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的中国对策

　　面对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各国以多种方式、多种政策手段参与博弈，以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并由此推动形成世界经济新格局。这就是当前世界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上述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需要科学分析，冷静应对，努力实现趋利避害：

　　(一)明确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坚定发展方向

　　当前美国打压、遏制中国的直接动因，是认为中国崛起会危及美国的全球领导权。对于未来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美国和中国的理解并不一致。美国认为，世界经济秩序就应当以美国为中心，体现美国的利益，维护美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领导地位。而中国的崛起会导致出现“二元中心化”现象，甚至出现中心更迭，因此，美国必须遏制和防范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中国而言，中国拥有浓厚的“家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理想内在地契合了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从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来说， 社会主义首先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手段，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工具。在人际交往方面， 儒家文化强调“和而不同”，折射到国际关系上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决定了即便中国发展起来了、强大起来了，也不会谋求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从现实角度考虑，中国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时间不长，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经验不足、话语权有限，也不具备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现实可能性。中国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反映世界经济现实、以普遍国际共识为基础的，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正像习近平主席所讲的那样，“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可行的发展路径只能是：逐步扩大其他大国的话语权，将由美国主导制定规则转向由主要经济大国协商制订规则。从这个角度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不排斥美国继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围绕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更有化解矛盾和冲突的回旋余地。

　　认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中美之间虽有矛盾，但冲突不是“正面对撞”。双方在避免大规模冲突方面拥有广阔的政策空间，“注定一战”不是中美关系的宿命。其次， 中国应该继续以宽广的胸怀去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经验。我国经济总量已接近美国的2/3，但人均GDP刚刚达到世界银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世界各国平均收入水平。我们要迈向高收入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现实角度看，要完善市场机制， 充分激发我国经济的活力;要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我们仍需要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鉴于美国、日本、欧盟国家在经济理念、经济制度、公共治理方面高度关联，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中美关系， 才能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方面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二)高度重视处理好中美贸易摩擦

　　巨额贸易顺差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因。合作扭转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是防止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第一步。应当从大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 如增加进口、控制出口，推动美国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等， 明显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应当承认， 上述消除贸易失衡的措施会给国内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为此，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对冲措施，如扩大财政赤字规模、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拓展替代性市场等，努力把上述冲击降低到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应妥善处理中美经济领域内的结构性差异。中美在许多结构性问题上存在争执，许多发达国家对此也有同感。这反映了该问题的普遍性。我们应当把上述问题看作磨砺中国发展的“磨刀石”， 在弥合分歧的过程中提升自己， 争取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我们要看到各发达经济体立场的细微差别。在全面遏制战略框架下，美国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政策目标更加深远，手段也更加多样;而欧盟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其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着眼点更多局限在经济层面上。我们应当以欧盟国家为切入点，撬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良性互动进程。我们要加快与欧盟国家的相关谈判， 以改革开放的实际行动(在竞争中性、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透明度等领域不断取得进展)，逐步弥合双方在“结构性问题”上的分歧，并以此带动与美国的谈判取得进展。

　　应当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交流。应进一步拓展智库交流、民间交流等渠道，引导美国正确对待其领导地位相对衰落的客观现实，引导美国兼顾其他大国核心利益，在完善全球治理、联手应对世界经济新挑战的过程中，实现多方利益的共赢。

　　(三)坚持多边主义立场，谨防被美国孤立

　　目前各方力量正在围绕国际经贸规则进行激烈的争夺。发达经济体都是服务业占主导。特别是美国，其科技研发、信息咨询、娱乐传媒、金融服务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更是超过80%。上述国家迫切要求推动新一轮WTO谈判，消除非关税壁垒，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从中国的情况看，服务业占比也已超过50%， 推动服务业贸易发展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本国经济发展拓展国际空间。但WTO成员众多，利益诉求差异大，谈判难以取得进展。在WTO改革陷入僵局之际，一些大型自贸区谈判(如TTP、TTIP、RCEP等)则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孤立主义”倾向加强，“退群退圈”动作不断，试图通过双边谈判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但“一对一”施压的做法也使特朗普政府面临“五个指头摁六个跳蚤”的窘境;而且， “四处冒烟”、“到处树敌”的做法也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可以判断，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做法“走不远”。重回多边主义、充分借助盟友的力量，是美国理性的选择。需要引起关注的是， 在美国退出TPP谈判后，其余各国继续谈判达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虽然美国退出了，但日本等国多次明确表示，欢迎美国随时回来。这样， 如果美国重回多边主义立场，那么，美国就很容易依托CPTPP、TTIP，并诱惑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构建起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在此基础上， 如果美国抬高在WTO改革中的要价， 瘫痪WTO 运作，甚至出于非经济原因裹挟部分国家退出WTO， 就可以达到把中国排斥于主流国际经贸规则之外的目的。那时，中国将面临要么被国际社会孤立、要么重新“入世”的尴尬局面。因此， 我们要密切跟踪WTO改革和主要自贸区谈判进展动向，进一步明确国家立场，以可接受的让步最大限度地团结二十国集团成员， 分化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推动WTO改革谈判取得实质进展，进一步巩固WTO作为国际经贸规则主渠道的地位。

　　(四)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升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

　　各国以科技研发和国家安全为切入点，加大产业政策实施力度的做法，预示了“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构想只是极个别经济强国抢夺国际市场的遮羞布;更提醒我们要重视科技研发在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中的引领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大量文章可做：首先， 可实施升级替代工程。根据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加快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加快重要产品、零部件的国内替代，降低进口依赖。其次， 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充分发挥重大科研项目的指引作用，不断完善创业生态，加强产学研官合作，加快重大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与运用。再次，可充分发掘国际合作潜力，多渠道打破美国封锁。加强与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交流;支持国内科研人员和行业领先企业参加国际技术学会、协会的工作， 代表中国知识界、企业界发声;支持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全球智慧解决当地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最后，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基础建设领域的参与，在输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的过程中，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分摊研发成本。

　　(五)深度经营发展中国家市场

　　应充分发挥“中国模式”的“软实力”。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推动“中国经验”走出去，推动中国产品、技术、管理和服务走出去，助力当地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和社会治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将为反美国经济霸权主义提供重要支撑。

　　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利益多元，难以达成共同行动。面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引诱，发展中国家联盟很容易被分化、瓦解。中国要秉持开放共享的理念，通过相互开放市场、加强投资合作，不断提升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要加强与关键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带动更多国家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六)多层面着力，因势利导弥合分歧与矛盾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迫切需要解决，如气候变暖、环境污染、非法移民、地区冲突、收入分化以及反贫困等。中国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予以解决，并在此过程中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沟通，不断增进相互理解，为解决复杂的利益冲突创造条件。

　　避免陷入自我孤立的陷阱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一些政客希望在经济、科技领域构筑起新的“铁幕”，把中国与世界(主流)隔绝开来以达到封锁中国、遏制中国的目的。但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在普遍认同市场经济原则的背景下，商品、资本、人员乃至信息的流动只会更加频繁，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真正被隔离;在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美国领导地位相对衰落，各大经济体主体意识增强，更决定了美国遏制中国的谋略难以得逞。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和科技体系，拥有积极有为的政府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只要应对得当，在“经济大变局”中必然会成为大的“赢家”。这就是中国应对复杂局面的底气。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中国能否考出好成绩，拿到“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关键在于能否避开自我孤立的陷阱，避免出现为博弈对手提供“神助攻”的现象。

　　自我孤立的前提是错误判断国际形势。当前的贸易战是中国产业崛起引发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外在反应。中国与外部世界冲突的实质和焦点，是经济利益调整问题。对此，我们应当以平常心去看待，以建设性的态度推动问题妥善解决。如果把所有对华不友好的举动都上升到政治高度，把其一概看作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 围堵” 和“ 打压”，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试图“ 和平演变” 的图谋， 就会误判问题的性质， 错误地采取针锋相对的应对策略。这样，由于冲突双方差距难以弥合，发达经济体为了实现“公平”的贸易， 只能“另起炉灶”甩开中国“单干”。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陷于孤立，“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言最终演变为现实。

　　人为夸大国际层面上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间的斗争，还会映射到国内的经济、政治生活上， 显著拉高国内已经存在的“姓资姓社”争论，为改革开放事业附加上额外的政治标准。实践已经证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是行不通的;而要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我们则面临着经验不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严峻挑战。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足30年时间;强化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 以2003年抗击“ 非典” 为标志)，尚不足20年时间。无论是完善市场机制、激发经济活力;还是强化政府干预、实现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我们都面临大量难题需要解答。此情此景之下，如果凡事都问一问“姓资姓社”，不仅会影响到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和吸收，还会挤压国内政策选择的空间，其结果只能是束缚自己的手脚，阻碍取得应有的进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惨痛教训的，需要时刻保持警醒。

　　节选自《世界经济大变局下的中国风险与对策》

大变局下的中国对策

　　面对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各国以多种方式、多种政策手段参与博弈，以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并由此推动形成世界经济新格局。这就是当前世界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上述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需要科学分析，冷静应对，努力实现趋利避害：

　　(一)明确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坚定发展方向

　　当前美国打压、遏制中国的直接动因，是认为中国崛起会危及美国的全球领导权。对于未来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美国和中国的理解并不一致。美国认为，世界经济秩序就应当以美国为中心，体现美国的利益，维护美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领导地位。而中国的崛起会导致出现“二元中心化”现象，甚至出现中心更迭，因此，美国必须遏制和防范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中国而言，中国拥有浓厚的“家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理想内在地契合了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从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来说， 社会主义首先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手段，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工具。在人际交往方面， 儒家文化强调“和而不同”，折射到国际关系上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决定了即便中国发展起来了、强大起来了，也不会谋求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从现实角度考虑，中国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时间不长，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经验不足、话语权有限，也不具备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现实可能性。中国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反映世界经济现实、以普遍国际共识为基础的，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正像习近平主席所讲的那样，“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可行的发展路径只能是：逐步扩大其他大国的话语权，将由美国主导制定规则转向由主要经济大国协商制订规则。从这个角度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不排斥美国继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围绕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更有化解矛盾和冲突的回旋余地。

　　认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中美之间虽有矛盾，但冲突不是“正面对撞”。双方在避免大规模冲突方面拥有广阔的政策空间，“注定一战”不是中美关系的宿命。其次， 中国应该继续以宽广的胸怀去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经验。我国经济总量已接近美国的2/3，但人均GDP刚刚达到世界银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世界各国平均收入水平。我们要迈向高收入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现实角度看，要完善市场机制， 充分激发我国经济的活力;要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我们仍需要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鉴于美国、日本、欧盟国家在经济理念、经济制度、公共治理方面高度关联，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中美关系， 才能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方面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二)高度重视处理好中美贸易摩擦

　　巨额贸易顺差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因。合作扭转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是防止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第一步。应当从大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 如增加进口、控制出口，推动美国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等， 明显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应当承认， 上述消除贸易失衡的措施会给国内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为此，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对冲措施，如扩大财政赤字规模、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拓展替代性市场等，努力把上述冲击降低到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应妥善处理中美经济领域内的结构性差异。中美在许多结构性问题上存在争执，许多发达国家对此也有同感。这反映了该问题的普遍性。我们应当把上述问题看作磨砺中国发展的“磨刀石”， 在弥合分歧的过程中提升自己， 争取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我们要看到各发达经济体立场的细微差别。在全面遏制战略框架下，美国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政策目标更加深远，手段也更加多样;而欧盟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其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着眼点更多局限在经济层面上。我们应当以欧盟国家为切入点，撬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良性互动进程。我们要加快与欧盟国家的相关谈判， 以改革开放的实际行动(在竞争中性、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透明度等领域不断取得进展)，逐步弥合双方在“结构性问题”上的分歧，并以此带动与美国的谈判取得进展。

　　应当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交流。应进一步拓展智库交流、民间交流等渠道，引导美国正确对待其领导地位相对衰落的客观现实，引导美国兼顾其他大国核心利益，在完善全球治理、联手应对世界经济新挑战的过程中，实现多方利益的共赢。

　　(三)坚持多边主义立场，谨防被美国孤立

　　目前各方力量正在围绕国际经贸规则进行激烈的争夺。发达经济体都是服务业占主导。特别是美国，其科技研发、信息咨询、娱乐传媒、金融服务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更是超过80%。上述国家迫切要求推动新一轮WTO谈判，消除非关税壁垒，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从中国的情况看，服务业占比也已超过50%， 推动服务业贸易发展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本国经济发展拓展国际空间。但WTO成员众多，利益诉求差异大，谈判难以取得进展。在WTO改革陷入僵局之际，一些大型自贸区谈判(如TTP、TTIP、RCEP等)则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孤立主义”倾向加强，“退群退圈”动作不断，试图通过双边谈判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但“一对一”施压的做法也使特朗普政府面临“五个指头摁六个跳蚤”的窘境;而且， “四处冒烟”、“到处树敌”的做法也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可以判断，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做法“走不远”。重回多边主义、充分借助盟友的力量，是美国理性的选择。需要引起关注的是， 在美国退出TPP谈判后，其余各国继续谈判达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虽然美国退出了，但日本等国多次明确表示，欢迎美国随时回来。这样， 如果美国重回多边主义立场，那么，美国就很容易依托CPTPP、TTIP，并诱惑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构建起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在此基础上， 如果美国抬高在WTO改革中的要价， 瘫痪WTO 运作，甚至出于非经济原因裹挟部分国家退出WTO， 就可以达到把中国排斥于主流国际经贸规则之外的目的。那时，中国将面临要么被国际社会孤立、要么重新“入世”的尴尬局面。因此， 我们要密切跟踪WTO改革和主要自贸区谈判进展动向，进一步明确国家立场，以可接受的让步最大限度地团结二十国集团成员， 分化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推动WTO改革谈判取得实质进展，进一步巩固WTO作为国际经贸规则主渠道的地位。

　　(四)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升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

　　各国以科技研发和国家安全为切入点，加大产业政策实施力度的做法，预示了“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构想只是极个别经济强国抢夺国际市场的遮羞布;更提醒我们要重视科技研发在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中的引领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大量文章可做：首先， 可实施升级替代工程。根据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加快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加快重要产品、零部件的国内替代，降低进口依赖。其次， 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充分发挥重大科研项目的指引作用，不断完善创业生态，加强产学研官合作，加快重大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与运用。再次，可充分发掘国际合作潜力，多渠道打破美国封锁。加强与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交流;支持国内科研人员和行业领先企业参加国际技术学会、协会的工作， 代表中国知识界、企业界发声;支持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全球智慧解决当地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最后，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基础建设领域的参与，在输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的过程中，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分摊研发成本。

　　(五)深度经营发展中国家市场

　　应充分发挥“中国模式”的“软实力”。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推动“中国经验”走出去，推动中国产品、技术、管理和服务走出去，助力当地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和社会治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将为反美国经济霸权主义提供重要支撑。

　　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利益多元，难以达成共同行动。面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引诱，发展中国家联盟很容易被分化、瓦解。中国要秉持开放共享的理念，通过相互开放市场、加强投资合作，不断提升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要加强与关键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带动更多国家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六)多层面着力，因势利导弥合分歧与矛盾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迫切需要解决，如气候变暖、环境污染、非法移民、地区冲突、收入分化以及反贫困等。中国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予以解决，并在此过程中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沟通，不断增进相互理解，为解决复杂的利益冲突创造条件。

　　避免陷入自我孤立的陷阱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一些政客希望在经济、科技领域构筑起新的“铁幕”，把中国与世界(主流)隔绝开来以达到封锁中国、遏制中国的目的。但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在普遍认同市场经济原则的背景下，商品、资本、人员乃至信息的流动只会更加频繁，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真正被隔离;在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美国领导地位相对衰落，各大经济体主体意识增强，更决定了美国遏制中国的谋略难以得逞。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和科技体系，拥有积极有为的政府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只要应对得当，在“经济大变局”中必然会成为大的“赢家”。这就是中国应对复杂局面的底气。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中国能否考出好成绩，拿到“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关键在于能否避开自我孤立的陷阱，避免出现为博弈对手提供“神助攻”的现象。

　　自我孤立的前提是错误判断国际形势。当前的贸易战是中国产业崛起引发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外在反应。中国与外部世界冲突的实质和焦点，是经济利益调整问题。对此，我们应当以平常心去看待，以建设性的态度推动问题妥善解决。如果把所有对华不友好的举动都上升到政治高度，把其一概看作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 围堵” 和“ 打压”，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试图“ 和平演变” 的图谋， 就会误判问题的性质， 错误地采取针锋相对的应对策略。这样，由于冲突双方差距难以弥合，发达经济体为了实现“公平”的贸易， 只能“另起炉灶”甩开中国“单干”。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陷于孤立，“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言最终演变为现实。

　　人为夸大国际层面上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间的斗争，还会映射到国内的经济、政治生活上， 显著拉高国内已经存在的“姓资姓社”争论，为改革开放事业附加上额外的政治标准。实践已经证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是行不通的;而要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我们则面临着经验不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严峻挑战。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足30年时间;强化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 以2003年抗击“ 非典” 为标志)，尚不足20年时间。无论是完善市场机制、激发经济活力;还是强化政府干预、实现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我们都面临大量难题需要解答。此情此景之下，如果凡事都问一问“姓资姓社”，不仅会影响到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和吸收，还会挤压国内政策选择的空间，其结果只能是束缚自己的手脚，阻碍取得应有的进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惨痛教训的，需要时刻保持警醒。

　　节选自《世界经济大变局下的中国风险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