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并且面临不断加大的下行风险。为此，一些国际机构纷纷下调此前对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速为3.7%，比该组织4月预测数据下调了0.2个百分点;2019年1月，世界银行对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也较2018年6月的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复苏既面临基础薄弱，又面临各种已知和未知的政策风险，各种风险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织，预示着2019年的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具体来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全球保护主义的政策与行动。全球保护主义措施不仅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艰难复苏的主要掣肘因素之一，而且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大。当前，很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的保护主义倾向浓重，一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阴云不散，一些重要的国际和区域经贸谈判进展不及预期，世界各国面临的逆全球化挑战更加严峻。尽管一些国家仍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但仍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国际经贸环境的根本性好转，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新动力的塑造仍需时日。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

　　二是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累积。201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了股市、汇市和债市动荡，2019年一些风险继续累积，动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首先，一些国家的经济下行会给股市上涨带来压力，尤其是美国股票指数经过多年的持续上涨目前已处于历史高位。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及美联储等机构均预测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出现下滑，美国股市出现波动加大或发生逆转将是大概率事件。一旦美国股市动荡加剧，还会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较大的溢出效应。其次，美联储加息缩表将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基本面脆弱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甚至引发货币危机。一些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将因此上升，并影响金融资产估值，进而加大金融市场的动荡。

　　三是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当前，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财政政策空间进一步受到侵蚀。2018年10月IMF估计数据显示，2018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为102.8%，其中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06.1%和238.2%。美国联邦政府频发关门危机与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不无联系。2018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达到50.4%，其中部分国家债务水平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上升，例如苏丹和莫桑比克分别达167.5%和112.9%，巴西为88.4%，巴基斯坦为72.5%。低收入国家正把越来越多的政府收入用于支付利息。与此同时，各国居民和企业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国际清算银行估算，2018年第二季度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为233.7%，其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分别为265.8%和182.9%。

　　四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分化特征日益显著。这一方面表现在各国经济增长出现分化，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各国的政策取向和利益分化。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重塑期，各国的博弈将进一步加剧，政策协调的难度日益加大。发达经济体谋求主导建立新的国际规则或制度体系，但鉴于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不断加深的国际相互依赖，难以行之有效地通过传统“遏制”手段限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此过程中，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一些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正常运行受到干扰，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难以在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五是主要大国的地缘政治风险管控能力。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和风险管控是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重要变量。很多国家处于地缘政治热点地区或者是热点地区周边国家，地区政治格局的走向将对其经济发展产生联动效应。西亚北非、朝鲜半岛、拉美、东欧等区域的地缘政治问题存在激化的可能性。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和控制，将严重影响相关区域和全球经济环境以及能源资源类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并掣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鉴于以上因素可以初步判断，2019年全球经济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增速较2018年出现下降的可能性较大。并且，全球主要大国在国际经济与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关系将日益凸显，各国围绕WTO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博弈将更加激烈。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并且面临不断加大的下行风险。为此，一些国际机构纷纷下调此前对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速为3.7%，比该组织4月预测数据下调了0.2个百分点;2019年1月，世界银行对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也较2018年6月的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复苏既面临基础薄弱，又面临各种已知和未知的政策风险，各种风险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织，预示着2019年的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具体来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全球保护主义的政策与行动。全球保护主义措施不仅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艰难复苏的主要掣肘因素之一，而且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大。当前，很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的保护主义倾向浓重，一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阴云不散，一些重要的国际和区域经贸谈判进展不及预期，世界各国面临的逆全球化挑战更加严峻。尽管一些国家仍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但仍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国际经贸环境的根本性好转，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新动力的塑造仍需时日。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

　　二是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累积。201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了股市、汇市和债市动荡，2019年一些风险继续累积，动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首先，一些国家的经济下行会给股市上涨带来压力，尤其是美国股票指数经过多年的持续上涨目前已处于历史高位。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及美联储等机构均预测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出现下滑，美国股市出现波动加大或发生逆转将是大概率事件。一旦美国股市动荡加剧，还会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较大的溢出效应。其次，美联储加息缩表将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基本面脆弱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甚至引发货币危机。一些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将因此上升，并影响金融资产估值，进而加大金融市场的动荡。

　　三是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当前，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财政政策空间进一步受到侵蚀。2018年10月IMF估计数据显示，2018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为102.8%，其中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06.1%和238.2%。美国联邦政府频发关门危机与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不无联系。2018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达到50.4%，其中部分国家债务水平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上升，例如苏丹和莫桑比克分别达167.5%和112.9%，巴西为88.4%，巴基斯坦为72.5%。低收入国家正把越来越多的政府收入用于支付利息。与此同时，各国居民和企业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国际清算银行估算，2018年第二季度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为233.7%，其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分别为265.8%和182.9%。

　　四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分化特征日益显著。这一方面表现在各国经济增长出现分化，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各国的政策取向和利益分化。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重塑期，各国的博弈将进一步加剧，政策协调的难度日益加大。发达经济体谋求主导建立新的国际规则或制度体系，但鉴于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不断加深的国际相互依赖，难以行之有效地通过传统“遏制”手段限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此过程中，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一些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正常运行受到干扰，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难以在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五是主要大国的地缘政治风险管控能力。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和风险管控是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重要变量。很多国家处于地缘政治热点地区或者是热点地区周边国家，地区政治格局的走向将对其经济发展产生联动效应。西亚北非、朝鲜半岛、拉美、东欧等区域的地缘政治问题存在激化的可能性。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和控制，将严重影响相关区域和全球经济环境以及能源资源类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并掣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鉴于以上因素可以初步判断，2019年全球经济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增速较2018年出现下降的可能性较大。并且，全球主要大国在国际经济与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关系将日益凸显，各国围绕WTO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博弈将更加激烈。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