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纽约时报》披露了一份有关中国伊朗合作协议草案，宣称中国将和伊朗商谈签署一份长达25年、金额多达4000亿美元的石油换投资的世纪交易。尽管这一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尚待证实，但中伊两国近年来深化合作，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伊朗核协议签署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6年访问了伊朗，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两国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对接中国的“带路倡议”和伊朗的“发展计划”。在此背景下，中伊之间存在《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世纪交易，也就不足为奇，是某种形式的落实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此次有关所谓中伊世纪合作协议消息之所以引发国际关注，就在于中美伊三国关系自2018年以来发生了巨变。和以色列兼具公私裙带关系的特朗普政权上台伊始，就单方面撕毁伊朗核协议，变本加厉制裁伊朗，甚至暗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进行所谓的极限施压。在某种程度上，中美之间也呈现类似的关系路径。

　　以2018年的8月的关税战为标志，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副总统彭斯在去年10月的讲话，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全面转向。在2018年底，彭斯甚至以“冷战”字眼警告中国。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的暴发，以及因为特朗普政权的无能所造成的巨大伤亡，再加上诸如新疆、香港等中国问题以及美国大选等因素，中美甚至在南中国海一度兵戎相演。

　　在美伊、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纽约时报》有关中伊世纪合作的报道，引发了对中东、南亚、中亚地缘政治变迁的关注，因为它将可能影响更为重要、更为长远、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的中美关系，乃至陆(亚欧大陆)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关系走向。

　　美国及其盟友最近在南中国海、孟加拉湾以及阿拉伯海上的海上力量展示，既凸显了“带路倡议”对于能源通道多元化的重要性，同时也验证了在中美海上对峙背景下，海上通道的脆弱性。为此，长期投资靠近中巴经济走廊的伊朗油气，可以为中国的能源安全多加一层保险。这样也不难理解上述中伊协议中，一半以上的资金将投入能源行业。

　　在目前状况下，中伊有可能的大规模排他性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既验证了马汉的海权论，又是对此理论的可能性应对，即中国一方面加大海军建设、力图缩小和美军及其盟友差距，另一方面强化亚欧大陆合作，和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在内的主要亚欧大陆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诸如亚欧大陆桥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等交通项目，打通和连接陆上通道，以对应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海上通道。

　　上述亚欧大陆国家同美国及其盟友存在某种结构性对立关系，如巴基斯坦和印度，伊朗和以色列，中国和美国，俄罗斯和美国。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相对稳定的陆-海结构性对立，有助于中国和亚欧大陆主要国家、尤其是中等强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进行长期的全方位合作。

多年来，伊朗一直寻求在恰巴哈尔港吸引外国投资者

　　从伊朗的角度看，和中国发展全方位关系，也是其未来的必然战略走向。在西面长期面对阿拉伯集团，以及可能的阿拉伯-以色列-美国联盟的围堵之下，伊朗的西进运动(如在叙利亚)已经被证明代价巨大。

　　伊朗选择亚洲国家、尤其是亚欧大陆国家进行合作也是势在必行。在2019年底的吉隆坡峰会上，伊朗总统鲁哈尼提出要和主要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即所谓的向东看)。马哈迪特意强调了中国在中等穆斯林国家经济、科技建设中的积极作用。2020年初，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赛义·德默罕默德·阿里·侯赛因公开建议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结盟。

　　包括中国、伊朗在内的亚欧大陆主要国家深化合作关系，也是亚欧大陆心脏地带阿富汗政局变迁的必然要求。在和塔利班签署多哈合约后，美国及其盟友战斗部队撤离阿富汗几成定局。由于地理、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关联，上述亚欧大陆国家是阿富汗和谈和重建的真正利益攸关者。重要的是，上述国家和阿富汗两大势力(喀布尔政权和塔利班)都有联系。无论是经由巴基斯坦，或是未来的阿富汗，或是中亚，伊朗和中国的陆上互联互通并非遥不可及。

　　在美国撤离阿富汗和围堵中国之际，由于和中国的边界冲突，印度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很大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配合美国战略。美-塔合约、美伊关系的急剧恶化，重挫了印度试图绕过巴基斯坦、经由伊恰巴哈尔港链接阿富汗并进，而促进甚至主导中南亚一体化的努力。

　　几乎在中伊世纪合作协议草案曝光的同时，伊朗宣布将排除印度，独立修建从恰巴哈尔港通往阿富汗边境的铁路。这标志着印度主动或被动退出了这一关键性基础建设项目，也意味着印度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而矫正了其依附美国实施的不切实际的中南亚政策(如所谓的新丝路战略)，开始明显地倾向海权建设和海上联盟。

　　印度从中南亚，尤其是从阿富汗和伊朗的收缩，促使伊朗寻求替代性非西方大国，而在美国及其盟国面临打压的中国企业，也须要深化和扩大安全的紧邻市场。这样，中伊两国大幅深化合作，既有外部压力使然，也是对亚洲内陆力量变迁的自然反应。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的战略伙伴关系，无意于或不足以产生一个抗衡印太海权联盟的亚欧大陆国家集团(如上合组织所展示的那样)，但因为上述主要国家不仅仅是亚欧大陆国家，同时也是印太海洋沿岸国家，如果这些战略伙伴关系，能够生成以铁路和公路为连接的世纪合作项目，将兼具印太沿岸和亚欧大陆身份的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朗、甚至土耳其连为一体，世界地缘政治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霜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郑和论坛”主席

　　最近，《纽约时报》披露了一份有关中国伊朗合作协议草案，宣称中国将和伊朗商谈签署一份长达25年、金额多达4000亿美元的石油换投资的世纪交易。尽管这一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尚待证实，但中伊两国近年来深化合作，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伊朗核协议签署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6年访问了伊朗，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两国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对接中国的“带路倡议”和伊朗的“发展计划”。在此背景下，中伊之间存在《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世纪交易，也就不足为奇，是某种形式的落实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此次有关所谓中伊世纪合作协议消息之所以引发国际关注，就在于中美伊三国关系自2018年以来发生了巨变。和以色列兼具公私裙带关系的特朗普政权上台伊始，就单方面撕毁伊朗核协议，变本加厉制裁伊朗，甚至暗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进行所谓的极限施压。在某种程度上，中美之间也呈现类似的关系路径。

　　以2018年的8月的关税战为标志，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副总统彭斯在去年10月的讲话，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全面转向。在2018年底，彭斯甚至以“冷战”字眼警告中国。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的暴发，以及因为特朗普政权的无能所造成的巨大伤亡，再加上诸如新疆、香港等中国问题以及美国大选等因素，中美甚至在南中国海一度兵戎相演。

　　在美伊、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纽约时报》有关中伊世纪合作的报道，引发了对中东、南亚、中亚地缘政治变迁的关注，因为它将可能影响更为重要、更为长远、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的中美关系，乃至陆(亚欧大陆)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关系走向。

　　美国及其盟友最近在南中国海、孟加拉湾以及阿拉伯海上的海上力量展示，既凸显了“带路倡议”对于能源通道多元化的重要性，同时也验证了在中美海上对峙背景下，海上通道的脆弱性。为此，长期投资靠近中巴经济走廊的伊朗油气，可以为中国的能源安全多加一层保险。这样也不难理解上述中伊协议中，一半以上的资金将投入能源行业。

　　在目前状况下，中伊有可能的大规模排他性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既验证了马汉的海权论，又是对此理论的可能性应对，即中国一方面加大海军建设、力图缩小和美军及其盟友差距，另一方面强化亚欧大陆合作，和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在内的主要亚欧大陆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诸如亚欧大陆桥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等交通项目，打通和连接陆上通道，以对应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海上通道。

　　上述亚欧大陆国家同美国及其盟友存在某种结构性对立关系，如巴基斯坦和印度，伊朗和以色列，中国和美国，俄罗斯和美国。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相对稳定的陆-海结构性对立，有助于中国和亚欧大陆主要国家、尤其是中等强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进行长期的全方位合作。

多年来，伊朗一直寻求在恰巴哈尔港吸引外国投资者

　　从伊朗的角度看，和中国发展全方位关系，也是其未来的必然战略走向。在西面长期面对阿拉伯集团，以及可能的阿拉伯-以色列-美国联盟的围堵之下，伊朗的西进运动(如在叙利亚)已经被证明代价巨大。

　　伊朗选择亚洲国家、尤其是亚欧大陆国家进行合作也是势在必行。在2019年底的吉隆坡峰会上，伊朗总统鲁哈尼提出要和主要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即所谓的向东看)。马哈迪特意强调了中国在中等穆斯林国家经济、科技建设中的积极作用。2020年初，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赛义·德默罕默德·阿里·侯赛因公开建议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结盟。

　　包括中国、伊朗在内的亚欧大陆主要国家深化合作关系，也是亚欧大陆心脏地带阿富汗政局变迁的必然要求。在和塔利班签署多哈合约后，美国及其盟友战斗部队撤离阿富汗几成定局。由于地理、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关联，上述亚欧大陆国家是阿富汗和谈和重建的真正利益攸关者。重要的是，上述国家和阿富汗两大势力(喀布尔政权和塔利班)都有联系。无论是经由巴基斯坦，或是未来的阿富汗，或是中亚，伊朗和中国的陆上互联互通并非遥不可及。

　　在美国撤离阿富汗和围堵中国之际，由于和中国的边界冲突，印度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很大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配合美国战略。美-塔合约、美伊关系的急剧恶化，重挫了印度试图绕过巴基斯坦、经由伊恰巴哈尔港链接阿富汗并进，而促进甚至主导中南亚一体化的努力。

　　几乎在中伊世纪合作协议草案曝光的同时，伊朗宣布将排除印度，独立修建从恰巴哈尔港通往阿富汗边境的铁路。这标志着印度主动或被动退出了这一关键性基础建设项目，也意味着印度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而矫正了其依附美国实施的不切实际的中南亚政策(如所谓的新丝路战略)，开始明显地倾向海权建设和海上联盟。

　　印度从中南亚，尤其是从阿富汗和伊朗的收缩，促使伊朗寻求替代性非西方大国，而在美国及其盟国面临打压的中国企业，也须要深化和扩大安全的紧邻市场。这样，中伊两国大幅深化合作，既有外部压力使然，也是对亚洲内陆力量变迁的自然反应。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的战略伙伴关系，无意于或不足以产生一个抗衡印太海权联盟的亚欧大陆国家集团(如上合组织所展示的那样)，但因为上述主要国家不仅仅是亚欧大陆国家，同时也是印太海洋沿岸国家，如果这些战略伙伴关系，能够生成以铁路和公路为连接的世纪合作项目，将兼具印太沿岸和亚欧大陆身份的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朗、甚至土耳其连为一体，世界地缘政治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霜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郑和论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