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的事儿。出门下了电梯，在通往公寓大厅的走廊墙壁上，赫然发现挂了一只大镜框，里面郑重镶嵌着一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文24个字，隶书，很醒目。镜框的斜下方，是公寓的安全防盗门，出门需揿一下白色开关，进门时则刷卡。开关坏了好几个月，可始终没人修，白色塑料的底座上，只露出两粒花生米大小的“部品”(权且借用日文表达，没比这个单词更合适的了)，上下排列。住户们见怪不怪，出门时都会准确地揿那两粒小花生。

　　我也见怪不怪，但恰好在揿花生之前，发现了核心价值观，就趁机学习了一下(以前从未学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实，我是想看看上面有无诸如“爱护公共财物”“损坏公物，照价赔偿”之类的公共性内容，果然是没有。于是，我扭头揿了花生。

　　因早年有过一段在东京生活的经历，后来又频密地在中日间游走，故对两国的文化差异比较敏感，特别是对一些渗透到日常生活细节之中的差异，喜欢感同身受地去体验。如上面的例子，在日本任何一栋公寓楼都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常时值守或定期巡视的管理员会及时发现并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会龟毛到忙碌的寓公们神经难以企及的地方。

京都·何必馆

　　公寓楼内如此，出了公寓，亦如此。人无论去哪个地方，都会上街溜达。所以，问题也来了：前些日子，一阵狂风过后，雾霾退去，天空湛蓝，空气清冽。我迫不及待地出门，在望京的主干道广顺北大街上散步。猛一抬头，发现眼前的电线杆竟然不是直的!

　　我起初怀疑自己的视力出了问题。于是，调整了一下焦距，眯起一只眼，果然目力所及的七八根电线杆里出外进，有的偏角颇大，差不多有七八度的样子。再走近些，以马路两侧巍峨壮丽的高层建筑的外沿线为基准，仔细测量每一根，发现确实是歪的。我当时就惊呆了，发了微信。

　　后来，有搞工程的朋友打趣我：你丫犯得着如此大惊小怪的嘛?就跟你不是中国人似的。也怪了，被人这样一说，我的“国族意识”立马复归，瞬间就释然了：可不是嘛，从大马路的电线杆，到楼宇里的公告牌，哪儿有笔管条直的?你见过吗?

　　电线杆子埋不直事小，中国城市的公共设施品质不高，易坏，而一旦损坏，便迟迟得不到修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客观说，即使在一线城市，中国大马路上除了街角的摄像头，值钱的东西真不多。

　　放眼无际的涂白漆的铸铁护栏，毫无设计感的垃圾桶、配电柜，加上凹凸不平的人行道及永远不可能无障碍走到头的盲道，是大小城市的标配。如果说，过去碍于国力，导致城建和市政管理不到位还算“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已然跃居经济大国的今天，这种过low的都市景观着实令人郁闷。可我后来发现，这事儿还真急不得，急也没用。笔者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兹事体大，且确确实实关乎文化。

冲绳·那霸

　　相形之下，东瀛城市的马路上，值钱的东西可真不少，或者说公共设施的硬件版本高、品质好。大都市不用说，一些中小城市，特别是那些观光城市、文化城市，如北陆的金泽、近畿地区的宝冢和一些温泉乡(如箱根、热海等)，人行步道铺设着五颜六色的地砖，不锈钢的栏杆，富于设计感的工艺井盖动辄是纯铜制的，每一间公厕，都备有足够的手纸、洗手液和干手器。可你很难见到步道上地砖缺损，公厕的自动冲洗马桶故障，洗手盆的水龙头不出水等在北、上、广司空见惯的状况。

　　说起来容易，但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文化及基于社会文化之上的制度机制运作的结果。大致说来，有如下三个层面的要素：

　　首先，是作为日人信仰基础的“草木成佛”思想。所谓“草木成佛”，即“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或曰“山川草木悉有佛性”，源于平安时代的佛教思想家、天台宗安然法师，后成为泛神论的核心理念。民间有所谓“八百万神”的说法，不仅涵盖了有情物与无情物，人与动物，甚至包括植物和无机物，那种整个部落膜拜一块巨石或一棵古树的现象，是稀松平常的事。如此思维，养成了日人敬畏身边器物，不会无端糟蹋东西的文化。所以，日本古书店的旧书，品相普遍优于大陆和港台的旧书——东洋书客们有福了。

　　推及上文中的例子，东京的寓公们不大会损坏公寓大厅的防盗装置;而名古屋的市政工程业者，断不敢把主干道的电线杆给埋歪了——姑且不论施工的工艺要求，他们惟恐遭附体于电线杆的神灵的惩罚。

　　其次，是日人公私观。据沟口雄三先生的考察，日文中“私”(watakushi)的概念，“具有秘密的、个人的、自家内部的属性，而这种属性的延长线上，便形成了以这一属性为核心的、作为第一人称的‘私’的世界”;“而只要迈出家门一步，外面的事情一律被看作公、公共的事情”——即“公”(ooyake)的世界。

　　与中国的公私观相比，日本的“公”与“私”并不包含中国所谓“公为平分”“私为奸邪”(许慎《说文解字》语)的伦理内涵(所以日本的“私”才成为第一人称)，但边界清晰，是一种“领域的公”，不存在中国的那种“私与私之间相联结的公共”(即“连带的公”)。这种泾渭分明的公私观，是日本每一个社会人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所以日人在职场中，一般不会因私事而使用单位的资源，绝少在公事中掺入私情，更不会带孩子去上班。如此公私观，制约了日人在“私”以外的场域中的主观能动性，使每个人一出家门，就像置身于公园似的——公园是公共场所，可自由出入，但公众并没有建造公园或干预其经营的权利，当然更没有破坏的权利。所以日本的公园里不大会发生那种现象：景观绝佳处，架了一顶阳伞，伞下立着一支三脚架，有个身份不明的人专门负责给游人拍照——当然是有偿摄影。但游人则不可以占用那个黄金位置，哪怕只用自己的相机拍一张照片也不成。

　金泽车站，随处可见的金箔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公众上街有如逛公园，不能作为，更不能作恶，那看到公物被破坏怎么办?看到电线杆子歪了怎么办?这就牵涉到问题的第三个层面，即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的主体，是官僚(okami)。日本的官僚阶层，独立于政治。政治家从代议士到政府阁僚，跟着任期走，而职业官僚，则是终身制。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能完全排除所谓政、官、财“铁三角”的利益勾结，但总的来说，基本做到了中立、廉洁。更重要的，他们是一群毕业于东大等少数几所国立大学的精英，终身服务于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有极强的专业性。他们工作的动力，不是靠政治或某届内阁，而是国民的税金。凡去过日本的国人，多少会对那个国家的公共服务内容之繁复、品质之到位而“友邦惊诧”。

　　惊诧是因为不知道所有那些服务，其实都是靠国民税金来推动的。所以，在东瀛的城乡转悠，若看到哪个地方拾掇的没那么整饬，公共设施不够高级，缺乏维护，不用问，一定是那个自治体因老龄少子化而导致产业萎缩，经济不景气，地税不足造成的。

　　而对日本国民来说，令我们“友邦惊诧”的公共服务，其实早已习以为常，像吃碗茶泡饭一样理所当然。相反，他们一旦出了家门，眼睛会专盯那些公共服务不够到位的“死角”。作为“私”，纵然无权作为，但不等于无权置喙，无权吐槽。动辄上纲上线到“滥用、浪费国民税金”的高度，也难怪各级官僚们战战兢兢，如临如履了。

　（原标题《大马路上那些事》，文中插图均由库索拍摄)

　    前几天的事儿。出门下了电梯，在通往公寓大厅的走廊墙壁上，赫然发现挂了一只大镜框，里面郑重镶嵌着一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文24个字，隶书，很醒目。镜框的斜下方，是公寓的安全防盗门，出门需揿一下白色开关，进门时则刷卡。开关坏了好几个月，可始终没人修，白色塑料的底座上，只露出两粒花生米大小的“部品”(权且借用日文表达，没比这个单词更合适的了)，上下排列。住户们见怪不怪，出门时都会准确地揿那两粒小花生。

　　我也见怪不怪，但恰好在揿花生之前，发现了核心价值观，就趁机学习了一下(以前从未学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实，我是想看看上面有无诸如“爱护公共财物”“损坏公物，照价赔偿”之类的公共性内容，果然是没有。于是，我扭头揿了花生。

　　因早年有过一段在东京生活的经历，后来又频密地在中日间游走，故对两国的文化差异比较敏感，特别是对一些渗透到日常生活细节之中的差异，喜欢感同身受地去体验。如上面的例子，在日本任何一栋公寓楼都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常时值守或定期巡视的管理员会及时发现并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会龟毛到忙碌的寓公们神经难以企及的地方。

京都·何必馆

　　公寓楼内如此，出了公寓，亦如此。人无论去哪个地方，都会上街溜达。所以，问题也来了：前些日子，一阵狂风过后，雾霾退去，天空湛蓝，空气清冽。我迫不及待地出门，在望京的主干道广顺北大街上散步。猛一抬头，发现眼前的电线杆竟然不是直的!

　　我起初怀疑自己的视力出了问题。于是，调整了一下焦距，眯起一只眼，果然目力所及的七八根电线杆里出外进，有的偏角颇大，差不多有七八度的样子。再走近些，以马路两侧巍峨壮丽的高层建筑的外沿线为基准，仔细测量每一根，发现确实是歪的。我当时就惊呆了，发了微信。

　　后来，有搞工程的朋友打趣我：你丫犯得着如此大惊小怪的嘛?就跟你不是中国人似的。也怪了，被人这样一说，我的“国族意识”立马复归，瞬间就释然了：可不是嘛，从大马路的电线杆，到楼宇里的公告牌，哪儿有笔管条直的?你见过吗?

　　电线杆子埋不直事小，中国城市的公共设施品质不高，易坏，而一旦损坏，便迟迟得不到修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客观说，即使在一线城市，中国大马路上除了街角的摄像头，值钱的东西真不多。

　　放眼无际的涂白漆的铸铁护栏，毫无设计感的垃圾桶、配电柜，加上凹凸不平的人行道及永远不可能无障碍走到头的盲道，是大小城市的标配。如果说，过去碍于国力，导致城建和市政管理不到位还算“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已然跃居经济大国的今天，这种过low的都市景观着实令人郁闷。可我后来发现，这事儿还真急不得，急也没用。笔者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兹事体大，且确确实实关乎文化。

冲绳·那霸

　　相形之下，东瀛城市的马路上，值钱的东西可真不少，或者说公共设施的硬件版本高、品质好。大都市不用说，一些中小城市，特别是那些观光城市、文化城市，如北陆的金泽、近畿地区的宝冢和一些温泉乡(如箱根、热海等)，人行步道铺设着五颜六色的地砖，不锈钢的栏杆，富于设计感的工艺井盖动辄是纯铜制的，每一间公厕，都备有足够的手纸、洗手液和干手器。可你很难见到步道上地砖缺损，公厕的自动冲洗马桶故障，洗手盆的水龙头不出水等在北、上、广司空见惯的状况。

　　说起来容易，但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文化及基于社会文化之上的制度机制运作的结果。大致说来，有如下三个层面的要素：

　　首先，是作为日人信仰基础的“草木成佛”思想。所谓“草木成佛”，即“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或曰“山川草木悉有佛性”，源于平安时代的佛教思想家、天台宗安然法师，后成为泛神论的核心理念。民间有所谓“八百万神”的说法，不仅涵盖了有情物与无情物，人与动物，甚至包括植物和无机物，那种整个部落膜拜一块巨石或一棵古树的现象，是稀松平常的事。如此思维，养成了日人敬畏身边器物，不会无端糟蹋东西的文化。所以，日本古书店的旧书，品相普遍优于大陆和港台的旧书——东洋书客们有福了。

　　推及上文中的例子，东京的寓公们不大会损坏公寓大厅的防盗装置;而名古屋的市政工程业者，断不敢把主干道的电线杆给埋歪了——姑且不论施工的工艺要求，他们惟恐遭附体于电线杆的神灵的惩罚。

　　其次，是日人公私观。据沟口雄三先生的考察，日文中“私”(watakushi)的概念，“具有秘密的、个人的、自家内部的属性，而这种属性的延长线上，便形成了以这一属性为核心的、作为第一人称的‘私’的世界”;“而只要迈出家门一步，外面的事情一律被看作公、公共的事情”——即“公”(ooyake)的世界。

　　与中国的公私观相比，日本的“公”与“私”并不包含中国所谓“公为平分”“私为奸邪”(许慎《说文解字》语)的伦理内涵(所以日本的“私”才成为第一人称)，但边界清晰，是一种“领域的公”，不存在中国的那种“私与私之间相联结的公共”(即“连带的公”)。这种泾渭分明的公私观，是日本每一个社会人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所以日人在职场中，一般不会因私事而使用单位的资源，绝少在公事中掺入私情，更不会带孩子去上班。如此公私观，制约了日人在“私”以外的场域中的主观能动性，使每个人一出家门，就像置身于公园似的——公园是公共场所，可自由出入，但公众并没有建造公园或干预其经营的权利，当然更没有破坏的权利。所以日本的公园里不大会发生那种现象：景观绝佳处，架了一顶阳伞，伞下立着一支三脚架，有个身份不明的人专门负责给游人拍照——当然是有偿摄影。但游人则不可以占用那个黄金位置，哪怕只用自己的相机拍一张照片也不成。

　金泽车站，随处可见的金箔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公众上街有如逛公园，不能作为，更不能作恶，那看到公物被破坏怎么办?看到电线杆子歪了怎么办?这就牵涉到问题的第三个层面，即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的主体，是官僚(okami)。日本的官僚阶层，独立于政治。政治家从代议士到政府阁僚，跟着任期走，而职业官僚，则是终身制。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能完全排除所谓政、官、财“铁三角”的利益勾结，但总的来说，基本做到了中立、廉洁。更重要的，他们是一群毕业于东大等少数几所国立大学的精英，终身服务于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有极强的专业性。他们工作的动力，不是靠政治或某届内阁，而是国民的税金。凡去过日本的国人，多少会对那个国家的公共服务内容之繁复、品质之到位而“友邦惊诧”。

　　惊诧是因为不知道所有那些服务，其实都是靠国民税金来推动的。所以，在东瀛的城乡转悠，若看到哪个地方拾掇的没那么整饬，公共设施不够高级，缺乏维护，不用问，一定是那个自治体因老龄少子化而导致产业萎缩，经济不景气，地税不足造成的。

　　而对日本国民来说，令我们“友邦惊诧”的公共服务，其实早已习以为常，像吃碗茶泡饭一样理所当然。相反，他们一旦出了家门，眼睛会专盯那些公共服务不够到位的“死角”。作为“私”，纵然无权作为，但不等于无权置喙，无权吐槽。动辄上纲上线到“滥用、浪费国民税金”的高度，也难怪各级官僚们战战兢兢，如临如履了。

　（原标题《大马路上那些事》，文中插图均由库索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