，小问题搞清楚了，大问题才明了;小问题糊里糊涂，大问题才只剩下“喊口号”。作为学者，应该敢于做“小问题”。在“大理论”方面，宫老师始终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结合案例时要慎重，尤其是要避免那种将世界和地区国家“统一化”的思想，而要努力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内部的情况，避免“将非洲国家不加区分的看待，将中东国家不加区分的看待”。时至今日，我仍然谨记这两条，所写论文所发文章，都是关于“小问题”，而且在套用理论时，慎之又慎。

　　宫老师言行一致，不仅学术做的出色，生活中也堪称模范。宫老师常说，学生不易。因此在招生中，宫老师完全按照学生的成绩排名来决定是否录取，那些所谓的“人情”“关系”，在宫老师眼中无法容忍。在私生活方面，宫老师自己就说过，高校里有一些老师私生活不检点，因此他招学生的一个标准就是“漂亮的女生不招”。宫老师一辈子单身，对于爱情的忠贞、对于自己的严格要求，让他不愿意去沾惹那些花边新闻，而他刚直的性格和正派的作风，也让几乎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学者，都由衷的赞叹和佩服。

　　如果说宫老师有什么爱好，那么一个是书，一个是烟。宫少朋老师的家，坐落在三环一个普通的小区。进入家中，简单的陈设，各式各样的书籍堆积如山，让人目不暇接。即使在退休之后，宫老师仍然每天阅读各类书籍，对于国际关系学科和中东研究的方向和前沿了如指掌。除了书，宫老师喜欢抽烟。我们也曾经劝过宫老师要“少抽烟”，但是宫老师却给了一个“歪理”：“很多领导人，不戒烟的时候身体很健康，一旦戒烟，就很快生病，因为身体失去了平衡，所以我还是继续抽烟吧。”

　　自己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宫老师的帮助下，前往以色列攻读博士学位。每次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宫老师打电话，前往宫老师家附近一起吃饭。也都会给宫老师带过去自己购买的骆驼牌香烟。而这时，宫老师已经“退休”。尽管宫老师心中积郁，但是宫老师总会关心的询问自己在以色列的见闻和自己最近读的书。临别之际，总会免不了一番鼓励和告诫：“好好学英语，英文写文章!”宫老师的英文水平是极高的。他自己坦言，当年作为第一批赴澳大利亚留学的新中国学生，他当时非常努力的学习英语，每天坚持收听英语新闻。那是国内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英语教学刚刚复苏，学习英语需要极大的毅力和耐力。宫老师回忆道，在到达澳大利亚后，自己甚至能够一字不落的听懂所有当地电台和广播，让使馆的翻译也大吃一惊。宫老师之所以重视英语写作，是因为他明白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中仍然太过封闭，需要“多发英文文章”，来打破外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学者的误解和轻慢，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

　　宫老师刚毅正直，敢说真话，对于学生严格要求，是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界和中东研究界难能可贵的学者和名家。笔者本来想跟着宫老师做博士生，但是2010年末到2011年初的一些事，让人无奈更让人感嘅。随后的几年，作为国内中东研究的领军人物，宫老师却因为“莫须有”的事件而身份尴尬，身陷纠纷，相关机构也相互推诿，不愿担责，让人唏嘘，让人寒心。

　　宫老师离去，很是突然。中国失去了一个敢讲真话、专心研究的中东研究名家，而一些事也随着宫老师的离去，似乎也将永远尘封。我会永远记得宫老师，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学者，一位敢于仗义执言的猛士，一位我心中永远铭记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