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瘟疫。从中国开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正在为这个病毒的大流行付出沉重的代价。从病毒直接造成的死伤、全面停产停工和社会隔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治疗所付出的医疗资源，以及各国政府必须全面动员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人类为对抗这个病毒的牺牲，已经相当于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此全球规模的战役，不可能不对人类社会做出深刻的改变。如基辛格所言，“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人类社会永远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年年岁岁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其中一些事情的影响后果，足以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发展形成撞击，调整其未来发展的轨道。所以问题不在于会不会发生改变，而是改变的程度和影响。对于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具体国家而言，必须担心某些改变可能对本国的生存和发展，造成迫在眉睫且灾难性的破坏。

　　某些趋势一旦发生，就不是个别国家所能控制的，甚至可能超过所有国家和个人的影响范畴，成为所谓的“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裹挟着整个世界向着某一个方向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大体上体现这样的失控状态。

　　具体到中国，国内外各界人士都在关注疫情对中国未来发展，尤其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有两种极端性的意见。来自美国的担心主要是怕中国借此扩大全球影响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

　　最近《外交事务》发表的题为“冠状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杜如松)，认为美国政府对疫情的应对简直就是一团糟，而中国在控制本国的疫情后，迅速为其他国家的抗役提供援助，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定义为全球领导。

　　他们认为，这一局面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巴西教育部长干脆就在推特发文，指控中国企图利用疫情统治世界。来自西方及其附属圈子的政治精英的这些看法，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从中国角度分析问题的许多观察家(这也包括一些海外的华人学者)，则担心疫情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进一步撕裂中国与西方，导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将中国排斥在外，把中国挤出全球供应链，使中国再次陷入闭关锁国、沦为亚洲孤儿的悲惨境地。

　　这两种颇有影响力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体现着各自从中西两个角度看待问题的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和一丝“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其中的某些危言耸听，带着言说者内心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和议程推动意愿，但都说不上是就事论事的分析。

　　世界局势未来如何发展，如今很难加以具体预测，因为仍然存在着信息数据严重不足和未知因素太多的问题。但根据历史的经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可知的逻辑稍加推演后可以判断，疫情还不至于造成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不管是使之成为霸主还是弃儿。相反，疫情作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为人类在新观念下提升国际治理水平提供了机遇。

　　全球化难以终止

　　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知识、观念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换。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而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就开始了，比如古老的丝绸之路，就是古代社会萌芽阶段的全球化。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全球化成为一种规模现象，在殖民、战争、国际贸易与投资、留学、移民等活动的推动下加速发展。

　　早期的全球化发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即它是由商人、冒险家、殖民者和移民等来推动的，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小，起正面作用的时候可以进行配合协调，但很多时候政府也是全球化的阻碍，为其施加重重限制。

　　二战结束后，美国所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关贸总协定(后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其核心宗旨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则，来保障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这是人类社会首次在国际层面，建立一系列综合全面的规则来促进全球化，并在国际法上赋予其正当性。但这并不改变全球化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现象的本质，即全球化在任何时候都是由投资、贸易和人员流动所体现的。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全球化本身是难以终止的。产生全球化的第一动因，是分处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互相知晓了对方的存在，那么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交流都是不可避免而且永远不会停止。即使是战争，也只可能暂时性地减缓交往，但不会永远隔绝互知的世界。

　　第二，由于全球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只要一个经济体自身保持对外开放，就不可能被排斥在全球化过程之外。自身开放，自然就会吸引来资本、贸易和人才，也自然而然会与外界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

　　相反，那些希望将其他国家排斥在全球化之外的国家，必须首先将自身封锁起来。在我们当今这个世界，自我封锁程度很高的国家大概就只有一个朝鲜了;而作为开放发达经济体的欧美国家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换言之，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开放的欧美，绝对无法将开放的中国排斥在全球化之外，反之亦然。

　　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肯伯里所形容的，二战之后保障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个“易进难出”的体系。这一国际秩序的两大原则确保了它的基本开放性。第一，它是规则导向的，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有成体系的、高度技术化、可操作性强的国际法律规则来保障运行。第二，它以无歧视作为基本规范。首先进入这个体系很容易，只要拆除本国的壁垒，接受体系规则就可以。其次，除了一些例外，对任何进入这个体系的国家，规则基本上是无歧视地适用的。

　　这两个原则，虽然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的，但其运作并不受制于美国。美国要停止这些开放原则的运作，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但这种极端情况代表着也不存在美国领导的全球化了，排斥任何国家就无从谈起。

　　资本不会放弃有巨大市场国家

　　资本的扩张仍然是全球化的基本动因。资本的目的是追求增值、谋取利润，而增值和利润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资本家有国籍，但资本不受国界限制，而是会奔向任何能够产生利润的市场，即使冒着巨大的风险。规模大而开放的市场，往往利润稳定而风险低，是资本活动的最佳场所。

　　国家在不同的情况下，当然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资本加以限制，但除非实施严密控制的计划经济，国家是无法操纵资本的，反倒往往受到资本的操纵，为资本保驾护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体所在。

　　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敞开大门吸收外来的资本和技术，自身永远就是全球化的一个部分，不会被任何国家排挤出去。

　　不存在铁板一块的阵营

　　越来越多的严肃学者开始谈论“中美脱钩”甚至是相互为敌的现实可能性。中国国际政治学家王缉思最近指出，中美关系如今矛盾不断，日益紧张，很有可能从全面竞争走向全面对抗;而后一种局面所引发的代价极大，因为“双方深度融合的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不得不强行拆分”，其效果是“反目成仇”。

　　美国经济学者文贯中认为，结合以前的发展，“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经济全球化将由目前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一个阵营由自由市场经济体组成，其成员是西方发达国家，奉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原则”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另一个阵营是由中国主导，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奉行混合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这两个阵营会泾渭分明，互相排斥，走向冷战甚至是更大的灾难。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中美会不会脱钩和互为敌人?很显然，中美在经济和某些其他方面已经融合紧密，这是论者都承认的。这样的结合，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将其完全彻底分裂?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任何一国政府都没有这样强大的“上帝之手”。

　　在高科技和一些战略性领域，可以认为双方都有愿望摆脱对对方的依赖，政府也会采取一定的保护主义措施和产业政策，但这样效果如何还很难说，也更加谈不上将两国经济完全隔绝。其次，本文关于全球化部分的论述也适用于中美关系，只要中国是开放的经济体，美国就无法有效阻止中美之间的贸易、资本和人员往来，完全脱钩无从谈起，因此成为敌人更没有可能(当然，这一点不排除双方因为其他地缘政治的冲突为敌)。

　　文贯中的“两个阵营”的说法，如今已经成为西方某些学者看待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老生常谈，但无非是昧于事实和逻辑的惊悚之语。

　　首先，所谓的“三零”阵营根本就不存在，西方国家对此并没有达成共识。特朗普的基本理念是保护主义，他和中国大打贸易战，和欧洲与日本的贸易摩擦也并没有消停。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它的西方盟友之间的贸易壁垒总体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离“三零”颇有距离。

　　第二，“自由经济体”所组成的“西方”，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并不是铁板一块。如同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良多一样，西方各国也从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获取了巨大利益，几乎不会有任何西方国家为了一个空虚的“阵营”名头而断绝与中国的来往。再者，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仍需要深度改革，但在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方面并没有自我封闭，近几年在贸易关税和投资壁垒降低方面更颇有进步。

　　第三，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东方阵营”或“一带一路阵营”，就算有，这个阵营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也与西方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有些往来会比西方阵营内部更为密切。

　　第四，如一带一路这样的经济圈，其宗旨也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符合“三零”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则“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倡议根本无法存在。换言之，对立的“两个阵营”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说法，而不是现实的存在。根据意识形态偏好对不同的国家贴这样的标签，无助于有意义地认识这个世界。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即使中美两强因为激烈的竞争而形成两极，大多数其他国家，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会义无反顾地投入某一个阵营，而会采取“对冲”战略，反过来利用中美的互相制约，给自己创造最大的活动空间。即使必须选边，它们也只会在具体的事项上选择支持某一方，而不会成为某个阵营的成员。

　　保持警惕，保持开放

　　这个时代的人们看到了太多的惊涛骇浪，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世界所面临的变局是由中国的和平崛起所引发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冉冉升起，势必遇到既有强权的抵制。

　　如美国著名主持人和时政评论家扎卡里亚所指出的，美国的两党、军方和知识精英已经达成共识，无论经济上还是战略上，中国对美国均构成重大威胁，对此美国之前的对华政策已告失败，必须建立新的、更强硬的战略来遏制中国(《外交事务》2020年第1期)。对美国的强硬派来说，将中国挤出全球化进程，与中国脱钩并建立“统一战线”对其加以遏制，是摆在桌面上的选项之一，对此中国不能不有所警惕。

　　破解这种局面的“灵丹妙药”是加大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为工商业提供最好的经营环境，使中国市场成为全球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向往之地。这样的中国，无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亦足以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成为列国所欢迎的领导者，无需担心被任何其他国家排挤出去。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中心主任;原题《全球化不会将任何开放经济体排斥在外》

　　冠状病毒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瘟疫。从中国开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正在为这个病毒的大流行付出沉重的代价。从病毒直接造成的死伤、全面停产停工和社会隔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治疗所付出的医疗资源，以及各国政府必须全面动员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人类为对抗这个病毒的牺牲，已经相当于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此全球规模的战役，不可能不对人类社会做出深刻的改变。如基辛格所言，“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人类社会永远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年年岁岁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其中一些事情的影响后果，足以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发展形成撞击，调整其未来发展的轨道。所以问题不在于会不会发生改变，而是改变的程度和影响。对于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具体国家而言，必须担心某些改变可能对本国的生存和发展，造成迫在眉睫且灾难性的破坏。

　　某些趋势一旦发生，就不是个别国家所能控制的，甚至可能超过所有国家和个人的影响范畴，成为所谓的“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裹挟着整个世界向着某一个方向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大体上体现这样的失控状态。

　　具体到中国，国内外各界人士都在关注疫情对中国未来发展，尤其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有两种极端性的意见。来自美国的担心主要是怕中国借此扩大全球影响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

　　最近《外交事务》发表的题为“冠状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杜如松)，认为美国政府对疫情的应对简直就是一团糟，而中国在控制本国的疫情后，迅速为其他国家的抗役提供援助，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定义为全球领导。

　　他们认为，这一局面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巴西教育部长干脆就在推特发文，指控中国企图利用疫情统治世界。来自西方及其附属圈子的政治精英的这些看法，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从中国角度分析问题的许多观察家(这也包括一些海外的华人学者)，则担心疫情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进一步撕裂中国与西方，导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将中国排斥在外，把中国挤出全球供应链，使中国再次陷入闭关锁国、沦为亚洲孤儿的悲惨境地。

　　这两种颇有影响力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体现着各自从中西两个角度看待问题的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和一丝“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其中的某些危言耸听，带着言说者内心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和议程推动意愿，但都说不上是就事论事的分析。

　　世界局势未来如何发展，如今很难加以具体预测，因为仍然存在着信息数据严重不足和未知因素太多的问题。但根据历史的经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可知的逻辑稍加推演后可以判断，疫情还不至于造成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不管是使之成为霸主还是弃儿。相反，疫情作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为人类在新观念下提升国际治理水平提供了机遇。

　　全球化难以终止

　　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知识、观念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换。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而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就开始了，比如古老的丝绸之路，就是古代社会萌芽阶段的全球化。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全球化成为一种规模现象，在殖民、战争、国际贸易与投资、留学、移民等活动的推动下加速发展。

　　早期的全球化发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即它是由商人、冒险家、殖民者和移民等来推动的，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小，起正面作用的时候可以进行配合协调，但很多时候政府也是全球化的阻碍，为其施加重重限制。

　　二战结束后，美国所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关贸总协定(后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其核心宗旨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则，来保障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这是人类社会首次在国际层面，建立一系列综合全面的规则来促进全球化，并在国际法上赋予其正当性。但这并不改变全球化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现象的本质，即全球化在任何时候都是由投资、贸易和人员流动所体现的。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全球化本身是难以终止的。产生全球化的第一动因，是分处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互相知晓了对方的存在，那么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交流都是不可避免而且永远不会停止。即使是战争，也只可能暂时性地减缓交往，但不会永远隔绝互知的世界。

　　第二，由于全球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只要一个经济体自身保持对外开放，就不可能被排斥在全球化过程之外。自身开放，自然就会吸引来资本、贸易和人才，也自然而然会与外界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

　　相反，那些希望将其他国家排斥在全球化之外的国家，必须首先将自身封锁起来。在我们当今这个世界，自我封锁程度很高的国家大概就只有一个朝鲜了;而作为开放发达经济体的欧美国家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换言之，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开放的欧美，绝对无法将开放的中国排斥在全球化之外，反之亦然。

　　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肯伯里所形容的，二战之后保障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个“易进难出”的体系。这一国际秩序的两大原则确保了它的基本开放性。第一，它是规则导向的，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有成体系的、高度技术化、可操作性强的国际法律规则来保障运行。第二，它以无歧视作为基本规范。首先进入这个体系很容易，只要拆除本国的壁垒，接受体系规则就可以。其次，除了一些例外，对任何进入这个体系的国家，规则基本上是无歧视地适用的。

　　这两个原则，虽然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的，但其运作并不受制于美国。美国要停止这些开放原则的运作，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但这种极端情况代表着也不存在美国领导的全球化了，排斥任何国家就无从谈起。

　　资本不会放弃有巨大市场国家

　　资本的扩张仍然是全球化的基本动因。资本的目的是追求增值、谋取利润，而增值和利润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资本家有国籍，但资本不受国界限制，而是会奔向任何能够产生利润的市场，即使冒着巨大的风险。规模大而开放的市场，往往利润稳定而风险低，是资本活动的最佳场所。

　　国家在不同的情况下，当然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资本加以限制，但除非实施严密控制的计划经济，国家是无法操纵资本的，反倒往往受到资本的操纵，为资本保驾护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体所在。

　　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敞开大门吸收外来的资本和技术，自身永远就是全球化的一个部分，不会被任何国家排挤出去。

　　不存在铁板一块的阵营

　　越来越多的严肃学者开始谈论“中美脱钩”甚至是相互为敌的现实可能性。中国国际政治学家王缉思最近指出，中美关系如今矛盾不断，日益紧张，很有可能从全面竞争走向全面对抗;而后一种局面所引发的代价极大，因为“双方深度融合的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不得不强行拆分”，其效果是“反目成仇”。

　　美国经济学者文贯中认为，结合以前的发展，“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经济全球化将由目前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一个阵营由自由市场经济体组成，其成员是西方发达国家，奉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原则”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另一个阵营是由中国主导，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奉行混合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这两个阵营会泾渭分明，互相排斥，走向冷战甚至是更大的灾难。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中美会不会脱钩和互为敌人?很显然，中美在经济和某些其他方面已经融合紧密，这是论者都承认的。这样的结合，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将其完全彻底分裂?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任何一国政府都没有这样强大的“上帝之手”。

　　在高科技和一些战略性领域，可以认为双方都有愿望摆脱对对方的依赖，政府也会采取一定的保护主义措施和产业政策，但这样效果如何还很难说，也更加谈不上将两国经济完全隔绝。其次，本文关于全球化部分的论述也适用于中美关系，只要中国是开放的经济体，美国就无法有效阻止中美之间的贸易、资本和人员往来，完全脱钩无从谈起，因此成为敌人更没有可能(当然，这一点不排除双方因为其他地缘政治的冲突为敌)。

　　文贯中的“两个阵营”的说法，如今已经成为西方某些学者看待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老生常谈，但无非是昧于事实和逻辑的惊悚之语。

　　首先，所谓的“三零”阵营根本就不存在，西方国家对此并没有达成共识。特朗普的基本理念是保护主义，他和中国大打贸易战，和欧洲与日本的贸易摩擦也并没有消停。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它的西方盟友之间的贸易壁垒总体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离“三零”颇有距离。

　　第二，“自由经济体”所组成的“西方”，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并不是铁板一块。如同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良多一样，西方各国也从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获取了巨大利益，几乎不会有任何西方国家为了一个空虚的“阵营”名头而断绝与中国的来往。再者，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仍需要深度改革，但在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方面并没有自我封闭，近几年在贸易关税和投资壁垒降低方面更颇有进步。

　　第三，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东方阵营”或“一带一路阵营”，就算有，这个阵营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也与西方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有些往来会比西方阵营内部更为密切。

　　第四，如一带一路这样的经济圈，其宗旨也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符合“三零”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则“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倡议根本无法存在。换言之，对立的“两个阵营”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说法，而不是现实的存在。根据意识形态偏好对不同的国家贴这样的标签，无助于有意义地认识这个世界。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即使中美两强因为激烈的竞争而形成两极，大多数其他国家，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会义无反顾地投入某一个阵营，而会采取“对冲”战略，反过来利用中美的互相制约，给自己创造最大的活动空间。即使必须选边，它们也只会在具体的事项上选择支持某一方，而不会成为某个阵营的成员。

　　保持警惕，保持开放

　　这个时代的人们看到了太多的惊涛骇浪，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世界所面临的变局是由中国的和平崛起所引发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冉冉升起，势必遇到既有强权的抵制。

　　如美国著名主持人和时政评论家扎卡里亚所指出的，美国的两党、军方和知识精英已经达成共识，无论经济上还是战略上，中国对美国均构成重大威胁，对此美国之前的对华政策已告失败，必须建立新的、更强硬的战略来遏制中国(《外交事务》2020年第1期)。对美国的强硬派来说，将中国挤出全球化进程，与中国脱钩并建立“统一战线”对其加以遏制，是摆在桌面上的选项之一，对此中国不能不有所警惕。

　　破解这种局面的“灵丹妙药”是加大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为工商业提供最好的经营环境，使中国市场成为全球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向往之地。这样的中国，无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亦足以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成为列国所欢迎的领导者，无需担心被任何其他国家排挤出去。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中心主任;原题《全球化不会将任何开放经济体排斥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