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贸易战开始，中美贸易关系在过去几年明显紧张。关税和其他措施旨在纠正一个日益严峻的现实，即中国从全球化贸易体系中不成比例地受益，从而挑战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这种经济上的成功，加上中国不愿融入美国主导的秩序，不愿接纳美式制度和价值观，加剧了地缘政治竞争。各种流行的理论，例如中国通过与全球市场的融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由改革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相反，中国推行了产业政策，并通过利用自由贸易政策获得政治经济实力。美国的应对是恢复和加强自己的产业政策，以适应中国造成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

　　不同产业政策的对比

　　在《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约翰·M·多伊奇和欧内斯特· J·莫尼兹记述了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报告(该报告详细阐述了北京方面发展国内高科技产业的计划)如何促使美国两党在产业政策方面发生转变。虽然中国拥有强大的低价值商品制造业，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相对不发达，(一定程度上)一直由西方公司主导。中国希望通过国家资助的研发项目，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半导体等先进领域成为世界领先者。中国计划每年扩大其研发支出，这可能会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研发支出国，从目前全球第12大研发支出国的位置上升。目前其研发支出占其GDP的2.55%。

　　但是为什么研发如此重要呢?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研究指出，美国许多最重要的技术发展都是通过公共资金和国家支持实现的。马祖卡托写道，1971年至2006年间，88%最重要的创新完全依赖于联邦政府的研究支持。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机构的公共资助研究，使触摸屏技术、互联网、SIRI、GPS，甚至谷歌的算法得以发展。同样，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和SpaceX也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政府支持。美国在国家干预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取得了成功的结果，尽管最近公开赞扬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小政府，淡化了国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希望自己也能复制美国政府支持的研发项目所取得的成功。

　　然而，如果美国一直是国家驱动的创新中心，为什么产业政策现在又占据了上风?

　　首先，美国仍然是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体，有各种强大的企业参与者，所有这些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利润激励来运作。马祖卡托将这种现象——“风险社会化和回报私有化”——描述为美国政策的一个陷阱，即国家在研究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未能获得任何应有的收益，如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收入、增加商品和服务出口。相反，这些回报被企业风险资本家私有化和商业化。这些个人和机构是避税和逃税的专家，并将进一步通过外包/离岸制造和从事股票回购等非生产性行为来寻求利润最大化。海外生产的不良影响已经通过大规模的知识产权流失得到了证明，这使得中国能够避免这些昂贵的研发投资，并补贴获取的技术在国内的产业化。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与中国政府相比，美国联邦政府的集权程度较低。尽管美国政府的干预程度很高，但私营企业集团和个人获得的巨额利润，以及他们被允许的经营自由，与中国方面无处不在的协调和压制与其利益有分歧的资本主义精英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对北京有一个权力中心，美国的私人和公共利益体系更加分散。

　　美国政治就是这些不同集团之间不断争夺权力，这些利益经常相互冲突：对一个大企业集团来说，最有利可图的利益可能会危及情报界肩负的捍卫国家安全利益。过去几年发生的情况是，与中国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很低，这意味着，正如史蒂夫·布兰克所说，“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是美国产业政策事实上的决策者。”这导致了与中国的合作有利可图，而这随后导致了国家安全风险的上升。这种风险水平的提高再次为国际关系注入了现实主义，这意味着安全的重要性压过了经济。

　　技术民族主义

　　这正是新兴的新产业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众所周知，技术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重商主义思想，它将技术创新和能力直接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联系起来。”它呼吁加大国家干预力度，以“干预和防范机会主义或敌对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对“西方日益短视的自由放任模式和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回应。

　　美国正被迫重新评估其自由放任的态度，并对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采取类似的态度。然而，与其说这是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复制，不如说是对美国一直奉行的政策的回归。

　　虽然华盛顿通过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国防部开创了自身的由国家资助的新技术创新模式，但它并没有成功地防止这些技术因知识产权盗窃而被挪用，也没有发展出一个强大而必要的国内制造业来实施新技术。当涉及到廉价消费品时，比如在血汗工厂生产的塑料玩具和服装，离岸生产几乎不构成安全威胁，知识产权也无足轻重。另一方面，离岸半导体芯片生产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因此，新兴的技术民族主义产业政策的中心是高度先进技术的关键作用，以及如果这种技术处理不当将对国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

　　在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的国情咨文中，他哀叹美国国内制造业的衰落，宣称美国“进口产品，出口就业”。他特别提到了半导体行业，指出尽管美国发明了芯片技术，但它现在只生产全球供应总量的10%。拜登指出，供应链中断使海外生产的不利因素凸显出来。

　　拜登的言论明显与2016年特朗普竞选时的言论相呼应，这种连续性证明了此类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拜登的言论还提到了《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为国内半导体制造、劳动力发展和研发提供了527亿美元的资金。美国还打算动员国内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来对抗华为。此外，正如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文件以发展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中心，美国也旨在加强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同时扼制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导致可能被称为技术军备竞赛。

　　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美国，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深度卷入这种新兴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姿态，比如澳大利亚筹划自己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以及培养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和稀土矿精炼厂。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自由全球化的时代正在逐渐结束。这一新的产业政策重新回到了“政府要把拇指放在天平上，而不是仅仅假设市场结果会产生最大效益”的理念。

　　市场受到不同激励措施的刺激，这些激励措施与国家安全和政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经济学家对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实施的贸易关税感到不满，但在他的任期结束后，这些关税仍然存在，并扩大到进一步的限制和反制措施。无论结果如何，地缘政治的必要性提醒了许多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迫使国家再次推行以技术为导向的产业政策，以调整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贾斯珀·汉森(Jasper Hansen)拥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他的关注领域包括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政策和政治理论。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贸易战开始，中美贸易关系在过去几年明显紧张。关税和其他措施旨在纠正一个日益严峻的现实，即中国从全球化贸易体系中不成比例地受益，从而挑战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这种经济上的成功，加上中国不愿融入美国主导的秩序，不愿接纳美式制度和价值观，加剧了地缘政治竞争。各种流行的理论，例如中国通过与全球市场的融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由改革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相反，中国推行了产业政策，并通过利用自由贸易政策获得政治经济实力。美国的应对是恢复和加强自己的产业政策，以适应中国造成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

　　不同产业政策的对比

　　在《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约翰·M·多伊奇和欧内斯特· J·莫尼兹记述了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报告(该报告详细阐述了北京方面发展国内高科技产业的计划)如何促使美国两党在产业政策方面发生转变。虽然中国拥有强大的低价值商品制造业，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相对不发达，(一定程度上)一直由西方公司主导。中国希望通过国家资助的研发项目，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半导体等先进领域成为世界领先者。中国计划每年扩大其研发支出，这可能会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研发支出国，从目前全球第12大研发支出国的位置上升。目前其研发支出占其GDP的2.55%。

　　但是为什么研发如此重要呢?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研究指出，美国许多最重要的技术发展都是通过公共资金和国家支持实现的。马祖卡托写道，1971年至2006年间，88%最重要的创新完全依赖于联邦政府的研究支持。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机构的公共资助研究，使触摸屏技术、互联网、SIRI、GPS，甚至谷歌的算法得以发展。同样，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和SpaceX也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政府支持。美国在国家干预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取得了成功的结果，尽管最近公开赞扬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小政府，淡化了国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希望自己也能复制美国政府支持的研发项目所取得的成功。

　　然而，如果美国一直是国家驱动的创新中心，为什么产业政策现在又占据了上风?

　　首先，美国仍然是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体，有各种强大的企业参与者，所有这些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利润激励来运作。马祖卡托将这种现象——“风险社会化和回报私有化”——描述为美国政策的一个陷阱，即国家在研究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未能获得任何应有的收益，如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收入、增加商品和服务出口。相反，这些回报被企业风险资本家私有化和商业化。这些个人和机构是避税和逃税的专家，并将进一步通过外包/离岸制造和从事股票回购等非生产性行为来寻求利润最大化。海外生产的不良影响已经通过大规模的知识产权流失得到了证明，这使得中国能够避免这些昂贵的研发投资，并补贴获取的技术在国内的产业化。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与中国政府相比，美国联邦政府的集权程度较低。尽管美国政府的干预程度很高，但私营企业集团和个人获得的巨额利润，以及他们被允许的经营自由，与中国方面无处不在的协调和压制与其利益有分歧的资本主义精英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对北京有一个权力中心，美国的私人和公共利益体系更加分散。

　　美国政治就是这些不同集团之间不断争夺权力，这些利益经常相互冲突：对一个大企业集团来说，最有利可图的利益可能会危及情报界肩负的捍卫国家安全利益。过去几年发生的情况是，与中国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很低，这意味着，正如史蒂夫·布兰克所说，“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是美国产业政策事实上的决策者。”这导致了与中国的合作有利可图，而这随后导致了国家安全风险的上升。这种风险水平的提高再次为国际关系注入了现实主义，这意味着安全的重要性压过了经济。

　　技术民族主义

　　这正是新兴的新产业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众所周知，技术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重商主义思想，它将技术创新和能力直接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联系起来。”它呼吁加大国家干预力度，以“干预和防范机会主义或敌对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对“西方日益短视的自由放任模式和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回应。

　　美国正被迫重新评估其自由放任的态度，并对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采取类似的态度。然而，与其说这是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复制，不如说是对美国一直奉行的政策的回归。

　　虽然华盛顿通过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国防部开创了自身的由国家资助的新技术创新模式，但它并没有成功地防止这些技术因知识产权盗窃而被挪用，也没有发展出一个强大而必要的国内制造业来实施新技术。当涉及到廉价消费品时，比如在血汗工厂生产的塑料玩具和服装，离岸生产几乎不构成安全威胁，知识产权也无足轻重。另一方面，离岸半导体芯片生产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因此，新兴的技术民族主义产业政策的中心是高度先进技术的关键作用，以及如果这种技术处理不当将对国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

　　在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的国情咨文中，他哀叹美国国内制造业的衰落，宣称美国“进口产品，出口就业”。他特别提到了半导体行业，指出尽管美国发明了芯片技术，但它现在只生产全球供应总量的10%。拜登指出，供应链中断使海外生产的不利因素凸显出来。

　　拜登的言论明显与2016年特朗普竞选时的言论相呼应，这种连续性证明了此类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拜登的言论还提到了《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为国内半导体制造、劳动力发展和研发提供了527亿美元的资金。美国还打算动员国内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来对抗华为。此外，正如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文件以发展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中心，美国也旨在加强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同时扼制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导致可能被称为技术军备竞赛。

　　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美国，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深度卷入这种新兴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姿态，比如澳大利亚筹划自己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以及培养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和稀土矿精炼厂。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自由全球化的时代正在逐渐结束。这一新的产业政策重新回到了“政府要把拇指放在天平上，而不是仅仅假设市场结果会产生最大效益”的理念。

　　市场受到不同激励措施的刺激，这些激励措施与国家安全和政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经济学家对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实施的贸易关税感到不满，但在他的任期结束后，这些关税仍然存在，并扩大到进一步的限制和反制措施。无论结果如何，地缘政治的必要性提醒了许多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迫使国家再次推行以技术为导向的产业政策，以调整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贾斯珀·汉森(Jasper Hansen)拥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他的关注领域包括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政策和政治理论。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