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对经济学家们调查发现，对美联储在将开始降息的预测显著增加，而对贸易问题的担忧被广泛认为将会是影响美联储决定的重要因素。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明确表达了对贸易问题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并承诺将密切关注美国经济的局势且采取必要的手段——这一发言被市场解读为美联储可能停止前两年持续的加息步伐，并转为开始降息。在华尔街日报的调查中，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降息就将发生在七月或九月的美联储会议中。

　　显然，贸易问题已经在对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一定的影响，更不用说它一直以来都也是市场动荡的根源。同中国间的贸易摩擦加上上周对墨西哥的贸易威胁已经让这个月成为了目前为止今年市场波动最大的一个月。

　　学术界有人将当前美国的贸易政策与1930年导致大萧条的斯穆特-霍利法案相比。但是当前全球化的程度以及美国对贸易的依赖度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2018年贸易在美国GDP中的占比达到了27%。中国和美国现在该做什么？美国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有自己的反思。

　　中国和美国该做什么：经济学家们的分析和建议

　　在这场贸易冲突中，中国需要面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关税可能会影响中国在美国企业供应链上的位置。不过，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在研究了中美两国的关税清单后认为，美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在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同时，对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关税反而降低了。

　　例如，去年7月加征的第一轮关税导致美国龙虾产业对中国的出口量下降了70%，但加拿大对中国的龙虾出口几乎翻了一倍，这还有赖中国将对加拿大龙虾的关税降低了3%；相似的还有三文鱼，而这次获利的是日本。虽然美国发布了农业补助，但是不是所有受影响的行业都符合要求，譬如因为受到的影响太大而希望申请补助的龙虾行业。

　　因此，彼得森研究所的结论是，中国的关税政策可被看作是在经过了复杂考量之后，均衡了关税水平和产品种类的决策，并将目前的状况与三十年代时，加拿大和英国在面对美国关税时通过形成“帝国特惠制”系统而将美国出口商挤出全球市场的行为相提并论。

　　广泛意识到关税对美国与中国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问题的美国专家，对于如何解决问题有自己的建议。

　　在20世纪末亚洲经济危机时就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早在五年前就提出了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在这种依存模式中，当中国快速发展、甚至寻求转型的时候，自然会引发美国的危机意识；双方更容易陷入对彼此的批评和质疑中。这种状态的形成与双方经济内部存在的问题有关，比如美国的低存款率和中国的高存款率。

　　关税显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合理方式，于是罗奇提出了四个建议。第一，就是比起专注于考虑贸易差值，中美应该尝试建立双边投资协定。除了双边投资本身对彼此经济的贡献之外，投资协定还可以触及双方贸易冲突中非常核心的问题，例如市场准入，以及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虽然罗奇并不赞成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但是认为投资协定可以解除中国市场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技术转让问题的核心——合资企业的形式。中国与145个国家有投资协定，美国则有42个。两国曾经一度几乎达成协定，但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而希望渐渐渺茫。

　　第二，就是比起指责双边贸易，两国应该更专注于解决自己的宏观经济问题——那是造成贸易差值的原因之一。美国应该刺激存款，而中国则正好相反，可以通过建立更完善的社保体系、促进内需的方式尝试降低存款率，这将从根本上降低美中贸易逆差。同时，对国内经济更足的信心会让双方更理智地面对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不会从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的视角看待问题。

　　第三，两国应该在更重要的国际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网络安全问题。这也是很多专家和政治家支持的观点：建立完善的、全球性的互联网安全体系已经迫在眉睫。中美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有了合作的意向，现在也应该更着眼于此类对人类发展进程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四，恢复完善的对话体系。曾经，中美之间有半年一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高层对话机制对建立互相理解至关重要，但即使是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对话的频率已经有所降低；现在更是已经完全消失，看起来双方现在更依赖于最高层——特朗普与习主席之间的直接对话。这种对话的力度之大毋庸置疑，但是对于一段关系的长期发展和维持，还是需要更可持续性的对话机制。

　　这四点建议代表了一些美国经济学家的看法，比如在专注解决国内问题方面，原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中国加入WTO时任职）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就表达了相似的看法：面对所谓的“中国挑战”，美国更应该做的是完善自身的问题，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但是这又涉及到了美国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明白“该如何做”和事情最终的走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我们也不知道。”罗奇在采访中说。“我们的总统在认识到问题困扰着美国的时候，更愿意简直批评别人，而不是真的从内部治愈美国，让它从根本上更强大——但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他说。

　　美国政客的观点：民主党候选者的贸易立场

　　随着美国2020年大选逐渐拉开帷幕，可以预见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将集中受到民主党竞选者的批评。事实上，对于民主党来说，贸易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他们的大本营——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更倾向支持全球化与贸易；但是他们同时与工会领袖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财政联系——这些人则更倾向反对贸易的立场。因此，纠结的民主党就更倾向于攻击特朗普的具体措施，而不是他的贸易政策本身，比如承认中美之间有问题，但是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当前领跑的民主党人们到底态度如何呢？更多的其实还是延续了民主党一贯的反对贸易的立场。

　　在2016年曾是希拉里·克林顿在党内最大对手的桑德斯就公开承认，他对贸易的怀疑态度与特朗普“不相上下”。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对特朗普的批评，他认为特朗普并没有做到有效降低贸易逆差、停止美国工作随着外包而流失，并有效改革北美自贸协定。但是这三样同样也是他关注的重点——只不过他自称会比特朗普做得更好。

　　另外一位较受关注的伊利莎白·沃伦，同样也是目前来说在贸易方面立场比较鲜明、并且明显反对贸易的竞选者。她公开批评跨国公司，批评全球化和自动化阻挠了工资的增长并加剧了不平等，她认为当前的贸易政策只是在帮助大公司，而她更倾向建立对工人和环境有利的贸易政策。

　　目前最炙手可热的前副总统拜登则是相对态度比较温和的：他曾经是北美自贸协定的支持者，也是一个确定的多边主义者。当然他也关注公认的利益，但是与前面的两位相比，他已经是2020年的民主党阵营中最支持贸易的声音。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美贸易的未来何在呢？巴尔舍夫斯基认为，贸易协定会有的，这是从长远角度上比较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还是比较有可能在双方关注的问题（例如合资企业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产生一定的进展。至于现在被广泛讨论的中美经济“脱钩”，经济学家们也广泛认为，这是比较严重的后果。比起特朗普的所谓“交易的艺术”——在谈判中保持强硬，在中美关系这种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双方更应该贯彻的，无疑还是妥协的智慧。

　　作者系走出去智库（CGGT）北美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

　　本周，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对经济学家们调查发现，对美联储在将开始降息的预测显著增加，而对贸易问题的担忧被广泛认为将会是影响美联储决定的重要因素。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明确表达了对贸易问题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并承诺将密切关注美国经济的局势且采取必要的手段——这一发言被市场解读为美联储可能停止前两年持续的加息步伐，并转为开始降息。在华尔街日报的调查中，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降息就将发生在七月或九月的美联储会议中。

　　显然，贸易问题已经在对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一定的影响，更不用说它一直以来都也是市场动荡的根源。同中国间的贸易摩擦加上上周对墨西哥的贸易威胁已经让这个月成为了目前为止今年市场波动最大的一个月。

　　学术界有人将当前美国的贸易政策与1930年导致大萧条的斯穆特-霍利法案相比。但是当前全球化的程度以及美国对贸易的依赖度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2018年贸易在美国GDP中的占比达到了27%。中国和美国现在该做什么？美国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有自己的反思。

　　中国和美国该做什么：经济学家们的分析和建议

　　在这场贸易冲突中，中国需要面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关税可能会影响中国在美国企业供应链上的位置。不过，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在研究了中美两国的关税清单后认为，美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在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同时，对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关税反而降低了。

　　例如，去年7月加征的第一轮关税导致美国龙虾产业对中国的出口量下降了70%，但加拿大对中国的龙虾出口几乎翻了一倍，这还有赖中国将对加拿大龙虾的关税降低了3%；相似的还有三文鱼，而这次获利的是日本。虽然美国发布了农业补助，但是不是所有受影响的行业都符合要求，譬如因为受到的影响太大而希望申请补助的龙虾行业。

　　因此，彼得森研究所的结论是，中国的关税政策可被看作是在经过了复杂考量之后，均衡了关税水平和产品种类的决策，并将目前的状况与三十年代时，加拿大和英国在面对美国关税时通过形成“帝国特惠制”系统而将美国出口商挤出全球市场的行为相提并论。

　　广泛意识到关税对美国与中国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问题的美国专家，对于如何解决问题有自己的建议。

　　在20世纪末亚洲经济危机时就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早在五年前就提出了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在这种依存模式中，当中国快速发展、甚至寻求转型的时候，自然会引发美国的危机意识；双方更容易陷入对彼此的批评和质疑中。这种状态的形成与双方经济内部存在的问题有关，比如美国的低存款率和中国的高存款率。

　　关税显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合理方式，于是罗奇提出了四个建议。第一，就是比起专注于考虑贸易差值，中美应该尝试建立双边投资协定。除了双边投资本身对彼此经济的贡献之外，投资协定还可以触及双方贸易冲突中非常核心的问题，例如市场准入，以及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虽然罗奇并不赞成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但是认为投资协定可以解除中国市场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技术转让问题的核心——合资企业的形式。中国与145个国家有投资协定，美国则有42个。两国曾经一度几乎达成协定，但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而希望渐渐渺茫。

　　第二，就是比起指责双边贸易，两国应该更专注于解决自己的宏观经济问题——那是造成贸易差值的原因之一。美国应该刺激存款，而中国则正好相反，可以通过建立更完善的社保体系、促进内需的方式尝试降低存款率，这将从根本上降低美中贸易逆差。同时，对国内经济更足的信心会让双方更理智地面对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不会从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的视角看待问题。

　　第三，两国应该在更重要的国际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网络安全问题。这也是很多专家和政治家支持的观点：建立完善的、全球性的互联网安全体系已经迫在眉睫。中美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有了合作的意向，现在也应该更着眼于此类对人类发展进程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四，恢复完善的对话体系。曾经，中美之间有半年一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高层对话机制对建立互相理解至关重要，但即使是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对话的频率已经有所降低；现在更是已经完全消失，看起来双方现在更依赖于最高层——特朗普与习主席之间的直接对话。这种对话的力度之大毋庸置疑，但是对于一段关系的长期发展和维持，还是需要更可持续性的对话机制。

　　这四点建议代表了一些美国经济学家的看法，比如在专注解决国内问题方面，原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中国加入WTO时任职）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就表达了相似的看法：面对所谓的“中国挑战”，美国更应该做的是完善自身的问题，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但是这又涉及到了美国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明白“该如何做”和事情最终的走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我们也不知道。”罗奇在采访中说。“我们的总统在认识到问题困扰着美国的时候，更愿意简直批评别人，而不是真的从内部治愈美国，让它从根本上更强大——但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他说。

　　美国政客的观点：民主党候选者的贸易立场

　　随着美国2020年大选逐渐拉开帷幕，可以预见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将集中受到民主党竞选者的批评。事实上，对于民主党来说，贸易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他们的大本营——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更倾向支持全球化与贸易；但是他们同时与工会领袖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财政联系——这些人则更倾向反对贸易的立场。因此，纠结的民主党就更倾向于攻击特朗普的具体措施，而不是他的贸易政策本身，比如承认中美之间有问题，但是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当前领跑的民主党人们到底态度如何呢？更多的其实还是延续了民主党一贯的反对贸易的立场。

　　在2016年曾是希拉里·克林顿在党内最大对手的桑德斯就公开承认，他对贸易的怀疑态度与特朗普“不相上下”。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对特朗普的批评，他认为特朗普并没有做到有效降低贸易逆差、停止美国工作随着外包而流失，并有效改革北美自贸协定。但是这三样同样也是他关注的重点——只不过他自称会比特朗普做得更好。

　　另外一位较受关注的伊利莎白·沃伦，同样也是目前来说在贸易方面立场比较鲜明、并且明显反对贸易的竞选者。她公开批评跨国公司，批评全球化和自动化阻挠了工资的增长并加剧了不平等，她认为当前的贸易政策只是在帮助大公司，而她更倾向建立对工人和环境有利的贸易政策。

　　目前最炙手可热的前副总统拜登则是相对态度比较温和的：他曾经是北美自贸协定的支持者，也是一个确定的多边主义者。当然他也关注公认的利益，但是与前面的两位相比，他已经是2020年的民主党阵营中最支持贸易的声音。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美贸易的未来何在呢？巴尔舍夫斯基认为，贸易协定会有的，这是从长远角度上比较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还是比较有可能在双方关注的问题（例如合资企业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产生一定的进展。至于现在被广泛讨论的中美经济“脱钩”，经济学家们也广泛认为，这是比较严重的后果。比起特朗普的所谓“交易的艺术”——在谈判中保持强硬，在中美关系这种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双方更应该贯彻的，无疑还是妥协的智慧。

　　作者系走出去智库（CGGT）北美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