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中美竞争无法回避的领域，正如美国参议院不久前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列举美国要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10个关键技术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先进通信、生物技术及先进能源等，以保持自己在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

　　但令外界困惑的是，中美两国几乎同时展开了针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行为。美国总统拜登在7月9日签署了行政命令，打击大型科技企业的反竞争行为。拜登认为，没有竞争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剥削。

　　中国政府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反对腾讯申报的虎牙与斗鱼合并案。这应该是互联网行业第一起被禁止的投资并购案。在此之前，市场监管总局对互联网领域22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立案调查，涉及腾讯、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等互联网企业，相关案件最早可追溯到10年前的腾讯收购猎豹移动股权案。

　　作为当前科技创新主力的互联网巨头，为何成为中美两国政府针对的对象?一个明显例子是，滴滴出行6月30日在美国纽约证交所进行首次公开售股(IPO)，7月2日即遭到中国政府部门以网络安全为由进行审查。此后一连串的动作，更是导致滴滴出行的股价持续下滑，最低时曾大跌超过40%。

　　滴滴IPO翻车折射中美不安

　　中国政府对滴滴出行于美国上市似乎有所不满;同样，美国国会山上的政客也不欢迎。参议员鲁比奥向媒体表示，纽约证交所允许滴滴出售股票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他认为，即使股价反弹，美国投资者仍然无法洞察该公司的财务实力，因为中国政府阻止美国监管机构审查账目。

　　中美两国的这些举动，显示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科技竞争不仅仅是技术水平上的一较高低，所涉及的数据流动、科技企业间的关联也会产生不安。

　　这或许就是为何中国政府会对滴滴出行进行如此严格的审查。中美竞争关系影响了科技巨头在全球的互动，甚至可能改变风险资本的未来投资逻辑。

　　中国政府在滴滴事件之后，公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修订条文，其中内容就包括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这意味着全球资本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确实须要考虑更多的政治因素。

　　这是否将阻碍中国的科技创新呢?

　　正如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所表达的，缺乏竞争的市场环境实际上并不利于科技创新。拜登不仅希望有相应的法律为美国科技与中国展开竞争护航，同样希望美国拥有一个能够刺激、促进科技创新的环境。反垄断，便是拜登签署上述行政命令的重要动因。

　　事实上，中国对资本在互联网领域的作为，也早已表现出不满。去年针对社区团购，中国有关部门就明确表示希望资本的无序扩张，不要威胁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更希望资本能够确实转移到真正能实现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推动作用的领域。

　　这当中其实涉及当前科技互联网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技术扩散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最近这些年，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码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扮演很重要的作用。

　　的确，它们在发挥作用，但严格来讲，目前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换句话说，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我们已进入消费智能时代。问题在于，这些数码技术目前在传统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的应用与作用并不明显。

　　为什么要重视数码技术对制造业等传统工业的作用?

　　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服务业对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已经明显超过传统工业，发展服务业应该比发展工业更重要。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之所以能够贡献大比率的GDP，是因为其建立在全球自由贸易，以及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金融资本优势的基础之上。如果缺乏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大量的工业制成品，这样的经济结构也就不可能存在。

　　从全球范围来看，制造业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1991年到2018年之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1%，略高于平均GDP增长率2.8%。制造业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也从1990年的15.2%，上升到2018年的16.4%。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服务贸易的价值仅为制成品的三分之一。

　　现在数码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效果如何?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报告《造有道智万物——德勤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调查》显示，目前的应用效果并不如人意。在受调查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中，有91%的人工智能项目未能达到企业预期，也就是现实与预期有着巨大的差距。

　　在人工智能实用阶段，算法的本质区别其实并不大，但是不同的产品具有明确的应用场景和工程化能力。更何况，制造业应用人工智能，并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阶段，还须要打通整个价值链，也就是从需求感知到供应链规划，从制造智能产品服务到联系、整合客户等不同环节。

　　就此而言，当前全球的科技互联网企业，不能说没有在这些领域进行探索，但至少仍然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或模式;而这些才是真正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当前的数码技术对经济的贡献以及影响，远不如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中国能否提供IPO替代选择

　　现在，试图使美国供应链多元化，并且让美国再工业化的拜登政府，需要科技企业能够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如果它们不能，至少要让市场保持充分竞争，让具备能力的企业去实现这一目标。同样，对于早已进行顶层设计且规划出重点高精尖产业发展的中国政府，显然也期望科技创新能真正落到实处，让经济发展从消费智能阶段向企业智能阶段发展。

　　当然，虽然从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出发，引导科技互联网企业将创新聚焦于实体经济，是当前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滴滴事件之后所带来的影响。鉴于中美两国的竞争以及对数据流动的警惕性，全球风险资本的投资势必变得更加谨慎，尤其中国初创企业赴美上市面临重重关卡，而这又几乎是中国互联网独角兽企业的IPO首选地，那寒蝉效应必然蔓延。

　　因此，现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为这些互联网企业的IPO提供更好的选择?中国国内除了香港，就大陆而言，能否在资本市场制度、资本账户放松管制上，构建出同样能够满足初创企业融资、获取资源和市场的环境，并且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和企业参与?

　　科技创新与竞争，不只是技术本身的高低，也离不开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知识产权、财产权等一系列制度的建设。这些都将是中美科技竞争所不能忽略的战场，也是决定未来各自地位的重要变量。

　　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科技是中美竞争无法回避的领域，正如美国参议院不久前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列举美国要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10个关键技术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先进通信、生物技术及先进能源等，以保持自己在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

　　但令外界困惑的是，中美两国几乎同时展开了针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行为。美国总统拜登在7月9日签署了行政命令，打击大型科技企业的反竞争行为。拜登认为，没有竞争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剥削。

　　中国政府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反对腾讯申报的虎牙与斗鱼合并案。这应该是互联网行业第一起被禁止的投资并购案。在此之前，市场监管总局对互联网领域22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立案调查，涉及腾讯、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等互联网企业，相关案件最早可追溯到10年前的腾讯收购猎豹移动股权案。

　　作为当前科技创新主力的互联网巨头，为何成为中美两国政府针对的对象?一个明显例子是，滴滴出行6月30日在美国纽约证交所进行首次公开售股(IPO)，7月2日即遭到中国政府部门以网络安全为由进行审查。此后一连串的动作，更是导致滴滴出行的股价持续下滑，最低时曾大跌超过40%。

　　滴滴IPO翻车折射中美不安

　　中国政府对滴滴出行于美国上市似乎有所不满;同样，美国国会山上的政客也不欢迎。参议员鲁比奥向媒体表示，纽约证交所允许滴滴出售股票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他认为，即使股价反弹，美国投资者仍然无法洞察该公司的财务实力，因为中国政府阻止美国监管机构审查账目。

　　中美两国的这些举动，显示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科技竞争不仅仅是技术水平上的一较高低，所涉及的数据流动、科技企业间的关联也会产生不安。

　　这或许就是为何中国政府会对滴滴出行进行如此严格的审查。中美竞争关系影响了科技巨头在全球的互动，甚至可能改变风险资本的未来投资逻辑。

　　中国政府在滴滴事件之后，公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修订条文，其中内容就包括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这意味着全球资本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确实须要考虑更多的政治因素。

　　这是否将阻碍中国的科技创新呢?

　　正如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所表达的，缺乏竞争的市场环境实际上并不利于科技创新。拜登不仅希望有相应的法律为美国科技与中国展开竞争护航，同样希望美国拥有一个能够刺激、促进科技创新的环境。反垄断，便是拜登签署上述行政命令的重要动因。

　　事实上，中国对资本在互联网领域的作为，也早已表现出不满。去年针对社区团购，中国有关部门就明确表示希望资本的无序扩张，不要威胁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更希望资本能够确实转移到真正能实现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推动作用的领域。

　　这当中其实涉及当前科技互联网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技术扩散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最近这些年，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码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扮演很重要的作用。

　　的确，它们在发挥作用，但严格来讲，目前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换句话说，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我们已进入消费智能时代。问题在于，这些数码技术目前在传统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的应用与作用并不明显。

　　为什么要重视数码技术对制造业等传统工业的作用?

　　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服务业对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已经明显超过传统工业，发展服务业应该比发展工业更重要。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之所以能够贡献大比率的GDP，是因为其建立在全球自由贸易，以及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金融资本优势的基础之上。如果缺乏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大量的工业制成品，这样的经济结构也就不可能存在。

　　从全球范围来看，制造业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1991年到2018年之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1%，略高于平均GDP增长率2.8%。制造业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也从1990年的15.2%，上升到2018年的16.4%。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服务贸易的价值仅为制成品的三分之一。

　　现在数码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效果如何?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报告《造有道智万物——德勤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调查》显示，目前的应用效果并不如人意。在受调查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中，有91%的人工智能项目未能达到企业预期，也就是现实与预期有着巨大的差距。

　　在人工智能实用阶段，算法的本质区别其实并不大，但是不同的产品具有明确的应用场景和工程化能力。更何况，制造业应用人工智能，并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阶段，还须要打通整个价值链，也就是从需求感知到供应链规划，从制造智能产品服务到联系、整合客户等不同环节。

　　就此而言，当前全球的科技互联网企业，不能说没有在这些领域进行探索，但至少仍然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或模式;而这些才是真正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当前的数码技术对经济的贡献以及影响，远不如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中国能否提供IPO替代选择

　　现在，试图使美国供应链多元化，并且让美国再工业化的拜登政府，需要科技企业能够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如果它们不能，至少要让市场保持充分竞争，让具备能力的企业去实现这一目标。同样，对于早已进行顶层设计且规划出重点高精尖产业发展的中国政府，显然也期望科技创新能真正落到实处，让经济发展从消费智能阶段向企业智能阶段发展。

　　当然，虽然从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出发，引导科技互联网企业将创新聚焦于实体经济，是当前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滴滴事件之后所带来的影响。鉴于中美两国的竞争以及对数据流动的警惕性，全球风险资本的投资势必变得更加谨慎，尤其中国初创企业赴美上市面临重重关卡，而这又几乎是中国互联网独角兽企业的IPO首选地，那寒蝉效应必然蔓延。

　　因此，现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为这些互联网企业的IPO提供更好的选择?中国国内除了香港，就大陆而言，能否在资本市场制度、资本账户放松管制上，构建出同样能够满足初创企业融资、获取资源和市场的环境，并且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和企业参与?

　　科技创新与竞争，不只是技术本身的高低，也离不开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知识产权、财产权等一系列制度的建设。这些都将是中美科技竞争所不能忽略的战场，也是决定未来各自地位的重要变量。

　　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