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之争至今双方已有七次磋商，除了实质性采购美国商品外，中美间离美国想要达成的贸易协议还有多大距离?中国的结构改革和美国有没有关系?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当场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正式拉开了中美贸易之争，至今中美之间已经进行了七次磋商，中国可能的让步主要在采购美国商品和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但是除了实质性的采购美国商品外，中美之间离美国想要达成的贸易协议还有多大距离?美国一直期望的是中国能进行相应的结构改革，中国的结构改革和美国有没有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2日在白宫会见中国副总理刘鹤，与刘鹤并排的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

　　首先，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是巩固传统产业基础上，放开服务业以竞争促发展。

　　美国等国家在向服务业转型的阶段通常伴随制造业贡献的回落，但是从全球总体上说，制造业可能发生两个变化：一是如果没有大的经济体的崛起，制造业的需求实际上是衰退的;二是有大的经济体崛起，制造业可能发生转移。

　　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不管最后谁承担了建设的责任，实际上都可能带来制造业的又一波繁荣。作为推动者，中国对国内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一直在寻求转变，如果一带一路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并且中国承担了主要的投资建设角色，那么可以肯定中国将以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实质仍然是投资拉动的模式，经历一次高增长。

　　但这个设想的难点在于，中国的对外投资大增长，会再次造成金融账户的巨额顺差，这不仅仅要面对双顺差的国际关系压力，由于投资项目金额巨大，一定会有政治介入，中国自身也不得不更多的卷入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从这个意思上讲，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经济版图，它也是中国在国际政治大展拳脚的契机。

　　中国内部发展虽然仍然可以靠基础设施建设，但空间相对有限，不过中国也很难完全舍弃投资拉动的模式，走向去制造业化。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传统领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加强和巩固国有企业的发展，就仍然需要依靠传统经济，一带一路是中国寻找承接传统经济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在向服务业发展转变的过程中，都经历了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因此中国从实质上想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可能就需要接受经济增速回落，这可能需要一系列社会规划的调整;最后，中国面临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选择更加开放服务业，传统领域涉及政府采购的问题，这是中国一直没有加入WTO中单项贸易协定GPA的原因，代表了中国一贯对传统产业保护的态度，但是中国服务业能否真的开放?服务业开放是不是就能够促进它的发展?

　　中美贸易之争至今双方已有七次磋商，除了实质性采购美国商品外，中美间离美国想要达成的贸易协议还有多大距离?中国的结构改革和美国有没有关系?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当场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正式拉开了中美贸易之争，至今中美之间已经进行了七次磋商，中国可能的让步主要在采购美国商品和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但是除了实质性的采购美国商品外，中美之间离美国想要达成的贸易协议还有多大距离?美国一直期望的是中国能进行相应的结构改革，中国的结构改革和美国有没有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2日在白宫会见中国副总理刘鹤，与刘鹤并排的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

　　首先，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是巩固传统产业基础上，放开服务业以竞争促发展。

　　美国等国家在向服务业转型的阶段通常伴随制造业贡献的回落，但是从全球总体上说，制造业可能发生两个变化：一是如果没有大的经济体的崛起，制造业的需求实际上是衰退的;二是有大的经济体崛起，制造业可能发生转移。

　　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不管最后谁承担了建设的责任，实际上都可能带来制造业的又一波繁荣。作为推动者，中国对国内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一直在寻求转变，如果一带一路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并且中国承担了主要的投资建设角色，那么可以肯定中国将以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实质仍然是投资拉动的模式，经历一次高增长。

　　但这个设想的难点在于，中国的对外投资大增长，会再次造成金融账户的巨额顺差，这不仅仅要面对双顺差的国际关系压力，由于投资项目金额巨大，一定会有政治介入，中国自身也不得不更多的卷入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从这个意思上讲，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经济版图，它也是中国在国际政治大展拳脚的契机。

　　中国内部发展虽然仍然可以靠基础设施建设，但空间相对有限，不过中国也很难完全舍弃投资拉动的模式，走向去制造业化。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传统领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加强和巩固国有企业的发展，就仍然需要依靠传统经济，一带一路是中国寻找承接传统经济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在向服务业发展转变的过程中，都经历了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因此中国从实质上想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可能就需要接受经济增速回落，这可能需要一系列社会规划的调整;最后，中国面临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选择更加开放服务业，传统领域涉及政府采购的问题，这是中国一直没有加入WTO中单项贸易协定GPA的原因，代表了中国一贯对传统产业保护的态度，但是中国服务业能否真的开放?服务业开放是不是就能够促进它的发展?

　　其次，中国发展经济的逻辑缺乏市场经济的土壤。

　　中国目前在一定意义上正在经历向服务业的转向，体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但是前面我们讲过服务业占比提升有很大概率是制造业的衰落，是被动意义上的。很明显，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恰好是中国结束高增速的时期，这个时期本来在2008年就可以看到，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较低，并且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只进行了不到十年时间，政府放手推出了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但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有两方面的弊端，第一是首先会选择成熟的投资方向，即走老路，这样不仅不能矫正过去的无效投资，只会短期内迅速抬升杠杆，同时经济本身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化这些杠杆投资，因此这几年先后实施了家电下乡、汽车补贴、三四线房地产去库存，政府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是一手抓生产，一手帮销售。

　　第二是政府需要帮新增杠杆寻找新的融资途径，我们看到中国自金融危机之后，创设了城投债、影子银行、地方专项债等解决融资需求的工具，这些工具的轮替中，政府起的角色则是打开闸门、关闭闸门，由于政府主导，使得这些债务都无法市场化的消解，实质上形成了政府、企业和银行铁锁连船的现状，虽然城投债通过全国排查梳理，形式上明确了地方政府负有偿还义务的债务负担，但其它的债务仍然要么绑定了银行，要么绑定了上市公司，前者形成影子银行的巨大风险，后者演化为股权质压的堰塞湖，银行和资本市场现在都是中国化解金融风险重要战地。中国政府见招拆招，似乎表现出了较西方经济体对经济更好的掌控力，但是要进行比较分析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我们可以从几个层次来看。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经济发展的本质不是一目了然的题目，因为经济整体发展了，可以肯定社会整体的福利是改善了，但这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如果经济在增长，而有一部分人的境况相对变得更差了，分配不公的问题就会凸显。绝对境遇的改善当然不能忽略，但是当经济发展只偏重于效率，这个机制就会缺乏自我纠偏的能力，因为经济状况的改善要么是社会地位改善的产物，要么会带来社会地位的改善，总之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力是提升的。所以通常，注重社会公平的社会往往会常常反思社会效率问题，而注重社会效率的社会则鲜有照顾到社会公平。二是效率与公平不应该做短期取舍，而应当做长期平衡，短期偏重效率可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可能会造成社会阶层固化，长期来说对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是极大的浪费。长期来看，社会发展应当在制度上保证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体现在经济增长上就是牺牲一定程度的高增速，保证长期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长期社会发展的动力。

　　经济发展是不是评价政府权责的唯一标准?甚至是标准?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提出了“发展权”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没有问题，它是国际上国家和国家之间利益平衡与让度的设计。国家内部一样有“发展权”之争，这种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发展权”以及实现“发展权”平衡机制应该放在发展之前，作为规范发展的“好、坏”的标准。

　　如果经济发展是可以由政府掌控的，那么计划经济一定至少是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一。但是我们认为存在两个挑战：首先，计划经济有没有规律?计划经济体现的是“人定胜天”的主观色彩，它的规律表现为主观想象和现实发生冲突造成的社会循环往复的动荡。历史上计划经济存在于少数高度集权的社会，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已经很大程度上市场化了，但是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基础和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仍然有很大的计划色彩，比如我们的五年经济规划，明确经济要实现什么样的增速，国家的所有资源和规则均以此为指挥棒，政策有鲜明的达到目标和矫枉过正的规律。其次，更普遍的意义上，什么是经济学规律?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经济现象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经济学理论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当然一直是在发展的，但是从解释经济现象诞生的学科很难像物理学科一样形成共识，就以国家的宏观杠杆率来说，尽管普遍认为高杠杆意味着资金的低效率，但是也存在像日本这样的宏观杠杆率持续很高的经济体，这种例外为经济政策提供了很强的发挥“主观想象”的空间。因此，经济学的规律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目标。

　　最后，市场机制是服务业的基石，名义上开放服务业难以达到实质上开放。

　　发展服务业需要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石，而市场经济的关键是要承认经济发展有它的固有规律，要改变以经济增长为评判政府的标准，从而改变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担当，转变发展思路，以服务经济参与人为出发，才能营造适合服务业发展的环境。政府提供服务，与经济主体提供服务适用相同的制度基础。

　　当前中美贸易纷争，传统领域中国很难给外资(中国的民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占居主导地位的国企尽管也是市场中的主体，但是很难界定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因而很难排除他们具有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在大量服务业逆差的情况下，仍然期望进一步放开服务业，最主要的是金融领域，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金融领域是所有产业中最市场化的行业，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期望引导外资放弃在传统领域与国有企业的竞争，转向民营经济更为集中的服务业领域。

　　服务业是市场制度发达的产物，商品的属性相对容易界定和识别，纠纷可以依据各国法律和国家间达成的协议进行处理。服务业由于产品本身很难界定，导致对于服务品消费者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服务业的操作流程的规制。

　　举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发达国家对金融服务业的法律约束是非常严格的，包括对从业人员的约束，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对监管人员的约束，对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行为的约束，有一些监管可能与金融业公司所属国国内法律相冲突，本着从严守法的规则，实际上法律完备变成这些国家公司的竞争劣势。再比如医疗行业，现在中国国内的严重医患冲突与医疗事故的界定与救济等相关制度缺失不无关系，医疗行业中还包括临床医学实验的规范，为什么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在中国?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基因编辑研究实力超前，只说明中国医疗行业严重缺乏基本操守，成为不规范操作可乘之机，制度漏洞就是服务业中最大的不公平竞争根源。最为严重的是，当发生纠纷后寻求的法律服务本身，法律服务的障碍不仅仅是法律体系的不同，还有法律从业人员的操守巨大差距，中国的法律服务除律师外，也是政府提供的服务内容，怎么样保证服务的独立性、可监督追责性是重大挑战。

　　由于缺乏对经济发展的本质、目标的共识，中国很难建立起发展服务行业需要的市场机制，因此我们虽然承诺更为开放的服务业市场，却可能很难达到服务业的深度开放，一些一次性采购的服务品可能会增加，但这也要求中国政府在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信守承诺。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认为中美的贸易摩擦将是一场长期的持久战，当下一方面美国可能也越来越意识到贸易逆差虽然与中国的结构调整息息相关，但结构调整又决定于中国是否真正加强和维护市场机制与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思路，迫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经济甚至全球经济正在产生负面影响，仍然可能会先达成一个框架;另一方面，美国也明白如果看不到中国市场机制的建立，理清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协议对改善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境况可能作用甚微。而企业层面的摩擦又很难时常上升到国家层面，因此这场中美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在未来很长时间时时牵动市场的心。

　　作者系太平洋集团资产管理部高级宏观分析师;原题《中国结构调整是不是美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