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邢予青

　　过去30年是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以跨国企业为龙头的全球价值链，带动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融合。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和造就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价值链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制造品贸易的主流。

　　全球价值链改变了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形态。以价值链为基础的贸易是同一商品上的国际劳动分工，不是不同产品的国际劳动分工。价值链贸易也挑战了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只有大和高效率的企业才能出口的论断。中国的中小企业在沃尔玛价值链的带动下，占领美国低端产品市场，就是挑战新-新贸易理论的典型案例。

　　在全球价值链上，组织和运作价值链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推广、市场营销;非龙头企业则按照龙头企业提供的产品方案和设计，负责零部件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为没有技术、品牌和市场营销优势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捷径，也推动了跨国公司的无工厂化。

　　中国是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繁荣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必要的环境和激励机制。例如，中国独特的加工贸易制度，为全球价值链延伸到中国，提供了接近自由贸易的微观环境。通过融入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全球价值链，大批中国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在品牌、技术与产品革新，以及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的溢出效应，成功地将“中国制造“或者 “中国组装”推向世界市场。

　　依托全球价值链打入国际市场，是催生中国出口奇迹，成功实现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战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笔者认为，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出口快速增长，从而带动国内工业化就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完全不同于二战后代表东亚奇迹的日本模式，也不同于四小龙模式。它是以全球价值链为依托而形成的模式。

　　中国企业融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地位。中国企业以价值链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的身份，不仅参与了服装、鞋子、玩具和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价值链，也参与了高科技产品，例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等的价值链。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从最初单纯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最终产品，逐渐扩展到为国外上游企业提供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中间产品。例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和内饰配件出口国，世界最大的活性药原料生产基地。

　　中国企业为全球价值链提供组装服务，加工和制造零部件、或者最终产品的规模，决定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全世界最大电子消费品制造商苹果公司的所有产品都是在中国组装的;中国6500亿美元高科技出口中的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加工，最终以外国品牌在海外市场销售的;H&M 在中国有800多家合同供应商;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中国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这些企业每年为沃尔玛的美国连锁店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低价值产品，相当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10%。

　　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地位，是它为国际市场服务角色决定的，与中国本土市场规模无关。

　　全球价值链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为中国制造/组装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捷径。但是，依托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战略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自然灾害，区域政治局势的演变，都会给全球价值链的运作带来风险。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就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的第一次冲击。目前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从中国进口的许多商品，都在被征收25%关税产品的清单上。成本优势是价值链龙头企业在中国大规模采购低价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把组装环节放在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无论是中国供应商还是美国采购商来支付这笔关税，25%的关税几乎可以把中国成本优势完全抵消。如果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包含大量的外国零部件，这些从外国运到中国的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放大了关税的负面作用。

　　为了避免这25%的关税， 许多价值链龙头企业已经开始减少从中国的采购，或者把服务于美国市场的产能从中国撤回本国，或者是分散到第三国， 例如东盟国家和墨西哥。苹果公司已经要求它在中国的加工企业，把10-15%的产能转移到东盟;任天堂把在中国组装游戏机的产能搬到了越南;理光则把面向美国市场的复印机生产线搬到了泰国。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Kearney估计，中美贸易战导致2018年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下降900亿美元。其中310亿美元是跨国公司采购向其他低成本亚洲国家转移的结果。越南目前是跨国公司重整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的最大受益者。2018年越南对美国制造品出口增加了140亿美元。

　　中美两国在今年一月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暂时为贸易战风险扩大画上了休止符。然而，突然爆发的新冠病毒，又暴露了以中国为中心全球价值链的新风险。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染，中国企业进入了停工停产的状态。这直接导致依赖中国供应零部件的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企业的停摆。今年第一季度由新冠病毒引起的中国经济停滞状况，沿着全球价值链迅速传播，出现了中国“感冒”全世界“咳嗽”的景象。

　　上海美国商会今年2月份的调查显示，48% 被调查企业表示中国的停工停产影响了它们的全球运作。上海日本商工业协会的调查显示， 超过一半的被调查日企的供应链出现了断供问题。苹果公司也提前向投资者表示，新冠病毒在中国的爆发导致第一季度盈利目标无法实现。

　　更为严重的是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引起了基本医疗用品短缺。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都出现了口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短缺的现象。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去工业化，是全球价值链发展导致的国际分工结果。为了降低成本，欧美发达国家企业把生产基本医疗用品产能或者转移到中国，或者外包给中国的企业。面临新冠病毒疫情泛滥的危机，这些国家突然认识到它们没有生产这些医疗器械的基本能力，需要依赖中国企业的供应。

　　然而，新冠病毒在中国的大面积流行，不仅限制了中国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也引发了中国国内对这些产品需求成倍增长，这进一步扩大了欧美市场上口罩、医用防护用品、呼吸机等产品的短缺。各国政府围绕口罩的争夺战，充分暴露了依赖全球价值链提供基本医用防护品的风险。

　　中国企业在全球制药价值链的重要地位，也让许多国家第一次认识到过度依赖中国提供活性药物成分的风险。印度的成品药出口世界第一。印度制药业使用的活性药成分70%是从中国进口的。由于担心无法从中国进口足够的活性药成分，从而导致国内药品短缺，印度政府对用中国活性药成分制造的药品出口进行了限制。欧州制药公司使用的活性药成分33%来自中国。这些活性药成分被广泛用于抗生素、止痛片、各种疫苗以及抗癌药物的制造。一贯支持自由竞争的法国财政部长Bruno Lemaire，指责欧洲制药厂将活性药成分外包给中国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美国FDA也对美国制药公司对中国产活性药成分的过度依赖表示担忧。

　　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的流行，让许多国家认识到医药品国产化的重要性。今后，关系国民健康的医药品将与粮食和能源一样，被各国列入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清单上。医药品全球价值链回归本国的趋势将不可避免。日本政府公开宣布以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日企把口罩、消毒液、呼吸机和人工肺等医药品制造产能搬回日本;对于日企业在国内扩大活性药成分产能的投资，提供50%的补贴。欧洲医药协会主席Christoph Stoller也呼吁欧洲制药厂把生产主要活性药成分的产能搬回欧洲，以保证欧洲药品供给的安全。

　　笔者认为，未来全球医药品价值链的朝本土回归的趋势，显然会削弱中国企业在这些产业链上的中心地位。

　　病毒与贸易战的叠加，将威胁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心的地位。未来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新调整，把服务于非中国市场产能搬回本土或者朝第三国分散，预示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辉煌时代即将过去。中国必须通过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换，来应对这些挑战。

 　　文丨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邢予青

　　过去30年是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以跨国企业为龙头的全球价值链，带动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融合。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和造就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价值链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制造品贸易的主流。

　　全球价值链改变了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形态。以价值链为基础的贸易是同一商品上的国际劳动分工，不是不同产品的国际劳动分工。价值链贸易也挑战了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只有大和高效率的企业才能出口的论断。中国的中小企业在沃尔玛价值链的带动下，占领美国低端产品市场，就是挑战新-新贸易理论的典型案例。

　　在全球价值链上，组织和运作价值链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推广、市场营销;非龙头企业则按照龙头企业提供的产品方案和设计，负责零部件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为没有技术、品牌和市场营销优势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捷径，也推动了跨国公司的无工厂化。

　　中国是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繁荣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必要的环境和激励机制。例如，中国独特的加工贸易制度，为全球价值链延伸到中国，提供了接近自由贸易的微观环境。通过融入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全球价值链，大批中国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在品牌、技术与产品革新，以及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的溢出效应，成功地将“中国制造“或者 “中国组装”推向世界市场。

　　依托全球价值链打入国际市场，是催生中国出口奇迹，成功实现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战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笔者认为，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出口快速增长，从而带动国内工业化就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完全不同于二战后代表东亚奇迹的日本模式，也不同于四小龙模式。它是以全球价值链为依托而形成的模式。

　　中国企业融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地位。中国企业以价值链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的身份，不仅参与了服装、鞋子、玩具和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价值链，也参与了高科技产品，例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等的价值链。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从最初单纯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最终产品，逐渐扩展到为国外上游企业提供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中间产品。例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和内饰配件出口国，世界最大的活性药原料生产基地。

　　中国企业为全球价值链提供组装服务，加工和制造零部件、或者最终产品的规模，决定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全世界最大电子消费品制造商苹果公司的所有产品都是在中国组装的;中国6500亿美元高科技出口中的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加工，最终以外国品牌在海外市场销售的;H&M 在中国有800多家合同供应商;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中国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这些企业每年为沃尔玛的美国连锁店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低价值产品，相当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10%。

　　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地位，是它为国际市场服务角色决定的，与中国本土市场规模无关。

　　全球价值链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为中国制造/组装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捷径。但是，依托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战略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自然灾害，区域政治局势的演变，都会给全球价值链的运作带来风险。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就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的第一次冲击。目前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从中国进口的许多商品，都在被征收25%关税产品的清单上。成本优势是价值链龙头企业在中国大规模采购低价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把组装环节放在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无论是中国供应商还是美国采购商来支付这笔关税，25%的关税几乎可以把中国成本优势完全抵消。如果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包含大量的外国零部件，这些从外国运到中国的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放大了关税的负面作用。

　　为了避免这25%的关税， 许多价值链龙头企业已经开始减少从中国的采购，或者把服务于美国市场的产能从中国撤回本国，或者是分散到第三国， 例如东盟国家和墨西哥。苹果公司已经要求它在中国的加工企业，把10-15%的产能转移到东盟;任天堂把在中国组装游戏机的产能搬到了越南;理光则把面向美国市场的复印机生产线搬到了泰国。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Kearney估计，中美贸易战导致2018年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下降900亿美元。其中310亿美元是跨国公司采购向其他低成本亚洲国家转移的结果。越南目前是跨国公司重整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的最大受益者。2018年越南对美国制造品出口增加了140亿美元。

　　中美两国在今年一月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暂时为贸易战风险扩大画上了休止符。然而，突然爆发的新冠病毒，又暴露了以中国为中心全球价值链的新风险。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染，中国企业进入了停工停产的状态。这直接导致依赖中国供应零部件的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企业的停摆。今年第一季度由新冠病毒引起的中国经济停滞状况，沿着全球价值链迅速传播，出现了中国“感冒”全世界“咳嗽”的景象。

　　上海美国商会今年2月份的调查显示，48% 被调查企业表示中国的停工停产影响了它们的全球运作。上海日本商工业协会的调查显示， 超过一半的被调查日企的供应链出现了断供问题。苹果公司也提前向投资者表示，新冠病毒在中国的爆发导致第一季度盈利目标无法实现。

　　更为严重的是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引起了基本医疗用品短缺。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都出现了口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短缺的现象。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去工业化，是全球价值链发展导致的国际分工结果。为了降低成本，欧美发达国家企业把生产基本医疗用品产能或者转移到中国，或者外包给中国的企业。面临新冠病毒疫情泛滥的危机，这些国家突然认识到它们没有生产这些医疗器械的基本能力，需要依赖中国企业的供应。

　　然而，新冠病毒在中国的大面积流行，不仅限制了中国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也引发了中国国内对这些产品需求成倍增长，这进一步扩大了欧美市场上口罩、医用防护用品、呼吸机等产品的短缺。各国政府围绕口罩的争夺战，充分暴露了依赖全球价值链提供基本医用防护品的风险。

　　中国企业在全球制药价值链的重要地位，也让许多国家第一次认识到过度依赖中国提供活性药物成分的风险。印度的成品药出口世界第一。印度制药业使用的活性药成分70%是从中国进口的。由于担心无法从中国进口足够的活性药成分，从而导致国内药品短缺，印度政府对用中国活性药成分制造的药品出口进行了限制。欧州制药公司使用的活性药成分33%来自中国。这些活性药成分被广泛用于抗生素、止痛片、各种疫苗以及抗癌药物的制造。一贯支持自由竞争的法国财政部长Bruno Lemaire，指责欧洲制药厂将活性药成分外包给中国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美国FDA也对美国制药公司对中国产活性药成分的过度依赖表示担忧。

　　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的流行，让许多国家认识到医药品国产化的重要性。今后，关系国民健康的医药品将与粮食和能源一样，被各国列入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清单上。医药品全球价值链回归本国的趋势将不可避免。日本政府公开宣布以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日企把口罩、消毒液、呼吸机和人工肺等医药品制造产能搬回日本;对于日企业在国内扩大活性药成分产能的投资，提供50%的补贴。欧洲医药协会主席Christoph Stoller也呼吁欧洲制药厂把生产主要活性药成分的产能搬回欧洲，以保证欧洲药品供给的安全。

　　笔者认为，未来全球医药品价值链的朝本土回归的趋势，显然会削弱中国企业在这些产业链上的中心地位。

　　病毒与贸易战的叠加，将威胁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心的地位。未来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新调整，把服务于非中国市场产能搬回本土或者朝第三国分散，预示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辉煌时代即将过去。中国必须通过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换，来应对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