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结束之际，破坏中美关系的贸易战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很少有观察人士相信休战会带来一个更平静的新年。特朗普政府的维护者们声称，总统背离传统的行事方式和打破规则与建制的意愿将在中国强制性技术转让和新重商主义行为等问题上产生重大收益。

　　其他人则对中国改变其基本做法表示怀疑。贸易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认为，特朗普对贸易相互依存的强制性操控已经失败，2019年双方达成的有限协议说明“特朗普政府已经放弃过去三年提出的正当要求”，包括涉及中国松懈的知识产权法和管理条例、强制性技术转让、关键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封闭，以及对国家和网络安全的笼统定义。不过，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中的很多人是不太可能搁置这些议题的。

　　中美关系有许多相互依存的方面，每个方面风险的对称性也不相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2019年11月在美国圣迭戈发表的演讲中就曾完美总结出六个不同的维度。

　　贸易：过去10年，美国进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9%，而中国进口仅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中国的领导层深知，通过贸易，美国对中国造成伤害的能力要大于中国对美国，但他们也明白，美国消费者依赖的一系列商品无法在短期内找到替代品。因此，虽然有2比1的非对称，但“这场游戏并不是所有的牌都在美国手中，中国对此心知肚明”。

　　外国直接投资：2019年，美国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2690亿美元，中国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450亿美元，但年流动量都出现了下滑，因为双方收紧了政策管控。陆克文总结，这一领域的“脱钩”速度要快于预期。

　　技术：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及其到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第一的目标，让美国政府和公司更加警惕两国在技术领域的高度相互依存。陆克文总结，相当大程度上的技术“脱钩”不仅正在发生，而且“几乎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当时中国决定搞网络主权，限制公民的信息自由流通”。

　　资本市场：美中整体金融关系超过5万亿美元，包括中国公司在美国股票交易市场上市的近2万亿美元，以及中国政府持有的1.3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券。陆克文认为：“无论两国政府有什么战略困难，维护这种安排仍符合两国利益。”换言之，这一领域几乎没有“脱钩”。

　　货币市场：虽然中国希望看到人民币在全球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但中国不愿进行国内改革以创建深度灵活的可兑换货币市场，也不愿推进让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所需的法治改革。全球货币储备中仅有2%是人民币，而美元占62%。这一现状将持续一段时期。

　　教育、研究和人才：过去20年，超过30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每年有超过35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然而，过去两年间，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注册人数出现下滑，政策调整使各类签证变得更难获得。陆克文总结，在人才领域已经出现“脱钩”的早期症状。

　　换言之，虽然副总统迈克·彭斯在2019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否认有“脱钩”的总体政策，但一定程度的部分“脱钩”注定会在新一年里增加，尤其是在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技术相关领域。双方都希望限制威胁关键基础设施或对军事态势有重大影响的脆弱性。一些措施会是单方面的，就像北京过去十多年来所做的。至于美国采取措施限制通过贸易、投资和科学交流转让敏感技术，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近日就警告，“建立一个降低风险而又没有过高成本的管控机制并非易事”。

　　复杂的供应链也不易解开。双边和多边协商可以帮助防止部分的技术脱钩沦为全面的贸易保护。例如，去年一个由中美两国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就建议为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建立一个框架，界定双边协商的领域，同时对一些领域的调整提出建议，在这些领域，各国可以实施经过精确校正的国内政策调整，以把对国内经济的伤害降到最低。其他可能对第三国产生外溢伤害的政策则交由多边安排处理。

　　在大选年，更艰难的问题是美国和中国能否本着合作精神生产全球公共产品，管理相互依存，同时在其他领域展开竞争。夸大的恐惧和最坏情境分析或许会让这样一种平衡政策变得不可能。中美关系是一种“合作竞争”，而“智慧竞争”战略的成功需要“合作”与“竞争”受到同等关注。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原题《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是什么?》

　　2019年结束之际，破坏中美关系的贸易战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很少有观察人士相信休战会带来一个更平静的新年。特朗普政府的维护者们声称，总统背离传统的行事方式和打破规则与建制的意愿将在中国强制性技术转让和新重商主义行为等问题上产生重大收益。

　　其他人则对中国改变其基本做法表示怀疑。贸易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认为，特朗普对贸易相互依存的强制性操控已经失败，2019年双方达成的有限协议说明“特朗普政府已经放弃过去三年提出的正当要求”，包括涉及中国松懈的知识产权法和管理条例、强制性技术转让、关键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封闭，以及对国家和网络安全的笼统定义。不过，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中的很多人是不太可能搁置这些议题的。

　　中美关系有许多相互依存的方面，每个方面风险的对称性也不相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2019年11月在美国圣迭戈发表的演讲中就曾完美总结出六个不同的维度。

　　贸易：过去10年，美国进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9%，而中国进口仅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中国的领导层深知，通过贸易，美国对中国造成伤害的能力要大于中国对美国，但他们也明白，美国消费者依赖的一系列商品无法在短期内找到替代品。因此，虽然有2比1的非对称，但“这场游戏并不是所有的牌都在美国手中，中国对此心知肚明”。

　　外国直接投资：2019年，美国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2690亿美元，中国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450亿美元，但年流动量都出现了下滑，因为双方收紧了政策管控。陆克文总结，这一领域的“脱钩”速度要快于预期。

　　技术：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及其到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第一的目标，让美国政府和公司更加警惕两国在技术领域的高度相互依存。陆克文总结，相当大程度上的技术“脱钩”不仅正在发生，而且“几乎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当时中国决定搞网络主权，限制公民的信息自由流通”。

　　资本市场：美中整体金融关系超过5万亿美元，包括中国公司在美国股票交易市场上市的近2万亿美元，以及中国政府持有的1.3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券。陆克文认为：“无论两国政府有什么战略困难，维护这种安排仍符合两国利益。”换言之，这一领域几乎没有“脱钩”。

　　货币市场：虽然中国希望看到人民币在全球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但中国不愿进行国内改革以创建深度灵活的可兑换货币市场，也不愿推进让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所需的法治改革。全球货币储备中仅有2%是人民币，而美元占62%。这一现状将持续一段时期。

　　教育、研究和人才：过去20年，超过30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每年有超过35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然而，过去两年间，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注册人数出现下滑，政策调整使各类签证变得更难获得。陆克文总结，在人才领域已经出现“脱钩”的早期症状。

　　换言之，虽然副总统迈克·彭斯在2019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否认有“脱钩”的总体政策，但一定程度的部分“脱钩”注定会在新一年里增加，尤其是在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技术相关领域。双方都希望限制威胁关键基础设施或对军事态势有重大影响的脆弱性。一些措施会是单方面的，就像北京过去十多年来所做的。至于美国采取措施限制通过贸易、投资和科学交流转让敏感技术，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近日就警告，“建立一个降低风险而又没有过高成本的管控机制并非易事”。

　　复杂的供应链也不易解开。双边和多边协商可以帮助防止部分的技术脱钩沦为全面的贸易保护。例如，去年一个由中美两国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就建议为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建立一个框架，界定双边协商的领域，同时对一些领域的调整提出建议，在这些领域，各国可以实施经过精确校正的国内政策调整，以把对国内经济的伤害降到最低。其他可能对第三国产生外溢伤害的政策则交由多边安排处理。

　　在大选年，更艰难的问题是美国和中国能否本着合作精神生产全球公共产品，管理相互依存，同时在其他领域展开竞争。夸大的恐惧和最坏情境分析或许会让这样一种平衡政策变得不可能。中美关系是一种“合作竞争”，而“智慧竞争”战略的成功需要“合作”与“竞争”受到同等关注。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原题《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