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5日是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案件的关键日子。

　　2016年12月12日中国发起了案件的诉讼;2017年3月，中方要求世贸组织按照规则设立专家小组裁决案件;2019年6月17日中国向世贸组织提出中止案件诉讼。根据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专家小组的授权应在工作中止12个月后失效;也就是说，今年6月15日在中方没有要求专家组恢复工作的情况下，中方起诉的案件自动失效。

　　该案件尘埃落定，意味着美国和欧盟可以对华反倾销，继续用“替代国”的国内市场价格，与中国出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作比较，得出是否存在倾销的结论;也意味着在反倾销问题上，中国仍然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从2016年至今，中国外部经济环境趋向恶化。美国和欧盟不仅在反倾销问题上，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在经济制度上，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严重性，远超反倾销问题，因为美国和欧盟正在酝酿一系列针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则。

　　第一、美欧日在多边领域，酝酿针对非市场经济的国际规则。从2017年至今，美欧日多次发表联合声明，探讨制定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应对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

　　2018年5月31日，美欧日第三次联合声明指出，三方在附件中确认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人和商业构成不公平竞争条件、阻碍创新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并且破坏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转，包括现行规则失效。

　　2020年2月20日，美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了《市场导向条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的提案，要求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以决议的方式，发布市场参与者须具备市场导向条件的八个要素。

　　这八个要素，归根结底是确保企业在市场化条件下运作，比如，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和作出企业关于价格、成本、投入、采购和销售方面的决定;资本、劳工、技术和其他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企业的资本配置;企业能够自由获取相关信息，并以此作为其决策的基础;企业的市场化决策无政府的重大干预。显而易见，这些条件都在针对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

　　按世贸组织目前的状态，已不可能再酝酿出新的国际经济规则。美国和欧盟都在借助自由贸易协定，形成新的国际经济规则，比如，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演变而来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以及由北美自由贸易区演变而来的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形成了新的国际经济规则。

　　在这两个协定中，对国有企业制定的规则，都针对了中国国有企业运作特点，比如，USMCA中出现关于禁止“非商业支持”的规定，即禁止给生产和销售货物(除电力)的国有企业，提供下列商业支持(不涉及服务)，比如，一缔约方或该缔约方的国营或国有企业，给一个破产或处于破产边缘，并且在合理时间内无可信的重组计划的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支持。

　　第二、美欧通过双边和单边渠道，制定针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规则。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都是美国和欧盟借助协定方式，针对约束中国非市场经济行为的途径;也正因为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和欧盟施加的经济规则，导致这两个协定谈判至今没有取得成果。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进行了29轮谈判，5月29日最新一轮无果而终。谈判在机会均等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分歧巨大。在机会均等问题上，中国政府拒绝削弱国资企业的重要地位，拒绝降低补贴;在市场准入方面，欧盟要讨论中国政府繁琐的规定、社会信用体系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在事实上将外国企业阻拦在中国市场之外。

　　美欧不能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协定，美欧就寻求单边渠道与中国斗法。美国借助一系列国内法，对中国的经济制度发起挑战。欧盟对中国的方法不如美国强硬，强硬的对华措施很难获得欧盟各成员国的认可，但欧盟至少在政策意向上，逐步形成针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政策措施。

　　比如，6月17日欧盟公布了《在外国补贴方面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书。白皮书概述了解决外国补贴的理由，包括外国补贴的典型例子，这些补贴破坏了欧盟内部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并分析了解决外国补贴的现有法律文本，也讨论了监管差距问题。白皮书希望帮助欧洲企业更好地应对外国、尤其是中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意在开发新的政策工具，对付享受国家补贴的外国企业，在欧盟市场上与欧盟企业竞争。

　　如果欧盟按照这份白皮书的设想设计政策措施，一定会导致中欧贸易与投资领域的摩擦频繁发生。中美贸易战还没有结束，中欧之间贸易与投资前景也不容乐观。

　　第三，从中国视角看，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有一个不需要证明的前提是：在党的领导下。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显然是有别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也从来没有宣布过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按照西方模式去塑造的。中国可以吸取西方模式中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一面，但绝对不能接受市场经济天然具有排斥党的领导，和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倾向。市场经济只是中国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经济制度的归宿。所以，中国不应该要求西方国家来认可自己的经济模式是否是市场经济，凭制度自信就可以了。

　　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一直让西方国家不满。欧盟贸易执委菲尔·霍根曾在2020年1月20日谈及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时表示，欧盟的市场基本上是开放，可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言下之意还是中国的市场不开放。

　　6月份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0》指出：“迄今为止，欧洲企业并未看到整个中国市场的全面改革。”6月22日中欧领导人举行“远程峰会”，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后表示，中欧要完成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国方面须要有更大的决心。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就是为开放门户而打的吗?180年后的中国还是不能融入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反观日本，“黑炮事件”打开了日本门户，日本全面拥抱西方文明，又能维护东方传统文化。中国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制度背后的文化基因。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原题《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尘埃落定》

　　2020年6月15日是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案件的关键日子。

　　2016年12月12日中国发起了案件的诉讼;2017年3月，中方要求世贸组织按照规则设立专家小组裁决案件;2019年6月17日中国向世贸组织提出中止案件诉讼。根据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专家小组的授权应在工作中止12个月后失效;也就是说，今年6月15日在中方没有要求专家组恢复工作的情况下，中方起诉的案件自动失效。

　　该案件尘埃落定，意味着美国和欧盟可以对华反倾销，继续用“替代国”的国内市场价格，与中国出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作比较，得出是否存在倾销的结论;也意味着在反倾销问题上，中国仍然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从2016年至今，中国外部经济环境趋向恶化。美国和欧盟不仅在反倾销问题上，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在经济制度上，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严重性，远超反倾销问题，因为美国和欧盟正在酝酿一系列针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则。

　　第一、美欧日在多边领域，酝酿针对非市场经济的国际规则。从2017年至今，美欧日多次发表联合声明，探讨制定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应对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

　　2018年5月31日，美欧日第三次联合声明指出，三方在附件中确认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人和商业构成不公平竞争条件、阻碍创新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并且破坏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转，包括现行规则失效。

　　2020年2月20日，美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了《市场导向条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的提案，要求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以决议的方式，发布市场参与者须具备市场导向条件的八个要素。

　　这八个要素，归根结底是确保企业在市场化条件下运作，比如，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和作出企业关于价格、成本、投入、采购和销售方面的决定;资本、劳工、技术和其他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企业的资本配置;企业能够自由获取相关信息，并以此作为其决策的基础;企业的市场化决策无政府的重大干预。显而易见，这些条件都在针对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

　　按世贸组织目前的状态，已不可能再酝酿出新的国际经济规则。美国和欧盟都在借助自由贸易协定，形成新的国际经济规则，比如，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演变而来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以及由北美自由贸易区演变而来的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形成了新的国际经济规则。

　　在这两个协定中，对国有企业制定的规则，都针对了中国国有企业运作特点，比如，USMCA中出现关于禁止“非商业支持”的规定，即禁止给生产和销售货物(除电力)的国有企业，提供下列商业支持(不涉及服务)，比如，一缔约方或该缔约方的国营或国有企业，给一个破产或处于破产边缘，并且在合理时间内无可信的重组计划的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支持。

　　第二、美欧通过双边和单边渠道，制定针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规则。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都是美国和欧盟借助协定方式，针对约束中国非市场经济行为的途径;也正因为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和欧盟施加的经济规则，导致这两个协定谈判至今没有取得成果。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进行了29轮谈判，5月29日最新一轮无果而终。谈判在机会均等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分歧巨大。在机会均等问题上，中国政府拒绝削弱国资企业的重要地位，拒绝降低补贴;在市场准入方面，欧盟要讨论中国政府繁琐的规定、社会信用体系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在事实上将外国企业阻拦在中国市场之外。

　　美欧不能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协定，美欧就寻求单边渠道与中国斗法。美国借助一系列国内法，对中国的经济制度发起挑战。欧盟对中国的方法不如美国强硬，强硬的对华措施很难获得欧盟各成员国的认可，但欧盟至少在政策意向上，逐步形成针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政策措施。

　　比如，6月17日欧盟公布了《在外国补贴方面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书。白皮书概述了解决外国补贴的理由，包括外国补贴的典型例子，这些补贴破坏了欧盟内部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并分析了解决外国补贴的现有法律文本，也讨论了监管差距问题。白皮书希望帮助欧洲企业更好地应对外国、尤其是中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意在开发新的政策工具，对付享受国家补贴的外国企业，在欧盟市场上与欧盟企业竞争。

　　如果欧盟按照这份白皮书的设想设计政策措施，一定会导致中欧贸易与投资领域的摩擦频繁发生。中美贸易战还没有结束，中欧之间贸易与投资前景也不容乐观。

　　第三，从中国视角看，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有一个不需要证明的前提是：在党的领导下。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显然是有别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也从来没有宣布过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按照西方模式去塑造的。中国可以吸取西方模式中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一面，但绝对不能接受市场经济天然具有排斥党的领导，和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倾向。市场经济只是中国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经济制度的归宿。所以，中国不应该要求西方国家来认可自己的经济模式是否是市场经济，凭制度自信就可以了。

　　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一直让西方国家不满。欧盟贸易执委菲尔·霍根曾在2020年1月20日谈及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时表示，欧盟的市场基本上是开放，可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言下之意还是中国的市场不开放。

　　6月份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0》指出：“迄今为止，欧洲企业并未看到整个中国市场的全面改革。”6月22日中欧领导人举行“远程峰会”，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后表示，中欧要完成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国方面须要有更大的决心。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就是为开放门户而打的吗?180年后的中国还是不能融入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反观日本，“黑炮事件”打开了日本门户，日本全面拥抱西方文明，又能维护东方传统文化。中国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制度背后的文化基因。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原题《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