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警惕美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去中国化”

　　谢谢佟家栋教授、彭支伟教授以及南开大学的邀请!

　　刚才余淼杰和张明两位老师谈的非常好，很多观点非常有启发，很高兴借这个机会谈谈近期我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目前大家都非常关注美国在产业链上“去中国化”的问题。对此，我想阐述两点意见：第一，跨国公司产业链重构自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在2010年前后加速，中美大国博弈掺杂其中，再加上疫情这个外生变量的冲击，整体情况日益突出和复杂。当下对全球产业链调整问题的思考，任何单一视角的分析都是不全面的。这一进程背后的原因既包括技术进步、企业组织和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变化，也包括政府角色与职责的调整，甚至还包括战后世界秩序、国际货币格局的深刻变革。只有进行综合观察，才可能得到较为清晰的认识。第二，美国在产业链上完全的“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也不可怕，对中国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去中国化”。

　　为什么关注这一问题?虽然彭慕兰和斯蒂夫·托皮克合著一本名为《贸易打造的世界》的书，但在我看来，近500年来的世界是被货币翻弄的世界。财富的汲取、配置、交易与分配或者说货币金融问题不仅影响着历史上国家内部的王朝更替，决定着国际格局的大国兴衰，更影响着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潮与意识形态。当今世界，如果我们用GDP规模的标准来衡量，并将测算基期确定在1945年，那么多半会得出“美国衰落”的结论。问题在于，1945年那一刻是个常态吗?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今国际通用的GDP规模是用哪种货币衡量的?还有，美国控制世界靠的是GDP规模吗?不是的，它靠的是制订规则尤其是金融规则的能力。我们应关注的问题是，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常态下，美国是通过什么途径控制并主导这个世界?这就是“美元体系”。

　　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对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本质的基本认知。

　　历史地看，从1500年迄今，世界共经历了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1.0版经济全球化”是15世纪末到18世纪下半叶由西班牙、葡萄牙等“军事帝国”主导的;“2.0版经济全球化”是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以英国为首的“殖民帝国”主导的;“3.0版经济全球化”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迄今，由美国主导的，相对于前期的“军事帝国”或“殖民帝国”，美国是个典型的“经济帝国”。本轮经济全球化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起步，1990年代以后进入高潮，如今开始进入一个退潮期。与前两轮全球化相比，“3.0版经济全球化”最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的行为主体从单纯的民族国家转向多元，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成为世界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正在让位于由所有全球化参与者共同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二是作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或领导者，美国控制世界的方式与前两轮经济全球化中的帝国不同，它从赤裸裸的军事掠夺、殖民统治等转变为用潜移默化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货币金融控制，在这个“经济帝国”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崩溃后所形成的“美元体系”，成为了美国掌控世界的重要手段。“美元体系”对世界的控制能力，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帝国。

　　货币关系是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2.0版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贸易国家”的时代，金本位制度是维系这一波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势力均衡是金本位制的上层建筑，但势力均衡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和平，和平是靠金本位制度的共同规则守护的。为了维系金本位制度，大国不得不牺牲内部均衡来确保外部均衡，并因此积累了巨大的矛盾，它最终导致两个东西横空出世——贸易保护主义和殖民地争夺，即依靠竖起高高的贸易壁垒阻制黄金外流，利用殖民地来增强势力范围，控制货币交易。因而金本位制度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

　　与2.0版经济全球化不同的是，3.0版经济全球化是“金融国家”的时代。1958年至1971年间运行了十三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崩溃，核心缘由不是“特里芬难题”，而是美国人不愿再遵守规则即人类社会的债权人逻辑，所以1971年之后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体系”本质上奉行的是债务人逻辑，即将国际收支逆差的责任归咎于顺差国，债务国本身不承担调整责任，而是强行由债权国承担。今天，包括“欧猪五国”等在内所有的债务国都必须勒紧裤带、通过紧缩来进行调整，但唯有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却可以放肆地采取扩张性的货币、财政政策，缘由何在?就是由于1971年美国人偷天换日地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并构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元体系”——一个允许它恣意扩张并维系其对外负债可持续的全球货币体系。“美元体系”通过商品美元的还流机制、石油交易的美元定价机制、对外债务的本币标价机制等一系列具有自增强性质的机制，实现了对所有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的货币金融控制。

　　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在世界经济运行方面，美国提供最终商品市场或者说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元体系”运行的前提条件，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世界经济再平衡是一个伪命题;另一方面，在经济理论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不是自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开始，而是从尼克松开始，是他打开了通向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包括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大门;第三个方面，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元体系” 的国际政治前提不是势力均衡，而是一家独大——“美元体系”的上层建筑是单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凡是妨碍美国单极世界思维与战略实施的，都将首先面临美国的货币金融打击，而不是传统的军事打击，军事力量是“美元体系”的最后护卫。所以，“美元体系”的本质是非竞争性、非合作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崛起的性质是什么?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为开放是一个“用市场换技术”的过程，或者是“与狼共舞”、增强自身竞争力的过程，而没有从对外开放是“进入系统的过程”来认知，认识到它不仅是贸易的、市场的、技术的开放过程，更是货币与金融的开放过程，是一个加入美元的清算、交易系统，利用美国提供的巨大的最终商品市场、赚取大量的美元储备，锚定美元信用，再通过“美元体系”开展对外活动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我们感情上是否接受，中国崛起的本质是“美元体系内地位的提升”。

　　正因为四十年来我们是“美元体系”最主要的受益者，我们也成为该体系最主要的支撑者——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也自然成为该体系运行成本、风险的承担者。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过程。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关注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成本与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近年来取得了不小成就，也遭遇了不少障碍。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客观需要，但它的目标不是要颠覆“美元体系”，而是为了减少或避免在“美元体系”中的成本和风险。因为现阶段我们无法摆脱这个体系。人民币国际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从来都是市场自发搜寻的结果，也尚无单凭政府全力推动就可以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先例。货币地位是关系到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制度安排、法治水平、社会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安排等一系列“发展组合”的问题。如果没有持久性的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能力，即成为入超国以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如果没有安全、多样化和高质量的金融产品的提供能力以让人民币持有者低成本地对冲风险和确保收益，如果没有具有广度与深度的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以高效地配置资源，一国货币是无法实现国际化的。货币金融发展对制度的依赖性非常高，仅仅依靠技术手段无法弥补制度缺陷。今天，数字货币是技术领域的应用性进步，但它无法绕开制度壁垒。有人认为可以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通过数字货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不切实际的。

　　二、防范美国的货币金融打压

　　当今世界，金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也是美国打击对手的最有力的非传统手段。历史上，美国是运用货币金融手段打压对手的高级玩主。

　　首先，20世纪以来，美国人更改规则、不按规则出牌的例子起码有三次。第一次是1914年7月31日，美国财长麦卡杜(一位颇像特朗普的人物)关闭了纽交所四个月之久，通过这种空前绝后的举措，美国阻止了欧洲各国变现持有的美国证券，并兑换成黄金运回本国资助战争的企图，而且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使美国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债务国摇身一变成为欧洲交战国的债权国，由此奠定了美元崛起的基础;第二次是尼克松于1971年关闭“黄金窗口”，使得美元由资产货币转变为债务货币，并且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违约行为，迄今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的发展依旧处于这次违约的巨大影响之下;第三次即特朗普全面摈弃了罗斯福关于构建战后多边主义世界秩序的构想，提出了“美国优先”这样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口号和举措，意味着这一波“3.0版经济全球化”走向终结。

　　其次，二战后，美国对自己的盟友进行货币金融打击的例子同样很多。比如，战后初期，一般认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是苏联，因为不久后就爆发了冷战，但实际上，战后初期美国最主要的对手是英国，具体说就是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此类单边主义堡垒不除，英镑在特惠区内的地位无法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不保。为此，美国通过对英国援助附加苛刻条件以及马歇尔计划等措施，迫使英国解散了“帝国特惠制”，放弃了英镑的垄断地位，区内各国货币开始与美元挂钩。又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最终解决，更是美国通过货币金融手段逼迫英国让步、就范的生动例子。美国货币当局通过抛售英镑，导致英镑汇率贬值15%，同时否决英国向IMF贷款的申请，并停止向英国提供经济援助。再如，1985年美国对自己盟友施加了一次最为严重的货币金融打击，即大家熟知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引发泡沫经济。实际上，1980年代中后期巴塞尔协议的出台，同样是美国货币当局出于打压日本、德国银行业的目的而实施的，它使得因拉美债务危机而损失惨重的美国银行业，通过迫使日本、德国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而遏制住了它们的强大竞争优势。

　　再次，对自己的敌人，美国的金融制裁更是肆无忌惮。仅在2017年初至2018年10月期间，美国就对俄罗斯、朝鲜、叙利亚、伊朗等国实施金融制裁和打击50多次。

　　一、警惕美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去中国化”

　　谢谢佟家栋教授、彭支伟教授以及南开大学的邀请!

　　刚才余淼杰和张明两位老师谈的非常好，很多观点非常有启发，很高兴借这个机会谈谈近期我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目前大家都非常关注美国在产业链上“去中国化”的问题。对此，我想阐述两点意见：第一，跨国公司产业链重构自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在2010年前后加速，中美大国博弈掺杂其中，再加上疫情这个外生变量的冲击，整体情况日益突出和复杂。当下对全球产业链调整问题的思考，任何单一视角的分析都是不全面的。这一进程背后的原因既包括技术进步、企业组织和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变化，也包括政府角色与职责的调整，甚至还包括战后世界秩序、国际货币格局的深刻变革。只有进行综合观察，才可能得到较为清晰的认识。第二，美国在产业链上完全的“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也不可怕，对中国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去中国化”。

　　为什么关注这一问题?虽然彭慕兰和斯蒂夫·托皮克合著一本名为《贸易打造的世界》的书，但在我看来，近500年来的世界是被货币翻弄的世界。财富的汲取、配置、交易与分配或者说货币金融问题不仅影响着历史上国家内部的王朝更替，决定着国际格局的大国兴衰，更影响着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潮与意识形态。当今世界，如果我们用GDP规模的标准来衡量，并将测算基期确定在1945年，那么多半会得出“美国衰落”的结论。问题在于，1945年那一刻是个常态吗?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今国际通用的GDP规模是用哪种货币衡量的?还有，美国控制世界靠的是GDP规模吗?不是的，它靠的是制订规则尤其是金融规则的能力。我们应关注的问题是，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常态下，美国是通过什么途径控制并主导这个世界?这就是“美元体系”。

　　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对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本质的基本认知。

　　历史地看，从1500年迄今，世界共经历了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1.0版经济全球化”是15世纪末到18世纪下半叶由西班牙、葡萄牙等“军事帝国”主导的;“2.0版经济全球化”是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以英国为首的“殖民帝国”主导的;“3.0版经济全球化”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迄今，由美国主导的，相对于前期的“军事帝国”或“殖民帝国”，美国是个典型的“经济帝国”。本轮经济全球化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起步，1990年代以后进入高潮，如今开始进入一个退潮期。与前两轮全球化相比，“3.0版经济全球化”最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的行为主体从单纯的民族国家转向多元，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成为世界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正在让位于由所有全球化参与者共同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二是作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或领导者，美国控制世界的方式与前两轮经济全球化中的帝国不同，它从赤裸裸的军事掠夺、殖民统治等转变为用潜移默化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货币金融控制，在这个“经济帝国”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崩溃后所形成的“美元体系”，成为了美国掌控世界的重要手段。“美元体系”对世界的控制能力，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帝国。

　　货币关系是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2.0版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贸易国家”的时代，金本位制度是维系这一波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势力均衡是金本位制的上层建筑，但势力均衡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和平，和平是靠金本位制度的共同规则守护的。为了维系金本位制度，大国不得不牺牲内部均衡来确保外部均衡，并因此积累了巨大的矛盾，它最终导致两个东西横空出世——贸易保护主义和殖民地争夺，即依靠竖起高高的贸易壁垒阻制黄金外流，利用殖民地来增强势力范围，控制货币交易。因而金本位制度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

　　与2.0版经济全球化不同的是，3.0版经济全球化是“金融国家”的时代。1958年至1971年间运行了十三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崩溃，核心缘由不是“特里芬难题”，而是美国人不愿再遵守规则即人类社会的债权人逻辑，所以1971年之后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体系”本质上奉行的是债务人逻辑，即将国际收支逆差的责任归咎于顺差国，债务国本身不承担调整责任，而是强行由债权国承担。今天，包括“欧猪五国”等在内所有的债务国都必须勒紧裤带、通过紧缩来进行调整，但唯有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却可以放肆地采取扩张性的货币、财政政策，缘由何在?就是由于1971年美国人偷天换日地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并构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元体系”——一个允许它恣意扩张并维系其对外负债可持续的全球货币体系。“美元体系”通过商品美元的还流机制、石油交易的美元定价机制、对外债务的本币标价机制等一系列具有自增强性质的机制，实现了对所有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的货币金融控制。

　　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在世界经济运行方面，美国提供最终商品市场或者说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元体系”运行的前提条件，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世界经济再平衡是一个伪命题;另一方面，在经济理论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不是自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开始，而是从尼克松开始，是他打开了通向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包括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大门;第三个方面，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元体系” 的国际政治前提不是势力均衡，而是一家独大——“美元体系”的上层建筑是单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凡是妨碍美国单极世界思维与战略实施的，都将首先面临美国的货币金融打击，而不是传统的军事打击，军事力量是“美元体系”的最后护卫。所以，“美元体系”的本质是非竞争性、非合作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崛起的性质是什么?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为开放是一个“用市场换技术”的过程，或者是“与狼共舞”、增强自身竞争力的过程，而没有从对外开放是“进入系统的过程”来认知，认识到它不仅是贸易的、市场的、技术的开放过程，更是货币与金融的开放过程，是一个加入美元的清算、交易系统，利用美国提供的巨大的最终商品市场、赚取大量的美元储备，锚定美元信用，再通过“美元体系”开展对外活动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我们感情上是否接受，中国崛起的本质是“美元体系内地位的提升”。

　　正因为四十年来我们是“美元体系”最主要的受益者，我们也成为该体系最主要的支撑者——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也自然成为该体系运行成本、风险的承担者。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过程。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关注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成本与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近年来取得了不小成就，也遭遇了不少障碍。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客观需要，但它的目标不是要颠覆“美元体系”，而是为了减少或避免在“美元体系”中的成本和风险。因为现阶段我们无法摆脱这个体系。人民币国际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从来都是市场自发搜寻的结果，也尚无单凭政府全力推动就可以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先例。货币地位是关系到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制度安排、法治水平、社会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安排等一系列“发展组合”的问题。如果没有持久性的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能力，即成为入超国以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如果没有安全、多样化和高质量的金融产品的提供能力以让人民币持有者低成本地对冲风险和确保收益，如果没有具有广度与深度的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以高效地配置资源，一国货币是无法实现国际化的。货币金融发展对制度的依赖性非常高，仅仅依靠技术手段无法弥补制度缺陷。今天，数字货币是技术领域的应用性进步，但它无法绕开制度壁垒。有人认为可以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通过数字货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不切实际的。

　　二、防范美国的货币金融打压

　　当今世界，金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也是美国打击对手的最有力的非传统手段。历史上，美国是运用货币金融手段打压对手的高级玩主。

　　首先，20世纪以来，美国人更改规则、不按规则出牌的例子起码有三次。第一次是1914年7月31日，美国财长麦卡杜(一位颇像特朗普的人物)关闭了纽交所四个月之久，通过这种空前绝后的举措，美国阻止了欧洲各国变现持有的美国证券，并兑换成黄金运回本国资助战争的企图，而且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使美国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债务国摇身一变成为欧洲交战国的债权国，由此奠定了美元崛起的基础;第二次是尼克松于1971年关闭“黄金窗口”，使得美元由资产货币转变为债务货币，并且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违约行为，迄今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的发展依旧处于这次违约的巨大影响之下;第三次即特朗普全面摈弃了罗斯福关于构建战后多边主义世界秩序的构想，提出了“美国优先”这样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口号和举措，意味着这一波“3.0版经济全球化”走向终结。

　　其次，二战后，美国对自己的盟友进行货币金融打击的例子同样很多。比如，战后初期，一般认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是苏联，因为不久后就爆发了冷战，但实际上，战后初期美国最主要的对手是英国，具体说就是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此类单边主义堡垒不除，英镑在特惠区内的地位无法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不保。为此，美国通过对英国援助附加苛刻条件以及马歇尔计划等措施，迫使英国解散了“帝国特惠制”，放弃了英镑的垄断地位，区内各国货币开始与美元挂钩。又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最终解决，更是美国通过货币金融手段逼迫英国让步、就范的生动例子。美国货币当局通过抛售英镑，导致英镑汇率贬值15%，同时否决英国向IMF贷款的申请，并停止向英国提供经济援助。再如，1985年美国对自己盟友施加了一次最为严重的货币金融打击，即大家熟知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引发泡沫经济。实际上，1980年代中后期巴塞尔协议的出台，同样是美国货币当局出于打压日本、德国银行业的目的而实施的，它使得因拉美债务危机而损失惨重的美国银行业，通过迫使日本、德国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而遏制住了它们的强大竞争优势。

　　再次，对自己的敌人，美国的金融制裁更是肆无忌惮。仅在2017年初至2018年10月期间，美国就对俄罗斯、朝鲜、叙利亚、伊朗等国实施金融制裁和打击50多次。

　　北京时间6月5日上午6:30(美国东部时间6月4日18:30)，白宫官网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发的一份《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企业重大风险的备忘录》，该文件要求由多个美国政府部门组成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进一步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可能给美国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并在60天内向总统汇报。此举将使得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的中概股及其他相关中资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和更复杂的监管环境，可以将其视为美国对华发动金融战的强烈信号。

　　实际上，近期美国国会内部主张对中国施以金融制裁的力量不断增加。5月12日，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率领多位共和党人共同推出了《2019年新冠病毒问责法》。法案内容称，若中国不配合所谓的调查，总统将被授权实施一系列制裁，包括资产冻结、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或承销，并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等措施。5月26日，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图米与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荷伦联名推出一部与香港有关的法律，主要是将制裁措施与金融系统捆绑。该法案中最具惩罚性力度的部分是所谓强制性的“二级制裁”，它将锁定与受美方“一级制裁”的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推出法案的议员认为，对大多数中国主要的银行施加制裁，将起到强有力的威胁效果。

　　我的直觉是，美国正在就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乃至货币金融“脱钩”进行必要的研讨和准备。由于债券、汇率等问题涉及美元的信誉，容易伤及“美元体系”自身，还会被中国冠以滥用金融霸权的帽子，因此从证券市场入手，以“瑞幸咖啡”事件为由头，采取“切香肠”战术，逐渐勒紧货币金融绳索的可能性极大。当然，也不排除当中美分歧、冲突管控失控时，美国有意利用香港、台湾和南海等问题施加大规模货币金融制裁，极端情况下让中国从“美元体系”里出局这种“一剑封喉”的做法。对此，我们需要尽力防止，并做好底线思维的准备。

　　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经常项目顺差?无论做出何种解释，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我们身处“美元体系”当中，在信用货币而非商品货币时代，一国货币对关键货币的“锚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信用之源。在今天的世界，离开了“美元体系”，将极大地阻碍我们在国际经济交往、国际社会中活动的范围与能力，我们拥有的美元储备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对外援助将难以扩展，中国将同世界清算、交易体系隔绝，对美国而言这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如果我们对当今时代的全球金融体系是无知的，或者说以工业化时代的眼光、“贸易国家”的思维，来认识和对待一个操控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与方向的“金融国家”，一定会出现重大的战略误判。那些主张中国增加核弹头的人，与那些主张中国主动以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为武器的人，本质上是一致的——无知无畏。

　　目前，中美两国间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对立情绪正在水涨船高，美国政府已公开在战略上“锚定”中国，这意味着为了遏制中国，理论上美国可以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和力量。这已经不再是仅仅用经济学可以解释的问题。

　　政治逻辑并不总是服务于经济逻辑，它有自己的逻辑。当美国下定决心要遏制中国崛起时，最有力的手段不是贸易摩擦、产业链“脱钩”，而是货币金融打压甚至是“脱钩”，军事冲突一定是最后手段。今天，好多人担心中美之间会发生军事冲突，但我相信这是最后手段，更重要的是，这个领域双方管控能力都很强，而且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我倒是格外担心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用传统手段即可精准打压中国，这就是货币金融制裁甚至是“脱钩”。当下让中概股从美股市场“脱钩”不过是一个开始。美国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其影响不能仅仅从贸易角度理解，还要从货币金融领域来认识，要思考它对香港货币局制度的影响，对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的影响，以及对未来中国构建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法治体系的影响。有人认为，美国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将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我不这样看。香港对于大陆的地位不仅仅是进出口的自由贸易、外资流入以及技术输入的窗口，更在于其特殊的普通法系的法治传统及其对金融业发展的特殊影响。在中国决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大背景下，这种作用值得我们审慎思考。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面对大国博弈，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专业视角来研究历史经验。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大萧条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金本位制正是战争之源。这是货币金融问题引发大国战争的惨痛历史经验。在当今时代，如果说大国之间有可能发生战争的话，它不会简单地因贸易争端或自由贸易体制的解体而发生，但却可以因国际金融体制的崩溃而发生，也会因霸权国家金融利益的巨大损失而发生，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留下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经历了朝鲜战争尤其是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人轻易不会为了理想而与大国发生冲突，但它完全可以为了核心利益而与大国发生冲突。因此，大国之间必须深刻地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或关切，采取慎重、深思熟虑的策略，避免加剧双边关系的恶化。

　　三、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关于我们应采取的战略对策，在此简单提及三点：

　　首先，我们没有必要主动、单独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相关诉求可以通过类似G20这样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来实现。美国的“去中国化”如果局限于产业、贸易等领域，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实际上彻底的产业和贸易脱钩是不可能的，至多是有选择地进行。换言之，中美之间无论如何摩擦、争斗，只要不将其蔓延、扩展至货币金融领域，对中国而言就是可控的。而中国在此过程中，要避免在货币金融问题上盲目主动出击，更不能将有关货币金融问题手段化，这会将国家命运导入歧途。

　　其次，我们必须理性、冷静地认识到金融发展，包括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提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核心不是技术的而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的过程。与前四十年中国以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开放过程不同，今后四五十年中国面临的更重要课题是金融发展，但必须注意到制造业发展与金融发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是不同的。无论如何，只有金融发展才能为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历史上，所有成功崛起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是靠举债，而非凭借自己的储蓄或储备实现的。任何时代的金融业发展对制度尤其是法治体系的依赖度都是非常高的。金融史告诉我们，普通法系、成文法系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我们需要认真体会，为什么普通法系会造就“纽伦港”这样的世界金融中心，而大陆法系则不成?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对于大陆的重要意义如果仅仅关注贸易、技术和外资引进是弄错了方向，我们必须从更为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重要的“金融窗口”的意义。

　　最后，我们应该理性、冷静地认识到，从地中海时代开始，无论是城邦国家还是领土国家，货币的国际化是大国博弈或者说世界格局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因此，中国在当下应采取短期和中长期共四项措施：第一，短期内要努力避免将贸易、产业摩擦升级至货币金融冲突;第二，短期内应低调处理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战略举措，关注国内金融市场开放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第三，中长期内，促进与现代货币金融市场体系有关的制度建设，既要增强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又要有助于产生稳定的市场预期尤其是信用预期;第四，中长期内，致力于构建一个区域乃至全球性的资本控制体系，使中国崛起获得可持续性的支撑。

　　作者系珠海市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本文系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李晓教授于2020年6月6日参加南开大学“新冠疫情下的中美经贸关系及中国对策”视频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博士研究生陈煜、杨弋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