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印度相比是改革前我们一些著述更喜欢谈论的话题。通常的说法是：1949年时印度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后来由于两国选择了一“资”一“社”的不同发展道路，结果中国很快超过了印度，而且现在已经把印度远远甩在了后面。于是在不少场合人们都看到这样的论战模式：你要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相比吗?我就以与印度的对比来反驳你。

　　无疑，就上述通常的说法而言，有两点的确是事实：1949年时中国的经济状况的确不如印度。而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我们现在在经济的基本面上(尽管不是在所有方面)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印度。就此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我们的上述说法相反。

　　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gcd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陷-正民-煮，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然而命令经济之弊在改革前的中国也很严重，所以改革前的中国经济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比印度强，恐怕不是很简单的问题。通常的说法提到的上述两个事实如果不加以如下的两个补充，那是很容易导致误解的：

　　第一，1949年时中国战争废墟上的经济不如印度，但是在这之前的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达到的水平曾经是高于印度的。

　　第二，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应当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换句话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前文已经提到1980年代中国政府政策研究部门关于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中国农业经济水平领先于印度的材料，这种领先不仅体现于人均、亩均与劳均粮食产量，而且体现于包括牧渔诸业在内的大农业综合指标如总卡路里生产率。但类似现象并不仅限于农业。在工业化成就方面，其实中国超过印度也并不始于解放后。

　　中国近代工业尽管起步晚于殖民地印度，但在正常条件下(即没有大战乱时)的发展速度却快于印度，上世纪到30-40年代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工业品最高年产量均已明显超过印度在1949年达到的水平。而这期间印度并无大的动乱，工业基本是持续发展的。中国却在1949年前受到毁灭性的战争破坏，1949年当年的产量自然低于印度。但这与农业的情况类似：“产量的下落并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致，而是由于战争的摧残。一旦这些不正常的外生因素消除后，情况马上就得到了扭转”。

 *马洪主编：《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上表所列14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民国年间最高生产水平超过印度的有10种，而且其中大多数超过60%以上乃至数倍，而中国不及印度的只有4种，而且除糖一种以外差距都不算大(不到50%)。可见中国工业超过印度首先是民国时代的成就，然而民国后期的大规模战争破坏了这一成就，1949年以后的和平时期这个成就才有了重新发扬光大的可能——然而这个可能完全成为现实，则是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事了。

　　1949年以后中印两国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经济都取得了明显的增长。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否真正恢复了对印度的领先地位，还是难以证实的。

　　就农业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一批学者在莫干山举行“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讨论会”，会后发表的《纪要》提出以下共识：解放后至改革前，印度粮食年总产量与人均产量一直低于中国(这实际上是延续民国时代已经形成的局面)，但两项差距都在缩小，即印度的两项增长率都高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而且这三十年间中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下降，印度则在提高。

　　50年代中国粮食净征购量占总产量17.4%，1982年则降为15%左右。印度同期的粮食商品率却从7%上升到33%。结果，中国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变成70年代的粮食进口国，而印度则相反，从五六十年代的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破天荒地变成了粮食出口国。

　　至于非粮食作物，这一时期中国棉、油增长快于印度，印度乳产品及水果增长高于中国。综合而论，据印度学者斯瓦米《中印的经济增长：1952-1970》一书计算，也是印度增长更快：1952-1965年间，印度非粮食作物生产年均增长2.9%，中国只有2.3%。合计粮食与非粮食作物，整个农业的纯新增价值增长率，在此期间中国也低于印度。

　　在工业与交通运输业方面，笔者能够找到的24种主要制造业产品产量，和7项运输指标，也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复杂的图景：

　　* 数据来源：马洪主编《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国家经贸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7》;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1992》等

　　其中，在民国年间可比的14种产品中，中国占有优势的10种到1970年时都仍然保持优势，而且除2种(纯碱、烧碱)外，有8种优势扩大。而4种民国时代印度占有优势的产品，到1970年除糖一项外，余三项优势都转到中国一边。(但按人均产量则布的生产仍是印度为多，印度产糖的优势也扩大了)因此在上列基础工业领域，改革前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明显快于印度的。这使得民国相对和平时代中国已经存在的优势在经历战乱一度失去后，随着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重新得到恢复，而且似乎进一步发展了。

　　但同表也显示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不列入统计的10项制造业产品与7项交通运输业指标中，1970年中国只有3项产品与一项运输指标产量高于印度，而且如果按人均产量，铁路货车制造与石油加工也是印度领先，只有塑料产量与铁路货运的优势属于中国。

　　此外的9种工业品和6项运输指标印度的人均产量都高于中国，其中有的(如核电)中国当时还是空白。有12项指标按人均计印度超过中国都达一倍以上，其中民航客运、电气化铁路、电冰箱、乙烯等印度都超过当时的中国十倍乃至数十倍。公路、铁路、航空、家电、汽车、石化等等印度不是总量领先，就是人均领先。而这些产业大都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兴产业。可见当时印度工交部门的产业结构实比中国先进。今天印度软件业之类的新兴产业活跃，或许是有其传统的。

　　其次，同表还显示印度工业中，低附加值的上游产业、初级产品相对落后，而高附加值的下游产业、终端产品相对发达，而改革前中国工业则有相反的特征。例如：

　　1970年中国人均原油产量差不多是印度的三倍，但人均石油加工量却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三，而新兴石化产品如乙烯的人均产量还不到印度的十分之一。中国棉纱的产量是印度的两倍多，而棉布产量却与印度大致持平。中国生铁产量是印度的236%，而钢产量只是印度的190%。1970年印度成品钢材产量是原钢产量的75.6%，而同年中国成品钢材产量只有原钢产量的66.8%。尤其是高档轧材的数据表中阙如，但据笔者了解，当时中国在这方面对印度基本上没什么优势。

　　由于当时中国优势明显的基础工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而高附加值工业品的生产中国却很少乃至并无优势。加之当时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落后，交通运输、高等教育、通讯、电影、旅游等等都比印度差得很远，因此当时虽然中国的著述常以钢煤油电等基础工业的优势傲视印度，并引以为体制优越性的证明，实际上其总体经济水平是很难说比印度领先的。

　　与印度相比是改革前我们一些著述更喜欢谈论的话题。通常的说法是：1949年时印度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后来由于两国选择了一“资”一“社”的不同发展道路，结果中国很快超过了印度，而且现在已经把印度远远甩在了后面。于是在不少场合人们都看到这样的论战模式：你要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相比吗?我就以与印度的对比来反驳你。

　　无疑，就上述通常的说法而言，有两点的确是事实：1949年时中国的经济状况的确不如印度。而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我们现在在经济的基本面上(尽管不是在所有方面)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印度。就此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我们的上述说法相反。

　　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gcd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陷-正民-煮，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然而命令经济之弊在改革前的中国也很严重，所以改革前的中国经济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比印度强，恐怕不是很简单的问题。通常的说法提到的上述两个事实如果不加以如下的两个补充，那是很容易导致误解的：

　　第一，1949年时中国战争废墟上的经济不如印度，但是在这之前的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达到的水平曾经是高于印度的。

　　第二，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应当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换句话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前文已经提到1980年代中国政府政策研究部门关于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中国农业经济水平领先于印度的材料，这种领先不仅体现于人均、亩均与劳均粮食产量，而且体现于包括牧渔诸业在内的大农业综合指标如总卡路里生产率。但类似现象并不仅限于农业。在工业化成就方面，其实中国超过印度也并不始于解放后。

　　中国近代工业尽管起步晚于殖民地印度，但在正常条件下(即没有大战乱时)的发展速度却快于印度，上世纪到30-40年代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工业品最高年产量均已明显超过印度在1949年达到的水平。而这期间印度并无大的动乱，工业基本是持续发展的。中国却在1949年前受到毁灭性的战争破坏，1949年当年的产量自然低于印度。但这与农业的情况类似：“产量的下落并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致，而是由于战争的摧残。一旦这些不正常的外生因素消除后，情况马上就得到了扭转”。

 *马洪主编：《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上表所列14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民国年间最高生产水平超过印度的有10种，而且其中大多数超过60%以上乃至数倍，而中国不及印度的只有4种，而且除糖一种以外差距都不算大(不到50%)。可见中国工业超过印度首先是民国时代的成就，然而民国后期的大规模战争破坏了这一成就，1949年以后的和平时期这个成就才有了重新发扬光大的可能——然而这个可能完全成为现实，则是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事了。

　　1949年以后中印两国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经济都取得了明显的增长。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否真正恢复了对印度的领先地位，还是难以证实的。

　　就农业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一批学者在莫干山举行“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讨论会”，会后发表的《纪要》提出以下共识：解放后至改革前，印度粮食年总产量与人均产量一直低于中国(这实际上是延续民国时代已经形成的局面)，但两项差距都在缩小，即印度的两项增长率都高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而且这三十年间中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下降，印度则在提高。

　　50年代中国粮食净征购量占总产量17.4%，1982年则降为15%左右。印度同期的粮食商品率却从7%上升到33%。结果，中国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变成70年代的粮食进口国，而印度则相反，从五六十年代的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破天荒地变成了粮食出口国。

　　至于非粮食作物，这一时期中国棉、油增长快于印度，印度乳产品及水果增长高于中国。综合而论，据印度学者斯瓦米《中印的经济增长：1952-1970》一书计算，也是印度增长更快：1952-1965年间，印度非粮食作物生产年均增长2.9%，中国只有2.3%。合计粮食与非粮食作物，整个农业的纯新增价值增长率，在此期间中国也低于印度。

　　在工业与交通运输业方面，笔者能够找到的24种主要制造业产品产量，和7项运输指标，也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复杂的图景：

　　* 数据来源：马洪主编《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国家经贸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7》;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1992》等

　　其中，在民国年间可比的14种产品中，中国占有优势的10种到1970年时都仍然保持优势，而且除2种(纯碱、烧碱)外，有8种优势扩大。而4种民国时代印度占有优势的产品，到1970年除糖一项外，余三项优势都转到中国一边。(但按人均产量则布的生产仍是印度为多，印度产糖的优势也扩大了)因此在上列基础工业领域，改革前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明显快于印度的。这使得民国相对和平时代中国已经存在的优势在经历战乱一度失去后，随着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重新得到恢复，而且似乎进一步发展了。

　　但同表也显示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不列入统计的10项制造业产品与7项交通运输业指标中，1970年中国只有3项产品与一项运输指标产量高于印度，而且如果按人均产量，铁路货车制造与石油加工也是印度领先，只有塑料产量与铁路货运的优势属于中国。

　　此外的9种工业品和6项运输指标印度的人均产量都高于中国，其中有的(如核电)中国当时还是空白。有12项指标按人均计印度超过中国都达一倍以上，其中民航客运、电气化铁路、电冰箱、乙烯等印度都超过当时的中国十倍乃至数十倍。公路、铁路、航空、家电、汽车、石化等等印度不是总量领先，就是人均领先。而这些产业大都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兴产业。可见当时印度工交部门的产业结构实比中国先进。今天印度软件业之类的新兴产业活跃，或许是有其传统的。

　　其次，同表还显示印度工业中，低附加值的上游产业、初级产品相对落后，而高附加值的下游产业、终端产品相对发达，而改革前中国工业则有相反的特征。例如：

　　1970年中国人均原油产量差不多是印度的三倍，但人均石油加工量却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三，而新兴石化产品如乙烯的人均产量还不到印度的十分之一。中国棉纱的产量是印度的两倍多，而棉布产量却与印度大致持平。中国生铁产量是印度的236%，而钢产量只是印度的190%。1970年印度成品钢材产量是原钢产量的75.6%，而同年中国成品钢材产量只有原钢产量的66.8%。尤其是高档轧材的数据表中阙如，但据笔者了解，当时中国在这方面对印度基本上没什么优势。

　　由于当时中国优势明显的基础工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而高附加值工业品的生产中国却很少乃至并无优势。加之当时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落后，交通运输、高等教育、通讯、电影、旅游等等都比印度差得很远，因此当时虽然中国的著述常以钢煤油电等基础工业的优势傲视印度，并引以为体制优越性的证明，实际上其总体经济水平是很难说比印度领先的。

　　购买力平价计算法与“新经济史”

　　近年来，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总产值日益受到重视，它被认为可以矫正以往用官方汇率美元计值的GDP。不少人根据这项指标兴奋地认为中国实际经济水平比过去流行的说法要高。但是，这个新算法算出的印度经济指标比过去的算法高得更多。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总产值作为总体经济指标来衡量，在整个改革前时期中国经济实际上始终明显落后于印度：

　　据表G，改革前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只相当于印度的五分之四不到。再考虑到当时中国人口不仅多于印度，而且(由于那时中国尚未厉行计划生育)多出的幅度比今天为大，人均GDP之低于印度就更加明显了。按照这一指标，甚至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中国总体经济仍然落后于印度，只是差距已经很小。随着1980年代中国改革对旧体制积弊的逐步消除，此后的中国经济逐渐转为领先于印度，而且由于印度的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中国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到199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已经高出印度77%了。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New York: Oxford，转引自胡鞍钢：《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民强国”的中国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近年来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出现所谓“加州学派革命”。一些学者以高度评价亚洲传统经济来批判过去强调欧洲先进的所谓“西方中心论”。这些学者对明清尤其是清代经济的好评适逢我国史学界的“大清热”因而得到国内的响应，但他们对民国经济的评价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实际上，清代经济与当时的西方相比是否具有优势仍然很有争议。但是这些学者“重新面向东方”的眼光也包括印度，看看他们的中印比较是颇有意思的。其中，A. 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据说曾被行内评价为：“经济学家们都将死去，惟有这本书是不朽的”。该书在以若干方法(主要也是购买力平价等)对现有的各种统计作了一番考证修订后给出如下情况：

　　数据来源： A.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中印之比值为笔者算出

　　从上表看，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200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1980年代以前其比值并没有明显的升高趋势。尤其与1820年及1936年的比值相较，改革前中印的这个比较数据明显地低了一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三倍于印度。

　　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到清末则开始超过印度，1936年中国这项指标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自然又超过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指数而言，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年后，中国GDP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wg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数又高于中国。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总而言之，无论是麦迪森的计算还是世界银行的统计，都显示出中国长时段(例如200年)的经济发展能力明显优于印度，但1950年后至改革前这一时段的经济发展绩效，则不能说比印度更好。

　　综上所述，改革前中国的命令经济体制虽然有强化原始积累能力的优势，在长期和平发展环境中也明显推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它既缺乏市场激励、又不讲计划理性的弊病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些弊病造成付出很大代价形成的原始积累利用率低下，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严重浪费，而实物要素的投入产出也没能真正实现“计划效率”。至于忽视人们消费偏好导致效用增益效率低下这种“非市场经济”中的通病，相对来说反而显得不是那么突出。

　　因此在绩效方面，人们无须比较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类的“经济奇迹”，即便与苏联式的理性主义计划经济相比它的绩效也很差。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面貌比起兵荒马乱的民国末世确实是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民国史上的相对和平时期相比，增长速度并不更快，与印度相比具有的优势总的来讲也没有超过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的水平，而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人均水平)一直到改革开始时是否高于印度也还有待研究。中国经济真正出现战略性的改观，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美籍中国经济史家黄宗智先生曾经就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发表研究成果认为，当地经济在1949年前后都处于传统的“过密化”状态，改革后才摆脱过密化困境，进入实质性的发展。他的这个“过密化”作为一种理论解释能否成立，可能还有待讨论。但如果不计“和平红利”的因素而仅就制度与绩效的关系言之，中国经济进程中的转折不在1949年前后，而在1978年前后，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而且决不仅仅对于长江三角洲农村来说是如此。当然，这样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它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改革进入纵深以后。

　　(*文章登出时删去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