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过去几个星期中美双方的隆隆炮火，从理性的忧虑到非理性的谩骂，中美关系随时船翻人亡。而我依旧在浓浓的忧虑中带着淡淡的乐观。从“新冠病毒”到“政治病毒”，中美两国会否彻底脱钩?

　　有如新冠病毒变异，过去两年的中美关系，其变速不亚于四川变脸。

　　1月15日中午(北京时间1月16日)中美在长达18个月的马拉松的谈判之后终于签署了贸易第一阶段协议，云集于白宫的中美两国政要和企业领袖目睹了中美关系走出悬崖的时刻。一个已经久别的字眼G2再次回到人们的眼帘，“二战”后由美国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将由中美共同主导达成的协议重新规范。

　　一星期后，1月23日上午武汉封城，刚刚一星期前中美双方达成协议的乐观前景被“新冠病毒”渐渐侵蚀。4月27日，从3月13号开始的交火终于达到高潮，央视宣布散播“政治病毒”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成“人类公敌”。一个新的字眼G0在此之前已经出现，G0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中美冲突，世界步入群龙无首的新阶段。

　　从G2到G0只有短短三个月。实际上，15年前，G2两国集团的概念由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于2005年提出，他曾任职基辛格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助理财政部长，并创办非营利无党派的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一概念也受到了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曾任职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支持。

　　2009年1月，在庆祝中美建交30年之际，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北京公开提倡G2的概念。随后，奥巴马上任，中美两国进行了长达八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2017年随着特朗普上台，曾经令人浮想联翩的中美关系，开始了疾风暴雨中横冲直闯的新元年，次年两国贸易战爆发。

　　2020年1月，G2的概念再次浮现，短短三个月就已灰飞烟灭。这次双方短暂的交手令人回想起自2009年以来的双边关系，如何从美好的幻觉走到痛苦的幻灭。这次新冠病毒让中美两国的脱钩是否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01白宫中国政策的掌门人

　　中美脱钩在华盛顿大有市场，让特朗普接受这一战略的并非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五角大楼新主人马克·埃斯珀这几个目前把控着美国外交国防政策的西点军校86届毕业生，而是讲一口流利普通话、有点书生气、年仅46岁的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用他在国安会第二个老板麦克马斯特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话，博明是“冷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大变化的核心，即对中国采取竞争态势”。其实他两年前参加中国驻美使馆新春活动，就当着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面表示，中美是竞争对手，只有实事求是地面对这种现实，而非表面上强调友好，才能够摆正双方的关系。

　　疫情爆发之后，博明曾致电香港他认识的一位医生了解病毒的严重性。根据华盛顿邮报4月30日的报道，他也和居住在华盛顿州、同时又是病毒学家的家人了解新冠病毒，随后向特朗普建议禁止非美国公民从中国入境以阻止病毒在美国的蔓延;他在北京担任《华尔街日报》记者期间报道过非典，所以怀疑新冠病毒的严重性是否被故意淡化，并敦促情报部门彻查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泄漏了病毒。他支持特朗普冻结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削减中国媒体派驻美国的人数，力主将华为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他的路透社前同事Paul Eckert说，博明和众多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一样，他原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充满深情，但因为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逆转。

　　其实我早在1997年，就在华盛顿认识了博明。我和博明相识是因华盛顿的一位女律师和她的家人，我刚到美国时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活动而被安排住在华盛顿她的家中，后来成了朋友。而她本人曾经在八十年代也到武汉教过英文，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回国后也成为推动美中友好的积极分子。博明当时从麻省大学中文系毕业才两年，他选择这个冷门的学科，就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对中国充满感情。他是个非常友善的年轻人，在华盛顿时我们一起聊天、聚会。后来他到香港和北京担任路透社及《华尔街日报》记者，我也到港大任教，时有见面。他因采访报道被人追打，并被迫把采访资料冲进马桶。但我们见面时，他从来没有和我提及这些遭遇。

　　2004年，我到他北京外交公寓的家里参加聚会，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从此没有联系。原来在2005年，他离开北京去了伊拉克，后来又去了阿富汗。他在报道东南亚海啸时看到美军陆战队的英勇，决定弃笔从戎，31岁时加入海军陆战队。他在阿富汗认识了特朗普最早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虽然弗林因“通俄门”事件下台，但博明不仅留下来了，而且历经四位国安会顾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的父亲曾任职美国司法部，知道水门事件中向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徳透露信息的“深喉”。

　　但博明并非特朗普的圈内人，和民主党也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在外交界也不太为人所知，在某种程度上讲他还是一个保守的全球主义者，到白宫之前在纽约一家对冲基金工作。他在中国作为记者的经历，形成了他对今日中国的观感。他今年一月陪同特朗普访问印度时，在回答是否准备以冷战的姿态让中美经济脱钩时表示，“这个脱钩早就发生了，而且并非由美国引发。”

　　02心理脱钩已经发生

　　美国有不少像博明这样的人，他们大多在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来到中国，如今这一代人回到美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再往前，我曾做过记者，和一些当年在北京的外国驻京记者相识。CNN的齐迈克(Mike Chinoy)80、90年代是驻北京的记者，他第一次去中国，是70年代尼克松访华时。早年他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后来浪漫情怀不再。在那个年代，和外国记者一起畅谈中国的未来，他们比中国人还乐观还激情。我到美国不久，在硅谷圣何塞信使报工作访问一个月，曾经在中国留学的评论部编辑，对中国的改革寄予厚望。

　　时间再早一点，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oderick Lilley)，出生在青岛，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李洁明之后的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出生在南京，在四川成长，父亲是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任教。九十年代我到美国的访学签证曾被拒，他当时到任不久，我有机会在美国使馆见到他，询问美国政府是否不鼓励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获得签证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再之前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生在杭州，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1949年回到美国之后，他因亲中立场受排挤，去世时中美对峙，是中国不受欢迎的人物，却留下遗言，一定要埋葬在他曾经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校园内。这个遗愿虽没有实现，最终他得以埋葬在出生地杭州。

　　如今美国及西方一群掌管中国政策的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和他们的前辈们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像司徒雷登那一代的美国人，出生在中国，对中国充满了同情心，想帮助中国;也不像80年代的西方记者，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而是像博明那样，在中国崛起之后来到中国，反而看到了社会的另一面。

　　这在学者中间也是如此，我以前在华盛顿时多次采访过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urg)，作为中美建交后首批美国留学生前往中国，先后在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学习汉语，之后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研究。他后来为了观察中国的变化，特意在北京常住，也看好中国的发展趋势，但2015年他发表了对中国未来不同的看法，次年出版《中国的未来》一书，预测中国发展的四种可能。而他认为中国最应该走的是“柔性威权主义”，这样才能为改革铺平道路，而中国在迎接北京奥运会前十年所走的就是这一道路。

　　如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议题上意见相持不下、立场南辕北辙，但只有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甚至比白宫有过之而无不及，特朗普和拜登为竞选都在拿中国来做文章。问题在于，美国以往的总统选举拿中国说事只是为了竞选，自特朗普开始，竞选总统时的承诺已化为行动，这充分说明因竞选需要高唱的民粹主义和治理美国的精英主义已经走到一起。而新冠病毒是否成为压死骆驼的稻草?

　　如果去看美国的民意调查，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已降到历史新低点。根据美国智库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约66%受访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是该中心自2005年开始该调查以来的新高，其中20%的增幅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才发生的。同时还有高达91%受访者视中国崛起为威胁。如果在中国进行类似的民意调查，我相信结果也会很相似，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也降到历史新低点。中美民众之间的心理脱钩已经发生，确保中美不脱钩的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难。

　　03经济脱钩会否发生?

　　判断中美冲突最终会峰回路转，且中国会再次完胜的乐观派，引用过去三十年的两大事件作为佐证。第一次是1990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首次海湾战争，当时老布什总统派遣国务卿贝克到北京与钱其琛外长见面以获取中国在联合国不要投下反对票的承诺，但不准对外发布两人握手的照片。当时西方经济制裁，苏联和东欧又发生巨变，但海湾战争之后中国渐渐摆脱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困局。

　　第二次则是小布什上台之后，美国已准备对中国采取战略遏制，因2001年的911事件而土崩瓦解。在此之前双方因南海战机相撞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两国的对抗已迫在眉睫。但911的发生，再次让中美两国联手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在这期间中国也得以透过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获得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的机会，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实还有第三次和第四次，2008年从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再次为中国进入世界中心提供了最佳的时机。第四次是特朗普上台后希望和俄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甫一上台就因“通俄门”事件焦头烂额，阻挠了这一战略的实现，而这也正发生微妙的变化。早在2018年7月17日特朗普和普金在芬兰举行首次首脑会晤，两人的私人会面长达两个小时，没有助手和笔录，特朗普甚至没有承认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引发美国朝野哗然。而今年4月25日，美俄两国发表罕见的联合声明，纪念二战期间美苏军队易北河会师，并称 “易北河精神”是摒弃分歧，建立信任和为更伟大的事业通力合作的典范。

　　有人说新冠病毒是上天赐给中国的又一次机会，特朗普的疯狂突出了中国体制的优越，美国面对疫情的表现让世人看到了美国管治极其失败的一面。但这次的危机和以往三次截然不同，它不会是中国的又一次机会，反而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新冠病毒危机有本质的区别，过往三十年里美国面临的三大危机，使得中美之间的合作加强了，根本原因是危机的起源与中国无关。此次新冠病毒毕竟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病毒大流行，从中国开始爆发，这个根本的区别使得两国之间的合作变得更难，两国间相互的信任和尊重和过去相比已非同日而语，两国间都存在强大的力量希望脱钩。低估过去三年间弥漫于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当中希望与中国切割的情绪，这会耗尽四十年来中国积攒的“运气”。

　　中美之间的心理鸿沟日益加大，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也加速双方的经济脱钩。中国从2005年的GDP总量赶超德法两国，到2010年GDP超越日本，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恢复了曾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期的地位，同时还把美国赶下盘踞110年的最大商品生产国的宝座;2013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6年美国抢回了这一地位，2017年中国失而复得再次爬上了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所以可以看到中美两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和相互竞争的态势。

　　贸易战曾引起的两国企业极大的忧虑，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已呈断崖式的下跌。根据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数据，中国对美投资从2016年的最高峰时的540亿美元，下滑至2018年的97亿，到2019年前半年则仅有25亿。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中美紧张的关系是在华美国企业2019年的首要关切，81%的美国企业称，紧张的双边关系影响了其在华业务，而在2017年，只有45%在华的美国企业担忧两国政治紧张会对公司正常业务造成影响。

　　颇具讽刺的是，真正可以阻止两国完全脱钩的恰恰是两国间密切的经济联系，而这是维系中美经济不脱钩的唯一且脆弱的因素。

　　2009年，弗雷德·伯格斯滕曾罗列了他提出G2概念的理由。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四年里，中美两国经历了蓬勃的发展期，两国的经济增长总量几乎占据全球的一半;中美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个最大的贸易国，两个污染最大的国家。中美还代表全球两大集团，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收入工业化国家。

　　中美两国还代表了全球贸易和金融失衡的两端：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赤字和债务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而正是这一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尼尔·弗格森甚至提出了“中美国”的概念，他曾经极为看好中美两国将重构世界新格局。

　　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在1972年只有1288万美元，2019年达到了5412亿美元，其中价值4185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出口美国，明显高于中国进口的1227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958亿美元，但和2018年的3230亿美元相比已经减少。2019年双边贸易战加剧，即便加上中美服务贸易中美国顺差的数字，中国的顺差还是超过了2000亿美元。贸易战以来，美国对华投资继续保持相对稳定，投资额在130万美元左右。美国意图和中国经济脱钩到底起到了多少成效?有多少制造业搬回了美国呢?

　　随着中国劳工费用的增长，社会更加富裕，以及中国制造业自身升级的需要，全球供应链已经开始向西移动，前往越南、孟加拉国、印度等国，也有一些转向中国西部地区。因此全球供应链的变化并非中美贸易战引发，这种渐变起于贸易战之前，同时也符合过去半个世纪里，全球供应链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再向中国转移的大趋势。但不能忽视新冠病毒的蔓延将会加剧全球供应链的转移。

　　美国虽然抱怨中国对其市场开放不平衡，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呈现增长，美国的农产品尤其离不开中国市场。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中国承诺购买的农产品达高达500亿美元，而未来两年中国承诺进口的美国商品与服务总额则高达2000亿美元。新冠病毒引发发达国家对全球供应链的担心和忧虑，但过去四十年全球化的分工合作也不可能全面改写。美国担心制造业包括医疗产品设备上过度依赖中国，中国也同样依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美国农产品。

　　即便在高科技领域，两国间的互相依存也明显，对华为的封锁也同样打击美国的高科技领域。根据BBC的报道，华为每年从美国供应商进口约110亿美元的部件和材料，美国供应商因美国政府针对华为的封杀令蒙受损失。根据路透社的数据，伟创力(Flex)、博通(Broadcom)和高通(Qualcomm)在华为赚取的收入最多，华为大部分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的订单都是由伟创力生产，2018年公司的营收中有24.3亿元人民币来自华为。博通和高通则向华为出售芯片、零部件等产品，2018年分别从华为获得20.9亿和15.8亿元人民币的订单。

　　即便经历新冠病毒和政治病毒的污染，中美经济脱钩并不很容易。曾几何时，支撑全球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就是中美之间各自的优势，相互依存的关系并没有消失，然而所有引发中美经济脱钩的因素却越来越大。

　　纵观过去几个星期中美双方的隆隆炮火，从理性的忧虑到非理性的谩骂，中美关系随时船翻人亡。而我依旧在浓浓的忧虑中带着淡淡的乐观。从“新冠病毒”到“政治病毒”，中美两国会否彻底脱钩?

　　有如新冠病毒变异，过去两年的中美关系，其变速不亚于四川变脸。

　　1月15日中午(北京时间1月16日)中美在长达18个月的马拉松的谈判之后终于签署了贸易第一阶段协议，云集于白宫的中美两国政要和企业领袖目睹了中美关系走出悬崖的时刻。一个已经久别的字眼G2再次回到人们的眼帘，“二战”后由美国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将由中美共同主导达成的协议重新规范。

　　一星期后，1月23日上午武汉封城，刚刚一星期前中美双方达成协议的乐观前景被“新冠病毒”渐渐侵蚀。4月27日，从3月13号开始的交火终于达到高潮，央视宣布散播“政治病毒”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成“人类公敌”。一个新的字眼G0在此之前已经出现，G0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中美冲突，世界步入群龙无首的新阶段。

　　从G2到G0只有短短三个月。实际上，15年前，G2两国集团的概念由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于2005年提出，他曾任职基辛格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助理财政部长，并创办非营利无党派的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一概念也受到了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曾任职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支持。

　　2009年1月，在庆祝中美建交30年之际，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北京公开提倡G2的概念。随后，奥巴马上任，中美两国进行了长达八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2017年随着特朗普上台，曾经令人浮想联翩的中美关系，开始了疾风暴雨中横冲直闯的新元年，次年两国贸易战爆发。

　　2020年1月，G2的概念再次浮现，短短三个月就已灰飞烟灭。这次双方短暂的交手令人回想起自2009年以来的双边关系，如何从美好的幻觉走到痛苦的幻灭。这次新冠病毒让中美两国的脱钩是否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01白宫中国政策的掌门人

　　中美脱钩在华盛顿大有市场，让特朗普接受这一战略的并非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五角大楼新主人马克·埃斯珀这几个目前把控着美国外交国防政策的西点军校86届毕业生，而是讲一口流利普通话、有点书生气、年仅46岁的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用他在国安会第二个老板麦克马斯特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话，博明是“冷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大变化的核心，即对中国采取竞争态势”。其实他两年前参加中国驻美使馆新春活动，就当着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面表示，中美是竞争对手，只有实事求是地面对这种现实，而非表面上强调友好，才能够摆正双方的关系。

　　疫情爆发之后，博明曾致电香港他认识的一位医生了解病毒的严重性。根据华盛顿邮报4月30日的报道，他也和居住在华盛顿州、同时又是病毒学家的家人了解新冠病毒，随后向特朗普建议禁止非美国公民从中国入境以阻止病毒在美国的蔓延;他在北京担任《华尔街日报》记者期间报道过非典，所以怀疑新冠病毒的严重性是否被故意淡化，并敦促情报部门彻查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泄漏了病毒。他支持特朗普冻结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削减中国媒体派驻美国的人数，力主将华为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他的路透社前同事Paul Eckert说，博明和众多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一样，他原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充满深情，但因为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逆转。

　　其实我早在1997年，就在华盛顿认识了博明。我和博明相识是因华盛顿的一位女律师和她的家人，我刚到美国时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活动而被安排住在华盛顿她的家中，后来成了朋友。而她本人曾经在八十年代也到武汉教过英文，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回国后也成为推动美中友好的积极分子。博明当时从麻省大学中文系毕业才两年，他选择这个冷门的学科，就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对中国充满感情。他是个非常友善的年轻人，在华盛顿时我们一起聊天、聚会。后来他到香港和北京担任路透社及《华尔街日报》记者，我也到港大任教，时有见面。他因采访报道被人追打，并被迫把采访资料冲进马桶。但我们见面时，他从来没有和我提及这些遭遇。

　　2004年，我到他北京外交公寓的家里参加聚会，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从此没有联系。原来在2005年，他离开北京去了伊拉克，后来又去了阿富汗。他在报道东南亚海啸时看到美军陆战队的英勇，决定弃笔从戎，31岁时加入海军陆战队。他在阿富汗认识了特朗普最早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虽然弗林因“通俄门”事件下台，但博明不仅留下来了，而且历经四位国安会顾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的父亲曾任职美国司法部，知道水门事件中向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徳透露信息的“深喉”。

　　但博明并非特朗普的圈内人，和民主党也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在外交界也不太为人所知，在某种程度上讲他还是一个保守的全球主义者，到白宫之前在纽约一家对冲基金工作。他在中国作为记者的经历，形成了他对今日中国的观感。他今年一月陪同特朗普访问印度时，在回答是否准备以冷战的姿态让中美经济脱钩时表示，“这个脱钩早就发生了，而且并非由美国引发。”

　　02心理脱钩已经发生

　　美国有不少像博明这样的人，他们大多在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来到中国，如今这一代人回到美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再往前，我曾做过记者，和一些当年在北京的外国驻京记者相识。CNN的齐迈克(Mike Chinoy)80、90年代是驻北京的记者，他第一次去中国，是70年代尼克松访华时。早年他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后来浪漫情怀不再。在那个年代，和外国记者一起畅谈中国的未来，他们比中国人还乐观还激情。我到美国不久，在硅谷圣何塞信使报工作访问一个月，曾经在中国留学的评论部编辑，对中国的改革寄予厚望。

　　时间再早一点，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oderick Lilley)，出生在青岛，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李洁明之后的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出生在南京，在四川成长，父亲是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任教。九十年代我到美国的访学签证曾被拒，他当时到任不久，我有机会在美国使馆见到他，询问美国政府是否不鼓励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获得签证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再之前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生在杭州，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1949年回到美国之后，他因亲中立场受排挤，去世时中美对峙，是中国不受欢迎的人物，却留下遗言，一定要埋葬在他曾经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校园内。这个遗愿虽没有实现，最终他得以埋葬在出生地杭州。

　　如今美国及西方一群掌管中国政策的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和他们的前辈们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像司徒雷登那一代的美国人，出生在中国，对中国充满了同情心，想帮助中国;也不像80年代的西方记者，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而是像博明那样，在中国崛起之后来到中国，反而看到了社会的另一面。

　　这在学者中间也是如此，我以前在华盛顿时多次采访过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urg)，作为中美建交后首批美国留学生前往中国，先后在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学习汉语，之后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研究。他后来为了观察中国的变化，特意在北京常住，也看好中国的发展趋势，但2015年他发表了对中国未来不同的看法，次年出版《中国的未来》一书，预测中国发展的四种可能。而他认为中国最应该走的是“柔性威权主义”，这样才能为改革铺平道路，而中国在迎接北京奥运会前十年所走的就是这一道路。

　　如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议题上意见相持不下、立场南辕北辙，但只有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甚至比白宫有过之而无不及，特朗普和拜登为竞选都在拿中国来做文章。问题在于，美国以往的总统选举拿中国说事只是为了竞选，自特朗普开始，竞选总统时的承诺已化为行动，这充分说明因竞选需要高唱的民粹主义和治理美国的精英主义已经走到一起。而新冠病毒是否成为压死骆驼的稻草?

　　如果去看美国的民意调查，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已降到历史新低点。根据美国智库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约66%受访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是该中心自2005年开始该调查以来的新高，其中20%的增幅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才发生的。同时还有高达91%受访者视中国崛起为威胁。如果在中国进行类似的民意调查，我相信结果也会很相似，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也降到历史新低点。中美民众之间的心理脱钩已经发生，确保中美不脱钩的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难。

　　03经济脱钩会否发生?

　　判断中美冲突最终会峰回路转，且中国会再次完胜的乐观派，引用过去三十年的两大事件作为佐证。第一次是1990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首次海湾战争，当时老布什总统派遣国务卿贝克到北京与钱其琛外长见面以获取中国在联合国不要投下反对票的承诺，但不准对外发布两人握手的照片。当时西方经济制裁，苏联和东欧又发生巨变，但海湾战争之后中国渐渐摆脱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困局。

　　第二次则是小布什上台之后，美国已准备对中国采取战略遏制，因2001年的911事件而土崩瓦解。在此之前双方因南海战机相撞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两国的对抗已迫在眉睫。但911的发生，再次让中美两国联手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在这期间中国也得以透过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获得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的机会，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实还有第三次和第四次，2008年从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再次为中国进入世界中心提供了最佳的时机。第四次是特朗普上台后希望和俄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甫一上台就因“通俄门”事件焦头烂额，阻挠了这一战略的实现，而这也正发生微妙的变化。早在2018年7月17日特朗普和普金在芬兰举行首次首脑会晤，两人的私人会面长达两个小时，没有助手和笔录，特朗普甚至没有承认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引发美国朝野哗然。而今年4月25日，美俄两国发表罕见的联合声明，纪念二战期间美苏军队易北河会师，并称 “易北河精神”是摒弃分歧，建立信任和为更伟大的事业通力合作的典范。

　　有人说新冠病毒是上天赐给中国的又一次机会，特朗普的疯狂突出了中国体制的优越，美国面对疫情的表现让世人看到了美国管治极其失败的一面。但这次的危机和以往三次截然不同，它不会是中国的又一次机会，反而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新冠病毒危机有本质的区别，过往三十年里美国面临的三大危机，使得中美之间的合作加强了，根本原因是危机的起源与中国无关。此次新冠病毒毕竟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病毒大流行，从中国开始爆发，这个根本的区别使得两国之间的合作变得更难，两国间相互的信任和尊重和过去相比已非同日而语，两国间都存在强大的力量希望脱钩。低估过去三年间弥漫于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当中希望与中国切割的情绪，这会耗尽四十年来中国积攒的“运气”。

　　中美之间的心理鸿沟日益加大，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也加速双方的经济脱钩。中国从2005年的GDP总量赶超德法两国，到2010年GDP超越日本，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恢复了曾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期的地位，同时还把美国赶下盘踞110年的最大商品生产国的宝座;2013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6年美国抢回了这一地位，2017年中国失而复得再次爬上了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所以可以看到中美两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和相互竞争的态势。

　　贸易战曾引起的两国企业极大的忧虑，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已呈断崖式的下跌。根据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数据，中国对美投资从2016年的最高峰时的540亿美元，下滑至2018年的97亿，到2019年前半年则仅有25亿。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中美紧张的关系是在华美国企业2019年的首要关切，81%的美国企业称，紧张的双边关系影响了其在华业务，而在2017年，只有45%在华的美国企业担忧两国政治紧张会对公司正常业务造成影响。

　　颇具讽刺的是，真正可以阻止两国完全脱钩的恰恰是两国间密切的经济联系，而这是维系中美经济不脱钩的唯一且脆弱的因素。

　　2009年，弗雷德·伯格斯滕曾罗列了他提出G2概念的理由。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四年里，中美两国经历了蓬勃的发展期，两国的经济增长总量几乎占据全球的一半;中美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个最大的贸易国，两个污染最大的国家。中美还代表全球两大集团，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收入工业化国家。

　　中美两国还代表了全球贸易和金融失衡的两端：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赤字和债务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而正是这一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尼尔·弗格森甚至提出了“中美国”的概念，他曾经极为看好中美两国将重构世界新格局。

　　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在1972年只有1288万美元，2019年达到了5412亿美元，其中价值4185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出口美国，明显高于中国进口的1227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958亿美元，但和2018年的3230亿美元相比已经减少。2019年双边贸易战加剧，即便加上中美服务贸易中美国顺差的数字，中国的顺差还是超过了2000亿美元。贸易战以来，美国对华投资继续保持相对稳定，投资额在130万美元左右。美国意图和中国经济脱钩到底起到了多少成效?有多少制造业搬回了美国呢?

　　随着中国劳工费用的增长，社会更加富裕，以及中国制造业自身升级的需要，全球供应链已经开始向西移动，前往越南、孟加拉国、印度等国，也有一些转向中国西部地区。因此全球供应链的变化并非中美贸易战引发，这种渐变起于贸易战之前，同时也符合过去半个世纪里，全球供应链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再向中国转移的大趋势。但不能忽视新冠病毒的蔓延将会加剧全球供应链的转移。

　　美国虽然抱怨中国对其市场开放不平衡，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呈现增长，美国的农产品尤其离不开中国市场。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中国承诺购买的农产品达高达500亿美元，而未来两年中国承诺进口的美国商品与服务总额则高达2000亿美元。新冠病毒引发发达国家对全球供应链的担心和忧虑，但过去四十年全球化的分工合作也不可能全面改写。美国担心制造业包括医疗产品设备上过度依赖中国，中国也同样依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美国农产品。

　　即便在高科技领域，两国间的互相依存也明显，对华为的封锁也同样打击美国的高科技领域。根据BBC的报道，华为每年从美国供应商进口约110亿美元的部件和材料，美国供应商因美国政府针对华为的封杀令蒙受损失。根据路透社的数据，伟创力(Flex)、博通(Broadcom)和高通(Qualcomm)在华为赚取的收入最多，华为大部分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的订单都是由伟创力生产，2018年公司的营收中有24.3亿元人民币来自华为。博通和高通则向华为出售芯片、零部件等产品，2018年分别从华为获得20.9亿和15.8亿元人民币的订单。

　　即便经历新冠病毒和政治病毒的污染，中美经济脱钩并不很容易。曾几何时，支撑全球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就是中美之间各自的优势，相互依存的关系并没有消失，然而所有引发中美经济脱钩的因素却越来越大。

　　04脱钩的拉力与推力

　　如果说新冠病毒已经侵蚀了中美关系，但“政治病毒”正毒害中美关系，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双方的心态。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密切关注中国、也同样会说普通话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已发出警告：“一个完全‘脱钩’的世界将变得极不稳定，它会打破以往四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设，让东西方的铁幕重新落下，它预示着开启新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风险和丧失战略稳定”。

　　美国参议员科顿最早指控病毒是中国生物作战的一部分;美国政府高官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对病毒在美国蔓延负责;密苏里州对中国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特朗普威胁更改《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的条款，法院可以受理针对中国政府的诉讼。虽然英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印度、埃及、尼日利亚等国家都有类似的民间诉讼，但与美国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的怀疑已成为美国调查的重点，尽管美国情报部门已否认病毒是人造和基因改造。

　　中国也有官员指控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掀起了中国反击的序幕，并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定性为“人类公敌”。特朗普“甩锅”的方式不太可能得到太多的支持，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科学家都不认同美国的看法，但大多数国家也希望了解更多病毒起源和扩散的真相。中美两国短期之内的相互攻击，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双方的观感，并进一步撕裂双边已经伤痕累累的关系呢?

　　05中美会否脱钩的两大拉力

　　第一，中国的决策者和精英阶层都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发生质的蜕化。这也是为何自贸易战以来，中方一直表示愿意坐下来谈，且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中做出妥协与让步，并继续开放市场。在新冠病毒引发的对垒中，也将中美之间公开的争吵限制在低层次官员上，并将媒体的批评火力限定在美国国务卿一人身上。

　　这次新冠疫情，最大的次生灾害，是一大批令人瞠目结舌的义和团式民粹，根本就不清楚事实真相，就逞一时口舌之快，对中国造成极大的伤害。所幸中国的决策者充分理解经济发展和国家复兴的战略高于一切，因此面对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中国内部再次出现闭关自守的力量，依旧坚持中美不脱钩的战略思维，不管民间存在多少义和团式的喊打喊杀之声，都不至于发生战略逆转向。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因疫情等原因给中国人留学海外带来新的阻力，香港一些大学的自费硕士课程却出乎预料地爆满，而这些课程的主要报读者来自内地。去年不少人担心香港反修例会影响内地生到香港求学的意愿，经历新冠病毒之后，来自内地的申请数量丝毫没有减少。这说明在涉及自身的利益和前途时，中国人现在的思考比以往更为理智。中国再次“内向化”虽然有市场，但也同样有巨大的拉力阻止这扇门再次关上。

　　第二，美国商界依旧有强大的拉力确保中美不会脱钩。如果只看华盛顿的政治氛围，对中国的敌意甚至超过冷战时期，特别是特朗普的“索偿”要求会进一步毒害两国关系，随着美国大选的铺开，情况只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商界依旧是中美不会脱钩的积极力量，3月16日，星巴克咖啡在疫情期间反向操作，投资1.3亿美元在江苏昆山建设咖啡创新产业园，设立一座烘焙基地，这是美国以外最大笔的单项生产投资。星巴克去年在中国的收入约30亿美元，全球占比达11%。4月22日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广东惠州的乙烯项目开工，这是美国企业在华独资建设的首个重大石化项目，总投资约100亿美元。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2月13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黑天鹅事件”，但美国企业不会撤离中国市场，他呼吁两国共同努力兑现贸易协议所作的承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有两百多家在华经营的企业会员，对所属会员的调查表明，有高达78%的在华美国企业对前景乐观，认为两国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对双边关系与经商环境有积极正面作用。根据哈里斯在新冠病毒蔓延美国之后所作的民调，介于18-34岁年龄段的美国人当中有约44%支持美国企业继续在华经营，尽管在35岁以上的年龄段支持率都不足2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国关系因新冠病毒缺乏足够的合作时，中美医疗专家人员的合作却是一个令人充满期望的典范。同时，包括马云在内的中国企业家也透过自己的渠道向纽约等州提供和捐赠了紧急医疗设备。

　　06中美会否脱钩的两大推力

　　中美脱钩的推力存在于双方的恐惧中，如何摆脱这种恐惧将决定未来两国的发展走向，双方内心的恐惧会导致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

　　第一，美国的恐惧。在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于2005年提出G2这一概念的同时，外交家佐利克也在2005年提出了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的利益攸关者，最近他在美国《国家利益》刊文再次回忆15年前的构想为何化为乌有，而美中对抗已经违背了他当年提出的政策思路。为何美国曾渴望将中国引入美国所设计的战后国际体系，反而现在要将中国排挤出世界大国俱乐部?随着“一带一路”和“2025中国制造”的出台，以及中国内部的变化，美国认定中国是个修正主义者，将彻底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而特朗普上台之后更是采取了激进的“退群”战略，让美国不少盟友无所适从，这其实也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就无法按捺住超越世界强国的欲望。中国在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后，也同时开辟自己主导的“第二轨道”，这包括“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当年中国对G2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也没有想过要加入G7，不像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短暂成为G8的一员。反而在G20的框架下，希望成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领袖，与发达国家领袖美国可以平起平坐。

　　但中国短暂时间内是不可能超越美国。美国在19世纪末的经济总量已超过英国，但到“二战”结束之后才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领袖这把交椅，当中用了50多年的时间。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中国想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未来的路依旧漫长。

　　除了经济实力，“二战”之后美国顺应世界潮流，在反殖民地的进程中站在被殖民的一方，这不仅加速大英帝国的瓦解，而且获得了道德的制高点，更不用提民主与自由早已深入人心。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经济实力和软实力与现有的占支配地位的大国都有一定的距离。如同“二战”前五十年的美国，中国必须思考如何在不构成挑战对手的情形下，和对方一同维持现有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在对外的关系中过分膨胀的自信心也是缺乏自信。

　　第二，中国的恐惧。中国一直无法摆脱社会出现动荡的隐忧，这给中国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世界大国中，各国因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道路不尽相同。日本成功脱亚入欧，又很好地继承和保存了自己的文化。俄罗斯则从彼得大帝开始就希望入欧，为此还建造靠近欧洲的新首都圣彼得堡，但迟至今日依旧被排挤出欧洲大家庭。

　　过去十年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可信度和支持度反而没有得到提高。中国和西方因文化历史不同，治国理念不同，面对欧美民主式微，中国必须思考是否可以摸索一条中间道路。柔性威权主义或许是一个可以实现的选择，以重回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十年内部宽松和外部和谐的局面。而我过去十多年来也从没有改变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看法，其方向、顺序和重点是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法治国家、和民主制度四部曲。中国目前至少可以主动出击深化改革，向全球各国、向国企民企提供一个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市场，并鼓励更多自下而上的创新和改革。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才有可能解除困扰自身的恐惧感，才有可能被国际社会尊重。

　　07中美会否脱钩的两大变数

　　第一，台湾与香港问题。台湾作为一直困扰中美关系的热点，在中美的对抗中再次走到前台。新冠病毒蔓延之后，美国与台湾卫生部门高层官员的互动，以及越来越密切的官方接触，中国如鱼在哽，民间武力解决台湾的呼声也此起彼伏。台湾问题之于中国有如华为问题之于美国，成为两国各自需要争取国际社会和盟国支持的议题，也成为各自的负资产。在台湾问题上过于急促的解决方案都可能冲击中国和平的发展环境。

　　香港在疫情过后又可能不再平静，而美国已开始对香港再次发声。我早在去年9月份就建议，23条立法保证国家安全并同时推动普选才能走出僵局。角力的各方必须认识到，在中美对峙下，台港问题随时可以成为引发中美对抗的热点，各方特别需要防止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重演。克林顿在台湾领导人访美问题上180度的大转弯，且不顾当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纽约向中方做出的承诺，最终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

　　第二，南海问题。在疫情全球蔓延之际，中美在南海的角力并没有丝毫减低。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3月15日与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在南海展开联合训练。美国海军第七舰队3月19日表示，在执行印太安全任务时曾在菲律宾海发射中程导弹。中国海军也在同日发布在南海展开协同反潜训练的画面，还击美方。中国4月18日发出公告，批准海南省三沙市设立西沙区、南沙区两个市辖区。中国如何在主权争议和自由航权之间做出可信的承诺和平衡，需要更加明确地让国际社会清楚了解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效仿美国在亚洲推行中国版本的门罗主义，中国需设法与美国达成共识，一同维持现有的秩序并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2001年4月1日中美在南海发生军机相撞事故，让两国关系跌到了低谷。类似这样的擦枪走火，如果在南海再次上演，随时会成为中美关系失控的变数。

　　结论：在美国“去中国化”的逆势中，中国如何走出被孤立的困境，首先需要防止中美经济脱钩，而这需要在内外政策上打破“把自己束缚及扭曲在别人预想的模式之中”(李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