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怒气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让世界两大经济体“脱钩”的呼声。但脱钩战略不仅会让两国付出巨大经济代价，还会削弱抑制双方战略争端的关键缓冲。其产生的结果往好里说是紧张局势大大加剧，往坏里说是出现灾难性军事冲突。

　　毫无疑问，在唐纳德·特朗普任总统期间，中美关系已经恶化。这种恶化最早始于美国尖锐地指责中国采取一系列“不公平”贸易行为。华盛顿一直在推行更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经济路线，部分观察人士将之描述为与北京的一场全方位贸易战。该立场的一种表现，就是美国努力减少对中国作为某些重要商品货源的依赖，比如电子元件和药品。

　　2020年初，在北京和华盛顿就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相互指责时，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努力获得强有力的推动。

　　美国公众和媒体注意到美国对中国制药原料的依赖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一些人估计超过80%)。这种认识的提高，刺激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国会要求减少对华依赖。供应链中断的危险——更不要说北京可能利用药品来源的主导权在其他问题上对美国施加政治或战略影响——增加了美国谋求更大程度自立的呼声。该目标在保守派和经济民族主义分析人士的文章中最显眼，而这类警觉并不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善于夸夸其谈的主流出版物开始呼吁人们注意这一漏洞，因为它值得关注。

　　这种担忧引发了推动中美经济全面脱钩的运动。但采用这种政策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许多产业，建立全新的供应链代价不菲，而且具有破坏性，即使美国愿意容忍对东亚和其他地区非中国货源的依赖，上述问题也还是会存在。如果美国的目标是要在一系列所谓战略性产品的生产上自给自足，那么困难会更大。

　　不过，潜在的成本和弊端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几位历史学家指出，原版冷战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美苏之间缺乏重要的经济联系。例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出口在16亿到35亿美元之间波动，即使剔除通胀因素，与美国2019年对中国出口1066亿美元的当下相比，这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从苏联的进口甚至比美国对苏联的出口还要少，在1986年这个典型的年份里，只有5.582亿美元。

　　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更容易进行冷战之争，因为这么做的经济代价很小。另一方面，缺乏巨大的商业联系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敌意几乎是无法缓冲的。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也更加复杂。两国经济关系既深且广，2019年全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达5590亿美元。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金融债权人之一，持有约1.0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即使一场平淡的冷战对两国都代价不菲，因为全方位的敌意破坏性极大。而规模庞大的中美经济关系会是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即使是有限对抗——的主要障碍。

　　脱钩将严重削弱这种制约，其发展动向极其不祥。事实上，中美冷战可能比原版美苏冷战更加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同苏联帝国之间的势力范围相当明确，贯穿欧洲中部的“铁幕”让这一点非常突出，只有资本主义控制下的西柏林是当时世界的危险爆点。分隔南北朝鲜的“三八线”是另一个爆点，但苏联与之始终保持着距离。另一个竞争领域在第三世界，但那里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大，美苏双方都谨慎地限制着各自的承诺和风险。

　　今天，北京和华盛顿面临的战略环境远没有那么清晰，存在着好几个美中之间极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领域。中国不断加码的领土主张和在南海日益加强的军事存在，再加上美国海军范围越来越大的“航行自由”巡逻，已经在这片水域制造了极不稳定的危险局面。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这个美国的盟友对东海尖阁列岛/钓鱼岛的领土主张也正在成为冲突的另一个源头，而华盛顿公然宣称支持东京的立场。朝鲜半岛上尚未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有可能导致中国的盟友朝鲜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失控，就像特朗普上台第一年遇到的威胁一样。

　　最危险的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恶化。北京近年来的行为表明，它对台湾现任领导层连政治统一问题都拒绝讨论越来越不耐烦。事实上，台北正在挑战独立底限，而华盛顿已将自己与台湾的关系转变为隐形的全面军事同盟。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和华盛顿正危险地驶上对撞的轨道。

　　在这种不稳定的战略环境下，保持稳固的双边经济关系势在必行。这些关系如今是抑制中美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主要因素。美国意在与中国脱钩的战略，不仅从经济角度看是值得怀疑的想法，从战争与和平角度看也可能成为致命的举措。

　　作者系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怒气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让世界两大经济体“脱钩”的呼声。但脱钩战略不仅会让两国付出巨大经济代价，还会削弱抑制双方战略争端的关键缓冲。其产生的结果往好里说是紧张局势大大加剧，往坏里说是出现灾难性军事冲突。

　　毫无疑问，在唐纳德·特朗普任总统期间，中美关系已经恶化。这种恶化最早始于美国尖锐地指责中国采取一系列“不公平”贸易行为。华盛顿一直在推行更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经济路线，部分观察人士将之描述为与北京的一场全方位贸易战。该立场的一种表现，就是美国努力减少对中国作为某些重要商品货源的依赖，比如电子元件和药品。

　　2020年初，在北京和华盛顿就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相互指责时，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努力获得强有力的推动。

　　美国公众和媒体注意到美国对中国制药原料的依赖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一些人估计超过80%)。这种认识的提高，刺激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国会要求减少对华依赖。供应链中断的危险——更不要说北京可能利用药品来源的主导权在其他问题上对美国施加政治或战略影响——增加了美国谋求更大程度自立的呼声。该目标在保守派和经济民族主义分析人士的文章中最显眼，而这类警觉并不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善于夸夸其谈的主流出版物开始呼吁人们注意这一漏洞，因为它值得关注。

　　这种担忧引发了推动中美经济全面脱钩的运动。但采用这种政策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许多产业，建立全新的供应链代价不菲，而且具有破坏性，即使美国愿意容忍对东亚和其他地区非中国货源的依赖，上述问题也还是会存在。如果美国的目标是要在一系列所谓战略性产品的生产上自给自足，那么困难会更大。

　　不过，潜在的成本和弊端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几位历史学家指出，原版冷战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美苏之间缺乏重要的经济联系。例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出口在16亿到35亿美元之间波动，即使剔除通胀因素，与美国2019年对中国出口1066亿美元的当下相比，这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从苏联的进口甚至比美国对苏联的出口还要少，在1986年这个典型的年份里，只有5.582亿美元。

　　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更容易进行冷战之争，因为这么做的经济代价很小。另一方面，缺乏巨大的商业联系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敌意几乎是无法缓冲的。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也更加复杂。两国经济关系既深且广，2019年全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达5590亿美元。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金融债权人之一，持有约1.0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即使一场平淡的冷战对两国都代价不菲，因为全方位的敌意破坏性极大。而规模庞大的中美经济关系会是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即使是有限对抗——的主要障碍。

　　脱钩将严重削弱这种制约，其发展动向极其不祥。事实上，中美冷战可能比原版美苏冷战更加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同苏联帝国之间的势力范围相当明确，贯穿欧洲中部的“铁幕”让这一点非常突出，只有资本主义控制下的西柏林是当时世界的危险爆点。分隔南北朝鲜的“三八线”是另一个爆点，但苏联与之始终保持着距离。另一个竞争领域在第三世界，但那里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大，美苏双方都谨慎地限制着各自的承诺和风险。

　　今天，北京和华盛顿面临的战略环境远没有那么清晰，存在着好几个美中之间极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领域。中国不断加码的领土主张和在南海日益加强的军事存在，再加上美国海军范围越来越大的“航行自由”巡逻，已经在这片水域制造了极不稳定的危险局面。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这个美国的盟友对东海尖阁列岛/钓鱼岛的领土主张也正在成为冲突的另一个源头，而华盛顿公然宣称支持东京的立场。朝鲜半岛上尚未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有可能导致中国的盟友朝鲜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失控，就像特朗普上台第一年遇到的威胁一样。

　　最危险的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恶化。北京近年来的行为表明，它对台湾现任领导层连政治统一问题都拒绝讨论越来越不耐烦。事实上，台北正在挑战独立底限，而华盛顿已将自己与台湾的关系转变为隐形的全面军事同盟。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和华盛顿正危险地驶上对撞的轨道。

　　在这种不稳定的战略环境下，保持稳固的双边经济关系势在必行。这些关系如今是抑制中美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主要因素。美国意在与中国脱钩的战略，不仅从经济角度看是值得怀疑的想法，从战争与和平角度看也可能成为致命的举措。

　　作者系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