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要把重要经书从印度—佛教的中心—带回中国。玄奘知道自己并非第一个有此诉求的人，而是跟随类似2世纪前法显冒险前往印度求道的路走去;这也大大表现出了延续到他那个时代的僧人传统。在玄奘之后的几百年间，也有好几位僧人踏上了同样的旅途。

　　此行伊始，困难重重。大唐官府因为国家核心地区外横行的贼人与骚乱而禁止平民往西前进。一看到政府打击违法出行的迹象，玄奘的两位同伴就没了勇气，掉头离开返回长安。玄奘则躲过了追捕，独自前进，趁着夜色而行，常常还能得到佛教僧人和信徒不露痕迹的支持。他雇了一名曾多次西行的向导，这位向导如此形容前头的险阻：“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过无免者。徒侣众多，犹数迷失，况师单独，如何可行?”

　　头一项困难，是西行路上七个相去百里的官府哨站。 玄奘心知肚明，官府已经下令捉拿他回国，但他仍然决心继续前进。他跟自己的向导顺利绕过了前四个哨站，但接下来向导就抛弃了他，他也迷失在沙漠里。迷了三天的路之后，没水没食物的玄奘想方设法找到了第五个烽候。玄奘被人认了出来，但烽候的校尉是个佛教徒，于是不顾遣送他回寺里的命令，还给了玄奘能继续旅程的给养。

　　不出几天，玄奘便时来运转。官府对第七个烽候显然已经没了控制。就在兰州以西不到七百里之地，玄奘到达戈壁沙漠南缘商路沿线一个独立王国里的佛寺。这个王国虽然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国王文泰曾经去过唐朝的前朝隋的宫廷，也曾在寺院里听过佛法的开示。文泰自己的国家就供养了上百位僧侣。这位国王知道该怎么招待来自中土的佛教高僧。“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到了早上)遂设食解斋讫，而宫侧别有道场，王自引法师居之，遣阉人侍卫”。国王文泰想把玄奘留在自己的国家当国师，甚至强留他也在所不辞，但这位比丘拒绝了。“法师既被停留，违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云：‘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这个非暴力抵抗成功的古老例证，也为玄奘面对国王时的道德力量更添底气。

　　根据佛教传统，传播佛法能让人得到不可思议的福报。当时，大半个亚洲的国王、贵族和富商大贾都会定期捐助寺院，为游方僧人提供住所与宣讲所需，如佛经、佛钟与画像。文泰国王决定全额赞助玄奘印度之行。他做好安排，任命四名见习僧为玄奘的随从，并缝制了三十件僧袍。“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卫队护送玄奘前往下一个王国，玄奘还拿到了二十四封介绍信，能用在旅途上的其他国家那里。玄奘有了这些随员相伴左右，在接下来十四年的行旅间，无论所到何处，他都是一位声名赫赫的法师。

　　这就是在7世纪的草原上旅行的模样。长路迢迢，冬寒，缺水，人烟更是稀少;不过，从宫廷到宫廷、从寺院到寺院，以及从绿洲到绿洲的旅行虽然并不容易，可一旦有了权威人士适当的协助，就有可能实现。玄奘的随员就是这个大商队的核心。告别文泰国王还没几天，玄奘便难过地发现一小群商人被残杀后的尸体;这群商人走在主要的商队之前，独自往前推进，打算走到下一座都城。在各个王国的边界之间，除非组织出商队，不然旅行并不安全。“等到大队人马抵达国都，玄奘遇到好几十位僧人。当玄奘在前几年的乱世里南逃四川时，他们则是从自己的本寺里向西逃难。”

　　玄奘走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山脉绵延，严寒险阻。对一个在河南长大的比丘来说，如此风寒肯定也考验着他的决心。“……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屦重裘不免寒战……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再往西走六百多里远，走到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Issyk Kul)北岸，有个当地王国的国王邀请玄奘来到自己的营地里。这个水源丰沛之地得到一大片山区的挹注，虽然位于多半干旱的草原地带，却拥有持续的供水，更有着足以喂养一大群草食动物的青草地。这种地点正是某些草原大国的心脏地带。玄奘谢世约六百年后的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曾经拜见过伟大的蒙古王忽必烈，而忽必烈就把伊塞克湖置于帝国的中心区域。

　　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风光

　　这个半游牧的国王虽然和这位汉地佛教比丘信仰不同宗教，但他们对上层文化却有相同的认知。穿戴、分享丝绸就是社会高层人士显摆身份、联络感情的一种仪式。国王与其下贵族穿着中国的丝绸，在接见客人用的帐幕里收下了玄奘的通行证，他喜上眉梢，细细读着玄奘的介绍信。接着，国王还致赠了三十件丝袍，向这位僧人表示敬意。

　　这几件用中国丝绸做的袍服可是贵重得很。早在玄奘抵达伊塞克湖的几百年以前，丝绸就已经成了中国中原地区跟长城西北的游牧民族间共通的货币了。而丝绸之所以这么重要，则是因为中原定居农业地区与西北游牧民草场在生态上的差异。草原游牧民族养育了中原社会上层与军队需求不断的马匹，他们的牲口对定居农业而言也同样重要。中原地区则生产着谷物，而产丝的也只有中原。这四样物品就是战争的主要起因。凯旋的汉人军队从败在他们手下的游牧民族那里抢来牲畜与马匹，而战胜的游牧民族也同样会劫掠中原，带回谷物和丝绸。中原王朝为了终结游牧民族的劫掠，时不时就尝试跟他们的领袖和亲，这时丝绸跟粮草就成了和亲的嫁妆。

　　但对草原游牧联盟来说，谷物与丝绸之所以重要，却是因为它们能将脆弱的结盟关系维系住。谷物让一群人能聚在一块儿，熬过困顿、漫长的冬日时光。丝绸的情况则复杂得多。游牧领袖虽然会拿贵重的织品去交换类似铁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但其主要的用途还是褒奖、掌握追随者的忠诚。馈赠丝袍的举动，可是个让贵族们在强大的领袖底下表现团结的重要仪式。只有从领袖的手上才能拿到“荣袍”，而这也是一个人觐见时的正式服装。接下来的几百年间，草原东西的王者都采用这样的仪式，此仪式也传遍了整个亚洲。即便是在玄奘和这位半游牧王者这么早的时代，他们俩也都了解丝袍的意义与重要性。多年以后，玄奘从印度回到中国，当时的皇帝同样用了华衮为他增添光荣。唐朝皇帝也是这套四海皆准的荣誉体系中的一分子。

　　接见会上的贵族吃的是肉，喝的是酒，但国王为玄奘特别准备了食物：奶油、蜂蜜、葡萄、大米和糖。米饭和糖虽然出现在国王的这张餐桌上，但草原既不产米也不产糖。米很有可能来自中国，玄奘正是跟米沿着同一条路来到此处。而在玄奘的时代，只有印度才种植制糖用的甘蔗，且八成是经由开伯尔山隘(KhyberPass)，接着往北越过阿富汗，然后沿商队行进路线东向而来。

　　关于国王确切给玄奘上了什么菜，我们并不清楚，但糖、奶油、米和水果倒是暗示了这有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抓饭(pilaf)。从中国到土耳其，一路上都有人会做这道菜，而在许多语言里，人们也都用一组关系密切的词来称呼这种料理：在伊拉克与土耳其称被为pilaf，在伊朗与南俄罗斯则名为polow，在亚美尼亚是 pilavi，在阿富汗叫pilau，而在北印度唤作pulao。无独有偶，不包馅儿、像面包的面团在中国叫作馒头，在北阿富汗与伊朗则叫mantu，在朝鲜一地被称作mandu，到了中亚则是manti，而中国西藏称之为馍馍。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是当时商路在西方的终点站，而意大利面食(pasta)和脆饼(biscotti)同样沿着亚洲世界的商路而来，在意大利找到了下家。商人们把番红花等各种香料以及类似苦橙这种水果带到欧洲，也带去了会用上这些食材的烹调法。

　　玄奘和随员一行沿着商队路线西行，途中穿越了讲各种语言的地方，比如突厥语、蒙古语以及回鹘语。这也是“要跟大商队一块儿旅行”的另一个原因，如此才能确保有人做向导，也才有多种语言的翻译。某件发生在伊塞克宫廷里的事，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不是只有专家才会学习一种以上的语言。在国王的仪仗队中，就“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他也成了玄奘的翻译。

　    这群僧人后来还到了塔什干(Tashkent)、撒马尔罕(Samarkand)与布哈拉(Bukhara)等城市。他们一路上不时得到各寺院的招待，玄奘也遇到好几个为追求佛法而动身的比丘。他经常投身佛理的讨论与辩诘。玄奘接着沿阿姆河逆流而上，僧人们就从那里改走陆路，往东南推进到巴尔赫(Balkh)，再向南穿过阿富汗。旅程中的这一段都是信奉佛教之地，四处都是佛寺、佛像与舍利。“伽蓝内佛堂中有佛澡罐……又有佛齿……又有佛扫帚，迦奢草作……此三事，斋日每出，道俗观礼，至诚者感发神光。”

　　到了阿富汗北方的巴米扬(Bamian)，山壁上雕出的大佛更是让玄奘惊叹不已。

　　“王城东北山阿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像东有伽蓝，伽蓝东有鍮石释迦立像，高一百尺。”

　　阿富汗巴米扬

　　而这些佛像，却在公元2001年被塔利班(Taliban)政权给毁了，让人痛惜不已。

　　玄奘一行人继续走过了开伯尔山隘，往东进入克什米尔与喜马拉雅山谷。除了顶礼舍利、听佛法、拜佛龛、追寻佛陀的行迹之外，玄奘还经常论辩教义。各国国王也时常赞助或到场来听辩论。在克什米尔西边的佛寺里，辩论“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纯锦五匹别施法师”。

　　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这一千年间，玄奘前往印度得翻越的这座世界最高山脉—喜马拉雅山—算不得什么宗教上或经济上的边界。山脉两侧的地方都是同一个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边都有类似的佛寺，也都欢迎旅人。讨论宗教观点的人包括印度的婆罗门、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信徒，以及其他宗教的支持者。大型王国的版图通常都囊括了部分的中亚、阿富汗以及印度北方的平原区，在山的两侧也都有人会往另一个方向去做生意。

　　玄奘之所以会在中国到印度这一路上遇到许多信佛的国王，是有个中奥妙的。当时的国王最烦恼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起超越族群或语言纽带的忠诚心，而佛教正可以派上用场。佛教教义诉诸普世共通的人性，能够缩小亲属关系或族群上的差异。佛教不仅让国王和他信奉佛教的子民一同成为僧人与寺院的支持者，还能为身为最大赞助人的国王带来崇高的地位与福报。

　　佛寺同样也为国王及其子民带来实际利益。一连串的寺院就是促进贸易的基础建设。无论佛教在何处蓬勃发展，商人都是佛堂和寺院最重要的赞助人。而佛陀的其中一个化身—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也成了商人和旅人们有如主保圣人般的存在。在这个满是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寺院也是座医学宝库。僧人们时常照顾着国王与普通老百姓的健康。

　　踏上了北印度的亚穆纳河─恒河(Jumna-Ganges)平原，玄奘也到达了他长久追寻的佛教重镇。远在玄奘千年以前，佛陀与众弟子就是在这里经行、讲道与禅修。当地一根根的纪念柱上歌颂着佛陀的生平大事。佛陀舍利所在佛塔则是上百座佛塔的重中之重。数以千计的朝圣者早已用赤足磨穿了塔庙的门槛与台阶。玄奘前往了好几所住着上千僧人的发达寺院。“自古已来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于此。因号其处为大施场。”但过了平原的中心，许多古老的佛教场所都已成了废墟。“昔为伽蓝，今已颓毁。”放置佛舍利的佛塔也无人闻问。古代的佛教王国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并皆颓毁”。玄奘了解到，不单是佛教的两大派别—人们所说的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有着竞争，佛教及其所谓的“外道”，也就是不信佛的婆罗门教间也有竞争。千年来，这些教派互有龃龉，且多半并不友好。佛陀在今比哈尔境内菩提伽耶的一棵树下悟道，但这棵树“比频为恶王诛伐，今可五丈余”。

　　三年来越过山川、遇见王侯，并经历了盛情款待之后，玄奘在盛名远播的那烂陀(Nalanda，位于今比哈尔)寺得到隆重的接待;是时，有一万名比丘住在那烂陀寺中的各个住所里。寺方为玄奘提供了安静的住所与极为丰盛的食物，还让一名见习僧来协助他。他拜自己向往的法师为师，接着在寺里待了五年。玄奘的日常生活包括学习与抄经，听闻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教义，参加仪式与讨论，以及拜访整个地区的佛教场所。在那烂陀寺待了五年以后，玄奘又花了四年旅行，去往孟加拉的佛寺，之后沿印度半岛的东半部南下，再往北走过印度的西部地区，然后才回到那烂陀寺。

　　玄奘的故事是个功成名就的故事。又学习了两年后，他决定回到中国。“自到已来……礼见圣迹，及闻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庆，诚不虚行，愿以所闻，归还翻译。”

　　手握那烂陀寺所在地区的鸠摩罗王(KingKumara)提供了资金，作为玄奘回程跨越中亚这段重要行程所需之用;这一程可是带了六百五十七本书，外加好几打的舍利与佛像，每一件都成了中国当地佛塔里受人敬拜的对象。玄奘也为了延续僧人济世的责任，而从印度带回了许多植物与种子。

　　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玄奘写了封谢罪的信，寄给中国的皇帝。他为自己十七年前抗命离国致歉，但也带着些许自豪之情总结了自己的旅程：

　　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而凭恃天威，所至无鲠。仍蒙厚礼，身不辛苦，心愿获从。遂得观耆闍崛山，礼菩提之树，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

　　皇帝的回信在三个月后寄到，他在信上原谅了玄奘，还为余下的旅途派了护卫。

　　玄奘走了约五万里路，且一路上始终都有信佛的大人物伸出援手。他身历其境，不仅体验过干冷草原世界里的佛寺与各种住所，还听闻了东南亚温暖的海洋世界里寺院与僧侣之数的说法。无论在哪儿兴盛发展，佛教都得到了王室与贵族的赞助，商人、信女也有功于斯。法师、法器、佛典、医药、思想与商业买卖，也随着一连串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而流动。好奇心与好客的态度，就是这套体系的标志。虽然特定的习俗有可能不同，但无论是僧人还是信徒，所有佛教旅人都能在佛寺与客舍中看到类似的格局与象征符号。

　　玄奘的旅途正好与中国唐朝的辉煌开创互相辉映。汉人的影响力不仅很快就超越了玄奘这一路上经过的七座烽候，更沿着商路延伸超过六千里路，同时也向东及于朝鲜与日本。玄奘曾用一段扣人心弦的话，向那烂陀寺的僧侣描述中国的美好，也曾向印度的鸠摩罗王诉说唐皇的德泽。他在自己的追忆中，将自己遇见的各国国王形容得既尔雅又世故，而且重视心灵。异国的风土人情勾起了唐皇的兴趣，皇帝于是令玄奘将其旅途见闻记录下来。

　　玄奘的朝圣之行也开启了中印之间一连串的外交任务——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甚至超过了五十次。许多次外交行动都采用佛教的辞令，比如捐献特别的中国袍服给某个印度寺院，或是接待印度国王派来的为先前的捐献致谢的使节。不过，印度诸国王与中国朝廷之间的这些接触其实也有宗教以外的作用。双方也感受到贸易的可能性。异邦人在帝国首都大受欢迎，他们的服饰也影响了宫中的风尚。在玄奘之行后不到十年的时间，第二次前往印度的唐使便把甘蔗以及榨甘蔗的技术一起带了回来。印度与中国间频繁的外交接触，就在捐献与朝圣的佛教脉络中持续了超过四个世纪。

　　本文节选自《极简亚洲千年史》，博集天卷供稿

　　玄奘“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要把重要经书从印度—佛教的中心—带回中国。玄奘知道自己并非第一个有此诉求的人，而是跟随类似2世纪前法显冒险前往印度求道的路走去;这也大大表现出了延续到他那个时代的僧人传统。在玄奘之后的几百年间，也有好几位僧人踏上了同样的旅途。

　　此行伊始，困难重重。大唐官府因为国家核心地区外横行的贼人与骚乱而禁止平民往西前进。一看到政府打击违法出行的迹象，玄奘的两位同伴就没了勇气，掉头离开返回长安。玄奘则躲过了追捕，独自前进，趁着夜色而行，常常还能得到佛教僧人和信徒不露痕迹的支持。他雇了一名曾多次西行的向导，这位向导如此形容前头的险阻：“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过无免者。徒侣众多，犹数迷失，况师单独，如何可行?”

　　头一项困难，是西行路上七个相去百里的官府哨站。 玄奘心知肚明，官府已经下令捉拿他回国，但他仍然决心继续前进。他跟自己的向导顺利绕过了前四个哨站，但接下来向导就抛弃了他，他也迷失在沙漠里。迷了三天的路之后，没水没食物的玄奘想方设法找到了第五个烽候。玄奘被人认了出来，但烽候的校尉是个佛教徒，于是不顾遣送他回寺里的命令，还给了玄奘能继续旅程的给养。

　　不出几天，玄奘便时来运转。官府对第七个烽候显然已经没了控制。就在兰州以西不到七百里之地，玄奘到达戈壁沙漠南缘商路沿线一个独立王国里的佛寺。这个王国虽然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国王文泰曾经去过唐朝的前朝隋的宫廷，也曾在寺院里听过佛法的开示。文泰自己的国家就供养了上百位僧侣。这位国王知道该怎么招待来自中土的佛教高僧。“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到了早上)遂设食解斋讫，而宫侧别有道场，王自引法师居之，遣阉人侍卫”。国王文泰想把玄奘留在自己的国家当国师，甚至强留他也在所不辞，但这位比丘拒绝了。“法师既被停留，违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云：‘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这个非暴力抵抗成功的古老例证，也为玄奘面对国王时的道德力量更添底气。

　　根据佛教传统，传播佛法能让人得到不可思议的福报。当时，大半个亚洲的国王、贵族和富商大贾都会定期捐助寺院，为游方僧人提供住所与宣讲所需，如佛经、佛钟与画像。文泰国王决定全额赞助玄奘印度之行。他做好安排，任命四名见习僧为玄奘的随从，并缝制了三十件僧袍。“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卫队护送玄奘前往下一个王国，玄奘还拿到了二十四封介绍信，能用在旅途上的其他国家那里。玄奘有了这些随员相伴左右，在接下来十四年的行旅间，无论所到何处，他都是一位声名赫赫的法师。

　　这就是在7世纪的草原上旅行的模样。长路迢迢，冬寒，缺水，人烟更是稀少;不过，从宫廷到宫廷、从寺院到寺院，以及从绿洲到绿洲的旅行虽然并不容易，可一旦有了权威人士适当的协助，就有可能实现。玄奘的随员就是这个大商队的核心。告别文泰国王还没几天，玄奘便难过地发现一小群商人被残杀后的尸体;这群商人走在主要的商队之前，独自往前推进，打算走到下一座都城。在各个王国的边界之间，除非组织出商队，不然旅行并不安全。“等到大队人马抵达国都，玄奘遇到好几十位僧人。当玄奘在前几年的乱世里南逃四川时，他们则是从自己的本寺里向西逃难。”

　　玄奘走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山脉绵延，严寒险阻。对一个在河南长大的比丘来说，如此风寒肯定也考验着他的决心。“……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屦重裘不免寒战……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再往西走六百多里远，走到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Issyk Kul)北岸，有个当地王国的国王邀请玄奘来到自己的营地里。这个水源丰沛之地得到一大片山区的挹注，虽然位于多半干旱的草原地带，却拥有持续的供水，更有着足以喂养一大群草食动物的青草地。这种地点正是某些草原大国的心脏地带。玄奘谢世约六百年后的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曾经拜见过伟大的蒙古王忽必烈，而忽必烈就把伊塞克湖置于帝国的中心区域。

　　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风光

　　这个半游牧的国王虽然和这位汉地佛教比丘信仰不同宗教，但他们对上层文化却有相同的认知。穿戴、分享丝绸就是社会高层人士显摆身份、联络感情的一种仪式。国王与其下贵族穿着中国的丝绸，在接见客人用的帐幕里收下了玄奘的通行证，他喜上眉梢，细细读着玄奘的介绍信。接着，国王还致赠了三十件丝袍，向这位僧人表示敬意。

　　这几件用中国丝绸做的袍服可是贵重得很。早在玄奘抵达伊塞克湖的几百年以前，丝绸就已经成了中国中原地区跟长城西北的游牧民族间共通的货币了。而丝绸之所以这么重要，则是因为中原定居农业地区与西北游牧民草场在生态上的差异。草原游牧民族养育了中原社会上层与军队需求不断的马匹，他们的牲口对定居农业而言也同样重要。中原地区则生产着谷物，而产丝的也只有中原。这四样物品就是战争的主要起因。凯旋的汉人军队从败在他们手下的游牧民族那里抢来牲畜与马匹，而战胜的游牧民族也同样会劫掠中原，带回谷物和丝绸。中原王朝为了终结游牧民族的劫掠，时不时就尝试跟他们的领袖和亲，这时丝绸跟粮草就成了和亲的嫁妆。

　　但对草原游牧联盟来说，谷物与丝绸之所以重要，却是因为它们能将脆弱的结盟关系维系住。谷物让一群人能聚在一块儿，熬过困顿、漫长的冬日时光。丝绸的情况则复杂得多。游牧领袖虽然会拿贵重的织品去交换类似铁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但其主要的用途还是褒奖、掌握追随者的忠诚。馈赠丝袍的举动，可是个让贵族们在强大的领袖底下表现团结的重要仪式。只有从领袖的手上才能拿到“荣袍”，而这也是一个人觐见时的正式服装。接下来的几百年间，草原东西的王者都采用这样的仪式，此仪式也传遍了整个亚洲。即便是在玄奘和这位半游牧王者这么早的时代，他们俩也都了解丝袍的意义与重要性。多年以后，玄奘从印度回到中国，当时的皇帝同样用了华衮为他增添光荣。唐朝皇帝也是这套四海皆准的荣誉体系中的一分子。

　　接见会上的贵族吃的是肉，喝的是酒，但国王为玄奘特别准备了食物：奶油、蜂蜜、葡萄、大米和糖。米饭和糖虽然出现在国王的这张餐桌上，但草原既不产米也不产糖。米很有可能来自中国，玄奘正是跟米沿着同一条路来到此处。而在玄奘的时代，只有印度才种植制糖用的甘蔗，且八成是经由开伯尔山隘(KhyberPass)，接着往北越过阿富汗，然后沿商队行进路线东向而来。

　　关于国王确切给玄奘上了什么菜，我们并不清楚，但糖、奶油、米和水果倒是暗示了这有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抓饭(pilaf)。从中国到土耳其，一路上都有人会做这道菜，而在许多语言里，人们也都用一组关系密切的词来称呼这种料理：在伊拉克与土耳其称被为pilaf，在伊朗与南俄罗斯则名为polow，在亚美尼亚是 pilavi，在阿富汗叫pilau，而在北印度唤作pulao。无独有偶，不包馅儿、像面包的面团在中国叫作馒头，在北阿富汗与伊朗则叫mantu，在朝鲜一地被称作mandu，到了中亚则是manti，而中国西藏称之为馍馍。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是当时商路在西方的终点站，而意大利面食(pasta)和脆饼(biscotti)同样沿着亚洲世界的商路而来，在意大利找到了下家。商人们把番红花等各种香料以及类似苦橙这种水果带到欧洲，也带去了会用上这些食材的烹调法。

　　玄奘和随员一行沿着商队路线西行，途中穿越了讲各种语言的地方，比如突厥语、蒙古语以及回鹘语。这也是“要跟大商队一块儿旅行”的另一个原因，如此才能确保有人做向导，也才有多种语言的翻译。某件发生在伊塞克宫廷里的事，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不是只有专家才会学习一种以上的语言。在国王的仪仗队中，就“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他也成了玄奘的翻译。

　    这群僧人后来还到了塔什干(Tashkent)、撒马尔罕(Samarkand)与布哈拉(Bukhara)等城市。他们一路上不时得到各寺院的招待，玄奘也遇到好几个为追求佛法而动身的比丘。他经常投身佛理的讨论与辩诘。玄奘接着沿阿姆河逆流而上，僧人们就从那里改走陆路，往东南推进到巴尔赫(Balkh)，再向南穿过阿富汗。旅程中的这一段都是信奉佛教之地，四处都是佛寺、佛像与舍利。“伽蓝内佛堂中有佛澡罐……又有佛齿……又有佛扫帚，迦奢草作……此三事，斋日每出，道俗观礼，至诚者感发神光。”

　　到了阿富汗北方的巴米扬(Bamian)，山壁上雕出的大佛更是让玄奘惊叹不已。

　　“王城东北山阿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像东有伽蓝，伽蓝东有鍮石释迦立像，高一百尺。”

　　阿富汗巴米扬

　　而这些佛像，却在公元2001年被塔利班(Taliban)政权给毁了，让人痛惜不已。

　　玄奘一行人继续走过了开伯尔山隘，往东进入克什米尔与喜马拉雅山谷。除了顶礼舍利、听佛法、拜佛龛、追寻佛陀的行迹之外，玄奘还经常论辩教义。各国国王也时常赞助或到场来听辩论。在克什米尔西边的佛寺里，辩论“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纯锦五匹别施法师”。

　　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这一千年间，玄奘前往印度得翻越的这座世界最高山脉—喜马拉雅山—算不得什么宗教上或经济上的边界。山脉两侧的地方都是同一个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边都有类似的佛寺，也都欢迎旅人。讨论宗教观点的人包括印度的婆罗门、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信徒，以及其他宗教的支持者。大型王国的版图通常都囊括了部分的中亚、阿富汗以及印度北方的平原区，在山的两侧也都有人会往另一个方向去做生意。

　　玄奘之所以会在中国到印度这一路上遇到许多信佛的国王，是有个中奥妙的。当时的国王最烦恼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起超越族群或语言纽带的忠诚心，而佛教正可以派上用场。佛教教义诉诸普世共通的人性，能够缩小亲属关系或族群上的差异。佛教不仅让国王和他信奉佛教的子民一同成为僧人与寺院的支持者，还能为身为最大赞助人的国王带来崇高的地位与福报。

　　佛寺同样也为国王及其子民带来实际利益。一连串的寺院就是促进贸易的基础建设。无论佛教在何处蓬勃发展，商人都是佛堂和寺院最重要的赞助人。而佛陀的其中一个化身—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也成了商人和旅人们有如主保圣人般的存在。在这个满是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寺院也是座医学宝库。僧人们时常照顾着国王与普通老百姓的健康。

　　踏上了北印度的亚穆纳河─恒河(Jumna-Ganges)平原，玄奘也到达了他长久追寻的佛教重镇。远在玄奘千年以前，佛陀与众弟子就是在这里经行、讲道与禅修。当地一根根的纪念柱上歌颂着佛陀的生平大事。佛陀舍利所在佛塔则是上百座佛塔的重中之重。数以千计的朝圣者早已用赤足磨穿了塔庙的门槛与台阶。玄奘前往了好几所住着上千僧人的发达寺院。“自古已来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于此。因号其处为大施场。”但过了平原的中心，许多古老的佛教场所都已成了废墟。“昔为伽蓝，今已颓毁。”放置佛舍利的佛塔也无人闻问。古代的佛教王国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并皆颓毁”。玄奘了解到，不单是佛教的两大派别—人们所说的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有着竞争，佛教及其所谓的“外道”，也就是不信佛的婆罗门教间也有竞争。千年来，这些教派互有龃龉，且多半并不友好。佛陀在今比哈尔境内菩提伽耶的一棵树下悟道，但这棵树“比频为恶王诛伐，今可五丈余”。

　　三年来越过山川、遇见王侯，并经历了盛情款待之后，玄奘在盛名远播的那烂陀(Nalanda，位于今比哈尔)寺得到隆重的接待;是时，有一万名比丘住在那烂陀寺中的各个住所里。寺方为玄奘提供了安静的住所与极为丰盛的食物，还让一名见习僧来协助他。他拜自己向往的法师为师，接着在寺里待了五年。玄奘的日常生活包括学习与抄经，听闻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教义，参加仪式与讨论，以及拜访整个地区的佛教场所。在那烂陀寺待了五年以后，玄奘又花了四年旅行，去往孟加拉的佛寺，之后沿印度半岛的东半部南下，再往北走过印度的西部地区，然后才回到那烂陀寺。

　　玄奘的故事是个功成名就的故事。又学习了两年后，他决定回到中国。“自到已来……礼见圣迹，及闻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庆，诚不虚行，愿以所闻，归还翻译。”

　　手握那烂陀寺所在地区的鸠摩罗王(KingKumara)提供了资金，作为玄奘回程跨越中亚这段重要行程所需之用;这一程可是带了六百五十七本书，外加好几打的舍利与佛像，每一件都成了中国当地佛塔里受人敬拜的对象。玄奘也为了延续僧人济世的责任，而从印度带回了许多植物与种子。

　　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玄奘写了封谢罪的信，寄给中国的皇帝。他为自己十七年前抗命离国致歉，但也带着些许自豪之情总结了自己的旅程：

　　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而凭恃天威，所至无鲠。仍蒙厚礼，身不辛苦，心愿获从。遂得观耆闍崛山，礼菩提之树，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

　　皇帝的回信在三个月后寄到，他在信上原谅了玄奘，还为余下的旅途派了护卫。

　　玄奘走了约五万里路，且一路上始终都有信佛的大人物伸出援手。他身历其境，不仅体验过干冷草原世界里的佛寺与各种住所，还听闻了东南亚温暖的海洋世界里寺院与僧侣之数的说法。无论在哪儿兴盛发展，佛教都得到了王室与贵族的赞助，商人、信女也有功于斯。法师、法器、佛典、医药、思想与商业买卖，也随着一连串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而流动。好奇心与好客的态度，就是这套体系的标志。虽然特定的习俗有可能不同，但无论是僧人还是信徒，所有佛教旅人都能在佛寺与客舍中看到类似的格局与象征符号。

　　玄奘的旅途正好与中国唐朝的辉煌开创互相辉映。汉人的影响力不仅很快就超越了玄奘这一路上经过的七座烽候，更沿着商路延伸超过六千里路，同时也向东及于朝鲜与日本。玄奘曾用一段扣人心弦的话，向那烂陀寺的僧侣描述中国的美好，也曾向印度的鸠摩罗王诉说唐皇的德泽。他在自己的追忆中，将自己遇见的各国国王形容得既尔雅又世故，而且重视心灵。异国的风土人情勾起了唐皇的兴趣，皇帝于是令玄奘将其旅途见闻记录下来。

　　玄奘的朝圣之行也开启了中印之间一连串的外交任务——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甚至超过了五十次。许多次外交行动都采用佛教的辞令，比如捐献特别的中国袍服给某个印度寺院，或是接待印度国王派来的为先前的捐献致谢的使节。不过，印度诸国王与中国朝廷之间的这些接触其实也有宗教以外的作用。双方也感受到贸易的可能性。异邦人在帝国首都大受欢迎，他们的服饰也影响了宫中的风尚。在玄奘之行后不到十年的时间，第二次前往印度的唐使便把甘蔗以及榨甘蔗的技术一起带了回来。印度与中国间频繁的外交接触，就在捐献与朝圣的佛教脉络中持续了超过四个世纪。

　　本文节选自《极简亚洲千年史》，博集天卷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