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4年9月20日，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头长颈鹿正在接近北京的皇宫。据欣喜若狂的宫廷诗人沈度说，人们伸长脖颈，去瞥一眼这“麋身马蹄，肉角黦黦，文采焜耀，红云紫雾”的稀罕动物。长颈鹿显然对人无害：“趾不践物，游必择土……舒舒徐徐，动循矩度……群臣欢庆，争先快睹。”一个专职照管这动物的孟加拉人牵着长颈鹿前进。它是遥远的东非沿海的马林迪。苏丹进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当时的一幅绘画描摹了这娇美的动物。它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怪异也最壮观的远航之一带回的稀罕战利品。15世纪初的三十年里，建立不久的明朝的永乐皇帝派遣了一系列庞大的船队，跨越西方的大洋，以彰显天朝国威。

　　葡萄牙

   　同一片海洋，不同的梦想

　　这些船队规模极大。第一支船队于1405年起航，包括约二百五十艘船，运载两万八千人。船队中央是所谓的“宝船”，即拥有多层甲板和九根桅杆、长440英尺的平底船，并配有创新的水密浮力舱。宝船周围有一大群辅助船只，如运马船、给养船、运兵船、战船和运水船。各船之间通过旗帜、灯笼和鼓点来交流。除了领航员、水手、士兵和辅助工匠外，有译员随行，以便与西方的蛮夷交流，还有负责记载这些航行的史官。船队携带着足够维持一年的粮食，因为中国人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恩惠。他们还带着指南针和星盘(黑檀木雕刻而成)从马来西亚驶往斯里兰卡，径直穿越印度洋的心脏。宝船被称为星槎，意思是足以远航至银河。史书记载：“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船队司令是一名叫作郑和的穆斯林，他的祖父曾到麦加朝觐，他本人则享有“三宝太监”的光荣头衔。

　　郑和下西洋图

　　这些远航于永乐皇帝在位期间进行了六次，在1431到1433年还有一次。它们是航海的史诗。每一次远航都耗时两三年，纵横印度洋，曾远至婆罗洲和桑给巴尔岛。尽管这些船队有足够的力量清剿海盗、废黜君主或运载货物以开展贸易，但它们不是军事冒险，也没有经济目的，而是精心安排的软实力展示。星槎的远航是非暴力手段，目标是向印度和东非的沿海国家彰显中国的强大实力。他们没有尝试对所到之地实施军事占领，也没有阻挠自由贸易体系。他们是来给予而不是索取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不缺。当时的一份碑铭称：“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印度洋周边各国大感敬畏，派遣使者与中国船队一同返回，向永乐皇帝称臣纳贡，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对其表达景仰之情。他们奉献给皇帝的珠宝、钻石、象牙和稀奇动物，无非是象征性的姿态，表示承认中国的优越。史书记载：“际天极地，罔不臣妾。”此处指的是印度洋世界，不过中国人对印度洋之外的情况也有不少了解。当欧洲人在思索地中海之外的天际、各大洋如何互相连接，以及非洲大陆可能是什么形状时，中国人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些知识。他们于14世纪时绘制的地图将非洲大陆描绘为一个锐角三角形，其中心有一个大湖，另有多条河流向北流淌。长颈鹿送抵北京之后的那一年，在21万海里之外，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力量正在接近非洲海岸。1415年8月，一支葡萄牙船队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攻打了摩洛哥的穆斯林港口休达，这是整个地中海最固若金汤、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塞。休达的陷落令欧洲为之震惊。在15世纪初，葡萄牙人口仅有一百万。它的国王们太穷，以至于无力自行铸造金币。渔业和自给农业是经济支柱，但这个穷国却雄心勃勃。若昂一世国王，绰号“私生子若昂”，于1385年夺取王位，建立了阿维斯王朝，并抵御邻国卡斯蒂利亚，捍卫葡萄牙的独立。攻打休达的目的是，用一场融合中世纪骑士精神和十字军圣战热情的军事行动，消耗掉贵族阶层躁动不安的旺盛精力。葡萄牙人是来用异教徒的血洗手的。他们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自己的使命。三天的洗劫和屠杀将曾被描述为“非洲各城市之花……它的门户与钥匙”的休达城化为废墟。这场惊人的战役让欧洲的竞争对手们知道，葡萄牙王国虽小，却自信满怀、精力充沛，而且正在大举出动。

　　若昂一世的三个儿子，杜阿尔特、佩德罗和恩里克在休达的一天激战之后获得骑士资格。8月24日，在城市的清真寺(根据仪式，用盐净化，并更名为“非洲圣母教堂”)内，他们被父亲封为骑士。对三位年轻王子来说，这是命运的一个重要瞬间。在休达，葡萄牙人第一次瞥见了非洲和东方的财富。这座城市是从塞内加尔河跨越撒哈拉沙漠输送黄金的商队的目的地，也是伊斯兰世界与东印度的香料贸易的最西端贸易站。葡萄牙编年史家写道，全世界的商旅云集于此，他们来自“埃塞俄比亚、亚历山大港、叙利亚、巴巴利和亚述……同样有居住在幼发拉底河另一端的东方人，和来自东印度的人……以及来自轴线另一端的许多其他国度和我们不曾见识其土地的人”。亲眼见到休达库存的胡椒、丁香和肉桂的基督教征服者们为了寻找埋藏的财宝，恣意销毁了这些香料。他们洗劫了据说有两万四千名商人经营的商铺，横冲直撞地闯入富商那铺着华丽地毯的豪宅，奔入拥有美丽穹顶和铺设地砖的地下蓄水池。“与休达的房屋相比，我们的可怜房子简直像猪圈。”一位目击者写道。就是在这里，恩里克首先体会到，假如能绕过伊斯兰世界的屏障，沿着非洲海岸南下，并抵达“轴线的另一端”，将会获得怎样的财富。休达是葡萄牙扩张的开端，也是一个崭新世界的门槛。

　　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央

　　天命和幸运使得葡萄牙被排除在繁忙的地中海贸易与思想交流之外。葡萄牙位于欧洲的边缘，文艺复兴的外围，只能羡慕地看着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的财富。这些城市垄断了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如香料、丝绸和珍珠)市场。它们从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等伊斯兰城市获取这些东方奢侈品，然后以垄断高价卖到欧洲。葡萄牙虽然不能染指地中海贸易，却面向大洋。

　　圣文森特角

　　在海港拉古什以西20英里处，葡萄牙海岸线的末端是一片怪石嶙峋的海岬，俯瞰大西洋。这就是圣文森特角。这里是欧洲的船首，是欧洲大陆的最西南角。在中世纪时，欧洲人对世界的有把握的认知以此为界。从悬崖上眺望，人们能看到一大片汪洋，并感受到劲吹的海风。海平线向西弯曲，一直延伸到太阳西沉、落入未知黑夜的地方。数千年来，伊比利亚半岛边缘的居民从这条海岸线举目远眺，注视那虚空。天气恶劣时，卷浪长涌，以令人胆寒的猛烈气势锤击峭壁，浪花的顶端随着大洋的长距离节律而颠簸起伏。

　　阿拉伯人对世界的知识很丰富，但也只到直布罗陀海峡以西不远处为止。他们称这片大海为“黑暗碧海”：神秘、恐怖，可能无边无际。自古以来，这片大海就是无穷无尽的猜测的对象。罗马人知道加那利群岛的存在，那是摩洛哥海岸的一系列破碎岩石。罗马人称它为“幸运群岛”，并从那里开始测量经度，向东推移。往南方去，非洲渐渐消失在传说中，人们对其面积和末端一无所知。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绘制于纸莎草纸和精制皮纸之上的地图里，世界一般被描绘为圆盘状，被海洋环绕。美洲还无人知晓，地球的末端被无法逾越的黑暗之水的障碍分隔。古典时期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对中世纪的影响极其深远，他相信印度洋是封闭的，从欧洲无法走海路进入印度洋。但对葡萄牙人来说，从圣文森特角看到的景象就是他们的机遇。就是在这一线海岸，通过漫长的捕鱼和航行训练期，他们学习到在广阔海洋航行的技艺，以及大西洋风的奥秘。这些知识将赋予他们无与伦比的主宰地位。在休达战役之后，他们开始运用这些知识，沿着非洲海岸南下，最终决定尝试通过海路抵达印度。

　　针对北非穆斯林的圣战将与葡萄牙的航海冒险紧密交织。阿维斯王族于1415年在休达开始崛起，一百六十三年后在休达附近灭亡，它的发展轨迹是一条对称的弧线。在此期间，葡萄牙人在全世界快速推进，越走越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民族。他们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抵达印度，1500年抵达巴西，1514年来到中国，1543年登陆日本。葡萄牙航海家费尔南·德·麦哲伦帮助西班牙人在1518年之后的岁月里完成首次环球航行。休达战役是所有这些行动的出发点;它是为了发泄宗教、商业和民族主义的激情而秘密筹备的，动力则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仇恨。在远征北非的“圣战”中，好几代葡萄牙征服者首次尝到战火的滋味。在这里，他们学习到，军事扩张的胃口和条件反射式的暴力能够威吓印度洋的各民族，让人数不多的入侵者也能获得极大的影响力。15世纪时，葡萄牙全国人口差不多只相当于南京这么一座中国城市的人口，但它的船队的威慑力远远超过郑和的大船队。

　　咫尺天涯的郑和与达伽马

　　明朝震撼人心的下西洋船队就像登月行动一样先进，代价也同样高昂。每一次航行要消耗全国年赋税收入的一半，而且留下的影响极小，就像月球尘土中的脚印一样。1433年，在第七次下西洋的远航途中，郑和去世了，地点可能是印度海岸的卡利卡特。他的葬礼极可能是海葬。在他身故后，星槎再也没有出海过。中国的政治潮流发生了变化：皇帝们加固长城，闭关锁国。远洋航海被禁止，所有航海档案资料被销毁。1500年，法律规定，建造超过两根桅杆的船只，将被处以极刑。五十年后，寸板不得下海。星槎的技术和郑和的遗体一起，消失在印度洋的波涛中;它们留下了一个等待填充的权力真空。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度海岸时，当地人只能告诉他一些模糊不清的故事，讲到蓄着奇怪胡须的神秘访客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船曾经拜访他们的海岸。郑和的远航只留下一座重要的纪念碑：用汉语、泰米尔语和阿拉伯语写的纪念碑铭，分别向佛祖、湿婆和安拉表达感激和赞颂：“比者遗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这是非常大方的宗教宽容姿态。碑铭竖立在锡兰(今斯里兰卡)西南角附近的加勒，中国船队在那里转向印度西海岸，然后进入阿拉伯海。

　　葡萄牙人的到来没有这样的祝福，也不像中国船队那样威武雄壮。郑和的一艘平底船就可以容纳达伽马的那几艘小船和约一百五十名船员。达伽马向一位印度国王呈上的礼物寒酸得可怜，国王甚至拒绝查看。但是，葡萄牙人用自己船帆上的红色十字和船上的铜炮宣示了自己的意图。与中国人不同的是，葡萄牙人先发制人地开炮，并且再也不会离开。征服是一项滚滚前进的国家大业，一年年地巩固他们的地位，直到他们扎下根来，当地人无法驱逐他们。

　　加勒的纪念碑至今尚存。它的顶端雕刻着两条中国龙，正在争夺世界。但首先将两大洋连接起来并为世界经济打下基础的，是来自原始欧洲的葡萄牙水手。他们的成就在今天已经大体上被忽视。这是一部范围广泛的史诗，涉及航海、贸易，以及技术、金钱与十字军圣战、政治外交与间谍活动、海战与海难、忍耐、蛮勇和极端暴力。其核心是震撼人心的大约三十年，那就是本书的主题。在这三十年里，少数葡萄牙人在几名非同一般的帝国建设者的领导下，企图摧毁伊斯兰世界，控制整个印度洋和世界贸易。在此过程中，他们建立了一个影响力遍布全球的航海帝国，开启了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瓦斯科·达伽马时代的历史开启了西方扩张的五百年，释放出了如今正塑造我们世界的全球化力量。

　　1414年9月20日，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头长颈鹿正在接近北京的皇宫。据欣喜若狂的宫廷诗人沈度说，人们伸长脖颈，去瞥一眼这“麋身马蹄，肉角黦黦，文采焜耀，红云紫雾”的稀罕动物。长颈鹿显然对人无害：“趾不践物，游必择土……舒舒徐徐，动循矩度……群臣欢庆，争先快睹。”一个专职照管这动物的孟加拉人牵着长颈鹿前进。它是遥远的东非沿海的马林迪。苏丹进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当时的一幅绘画描摹了这娇美的动物。它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怪异也最壮观的远航之一带回的稀罕战利品。15世纪初的三十年里，建立不久的明朝的永乐皇帝派遣了一系列庞大的船队，跨越西方的大洋，以彰显天朝国威。

　　葡萄牙

   　同一片海洋，不同的梦想

　　这些船队规模极大。第一支船队于1405年起航，包括约二百五十艘船，运载两万八千人。船队中央是所谓的“宝船”，即拥有多层甲板和九根桅杆、长440英尺的平底船，并配有创新的水密浮力舱。宝船周围有一大群辅助船只，如运马船、给养船、运兵船、战船和运水船。各船之间通过旗帜、灯笼和鼓点来交流。除了领航员、水手、士兵和辅助工匠外，有译员随行，以便与西方的蛮夷交流，还有负责记载这些航行的史官。船队携带着足够维持一年的粮食，因为中国人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恩惠。他们还带着指南针和星盘(黑檀木雕刻而成)从马来西亚驶往斯里兰卡，径直穿越印度洋的心脏。宝船被称为星槎，意思是足以远航至银河。史书记载：“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船队司令是一名叫作郑和的穆斯林，他的祖父曾到麦加朝觐，他本人则享有“三宝太监”的光荣头衔。

　　郑和下西洋图

　　这些远航于永乐皇帝在位期间进行了六次，在1431到1433年还有一次。它们是航海的史诗。每一次远航都耗时两三年，纵横印度洋，曾远至婆罗洲和桑给巴尔岛。尽管这些船队有足够的力量清剿海盗、废黜君主或运载货物以开展贸易，但它们不是军事冒险，也没有经济目的，而是精心安排的软实力展示。星槎的远航是非暴力手段，目标是向印度和东非的沿海国家彰显中国的强大实力。他们没有尝试对所到之地实施军事占领，也没有阻挠自由贸易体系。他们是来给予而不是索取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不缺。当时的一份碑铭称：“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印度洋周边各国大感敬畏，派遣使者与中国船队一同返回，向永乐皇帝称臣纳贡，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对其表达景仰之情。他们奉献给皇帝的珠宝、钻石、象牙和稀奇动物，无非是象征性的姿态，表示承认中国的优越。史书记载：“际天极地，罔不臣妾。”此处指的是印度洋世界，不过中国人对印度洋之外的情况也有不少了解。当欧洲人在思索地中海之外的天际、各大洋如何互相连接，以及非洲大陆可能是什么形状时，中国人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些知识。他们于14世纪时绘制的地图将非洲大陆描绘为一个锐角三角形，其中心有一个大湖，另有多条河流向北流淌。长颈鹿送抵北京之后的那一年，在21万海里之外，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力量正在接近非洲海岸。1415年8月，一支葡萄牙船队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攻打了摩洛哥的穆斯林港口休达，这是整个地中海最固若金汤、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塞。休达的陷落令欧洲为之震惊。在15世纪初，葡萄牙人口仅有一百万。它的国王们太穷，以至于无力自行铸造金币。渔业和自给农业是经济支柱，但这个穷国却雄心勃勃。若昂一世国王，绰号“私生子若昂”，于1385年夺取王位，建立了阿维斯王朝，并抵御邻国卡斯蒂利亚，捍卫葡萄牙的独立。攻打休达的目的是，用一场融合中世纪骑士精神和十字军圣战热情的军事行动，消耗掉贵族阶层躁动不安的旺盛精力。葡萄牙人是来用异教徒的血洗手的。他们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自己的使命。三天的洗劫和屠杀将曾被描述为“非洲各城市之花……它的门户与钥匙”的休达城化为废墟。这场惊人的战役让欧洲的竞争对手们知道，葡萄牙王国虽小，却自信满怀、精力充沛，而且正在大举出动。

　　若昂一世的三个儿子，杜阿尔特、佩德罗和恩里克在休达的一天激战之后获得骑士资格。8月24日，在城市的清真寺(根据仪式，用盐净化，并更名为“非洲圣母教堂”)内，他们被父亲封为骑士。对三位年轻王子来说，这是命运的一个重要瞬间。在休达，葡萄牙人第一次瞥见了非洲和东方的财富。这座城市是从塞内加尔河跨越撒哈拉沙漠输送黄金的商队的目的地，也是伊斯兰世界与东印度的香料贸易的最西端贸易站。葡萄牙编年史家写道，全世界的商旅云集于此，他们来自“埃塞俄比亚、亚历山大港、叙利亚、巴巴利和亚述……同样有居住在幼发拉底河另一端的东方人，和来自东印度的人……以及来自轴线另一端的许多其他国度和我们不曾见识其土地的人”。亲眼见到休达库存的胡椒、丁香和肉桂的基督教征服者们为了寻找埋藏的财宝，恣意销毁了这些香料。他们洗劫了据说有两万四千名商人经营的商铺，横冲直撞地闯入富商那铺着华丽地毯的豪宅，奔入拥有美丽穹顶和铺设地砖的地下蓄水池。“与休达的房屋相比，我们的可怜房子简直像猪圈。”一位目击者写道。就是在这里，恩里克首先体会到，假如能绕过伊斯兰世界的屏障，沿着非洲海岸南下，并抵达“轴线的另一端”，将会获得怎样的财富。休达是葡萄牙扩张的开端，也是一个崭新世界的门槛。

　　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央

　　天命和幸运使得葡萄牙被排除在繁忙的地中海贸易与思想交流之外。葡萄牙位于欧洲的边缘，文艺复兴的外围，只能羡慕地看着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的财富。这些城市垄断了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如香料、丝绸和珍珠)市场。它们从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等伊斯兰城市获取这些东方奢侈品，然后以垄断高价卖到欧洲。葡萄牙虽然不能染指地中海贸易，却面向大洋。

　　圣文森特角

　　在海港拉古什以西20英里处，葡萄牙海岸线的末端是一片怪石嶙峋的海岬，俯瞰大西洋。这就是圣文森特角。这里是欧洲的船首，是欧洲大陆的最西南角。在中世纪时，欧洲人对世界的有把握的认知以此为界。从悬崖上眺望，人们能看到一大片汪洋，并感受到劲吹的海风。海平线向西弯曲，一直延伸到太阳西沉、落入未知黑夜的地方。数千年来，伊比利亚半岛边缘的居民从这条海岸线举目远眺，注视那虚空。天气恶劣时，卷浪长涌，以令人胆寒的猛烈气势锤击峭壁，浪花的顶端随着大洋的长距离节律而颠簸起伏。

　　阿拉伯人对世界的知识很丰富，但也只到直布罗陀海峡以西不远处为止。他们称这片大海为“黑暗碧海”：神秘、恐怖，可能无边无际。自古以来，这片大海就是无穷无尽的猜测的对象。罗马人知道加那利群岛的存在，那是摩洛哥海岸的一系列破碎岩石。罗马人称它为“幸运群岛”，并从那里开始测量经度，向东推移。往南方去，非洲渐渐消失在传说中，人们对其面积和末端一无所知。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绘制于纸莎草纸和精制皮纸之上的地图里，世界一般被描绘为圆盘状，被海洋环绕。美洲还无人知晓，地球的末端被无法逾越的黑暗之水的障碍分隔。古典时期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对中世纪的影响极其深远，他相信印度洋是封闭的，从欧洲无法走海路进入印度洋。但对葡萄牙人来说，从圣文森特角看到的景象就是他们的机遇。就是在这一线海岸，通过漫长的捕鱼和航行训练期，他们学习到在广阔海洋航行的技艺，以及大西洋风的奥秘。这些知识将赋予他们无与伦比的主宰地位。在休达战役之后，他们开始运用这些知识，沿着非洲海岸南下，最终决定尝试通过海路抵达印度。

　　针对北非穆斯林的圣战将与葡萄牙的航海冒险紧密交织。阿维斯王族于1415年在休达开始崛起，一百六十三年后在休达附近灭亡，它的发展轨迹是一条对称的弧线。在此期间，葡萄牙人在全世界快速推进，越走越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民族。他们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抵达印度，1500年抵达巴西，1514年来到中国，1543年登陆日本。葡萄牙航海家费尔南·德·麦哲伦帮助西班牙人在1518年之后的岁月里完成首次环球航行。休达战役是所有这些行动的出发点;它是为了发泄宗教、商业和民族主义的激情而秘密筹备的，动力则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仇恨。在远征北非的“圣战”中，好几代葡萄牙征服者首次尝到战火的滋味。在这里，他们学习到，军事扩张的胃口和条件反射式的暴力能够威吓印度洋的各民族，让人数不多的入侵者也能获得极大的影响力。15世纪时，葡萄牙全国人口差不多只相当于南京这么一座中国城市的人口，但它的船队的威慑力远远超过郑和的大船队。

　　咫尺天涯的郑和与达伽马

　　明朝震撼人心的下西洋船队就像登月行动一样先进，代价也同样高昂。每一次航行要消耗全国年赋税收入的一半，而且留下的影响极小，就像月球尘土中的脚印一样。1433年，在第七次下西洋的远航途中，郑和去世了，地点可能是印度海岸的卡利卡特。他的葬礼极可能是海葬。在他身故后，星槎再也没有出海过。中国的政治潮流发生了变化：皇帝们加固长城，闭关锁国。远洋航海被禁止，所有航海档案资料被销毁。1500年，法律规定，建造超过两根桅杆的船只，将被处以极刑。五十年后，寸板不得下海。星槎的技术和郑和的遗体一起，消失在印度洋的波涛中;它们留下了一个等待填充的权力真空。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度海岸时，当地人只能告诉他一些模糊不清的故事，讲到蓄着奇怪胡须的神秘访客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船曾经拜访他们的海岸。郑和的远航只留下一座重要的纪念碑：用汉语、泰米尔语和阿拉伯语写的纪念碑铭，分别向佛祖、湿婆和安拉表达感激和赞颂：“比者遗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这是非常大方的宗教宽容姿态。碑铭竖立在锡兰(今斯里兰卡)西南角附近的加勒，中国船队在那里转向印度西海岸，然后进入阿拉伯海。

　　葡萄牙人的到来没有这样的祝福，也不像中国船队那样威武雄壮。郑和的一艘平底船就可以容纳达伽马的那几艘小船和约一百五十名船员。达伽马向一位印度国王呈上的礼物寒酸得可怜，国王甚至拒绝查看。但是，葡萄牙人用自己船帆上的红色十字和船上的铜炮宣示了自己的意图。与中国人不同的是，葡萄牙人先发制人地开炮，并且再也不会离开。征服是一项滚滚前进的国家大业，一年年地巩固他们的地位，直到他们扎下根来，当地人无法驱逐他们。

　　加勒的纪念碑至今尚存。它的顶端雕刻着两条中国龙，正在争夺世界。但首先将两大洋连接起来并为世界经济打下基础的，是来自原始欧洲的葡萄牙水手。他们的成就在今天已经大体上被忽视。这是一部范围广泛的史诗，涉及航海、贸易，以及技术、金钱与十字军圣战、政治外交与间谍活动、海战与海难、忍耐、蛮勇和极端暴力。其核心是震撼人心的大约三十年，那就是本书的主题。在这三十年里，少数葡萄牙人在几名非同一般的帝国建设者的领导下，企图摧毁伊斯兰世界，控制整个印度洋和世界贸易。在此过程中，他们建立了一个影响力遍布全球的航海帝国，开启了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瓦斯科·达伽马时代的历史开启了西方扩张的五百年，释放出了如今正塑造我们世界的全球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