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矛盾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具备两个基本属性。首先，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着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属性，即是一个民主、公平、正义、自由、非少数人专制、垄断和世袭的社会。其次，初级阶段表明混杂着各种社会元素和成分，是一种极不完善、极不平衡、很不稳定的发展形态，尚在探索之中。1949 年建国以来，我党为寻找主要矛盾、定位主要矛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过反复折腾，走过弯路，这其中，既有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判断，也有拥抱资本主义的右倾实践。建国以来，有几个时间段总体情况比较好，分别是 1949 年至 1957 年;1962 年至 1965 年;1977 年至 1988 年;1992 年至2012 年。

　　也有几个时间段发生重大的失误或者灾难，分别是 1957 年至 1962 年;1966 年至 1976 年;1989 年至 1991 年。总的态势呈起伏式不稳定发展状，走两步，退一步，有时甚至退两步。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当抓准主要矛盾的时候，工作就比较顺利，形势就趋于好转。当抓错主要矛盾的时候，就出错，就出乱子，就陷入困难的境地。

　　那么，什么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呢?在没有发生外来侵略的和平时期，主要矛盾既不是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的矛盾，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更不是贫富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与盾的两方，老百姓对物质生活的刚性需求和对精神生活的饥渴度代表一方，矛盾的主体是老百姓;在有限的时空地域以及人文环境下，劳动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尚不能达到极大丰富、两种财富供过于求并存的程度。“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达了我国现实的客观状态，但并没有明示矛盾双方的另一方是什么。老百姓的需求依靠发展所产生的产品来提供，但老百姓无法越过法律和法规直接向发展索取所需，他们的需求由创造劳动财富的管理者或拥有者，即各级政府和国企私企老板等机构或阶层通过分配的方式发放。

　　所以，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从现象看，表现为需求和发展的矛盾。从矛盾的主体看，是老百姓和各级政府以及国有与私有企业老板之间的矛盾，这中间既有劳资关系，也有官民关系。当我们讲主要矛盾的时候，把矛盾主体的两个方面明确说出来，比含含糊糊隐隐约约要好，这样做更有利于揭示矛盾、解决矛盾。事实也正如此，过去的七十多年每当理顺主要矛盾时，社会就呈现和谐繁盛的局面;每当加剧这一矛盾的时候，社会就不稳定，老百姓和各级官员以及私企老板的心情都不舒畅。需要警惕的是，对主要矛盾采取回避拖延的办法，久而久之，矛盾会累积叠加，在一定的条件下突然爆发，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形成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

　　简而言之，初级阶段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不外乎两条。一是如何充分调动劳动生产力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二是如何比较公平合理地调剂和分配财富。

　　二、 主要危险

　　1、关于资本主义复辟论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内一遇风吹草动，总有人惊呼，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然而，这顶帽子戴得并不合适。首先，我国至今并未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谈何复辟?其次，每当国内遇到困难，总有人揭发美国是造成困难局面的罪魁祸首，旨在逼我改旗易帜，走美式资本主义道路。我就不相信美国有这么大的能耐，捣乱的事情一捣一个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强无比，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人民群众眼睛雪亮，万里长城坚不可摧。自信不在于口赢嘴仗，一有事就甩锅美国等于变相夸大对方的力量。

　　第三，初级阶段存在不同成分的经济形态和文化传播并无不当，我国吸收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不是太多了，二是太少了。第四，我国即使吸收再多资本主义体系的东西，也绝不可能变成美式资本主义，我国不存在这一演变的社会条件、民意基础、文化传统和历史痕迹。羡慕归羡慕，现实归现实，即便再学也学不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变不成美国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有钱人选择“润”到美国，钱不富裕的人冒险经墨西哥“走线”美国的原因。第五，应当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西方文明有所区别。资本主义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应该大胆承认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的地方，虚心向对方学习。

　　同时，我们也要拿起批判的武器，鉴别排斥资本主义错误甚至罪恶的东西。而在现代世界文明中，西方文明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我们在保持和发扬中华文明的同时，应该与西方文明相向而行，而不是另起炉灶，分庭抗礼。如果只用中国眼光，不用世界眼光看待发生的事情，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至今仍然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文明主导着。美国的世界警察地位是由其本国人民的努力和在反法西斯战争付出的牺牲换来的。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1947 年至 1951 年持续 4 个财政年度)共计出资 131.5 亿美元，也有统计 133 亿的(国会拨款)。资金从哪里来呢?它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征收的各种税收，其中美国纳税人缴纳的各类税款占据主要部分。有人统计“马歇尔计划”使用的资金占美国同期联邦预算 5%至 10% ，约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2%。根据维基百科提供的资料，美国 1949 的 GDP 是 2580 亿美元。美国经济分析局提供的资料，以 1949 年为例，当年美国名义 GDP 是 2730 亿美元。当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收取个人所得税 155.5 亿美元、公司所得税 111.9 亿、消费税 37.8 亿和社保缴纳金 75 亿，共计 394.15 亿美元。如果用国民生产总值 2580 亿乘以 2%，得出 1949 年“马歇尔计划”支出 51.6 亿美元。

　　根据维基百科提供的数据，1949 年“马歇尔计划”支出 49 亿美元。由于至今没有美国方面准确的统计数字，这一年支出 50 亿美元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情况。按此比列计算，1949 年“马歇尔计划”用去美国当年总税收的 12.69%(50 除以 394.15) 。而且，1949 年美国经济还处在 0.6%负增长不利状态。美国老百姓用血汗钱连续多年提供给西欧各国，欧洲国家怎么可能不感谢美国生死相助呢?当然，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不会永远不变，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可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带头挑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并不符合我国正确的发展战略。在做出选择的犹豫期，须谨防重蹈俄罗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冒险侵略乌克兰的覆辙。摆在眼前的现实是如何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里，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竞争与合作共存的问题，不应另立山头、不惜一切代价鱼死网破。

　　我的结论是，需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取长补短，通过竞争优胜略汰决出高下。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与我国的现实风马牛不相及，倒是存在着复辟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可能性。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与导致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我国再变也变不成美式资本主义。

　　2、关于外国资本入侵论

　　改开以来，我国采用吸引外资的办法，主动欢迎外商来华投资。虽然现在“三来一补”、“三减两免”、保税仓库、自贸区等提法恍如隔世，当年却着实风行神州大地。1979 年，我国颁布第一部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自此，兴起了一阵又一阵招商引资热潮。外国企业不仅为我国经济起飞带来急需的资金，而且还带来比较先进的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这个作用不应抹杀或者低估。

　　我认为，我国今天之所以能发展到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主要有三大条件：党和政府实施改革开放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广大人民群众辛勤艰苦的劳动创造，以及通过营造和平环境和韬光养晦的形象，吸引西方国家的资金、管理和技术。

　　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后为履行开放本国市场的承诺，我国进一步放宽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条件，并因此获得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多边或双边关系中相对优惠的待遇，经济发展得以提速，国民经济实现多年高速增长。一时间“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成为时髦的词汇。“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累计 95 万家，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 2.1 万亿美元。”“2021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有 1%，直接投资存量占 GDP 的比重仅有11.9%，美国分别为 1.6%和 58.9%。”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张开双臂满面笑容地使用浑身解数吸引外商投资，我们主动把外资请进来，谈不上外资入侵。其次，至今外资在我国经济里的比重很低，构不成对主流经济的威胁。第三，跨国公司无法进入我国政治权力机构，不存在分享政治权力的问题。诚然，当前我国外部环境急剧变化，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外国投资和本国投资的权重比例，但由此认为，我国目前的主要危险来自外国资本利用跨国公司实力和华尔街金融玩家的袭击，颠覆我国政权和破坏经济稳定，这种观点站不住脚。

　　3、关于民营企业夺权论

　　“1976 年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 19 万人。”“截至 1982 年年底，全国个体经济达到 261 万户，从业人员 320 万。”“2012-2021 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 1085.7 万户增长到 4457.5 万户。”“(全国)民营企业的税收贡献超过 50%，投资占比超过 60%，发明创新占比 70%。”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2 年底，中国民营企业的从业人数已经超过 2.8 亿人。

　　客观讲，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在产值、税收、就业诸方面贡献巨大。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天然的联系，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营经济的今天。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着积极正面的角色。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存在着竞争关系，民营企业的效益好，自然会挤压同行业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对此，需要恰当的政策引导和规范，在保障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和战略利益的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鼓励民营企业充分扩大、健康发展。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没有达到市场饱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民营企业越来越多会不会对政局稳定和各级政府带来危险呢?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民营企业数量过多，已经开始影响政治走向。”“对民营企业……一是要严格控制数量，二是要全面加强管控。放任民营企业发展下去，是在中国安置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从政治安全的角度，民营企业属于体制外自行创业，不属于政府公务员编制，除少数民企人员通过公开招聘和考试进入政府机构外，民企很难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而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之间可以对调换岗，在与政府的关系和对政策影响方面，民企根本无法与国企相比。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一个是亲儿子，一个是野孩子。事实上，我国民企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很容易被以各种理由“割韭菜”，遭受打击报复，严重缺乏法律保护。我国民营企业根本不具备威胁政权的实力和条件，他们也没有这种动机。

　　4、主要危险来自哪里?

　　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角度，我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贪污腐败分子。既然现阶段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是主要矛盾，当发展所创造的财富被贪腐分子非法占有时，必然导致对老百姓财富供应的截留和断供，从而引发社会不满。更为可怕的是，党内老虎越打越大，越打越多，前“腐”后继，呈恶性膨胀不可逆趋势，已经发展成现有政治生态下的顽疾。鉴于党内贪腐分子的地位和影响力，诱使一大批抵御力不强的民众利用关系小权小贪，不贪白不贪，对全体国人的腐蚀力不可低估，严重毒化社会风气，群体性和塌方性腐败层出不穷。

　　党内腐败分子的队伍呈不断扩大趋势，到了一定程度量变成为质变，形成贪腐权贵阶层。到那个时候，矛盾的性质就变了，党的性质也变了，国家的颜色自然也就变了。

　　我最早听说“党内特权阶层”这个词，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南斯拉夫著名的理论家米洛万·吉拉斯(1911-1995)在其《新阶级》一书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危害，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论证了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预言南斯拉夫终将瓦解。1991 年，苏联的解体印证了他对特权阶层恶果的分析。苏联社会制度改变颜色，说明权力对任何人、任何政党具有致命的腐蚀作用。权力的惯性使得执政 70 年的苏共积恶成习却不以为然。缺乏党外监督和制衡，助长了特权阶层为所欲为，与广大苏联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至于从起初为苏维埃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党，蜕变到为特权阶层服务、与人民对立的党，最终被人民和历史所唾弃。“可见，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苏联权贵阶层大多数人所向往的。”

　　作者简介：杨玉林(利安、吉利安)，曾任职国家海关总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所、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外交官。现任北京天济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哈佛学”研究创立人。

　　一、主要矛盾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具备两个基本属性。首先，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着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属性，即是一个民主、公平、正义、自由、非少数人专制、垄断和世袭的社会。其次，初级阶段表明混杂着各种社会元素和成分，是一种极不完善、极不平衡、很不稳定的发展形态，尚在探索之中。1949 年建国以来，我党为寻找主要矛盾、定位主要矛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过反复折腾，走过弯路，这其中，既有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判断，也有拥抱资本主义的右倾实践。建国以来，有几个时间段总体情况比较好，分别是 1949 年至 1957 年;1962 年至 1965 年;1977 年至 1988 年;1992 年至2012 年。

　　也有几个时间段发生重大的失误或者灾难，分别是 1957 年至 1962 年;1966 年至 1976 年;1989 年至 1991 年。总的态势呈起伏式不稳定发展状，走两步，退一步，有时甚至退两步。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当抓准主要矛盾的时候，工作就比较顺利，形势就趋于好转。当抓错主要矛盾的时候，就出错，就出乱子，就陷入困难的境地。

　　那么，什么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呢?在没有发生外来侵略的和平时期，主要矛盾既不是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的矛盾，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更不是贫富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与盾的两方，老百姓对物质生活的刚性需求和对精神生活的饥渴度代表一方，矛盾的主体是老百姓;在有限的时空地域以及人文环境下，劳动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尚不能达到极大丰富、两种财富供过于求并存的程度。“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达了我国现实的客观状态，但并没有明示矛盾双方的另一方是什么。老百姓的需求依靠发展所产生的产品来提供，但老百姓无法越过法律和法规直接向发展索取所需，他们的需求由创造劳动财富的管理者或拥有者，即各级政府和国企私企老板等机构或阶层通过分配的方式发放。

　　所以，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从现象看，表现为需求和发展的矛盾。从矛盾的主体看，是老百姓和各级政府以及国有与私有企业老板之间的矛盾，这中间既有劳资关系，也有官民关系。当我们讲主要矛盾的时候，把矛盾主体的两个方面明确说出来，比含含糊糊隐隐约约要好，这样做更有利于揭示矛盾、解决矛盾。事实也正如此，过去的七十多年每当理顺主要矛盾时，社会就呈现和谐繁盛的局面;每当加剧这一矛盾的时候，社会就不稳定，老百姓和各级官员以及私企老板的心情都不舒畅。需要警惕的是，对主要矛盾采取回避拖延的办法，久而久之，矛盾会累积叠加，在一定的条件下突然爆发，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形成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

　　简而言之，初级阶段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不外乎两条。一是如何充分调动劳动生产力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二是如何比较公平合理地调剂和分配财富。

　　二、 主要危险

　　1、关于资本主义复辟论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内一遇风吹草动，总有人惊呼，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然而，这顶帽子戴得并不合适。首先，我国至今并未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谈何复辟?其次，每当国内遇到困难，总有人揭发美国是造成困难局面的罪魁祸首，旨在逼我改旗易帜，走美式资本主义道路。我就不相信美国有这么大的能耐，捣乱的事情一捣一个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强无比，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人民群众眼睛雪亮，万里长城坚不可摧。自信不在于口赢嘴仗，一有事就甩锅美国等于变相夸大对方的力量。

　　第三，初级阶段存在不同成分的经济形态和文化传播并无不当，我国吸收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不是太多了，二是太少了。第四，我国即使吸收再多资本主义体系的东西，也绝不可能变成美式资本主义，我国不存在这一演变的社会条件、民意基础、文化传统和历史痕迹。羡慕归羡慕，现实归现实，即便再学也学不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变不成美国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有钱人选择“润”到美国，钱不富裕的人冒险经墨西哥“走线”美国的原因。第五，应当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西方文明有所区别。资本主义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应该大胆承认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的地方，虚心向对方学习。

　　同时，我们也要拿起批判的武器，鉴别排斥资本主义错误甚至罪恶的东西。而在现代世界文明中，西方文明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我们在保持和发扬中华文明的同时，应该与西方文明相向而行，而不是另起炉灶，分庭抗礼。如果只用中国眼光，不用世界眼光看待发生的事情，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至今仍然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文明主导着。美国的世界警察地位是由其本国人民的努力和在反法西斯战争付出的牺牲换来的。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1947 年至 1951 年持续 4 个财政年度)共计出资 131.5 亿美元，也有统计 133 亿的(国会拨款)。资金从哪里来呢?它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征收的各种税收，其中美国纳税人缴纳的各类税款占据主要部分。有人统计“马歇尔计划”使用的资金占美国同期联邦预算 5%至 10% ，约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2%。根据维基百科提供的资料，美国 1949 的 GDP 是 2580 亿美元。美国经济分析局提供的资料，以 1949 年为例，当年美国名义 GDP 是 2730 亿美元。当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收取个人所得税 155.5 亿美元、公司所得税 111.9 亿、消费税 37.8 亿和社保缴纳金 75 亿，共计 394.15 亿美元。如果用国民生产总值 2580 亿乘以 2%，得出 1949 年“马歇尔计划”支出 51.6 亿美元。

　　根据维基百科提供的数据，1949 年“马歇尔计划”支出 49 亿美元。由于至今没有美国方面准确的统计数字，这一年支出 50 亿美元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情况。按此比列计算，1949 年“马歇尔计划”用去美国当年总税收的 12.69%(50 除以 394.15) 。而且，1949 年美国经济还处在 0.6%负增长不利状态。美国老百姓用血汗钱连续多年提供给西欧各国，欧洲国家怎么可能不感谢美国生死相助呢?当然，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不会永远不变，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可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带头挑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并不符合我国正确的发展战略。在做出选择的犹豫期，须谨防重蹈俄罗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冒险侵略乌克兰的覆辙。摆在眼前的现实是如何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里，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竞争与合作共存的问题，不应另立山头、不惜一切代价鱼死网破。

　　我的结论是，需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取长补短，通过竞争优胜略汰决出高下。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与我国的现实风马牛不相及，倒是存在着复辟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可能性。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与导致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我国再变也变不成美式资本主义。

　　2、关于外国资本入侵论

　　改开以来，我国采用吸引外资的办法，主动欢迎外商来华投资。虽然现在“三来一补”、“三减两免”、保税仓库、自贸区等提法恍如隔世，当年却着实风行神州大地。1979 年，我国颁布第一部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自此，兴起了一阵又一阵招商引资热潮。外国企业不仅为我国经济起飞带来急需的资金，而且还带来比较先进的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这个作用不应抹杀或者低估。

　　我认为，我国今天之所以能发展到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主要有三大条件：党和政府实施改革开放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广大人民群众辛勤艰苦的劳动创造，以及通过营造和平环境和韬光养晦的形象，吸引西方国家的资金、管理和技术。

　　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后为履行开放本国市场的承诺，我国进一步放宽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条件，并因此获得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多边或双边关系中相对优惠的待遇，经济发展得以提速，国民经济实现多年高速增长。一时间“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成为时髦的词汇。“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累计 95 万家，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 2.1 万亿美元。”“2021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有 1%，直接投资存量占 GDP 的比重仅有11.9%，美国分别为 1.6%和 58.9%。”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张开双臂满面笑容地使用浑身解数吸引外商投资，我们主动把外资请进来，谈不上外资入侵。其次，至今外资在我国经济里的比重很低，构不成对主流经济的威胁。第三，跨国公司无法进入我国政治权力机构，不存在分享政治权力的问题。诚然，当前我国外部环境急剧变化，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外国投资和本国投资的权重比例，但由此认为，我国目前的主要危险来自外国资本利用跨国公司实力和华尔街金融玩家的袭击，颠覆我国政权和破坏经济稳定，这种观点站不住脚。

　　3、关于民营企业夺权论

　　“1976 年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 19 万人。”“截至 1982 年年底，全国个体经济达到 261 万户，从业人员 320 万。”“2012-2021 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 1085.7 万户增长到 4457.5 万户。”“(全国)民营企业的税收贡献超过 50%，投资占比超过 60%，发明创新占比 70%。”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2 年底，中国民营企业的从业人数已经超过 2.8 亿人。

　　客观讲，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在产值、税收、就业诸方面贡献巨大。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天然的联系，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营经济的今天。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着积极正面的角色。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存在着竞争关系，民营企业的效益好，自然会挤压同行业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对此，需要恰当的政策引导和规范，在保障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和战略利益的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鼓励民营企业充分扩大、健康发展。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没有达到市场饱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民营企业越来越多会不会对政局稳定和各级政府带来危险呢?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民营企业数量过多，已经开始影响政治走向。”“对民营企业……一是要严格控制数量，二是要全面加强管控。放任民营企业发展下去，是在中国安置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从政治安全的角度，民营企业属于体制外自行创业，不属于政府公务员编制，除少数民企人员通过公开招聘和考试进入政府机构外，民企很难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而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之间可以对调换岗，在与政府的关系和对政策影响方面，民企根本无法与国企相比。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一个是亲儿子，一个是野孩子。事实上，我国民企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很容易被以各种理由“割韭菜”，遭受打击报复，严重缺乏法律保护。我国民营企业根本不具备威胁政权的实力和条件，他们也没有这种动机。

　　4、主要危险来自哪里?

　　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角度，我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贪污腐败分子。既然现阶段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是主要矛盾，当发展所创造的财富被贪腐分子非法占有时，必然导致对老百姓财富供应的截留和断供，从而引发社会不满。更为可怕的是，党内老虎越打越大，越打越多，前“腐”后继，呈恶性膨胀不可逆趋势，已经发展成现有政治生态下的顽疾。鉴于党内贪腐分子的地位和影响力，诱使一大批抵御力不强的民众利用关系小权小贪，不贪白不贪，对全体国人的腐蚀力不可低估，严重毒化社会风气，群体性和塌方性腐败层出不穷。

　　党内腐败分子的队伍呈不断扩大趋势，到了一定程度量变成为质变，形成贪腐权贵阶层。到那个时候，矛盾的性质就变了，党的性质也变了，国家的颜色自然也就变了。

　　我最早听说“党内特权阶层”这个词，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南斯拉夫著名的理论家米洛万·吉拉斯(1911-1995)在其《新阶级》一书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危害，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论证了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预言南斯拉夫终将瓦解。1991 年，苏联的解体印证了他对特权阶层恶果的分析。苏联社会制度改变颜色，说明权力对任何人、任何政党具有致命的腐蚀作用。权力的惯性使得执政 70 年的苏共积恶成习却不以为然。缺乏党外监督和制衡，助长了特权阶层为所欲为，与广大苏联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至于从起初为苏维埃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党，蜕变到为特权阶层服务、与人民对立的党，最终被人民和历史所唾弃。“可见，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苏联权贵阶层大多数人所向往的。”

　　作者简介：杨玉林(利安、吉利安)，曾任职国家海关总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所、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外交官。现任北京天济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哈佛学”研究创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