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至于林毅夫先生,我对他有更多的敬意,他的理论贡献和严谨,我认为在张维迎先生之上。林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依托比较优势理论,论证要素禀赋如何在各种条件下实现更好的配置,从而实现经济持续的增长。书中既有立足于新古典主义的论证,又有与其他学者的辩难,还有现实的经典案例,给人的感觉是更有科学的严谨性。结构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而林毅夫先生及其学术同侪的“新结构经济学”,“旨在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并强调市场和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经济学家一致认同市场应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政府也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对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投资行为进行协调,并对动态增长过程中先行者产生的外部性予以补偿。”而“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们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9]这样一来,只要紧紧抓住要素禀赋这个牛鼻子,运用市场和政府的力量,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经济持续增长的大门就会打开。看上去在逻辑上似乎是完整的。

　　林先生书中的主要论点招致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林先生对这些批评也作了回应,有些回答是很精妙的,[10]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斯蒂格利茨认为“学习型社会”对于增长问题比“要素禀赋”更重要;而林先生的回应是把斯蒂格利茨的“学习型社会”纳入他的“要素禀赋”予以化解。但斯蒂格利茨显然并不同意林的回应,他在最近登在“观察者网”上的文章《增长的秘密,我与林毅夫有不同的看法》中指出:“要清楚地了解一个国家的静态比较优势是很困难的，而掌握它的动态比较优势则更难。”针对林先生所推崇的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斯蒂格利茨特别说到:“发展经济学家可能会高度赞扬东亚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但本质上，导致这些国家成功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口总量的增加，而是它们出口某些具有独特高学习水平特征的产品，所以其他追求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但只出口并不具有这种学习优势的商品的国家就会很难成功。”

　　林先生的理论看上去是很有张力的,不管斯蒂格利茨说的清楚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多难,但如果这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核心,即使再难,也是值得去了解或必须去了解的。更能应对裕如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令人满意,我们说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运用得好;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差强人意,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还有上升的空间;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糟糕,我们就说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运用得不好,需要继续寻找好的要素禀赋配置。

　　经济增长和发展,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甚至是唯此为大的问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完整的书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主要就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增长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是研究生产力发展的,“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贯穿于李嘉图著作中的一个中心思想。”[1]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主题就是财富,政治经济学家们声称是讲授或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1]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一开始就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1]……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和发展这一主题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不仅没有淡化,而且愈显突出,“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各种发展理论和增长模型,相继问世,更专业更精准地论证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尽管如此,经济增长与发展,仍然成为许多后发国家难以解决的难题。尤其随着苏东体制国家的瓦解,根据新自由主义而形成的“华盛顿共识”,试图以“休克疗法”指点后苏东国家的体制变革和经济增长,结果并不理想,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这就再度引发了关于增长问题的争论和理论探索,林先生的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问世的。

　　我们赞赏林毅夫先生的理论探索,我们也肯定林先生的理论推进了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有多大的适用性。

　　发展和增长问题一度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随着“二战”后殖民体系的崩坏,相较于经济发达的前殖民地宗主国,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显得特别突出,于是出现了许多关于发展的理论,联合国相关组织也作出了持续的努力,要帮助这些落后国家(通称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或腾飞。所以现在一讲发展理论,仿佛就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然而几十年下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乏善可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还拉大了。即使少数几个真正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国家,也几乎没有哪一个是按照发展理论型塑出来的。这就出来了一个疑问:这么多的发展理论,到底哪一个理论掌握了发展问题的要钥?或许有人会说,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它是东亚成功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我们姑且不去预想根据林先生的“新结构理论”是否能克隆出另一个成功经济体?却有更迫在眉睫的难题来考验林先生:面对日本经济二十多年的停滞,韩国经济的减速,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的沉沦,林先生的“新结构理论”将何以作答呢?这些国家或地区可都是“新结构理论”的成功范本啊!尤其是日本,它的政府的成功干预,它的市场配置资源的进退得宜,它的比较优势巧妙运用,在在都能说明日本过去的经济奇迹,但怎么在一转眼间,这一经济奇迹会消失呢?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追问: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目前都存在经济增长迟缓、失业居高不下的痼疾,这些曾经在世界经济中增长及发展都有上佳表现的先行者,怎么也会出现发展的瓶颈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能不能也适用于它们?如果说“新结构理论”只适用于发展中经济体,而不适用于发达国家,那这样的理论容量也太小了;如果说这一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己有的经济就是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果,那么又怎么说明发达国家今天普遍的经济停滞呢?

　　2、“新结构理论”真的触及发展问题的核心吗?

　　林先生声称“新结构经济学”把“新结构理论”带回到发展研究的核心。我们接到上面的话题,如果“新结构理论”真是发展问题的核心,它就能既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既解释发达国家过去的经济增长又解释发达国家现在的增长迟滞。以日本为例,它是最符合“新结构理论”标本的国家, 它有政府的成功干预,也有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结构,它的要素禀赋是运用得很好的,所以实现了世界称羡的日本经济奇迹。但是,如何解释日本近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呢?自民党的政府基本没动,市场结构即使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差,它的要素禀赋的运用怎么突然就变得不好了呢?以致日本经济停滞了几十年!“新结构理论”可能会作出了这样的回答: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动态的、变化的,要适应这种动态变化,经济才会有快速增长。那么看来只能怪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家变笨了,他们过去总能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所以经济持续增长;而今却不能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新变化,活该日本经济倒霉。

　　把“新结构理论”视作发展研究的核心,就应该能解释所有的发展问题,我们前面曾说到林先生的理论似乎是有张力的,好象都能解答发展或不发展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换一个主角或核心,如斯蒂格利茨的“学习型社会”,不同样可以作类似的解答吗?不会比“新结构理论”的解释力更差。前一段时间许成钢先生在爱思想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相比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对中国更重要》的文章,一看标题就知道是有针对性的,文中写到:“世界上所有能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创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而不是技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是非市场制度或没有法治的无秩序制度束缚了经济发展。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必须首先消除束缚发展的制度，代之以有利于发展的制度。”[1]把许成钢先生的“制度创新”代替“要素禀赋”代入到模型中,其所能起到的解释功效,并不会比林先生的理论逊色。当然,我们对林先生的诘难,同样也应该用在斯蒂格利茨和许成钢先生的身上。

　　3、划地为牢的发展经济学

　　我们上面说到发展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自发展经济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表面上看发展问题得到更多的重视,其实是划地为牢,限制了发展问题的全面的深入的探讨。发展经济学家们往往从一个主要的方面来探讨发展问题,这么多年以来,有从投资层面的,有从制度层面,有从外资引进角度的,有从技术进步角度的,有从政府政策角度的,有从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有从法律体系方面的,有从研发经费方面的……加之现在林毅夫先生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斯蒂格利茨的学习型社会,可以说是林林总总、莫衷一是。这种单兵推进、孤军深入的研究情状,是很难了解发展问题的全貌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普遍联系、充满对立的复杂体系,只从某一方面来论证发展问题,即使作得再精准,也不能洞悉发展问题的真奥。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犹如盲人摸象,各自都认为道出了发展问题的真象,其实只是局部,而不能得窥全豹。以林先生的“新结构理论”来说,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没有错,要素禀赋的优配没有错,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没有错,政府的积极干预也许也没有错,但就不能全面地解释发展问题。

　　仅就发展问题的研讨而言,也要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联系市场经济的诸多领域,抽绎出一贯的、普遍性的原理,既能解释经济的增长、发展,又能解释经济的停滞、衰退,还要不与市场经济的全过程在理论上相悖。而现在的发展经济学,仅从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着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辩证的全面的思维,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只会使发展问题研究的路越走越窄。

　　对上文中提到的经济学家我都抱持敬意,他们一直在经济学的领域中进行探索,为人类贡献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或许越来越接近经济学的核心。杨小凯先生以分工和专业化为经济学的核心,既是对新古典传统的否定,也站上了总揽全局、一以贯之的高度;张维迎先先的市场逻辑,虽把市场的作用推向了极端,但若叩其两端,或得其中;斯蒂格利茨以学习型社会来立论,另辟蹊径,虽也有总揽全局之妙,然其纷扬披散,恐未得其衷;许成钢先生若坚执制度创新之说,虽于中国有特殊的意义,但如放眼世界,仅得制度学派之牙慧;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构想宏大,独树一帜,可惜落入发展经济学逼仄之窠臼……不同的经济学家们都在寻找推动市场经济的根本性的力量,以此为经济学的核心,杨小凯直抒胸臆;张维迎虽未用核心之名,却有以“利己先利人”为经济学核心之实;林毅夫以“要素禀赋”为发展研究的核心,其实也把其看作经济学的核心;斯蒂格利茨的“学习型社会”覆盖全领域,更有以其为核心之嫌……我们的主张是以“个人利得最大化”引领经济学的研究,它在商品货币关系中产生,到市场经济时期达到极至,它引致私有产权的强化和人与人之间对立的普遍化,以之解释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或能一以贯之(详见拙著《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以发展问题为例,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多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个人利得最大化,个人利得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它自身能够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是有价值的,作为它的辅助措施和外部条件(如要素禀赋和政府干预)，只要有利于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实现，就能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推进,个人利得最大化实现的阶层越多，覆盖面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反之亦然。这些观点,也敬请学界予以批判。

　　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改革,累积的成功、失败、挫折、问题,足够让经济学家们忙乎一段时间的了,而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更严竣的挑战,这更是经济学家们大有作为的时期。遥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传统的新古典理论遭到否定,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得以诞生,把经济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也有了新的发展。而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显示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破产,加之中国市场经济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应该是经济学家们提出更有深度更有解释力的新理论的时候了。

　　这一次的“林张大战”,所体现出的学术锐气,是应该首肯的,所营造的学术氛围,也令人欣喜,如果顺应这样的趋势,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持续地进行新的探讨,或许能达到新的高度。不过,西方经济学经营了数百年,形成了成熟的体系、广受接纳的方法,这些特别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高的进境,不仅要在西方经济学中吸收养分,更要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才能为世界提供更加有益的思想。这个过程是长期的、艰难的,需要作不懈的努力;这个过程也是探索性的、挑战性的,既会给我们带来瞑思与苦行,又会给我们带来享受与喜悦;这个过程更是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它的每一次改善,每一次进步,都将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新的福祉。

　　话说回来,吴敬琏老先生的教诲值得时刻记取:“把我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规律性的问题，这是基本问题。”鉴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经济学本身的系统性,我们一定要深究市场经济中内在的普遍的本质性的规律,以便全面的系统的统一的说明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这才能开辟经济学的新天地。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这是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但未作公开发布,现今读来还可能有新鲜感,主要的在于,这里涉及的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仍有恒久的意义,故以飨读者。

　　一

　　近年来,经济学界论战迭起,隐隐有风雷之声,先是有林毅夫先生与张维迎教授之产业政策之争,将众多的经济学者牵入进来,其中不乏经济学大咖;论题也从产业政策而波及到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之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与过度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之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一时之间风生水起、浊浪排空,颇有席卷经济学界之势;并且还有令人皱眉之事-一场学术争论,却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龃龉,兼带有人身攻击之嫌。对于这样的论战,是喜还是忧呢?亦或忧喜参半、亦喜亦忧?

经济学家林毅夫（左）与张维迎（右）

　　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争论坊间称为“林张大战”,吴敬琏老先生对这场论战的看法应该说高屋建瓴:这里“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我们比较多地关注了那些现象层面的问题，而没有能够把我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规律性的问题，这是基本问题。这样一来，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就比较局限于就事论事的一些对策性的建议，这些建议缺乏更加深厚的、扎实的、科学的基础，因此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都会受到影响。”

　　吴敬琏先生的意见发人深省,如果经济学的探索只着意表面现象,而缺乏深入的根本性的认识,确实行之难远。但是,任何理论,没有论争,没有不同观点的砥砺激荡,恐怕也不会有更上层楼的进境。就此而言,这一次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其一,这一次论战各方观点鲜明,针锋相对,直指其人其事,是多年来中国理论界(不只是经济学界)难得一见的盛事,这对活跃学术氛围、促进学术自由是有大功德的;其二,这次论战如果运用得宜,一定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学向纵深方面发展,使中国经济学具有世界意义。这后一点最近似乎已初现端倪,是这篇文章主要要探讨的。

　　这一次论战的发轫要从学界纪念杨小凯先生逝世十周年算起,在2014年7月5日至6日由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的“市场、产业与分工——中国的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林张大战”一触即发,战火延烧至今,现在来反思这一论战,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林张二人都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西方接受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洗礼,都谙熟于西方经济理论,都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情况极为熟悉,都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贡献过自己的智慧,都对彼此的思想非常了解……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如此的大相径庭、针锋相对,几至于水火不容的境地?再来回味两人的辩论,每个人都是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事实证据信手拈来,无不切合,直有举重若轻的大师风范,引来众多旁观者频频颔首,却又无所适从。

　　其实,细究起来,林张二人的争执,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关及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势,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主导着中国经济甚或世界经济,或者用更学术化的话说,什么是经济学的核心?这就是经济学的大文章了。吴敬琏老先生说“要研究那些本质性的规律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就是经济学的核心,是那些推动市场经济的内在的、根本的动力。林张二人对此不可能不理解,林张二人争执的真正关键是:什么是经济学的核心?是什么主导并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林张二人作出了彼此不同的回答。

　　说到经济学的核心,有一个绕不开的中国人,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杨小凯先生,杨先生生前以他首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而闻名遐迩,两次获致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的提名,他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否定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而提出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学的核心,并用之以解释一切经济行为。[1]林张二人作为杨小凯的挚友或学术同道,对杨先生的理论肯定是熟知的,但未必是认可的,否则以二人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倘若承继杨先生的理论,必定会让中国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中开出一片新天地。林张二先生应该有自己对经济学核心的理解,虽然他们二人并未用“经济学核心”这样的字眼,但却是这样做的,正好两先生都有成熟时期的作品在,我们可以据此粗略分析一下。

　　张维迎先生的大作《市场的逻辑》,极力推崇市场经济,开篇就提出:“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这两个“最”是不是贴切,我们暂不评价,还是先直奔他的主题:“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更通俗地讲,利己先利人。”[2]首先这里对幸福的理解太狭隘了,把它等同于物质享受,因为市场交换的主要是物质利益。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市场的基本逻辑:利己先利人。真是这样吗?任何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市场经济的行为中,利己是目的,利人是过程、是手段。这是从最好的方面理解市场经济。如果不通过利人而能达到利己的目的,人们是不会利人的,如果能通过损人达到利己的目的,人们也会趋之若鹜的。所以我们在市场交换中看到那么多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短斤少两、乱排乱放……诚然,在市场经济的行为中我们会看到张先生所说的那些情况:生产者为了获取利润为社会提供好产品,企业家为让职工卖力而提高工资福利……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每个交换中人都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每个人都谋求个人利得的最大化,交换者双方必然是对立(这种对立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包含有同一的含义)的,双方锱铢必较、讨价还价、吹毛求疵,在这样的对立中迫使生产者不得不提供好产品,否则他将破产;同理,在企业主与职工的对立中,企业主是想尽量压低工资,职工是想尽可能要求高工资,都在谋求个人利得的最大化,但企业主不提高工资,职工可能会流失,企业主不提高工资,职工肯定不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得最大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3]是更根本的规定,而利已先利人,如果不是一个伪命题,至少也是一个残缺的命题。

　　如果市场的逻辑真是利己先利人,那当然好啰，人人都先为别人着想,然后自己的利益就能得到实现,那将是到处莺歌燕舞,一片和谐景象,确实不需要什么政府插手其间。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损人利己有之,欺行霸市有之,巧取豪夺有之,重利盘剥有之,囤积居奇有之,寡头垄断有之……甚至通过暴力掠夺他人的财产,强占他人的土地。正是有这些社会罪恶的存在,人类才发明了政府这种组织形式,来防范、遏制这些社会之恶。张先生所信从的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中指出,正是人们之间的对立、争斗、伤害，时时都在侵犯人们的财产、自由和人身的安全,为了防止这些侵犯,才有了政府的设置。[4]在格老秀斯、霍布斯、卢梭等思想家那里,都有类似的思想。更深刻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作出的,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考察研究,指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必然导致私有制、人对人的剥削、两极分化、阶级斗争等,所以在他们预见的未来社会中是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5]这些论证是深刻的,但可惜的是,这些论证只看到商品货币关系(或市场经济)的否定的、消极的、破坏性的方面,而忽略了商品货币关系(或市场经济)的肯定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方面,从而使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走了弯路。邓小平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果断把中国经济推上了市场经济之路,才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过,还是不要忘了,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言犹在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罪恶的涌现,是建国以来最密集的,以致于老百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值得人们警醒。

　　总起来看,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来看,市场经济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让人们在个人利益的追逐中,以人与人的对立为运动形式,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使物质财富不断地涌现,社会生产力不断地得以提高,人们的物质享受不断地得以增进。从否定的消极的方面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进一步地物欲化,两极分化加剧,人与人的对立更为普遍,社会罪恶的产生有更为适宜的温床。因此,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我们既要使市场经济得以顺畅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得以充分地涌流,使人民生活得以不断的提高。又要防止和消减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使财富的分配更公平,社会的对立不向恶的方向转化,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得以兼顾,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致有益的平衡……这些都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实现。

　　当然,张维迎先生对这些社会罪恶不会看不见,但他对它们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把它们统称为“强盗的逻辑”,但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强盗的逻辑”是如何来的?这些强盗的行径又何其多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把所谓的“强盗的逻辑”与市场经济直接挂钩,不知张先生是否认可?就算张先生不认可马克思主义的深邃洞见,那些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的社会弊端张先生是否也要一笔抹煞吗?如某企业通过自己的市场行为做大做强,直至形成某一行业的垄断,从而获取垄断暴利,这到底算市场的逻辑还是强盗的逻辑呢?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依据本国的资源优势而操纵石油市场从而引致石油危机,恐怕也不是什么强盗的逻辑可以说明的。又如某企业主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使大量员工失业,他到底是在运用市场的逻辑还是强盗的逻辑呢?如果按照张先生的市场的逻辑-利己先利人,他不应该辞退职工,而应把员工养起来,徐图良策,以便东山再起;如果他断然把员工辞退,甚至因财务问题不补发拖欠的工资,这算不算强盗的逻辑?再如股民们出于逐利的目的,在股市中追涨杀跌,甚至形成股市泡沫,让广大股民亏损严重,有些几至倾家荡产,这难道也能用强盗的逻辑解释吗?还有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企业主愈来愈多地用机器人取代劳动者,形成愈来愈多的失业人口,这肯定不能归之为强盗的逻辑吧……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纯粹是市场经济的行为,也没有政府行为的插手,却形成了社会的问题或灾难。相反,如果政府适时出手,这些由市场经济引发的弊病,有些问题会解决,有些灾难会减轻,譬如,政府制定的限制垄断法,可以使垄断行为减少甚至断绝;政府实施的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可以减轻失业的痛苦;政府及时对股市的暴涨暴跌进行干预,可能不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政府倘若对新产业革命带来的后果未雨绸缪,也许能避免发达国家高失业低增长的长期困局……

　　我们承认,就推动生产力进步促进物质文明而言,市场经济是现阶段最好的经济形式,但并不是说市场经济是无瑕的白璧,不会出现问题(应该说问题还很多)。我们也承认,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时会失范,有时会越位,有时甚至揠苗助长……这只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掌握市场经济的规律,并不能成为否定政府行为的口实。我们甚至承认,在推动物质文明进步中,市场经济比政府行为更有效更有力,但并不能否定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何况人类社会除了物质进步还有其他。应该说,在经济生活中,有为政府的作为是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掌握市场经济规律时的作为;有为政府的有形之手只是拾掇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拾掇不了的东西,只是修补无形之手弄坏了的东西。

　　张维迎先生承接奥地利学派的衣钵,主张让市场经济自由自在的发展,政府不要插手其间,市场是完美无缺的,“所谓市场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6]这无异于说,几乎所有的市场的缺陷,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因为“臆想”是不会变成现实的,只有政府的干预可以变化现实。这是奥地利学派的狡猾之处,因为在现实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国的市场经济不受政府的干预,何况政府干预总有出错的时候,把市场的缺陷推到政府的头上,简直就是不证自明。我们确实无法证明有那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受政府的干预,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证明[7],正是政府的干预,迟缓了或减轻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张维迎先生认为:“金融危机是政府政策的失误所致,解决危机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自发调节。”[8]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以前的市场经济,史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那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少,但却是经济危机发生最密集的时期,及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才使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积极干预主张大行其道,自此以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基本没有之前那种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所以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大都认为经济危机已经远离了人类。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经济改革,其主要标志就是推行自由主义,减少政府干预,而撒切尔夫人本人,就是哈耶克的忠实拥虿。在此之后,贫富分化更为明显,经济危机也有加密加剧的趋势,直至这一次的金融危机。这难道是巧合吗?!而且我们还可以作一个反证,既然奥地利学派如此神妙,他们为什么不在这次金融危机前发出强烈的预警?却任由危机发生!而错失了表现自己学派正确的大好机会。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张维迎先生的两个“最”了: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能产生经济奇迹的人类创造(这一点张先生所言甚是),同时也是产生最多社会问题的人类创造(这一点张先生未必同意);它要成为人类进步(其实只是物质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必须借助政府的有为有力之手(这一点张先生极力反对)!

　　二

　　至于林毅夫先生,我对他有更多的敬意,他的理论贡献和严谨,我认为在张维迎先生之上。林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依托比较优势理论,论证要素禀赋如何在各种条件下实现更好的配置,从而实现经济持续的增长。书中既有立足于新古典主义的论证,又有与其他学者的辩难,还有现实的经典案例,给人的感觉是更有科学的严谨性。结构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而林毅夫先生及其学术同侪的“新结构经济学”,“旨在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并强调市场和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经济学家一致认同市场应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政府也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对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投资行为进行协调,并对动态增长过程中先行者产生的外部性予以补偿。”而“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们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9]这样一来,只要紧紧抓住要素禀赋这个牛鼻子,运用市场和政府的力量,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经济持续增长的大门就会打开。看上去在逻辑上似乎是完整的。

　　林先生书中的主要论点招致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林先生对这些批评也作了回应,有些回答是很精妙的,[10]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斯蒂格利茨认为“学习型社会”对于增长问题比“要素禀赋”更重要;而林先生的回应是把斯蒂格利茨的“学习型社会”纳入他的“要素禀赋”予以化解。但斯蒂格利茨显然并不同意林的回应,他在最近登在“观察者网”上的文章《增长的秘密,我与林毅夫有不同的看法》中指出:“要清楚地了解一个国家的静态比较优势是很困难的，而掌握它的动态比较优势则更难。”针对林先生所推崇的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斯蒂格利茨特别说到:“发展经济学家可能会高度赞扬东亚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但本质上，导致这些国家成功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口总量的增加，而是它们出口某些具有独特高学习水平特征的产品，所以其他追求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但只出口并不具有这种学习优势的商品的国家就会很难成功。”

　　林先生的理论看上去是很有张力的,不管斯蒂格利茨说的清楚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多难,但如果这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核心,即使再难,也是值得去了解或必须去了解的。更能应对裕如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令人满意,我们说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运用得好;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差强人意,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还有上升的空间;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糟糕,我们就说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运用得不好,需要继续寻找好的要素禀赋配置。

　　经济增长和发展,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甚至是唯此为大的问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完整的书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主要就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增长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是研究生产力发展的,“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贯穿于李嘉图著作中的一个中心思想。”[1]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主题就是财富,政治经济学家们声称是讲授或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1]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一开始就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1]……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和发展这一主题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不仅没有淡化,而且愈显突出,“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各种发展理论和增长模型,相继问世,更专业更精准地论证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尽管如此,经济增长与发展,仍然成为许多后发国家难以解决的难题。尤其随着苏东体制国家的瓦解,根据新自由主义而形成的“华盛顿共识”,试图以“休克疗法”指点后苏东国家的体制变革和经济增长,结果并不理想,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这就再度引发了关于增长问题的争论和理论探索,林先生的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问世的。

　　我们赞赏林毅夫先生的理论探索,我们也肯定林先生的理论推进了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有多大的适用性。

　　发展和增长问题一度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随着“二战”后殖民体系的崩坏,相较于经济发达的前殖民地宗主国,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显得特别突出,于是出现了许多关于发展的理论,联合国相关组织也作出了持续的努力,要帮助这些落后国家(通称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或腾飞。所以现在一讲发展理论,仿佛就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然而几十年下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乏善可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还拉大了。即使少数几个真正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国家,也几乎没有哪一个是按照发展理论型塑出来的。这就出来了一个疑问:这么多的发展理论,到底哪一个理论掌握了发展问题的要钥?或许有人会说,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它是东亚成功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我们姑且不去预想根据林先生的“新结构理论”是否能克隆出另一个成功经济体?却有更迫在眉睫的难题来考验林先生:面对日本经济二十多年的停滞,韩国经济的减速,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的沉沦,林先生的“新结构理论”将何以作答呢?这些国家或地区可都是“新结构理论”的成功范本啊!尤其是日本,它的政府的成功干预,它的市场配置资源的进退得宜,它的比较优势巧妙运用,在在都能说明日本过去的经济奇迹,但怎么在一转眼间,这一经济奇迹会消失呢?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追问: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目前都存在经济增长迟缓、失业居高不下的痼疾,这些曾经在世界经济中增长及发展都有上佳表现的先行者,怎么也会出现发展的瓶颈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能不能也适用于它们?如果说“新结构理论”只适用于发展中经济体,而不适用于发达国家,那这样的理论容量也太小了;如果说这一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己有的经济就是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果,那么又怎么说明发达国家今天普遍的经济停滞呢?

　　2、“新结构理论”真的触及发展问题的核心吗?

　　林先生声称“新结构经济学”把“新结构理论”带回到发展研究的核心。我们接到上面的话题,如果“新结构理论”真是发展问题的核心,它就能既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既解释发达国家过去的经济增长又解释发达国家现在的增长迟滞。以日本为例,它是最符合“新结构理论”标本的国家, 它有政府的成功干预,也有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结构,它的要素禀赋是运用得很好的,所以实现了世界称羡的日本经济奇迹。但是,如何解释日本近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呢?自民党的政府基本没动,市场结构即使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差,它的要素禀赋的运用怎么突然就变得不好了呢?以致日本经济停滞了几十年!“新结构理论”可能会作出了这样的回答: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动态的、变化的,要适应这种动态变化,经济才会有快速增长。那么看来只能怪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家变笨了,他们过去总能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所以经济持续增长;而今却不能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新变化,活该日本经济倒霉。

　　把“新结构理论”视作发展研究的核心,就应该能解释所有的发展问题,我们前面曾说到林先生的理论似乎是有张力的,好象都能解答发展或不发展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换一个主角或核心,如斯蒂格利茨的“学习型社会”,不同样可以作类似的解答吗?不会比“新结构理论”的解释力更差。前一段时间许成钢先生在爱思想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相比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对中国更重要》的文章,一看标题就知道是有针对性的,文中写到:“世界上所有能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创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而不是技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是非市场制度或没有法治的无秩序制度束缚了经济发展。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必须首先消除束缚发展的制度，代之以有利于发展的制度。”[1]把许成钢先生的“制度创新”代替“要素禀赋”代入到模型中,其所能起到的解释功效,并不会比林先生的理论逊色。当然,我们对林先生的诘难,同样也应该用在斯蒂格利茨和许成钢先生的身上。

　　3、划地为牢的发展经济学

　　我们上面说到发展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自发展经济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表面上看发展问题得到更多的重视,其实是划地为牢,限制了发展问题的全面的深入的探讨。发展经济学家们往往从一个主要的方面来探讨发展问题,这么多年以来,有从投资层面的,有从制度层面,有从外资引进角度的,有从技术进步角度的,有从政府政策角度的,有从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有从法律体系方面的,有从研发经费方面的……加之现在林毅夫先生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斯蒂格利茨的学习型社会,可以说是林林总总、莫衷一是。这种单兵推进、孤军深入的研究情状,是很难了解发展问题的全貌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普遍联系、充满对立的复杂体系,只从某一方面来论证发展问题,即使作得再精准,也不能洞悉发展问题的真奥。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犹如盲人摸象,各自都认为道出了发展问题的真象,其实只是局部,而不能得窥全豹。以林先生的“新结构理论”来说,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没有错,要素禀赋的优配没有错,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没有错,政府的积极干预也许也没有错,但就不能全面地解释发展问题。

　　仅就发展问题的研讨而言,也要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联系市场经济的诸多领域,抽绎出一贯的、普遍性的原理,既能解释经济的增长、发展,又能解释经济的停滞、衰退,还要不与市场经济的全过程在理论上相悖。而现在的发展经济学,仅从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着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辩证的全面的思维,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只会使发展问题研究的路越走越窄。

　　对上文中提到的经济学家我都抱持敬意,他们一直在经济学的领域中进行探索,为人类贡献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或许越来越接近经济学的核心。杨小凯先生以分工和专业化为经济学的核心,既是对新古典传统的否定,也站上了总揽全局、一以贯之的高度;张维迎先先的市场逻辑,虽把市场的作用推向了极端,但若叩其两端,或得其中;斯蒂格利茨以学习型社会来立论,另辟蹊径,虽也有总揽全局之妙,然其纷扬披散,恐未得其衷;许成钢先生若坚执制度创新之说,虽于中国有特殊的意义,但如放眼世界,仅得制度学派之牙慧;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构想宏大,独树一帜,可惜落入发展经济学逼仄之窠臼……不同的经济学家们都在寻找推动市场经济的根本性的力量,以此为经济学的核心,杨小凯直抒胸臆;张维迎虽未用核心之名,却有以“利己先利人”为经济学核心之实;林毅夫以“要素禀赋”为发展研究的核心,其实也把其看作经济学的核心;斯蒂格利茨的“学习型社会”覆盖全领域,更有以其为核心之嫌……我们的主张是以“个人利得最大化”引领经济学的研究,它在商品货币关系中产生,到市场经济时期达到极至,它引致私有产权的强化和人与人之间对立的普遍化,以之解释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或能一以贯之(详见拙著《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以发展问题为例,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多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个人利得最大化,个人利得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它自身能够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是有价值的,作为它的辅助措施和外部条件(如要素禀赋和政府干预)，只要有利于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实现，就能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推进,个人利得最大化实现的阶层越多，覆盖面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反之亦然。这些观点,也敬请学界予以批判。

　　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改革,累积的成功、失败、挫折、问题,足够让经济学家们忙乎一段时间的了,而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更严竣的挑战,这更是经济学家们大有作为的时期。遥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传统的新古典理论遭到否定,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得以诞生,把经济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也有了新的发展。而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显示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破产,加之中国市场经济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应该是经济学家们提出更有深度更有解释力的新理论的时候了。

　　这一次的“林张大战”,所体现出的学术锐气,是应该首肯的,所营造的学术氛围,也令人欣喜,如果顺应这样的趋势,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持续地进行新的探讨,或许能达到新的高度。不过,西方经济学经营了数百年,形成了成熟的体系、广受接纳的方法,这些特别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高的进境,不仅要在西方经济学中吸收养分,更要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才能为世界提供更加有益的思想。这个过程是长期的、艰难的,需要作不懈的努力;这个过程也是探索性的、挑战性的,既会给我们带来瞑思与苦行,又会给我们带来享受与喜悦;这个过程更是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它的每一次改善,每一次进步,都将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新的福祉。

　　话说回来,吴敬琏老先生的教诲值得时刻记取:“把我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规律性的问题，这是基本问题。”鉴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经济学本身的系统性,我们一定要深究市场经济中内在的普遍的本质性的规律,以便全面的系统的统一的说明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这才能开辟经济学的新天地。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