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美国政府在纽约布鲁克林正式对华为、关联公司华为美国和天通、以及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13项刑事指控，指控其违反伊朗制裁而进行金融欺诈行为。这为向加拿大请求引渡孟晚舟预示了道路。孟晚舟目前正在加拿大保释，等待引渡聆讯。同时，在华盛顿西区法院提出的另外一份10项指控中，美国指控华为从T-Mobile窃取商业机密。这些指控读起来像犯罪小说。如果被指控的细节被证明是真实的，这可能成为华为崛起为中国“国家冠军”的长期传奇中的一个转折点。

　　据报道，华为目前已经组织了阵容庞大的律师团队，包括我曾经为合伙人的盛德律师事务所主管政府诉讼和调查实践部门的合伙人、美国前副检察长吉姆•科尔，我相信华为明白这是目前对付指控最有效的途径。但对于为“民族工业”摇旗呐喊的海内外华人来说，这一事件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此时是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冠军”叙事的时候吗?

　　自从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再加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以安全为由“打压”华为，已经在中国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义愤填膺，力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和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1月底宣布的起诉是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4月开始对华为进行刑事调查后的一个初步结果。在那之前，美国的许多高科技人士和评论员在缺乏实证的情况下，仍然就美国这些年来对华为的质疑为华为辩护。未来的情况可能会改变。

　　当然，正如美国司法部强调的，起诉书中的指控只是指控。在美国，除非在法庭上以排除合理性怀疑的标准证明有罪，对被告的预设是无罪。但公开的法庭文件细节试图描绘出华为“掠夺性”的“狼性”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不仅在风险与回报之间的分析评估和内部控制方面很薄弱，而且在不考虑法律合规性或商业诚信的情况下，对侵略性竞争行为和商业盗用行为进行奖励。华为和孟晚舟均发表声明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根据《财新网》报道，中国国务院工信部指责美国对华为的起诉“既不公平，也不道德”。在官媒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群众预计将团结在华为背后。到目前为止，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对于起诉的细节并没有广泛的讨论。在中国公众眼中，华为是美国试图争夺5G霸主地位过程中“遏制”中国的受害者。

　　然而，围绕华为的“国家冠军”论调，长期以来都是基于一个内在的悖论：华为长期坚持认为，它是一家民营企业，而不是中国政府的“白手套”或“长臂”，然而中国官方对华为和孟晚舟毫无保留的辩护，在西方人的眼里看来，似乎印证了国家与华为之间的关系非等寻常。

　　美国商务部长韦伯•罗斯在起诉声明记者会中强调，起诉书纯粹是执法事项，应与正在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分开处理。尽管如此，对华为盗窃知识产权和在全球市场获得“不公平”优势的指控，无疑使人联想起关于中国整体贸易行为的激烈争论。有鉴于此，对华为持续毫无底线的辩护策略可能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既加强了美国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叙事，也加强了美国方面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在阅读起诉书的媒体公告时，作为读者，我们应该避免过度诠释。然而，这两个起诉案无疑在西方激起了巨大兴趣，特别是在具体指控细节方面。

　　据纽约东区检察官称，为了继续与银行和官员合作，规避美国的制裁，华为歪曲了与伊朗一家关联公司的关系，孟晚舟亲自现身在纽约以PPT文稿进行演示，担保天通不是与华为的关联公司。法庭文件包括了从孟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携带的“电子设备”中提取的会议“谈话要点”的英文翻译。根据法庭文件，这个文件似乎已被删除。

　　根据在华盛顿州提出的起诉书，华为从2012年开始通过中国总部和美国分公司的协作，窃取一个名为Tappy的美国手机运营商T-Mobile手机测试机器人的信息。Tappy对T-Mobile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商业秘密，因为它增强了品牌对客户的整体价值。为了建立自己的机器人，华为工程师被指控违反与T-Mobile的保密和保密协议，通过秘密拍摄Tappy的照片、测量机器人的部件、甚至有一次窃取机器人的一只手臂，以便华为在中国的工程师可以尝试复制。

　　在T-Mobile发现并中断了这些活动，然后威胁要起诉之后，起诉书指控华为制作了一份虚假的内部调查报告，声称窃取是公司内无赖员工的违规行为。换言之，据称华为选择“撇清”两名员工，以避免牵连美国和中国的其他华为共谋同事和华为企业实体。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罗列了一系列邮件清单，在美国看来，中国和美国两家华为公司的许多工程师和雇员集体努力密谋从T-Mobile窃取秘密。起诉书甚至还声称，在调查的过程中，联邦调查局发现华为的内部电子邮件显示，华为2013年7月在内部宣布，将根据员工从全球其他公司获得的信息价值、并通过加密电子邮件提供给华为，分别给予奖金奖励。

　　这些刑事指控起源于T-Mobile对华为提起的民事诉讼。2017年5月，美国陪审团裁定华为赔偿T-Mobile 480万美元，但是陪审团说，华为的挪用行为并非“蓄意和恶意”，也没有就商业秘密索赔做出任何赔偿。这不是华为第一次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摩托罗拉和思科都因类似的侵权行为对华为提起诉讼。2003年华为承认其一小部分路由器软件是从思科复制，但表示正在从全球路由器中删除被指控侵权的软件。随后，以华为修改其产品系列的承诺作为交换，思科撤回了对华为的专利侵权诉讼。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1月28日在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华为及孟晚舟等被告的同时，联邦调查局(FBI)在加州圣地亚哥突袭搜查了华为实验室，调查华为是否意图盗窃美国初创企业Akhan拥有的钻石玻璃技术。目前这项调查还在进行之中。

　　美国官员和参众议员曾一再表示担心华为的技术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用于间谍活动的“后门”，华为强烈否认这一说法。1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一群记者说：“公司从未被要求提供客户信息……我爱我的国家，我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我决不会做任何伤害其他国家的事情。”

　　美国对华为的起诉正值一个敏感的时刻，宣布期间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准备抵达华盛顿继续艰难的谈判。考虑到其贸易谈判策略，这些指控可能会使中国政府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中国政府有心保护“国家冠军”不泄露有关其技术野心的敏感信息，因此不愿意“撇清”华为或孟晚舟来保护贸易谈判;另一方面，无论是否有道理，任何中方竭尽全力保护华为的行为，将有可能增强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和华为利益相关的印象。

　　中美贸易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未来。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认为，这项计划对现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构成了根本威胁，因为中国可能会行使各种“不正当”影响，包括强制知识产权转让，以“不公平”的方式支持本土企业。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很快中国政府可能会被迫在支持“国家冠军”和实现更大的国家目标之间做出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可能不愿意对一家特定私营公司的商业行为给予无限制的支持，即使这个公司目前对中国的5G雄心有所帮助。纯粹商业的逻辑和拳击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会有一个新的冠军。

　　华为崛起为中国“国家冠军”的故事令人暖心振奋，但同时也带来了“交叉感染”的风险。同时，未来中国社会鼓励的“冠军”模式，应该是一种重视以功绩取胜、以荣誉胜出的模式，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取胜的模式。

　　华为事件对于其他中国高科技公司走出去有何启示?在中国，虽然华为本身避免这么做，但长久以来即使是民营企业也喜欢夸口自己和政府、特别是领导的关系密切。这些原来值得炫耀的“优势”，可能在国际上被添加更多复杂的色彩。

　　如果国家将所有的力量抛在华为背后，实质上是在为华为的诚信背书。让民族国家和一个自称的私营企业组成一个“两人三足”团队，对政府和企业来说，可能比我们所认识到的风险要大得多。华为最好的法律策略(同时对中国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利益也最好)，难道不是让一个强大的辩护团队在法庭上大力澄清公司的清白，同时改善企业的内部风险和其他的管控，而不依赖政府的“保护”吗?

　　1月28日，美国政府在纽约布鲁克林正式对华为、关联公司华为美国和天通、以及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13项刑事指控，指控其违反伊朗制裁而进行金融欺诈行为。这为向加拿大请求引渡孟晚舟预示了道路。孟晚舟目前正在加拿大保释，等待引渡聆讯。同时，在华盛顿西区法院提出的另外一份10项指控中，美国指控华为从T-Mobile窃取商业机密。这些指控读起来像犯罪小说。如果被指控的细节被证明是真实的，这可能成为华为崛起为中国“国家冠军”的长期传奇中的一个转折点。

　　据报道，华为目前已经组织了阵容庞大的律师团队，包括我曾经为合伙人的盛德律师事务所主管政府诉讼和调查实践部门的合伙人、美国前副检察长吉姆•科尔，我相信华为明白这是目前对付指控最有效的途径。但对于为“民族工业”摇旗呐喊的海内外华人来说，这一事件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此时是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冠军”叙事的时候吗?

　　自从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再加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以安全为由“打压”华为，已经在中国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义愤填膺，力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和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1月底宣布的起诉是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4月开始对华为进行刑事调查后的一个初步结果。在那之前，美国的许多高科技人士和评论员在缺乏实证的情况下，仍然就美国这些年来对华为的质疑为华为辩护。未来的情况可能会改变。

　　当然，正如美国司法部强调的，起诉书中的指控只是指控。在美国，除非在法庭上以排除合理性怀疑的标准证明有罪，对被告的预设是无罪。但公开的法庭文件细节试图描绘出华为“掠夺性”的“狼性”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不仅在风险与回报之间的分析评估和内部控制方面很薄弱，而且在不考虑法律合规性或商业诚信的情况下，对侵略性竞争行为和商业盗用行为进行奖励。华为和孟晚舟均发表声明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根据《财新网》报道，中国国务院工信部指责美国对华为的起诉“既不公平，也不道德”。在官媒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群众预计将团结在华为背后。到目前为止，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对于起诉的细节并没有广泛的讨论。在中国公众眼中，华为是美国试图争夺5G霸主地位过程中“遏制”中国的受害者。

　　然而，围绕华为的“国家冠军”论调，长期以来都是基于一个内在的悖论：华为长期坚持认为，它是一家民营企业，而不是中国政府的“白手套”或“长臂”，然而中国官方对华为和孟晚舟毫无保留的辩护，在西方人的眼里看来，似乎印证了国家与华为之间的关系非等寻常。

　　美国商务部长韦伯•罗斯在起诉声明记者会中强调，起诉书纯粹是执法事项，应与正在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分开处理。尽管如此，对华为盗窃知识产权和在全球市场获得“不公平”优势的指控，无疑使人联想起关于中国整体贸易行为的激烈争论。有鉴于此，对华为持续毫无底线的辩护策略可能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既加强了美国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叙事，也加强了美国方面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在阅读起诉书的媒体公告时，作为读者，我们应该避免过度诠释。然而，这两个起诉案无疑在西方激起了巨大兴趣，特别是在具体指控细节方面。

　　据纽约东区检察官称，为了继续与银行和官员合作，规避美国的制裁，华为歪曲了与伊朗一家关联公司的关系，孟晚舟亲自现身在纽约以PPT文稿进行演示，担保天通不是与华为的关联公司。法庭文件包括了从孟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携带的“电子设备”中提取的会议“谈话要点”的英文翻译。根据法庭文件，这个文件似乎已被删除。

　　根据在华盛顿州提出的起诉书，华为从2012年开始通过中国总部和美国分公司的协作，窃取一个名为Tappy的美国手机运营商T-Mobile手机测试机器人的信息。Tappy对T-Mobile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商业秘密，因为它增强了品牌对客户的整体价值。为了建立自己的机器人，华为工程师被指控违反与T-Mobile的保密和保密协议，通过秘密拍摄Tappy的照片、测量机器人的部件、甚至有一次窃取机器人的一只手臂，以便华为在中国的工程师可以尝试复制。

　　在T-Mobile发现并中断了这些活动，然后威胁要起诉之后，起诉书指控华为制作了一份虚假的内部调查报告，声称窃取是公司内无赖员工的违规行为。换言之，据称华为选择“撇清”两名员工，以避免牵连美国和中国的其他华为共谋同事和华为企业实体。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罗列了一系列邮件清单，在美国看来，中国和美国两家华为公司的许多工程师和雇员集体努力密谋从T-Mobile窃取秘密。起诉书甚至还声称，在调查的过程中，联邦调查局发现华为的内部电子邮件显示，华为2013年7月在内部宣布，将根据员工从全球其他公司获得的信息价值、并通过加密电子邮件提供给华为，分别给予奖金奖励。

　　这些刑事指控起源于T-Mobile对华为提起的民事诉讼。2017年5月，美国陪审团裁定华为赔偿T-Mobile 480万美元，但是陪审团说，华为的挪用行为并非“蓄意和恶意”，也没有就商业秘密索赔做出任何赔偿。这不是华为第一次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摩托罗拉和思科都因类似的侵权行为对华为提起诉讼。2003年华为承认其一小部分路由器软件是从思科复制，但表示正在从全球路由器中删除被指控侵权的软件。随后，以华为修改其产品系列的承诺作为交换，思科撤回了对华为的专利侵权诉讼。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1月28日在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华为及孟晚舟等被告的同时，联邦调查局(FBI)在加州圣地亚哥突袭搜查了华为实验室，调查华为是否意图盗窃美国初创企业Akhan拥有的钻石玻璃技术。目前这项调查还在进行之中。

　　美国官员和参众议员曾一再表示担心华为的技术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用于间谍活动的“后门”，华为强烈否认这一说法。1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一群记者说：“公司从未被要求提供客户信息……我爱我的国家，我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我决不会做任何伤害其他国家的事情。”

　　美国对华为的起诉正值一个敏感的时刻，宣布期间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准备抵达华盛顿继续艰难的谈判。考虑到其贸易谈判策略，这些指控可能会使中国政府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中国政府有心保护“国家冠军”不泄露有关其技术野心的敏感信息，因此不愿意“撇清”华为或孟晚舟来保护贸易谈判;另一方面，无论是否有道理，任何中方竭尽全力保护华为的行为，将有可能增强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和华为利益相关的印象。

　　中美贸易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未来。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认为，这项计划对现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构成了根本威胁，因为中国可能会行使各种“不正当”影响，包括强制知识产权转让，以“不公平”的方式支持本土企业。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很快中国政府可能会被迫在支持“国家冠军”和实现更大的国家目标之间做出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可能不愿意对一家特定私营公司的商业行为给予无限制的支持，即使这个公司目前对中国的5G雄心有所帮助。纯粹商业的逻辑和拳击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会有一个新的冠军。

　　华为崛起为中国“国家冠军”的故事令人暖心振奋，但同时也带来了“交叉感染”的风险。同时，未来中国社会鼓励的“冠军”模式，应该是一种重视以功绩取胜、以荣誉胜出的模式，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取胜的模式。

　　华为事件对于其他中国高科技公司走出去有何启示?在中国，虽然华为本身避免这么做，但长久以来即使是民营企业也喜欢夸口自己和政府、特别是领导的关系密切。这些原来值得炫耀的“优势”，可能在国际上被添加更多复杂的色彩。

　　如果国家将所有的力量抛在华为背后，实质上是在为华为的诚信背书。让民族国家和一个自称的私营企业组成一个“两人三足”团队，对政府和企业来说，可能比我们所认识到的风险要大得多。华为最好的法律策略(同时对中国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利益也最好)，难道不是让一个强大的辩护团队在法庭上大力澄清公司的清白，同时改善企业的内部风险和其他的管控，而不依赖政府的“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